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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三朝帝师,王沪宁到底有何法宝?/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载体
發佈時間: 11/20/2017 7:39:06 PM 被閲覽數: 16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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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载体


   谢选骏:为何中国是腐败的渊薮——汉字是历史、文明、腐败的载体
   
   (一)
   


   网文《如何看待中国是唯一的历史没有间断的国家?》说: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专属的语言和文字,比如元朝和清朝。而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史书中称之为夷狄,如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国人,为何会称之为夷狄呢。而且在有些朝代甚至是摧毁了中华文化,这又如何去看待呢。首先承认一点,并没有歧视少数民族的想法,我的女友也是少数民族。另外,也坚持认为中国历史是一脉相承。
   
   谢选骏指出:上述看法的依据是,中国有连续的历史记载。例如《尚书》《史记》、《二十四史》等等。而且这些文献都是用大致相同的汉字记载下来的。
   
   可以说,汉字是中国历史的载体。
   
   (二)
   
   《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何只有中国的文明未发生断裂?》(2016年5月16日人民网-文史频道)认为: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本文摘自《大国复兴》,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出版社授权发布)
   
   尽管有许多证据可以解释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比其他古代文明更为长寿。很少有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更别说试图解答。
   
   生态因素
   
   我们的分析将从最直接的要素入手,由具体到抽象。有研究指出,特定的地理环境促成了中华文明的扩张和绵延,其生态因素包括三个特征:
   
   首先,广阔的水网分布不仅成为了天然的交通运输网络,更将拥有同样文化却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人们联系起来。
   
   其次,广袤的土地为承载大量人口的农耕经济提供了保障,促使越来越多的族群和人们加入了中华文明。
   
   最后,古代中国人的聚居区(中国北部地区)气候比较寒冷,所以这里的人们比同时期处于较温暖地区的人们,如古埃及人、印度人和巴比伦人,需更勤奋工作。为了抵御寒冬,中国人需要搭建屋舍、准备衣物和柴火。中华文明即是源起于较寒冷的北方(黄河流域),之后逐渐迁徙扩展至较温暖的南方,从长江流域到珠江两岸。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起始于温暖的南方(希腊和罗马),并逐渐向北面扩展,先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到西欧(荷兰、比利时、法国、英格兰、德国等),最终到达俄国。
   
   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
   
   一系列的文化、宗教和制度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中华文明能扩展并影响其他远离黄河流域的族群。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古代中国人有一种与“天”紧密联系的世俗宗教。尽管现代中文里的“天”在英语中翻译成“Heaven(天堂)”,但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天”是高高在上的,是仁慈与先知的化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宇宙中的秩序,包括统治人类社会。虽然“天”被具化为一个神,受到人们朝拜,被称作上帝(或上天),但它却不是唯一的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被灌输了一种非排外的世界观(正如天堂并不排斥任何人),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 所以,认为“天”并不限于某一族群,这与《圣经?旧约》中基督上帝仅限于犹太人不同(直到耶稣之后,基督教才被允许流传至异教徒)。而恰恰这种特性使得非汉族地区的族群融入中华文明成为可能。鉴于此,加之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的制度化的教会组织的存在,使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这或许也是中华文明从未间断的原因之一。
   
   在之后的中文用语中,“上帝”的“帝”一词被频繁使用,但并非特指某一位神,而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他因受天命而享有管辖天下的权力。正如“天”代表了一种非排他的、跨族群的秩序一样,受天命的中国统治者(“帝”或皇帝)则不仅是汉族的领导者,也是全中国所有族群的管辖者(狄百瑞)。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不断扩张的因素则是皇室的统治方法,通过文化吸收以及示范效应等方法,而不是通过征服和压迫。政治上,自周朝(前1046—前256)开始,中国统治者设立了一套分封制度来管理游牧族群。与西方不同,罗马帝国征服欧洲后,用罗马文化取代了希腊文明,而在中国的王朝更替中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化断层。此外,由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很容易使外来入侵者融入其中并在征服胜利后被“汉化”。历史上,中原曾两次遭到少数民族入侵,一次是忽必烈带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1206—1368),另一次是满洲人建立了清朝(1616—1911)。虽然他们逐鹿中原,取得地位,却最终被“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从未被蒙古或满洲文明所取代。
   
   正因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才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更容易包容并接受中原文化。事实上,满洲人毫无后顾之忧地接受了汉族文化。假设来说,这就好比罗马人吸收了希腊、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包容了哈拉帕(印度)文化,而不是在征服后就以自身文明取代这些文明。
   
   同样地,在中原王朝的更替中,后者往往继承前者的制度结构和统治文化而非推翻后重新建立。在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公元220)最早的两个王朝时期,周朝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 另外,还包括度量衡。自汉代以来的政府结构,以及从周朝开始的书写体系(包括象形文字)历经王朝兴衰沿用至今。虽然儒学于公元前136年被定为“国教”(见第二章),但一些周朝的地方文化,也能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静静地流传下来。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断,关键是了解其是一个不断累积而非相互取代的过程。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以大地农民的眼光观看百川汇流融入大海的情景。
   
   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从未间断,关键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使我们更加期待21世纪中国复兴后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是何等景象(详见第八章)。
   
   为什么古代欧洲没能形成大一统的国家?
   
   另一个导致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因素与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的先后顺序有关,这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截然不同。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的封建(分封)制度先于帝国专制统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封建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后者在1949年后的中国被视为落后、专制甚至是反动的同义词,被认为是旧中国的代名词。为了更好理解这里提出的观点,我们必须先解释什么是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时期相比,周朝出现的中国封建体系权力更为集中。共主(周天子)是这一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由他将土地分封给各个诸侯。诸侯理论上拥有自己封地上的所有东西,包括人(称为“子民”),这些子民事实上是各诸侯的农奴。这些世袭的封地最早是赏赐给不同部族的首领的,感谢他们在推翻商朝(约前1600—前1046)时拥护周氏的部族。由于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极其残忍无情,于是“天”便授意将王权传给周氏以建立周朝。分封制度后来被周天子们用来统治自己的诸侯,一直延续了867年,而周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
   
   至周朝末期,一些封地开始变为独立的国家并彼此交战,由此开始了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其中,七个封地演变为当时主要的国家,直到其中之一征服了六国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专制王朝——秦。由于秦朝曾在英语中直译为“Chin”,故中国的英语拼写China也由此而来。 由秦国建立并在汉朝得到完善的行政制度一直沿用至1911年,它不仅造就了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长久,也将中华文明传承至今。
   
   如果以罗马帝国(前27—公元395)做类比则能更好地理解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横跨亚欧大陆的罗马帝国不是崛起于封建主义之前,而是崛起于统一各个领主的封地之后(封建体制),那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它的命运也许会如同结束了中国封建体制的秦国一样,使得欧洲以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延续至今,就像中国自2300多年前秦国大一统之后一直保持着完整的帝国形态。如此,罗马文明也很有可能至今依然存活。
   
   第二,帝国建立和文化统一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同。在中国,文化统一以“儒化”(见下一章)或国家独尊儒术的形式出现,使之成为所有人的行为准则,而这几乎与帝国建立同步进行。在西方,与儒家文化具有相当地位的则可能是基督教文化,而它的影响仅在罗马帝国衰落、天主教会的势力壮大后才传播开来。在比较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时,我提到其“也许”与儒家文化地位相当,因为对于教廷能否作为整个欧洲文化统一的推手这个问题尚存争议。由于对基督教的真正教义有不同解释,教廷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加之连年的宗教战争,使得教会在促进欧洲文化统一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不过,基督教距离这一目标已经十分接近。在此以基督教为例只是希望说明儒家思想统一下的中国文化,乃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科举制度被历朝历代所袭用,中国的政治结构一再得到巩固,也避免了中华文明因发生突变而被阻断。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可以说是鼠目寸光,毫无穿透能力,因为它竟说“尽管有许多证据可以解释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比其他古代文明更为长寿。很少有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更别说试图解答。”——因为一个至为显著的原因就是:“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其他的要素(例如生态、土地,甚至种族)都可以更换主人,唯有汉字无法替换。因为一旦替换,中国就不复存在了。只要不加替换,汉字族就变成了汉族,外国历史(蒙古、满洲)也就变成了中国历史。
   
   (三)
   
   网文《哪些因素使得中华文明没有间断?》说:
   
   第一,是汉字。
   
   中国近代贫弱的时候,曾经有人主张彻底废除汉字,因为觉得汉字系统太落后,不适应现代社会。这种说法也有一点儿合理性,因为汉字的确是非常古老的系统。甲骨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说明其出现时间非常早,所以,汉字系统从古人记录的最原始手段演化而来,既绘画。从这个角度讲,它不但比什么英文、阿拉伯文落后,甚至比楔形文字还落后,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个梯队的,岂止是古老,简直是古老。外国人觉得汉字难写、汉语难学,因为汉字不是音节文字,这与大多数现代文字系统大相径庭。以英文举例,只要会某一个单词的读音,再掌握26个字母和一定的规律,拼写出文字并非很难。但汉字系统就没这么智能。虽然汉字有绘画的元素存在,所以按理说,可以根据文字分析出意思,但这种分析首先就要特别熟悉汉语,何况,随着年代的推移,这种绘画元素越来越抽象和淡薄。给一个不认识汉字的外国人看甲骨文的“月”字,他基本能明白这是月亮,因为就是画了一个月亮嘛,但看现代汉字的“月”,就比较难了。看甲骨文的“水”,他基本能明白这个字和“水”或者“流动”有关,但是看现代汉字的“水”,他要能明白那绝对是蒙的。给他“一”,他能写出“二”、“三”,那再问他“四”呢?他保证划四个横杠,你再问他“一万呢?”他就该打你了。何况,还有很多字的意思根本不可能靠绘画表达,比如“尴尬”,这两个字,鬼能猜出来它是“尴尬”的意思吗?或者知道“尴尬”怎么念,能写出这两个字吗?绝对不可能。这不是很尴尬吗?但是英语,如果知道“尴尬”的读音,写出“awkward”则还是有可能的,即便拼错了,在文章中,配合上下语境,读者也很容易猜出来。所以,现代文字系统,基本是“以读音提领文字”,而汉字系统,由于太古老,变化太多、简化太多,使得“以形象勾勒意思”这层本来的优点就已经基本泯灭了,同时, “以读音提领文字”的特性又非常弱——同样一个“日”字,下头一个横念“旦”,左边一个横念“旧”,中间竖着一个横念“田”,两头插出去念“申”,横着一个横念“目”,上下各一个横念“亘”,压扁了念“曰”,就是不念“日”,气死你。另外,英文的26个字母,是单向顺序排列的,而由于 “象形性”,汉字的笔画虽不多,却是上下左右无序排列的,如果说英文是二维的,那汉字简直就是三维立体的。比如“甲申由”之类的,“木林森”、“人从众”、“火炎焱”之类的……总之就是玩死你。那么,汉字到底是靠什么和汉语向匹配的呢?话不能说绝,但是基本上——靠死记硬背。所以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应该给自己鼓掌,因为我们的确是学会了世界上最不智能的一种文字,不容易啊!




能做三朝帝师,王沪宁到底有何法宝?



2017年11月18日
    
    来源:美国之音
    
    
    
    被外界广泛视为习近平首席智囊的王沪宁,以笔杆子身份在中共十九大跃升政治局常委,坐上中共最高权力第五把交椅,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王沪宁曾经辅佐习近平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并分别为他们包装推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在十九大上,将习近平地位提升到毛泽东高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据信也来自王沪宁。一个从未担任过省部级职务的书生,何以能够进入常委,攀上中共权力的最高峰?王沪宁的思想和主张,为何得到历届中共最高层的赏识?他主张的“威权主义”,对中国是祸还是福?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王沪宁前学生和同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纽约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表示,谨小慎微、唯命是从,善于察言观色、揣度上意,是王沪宁做人的准则。上海人有多种。王沪宁是某一类上海人的代表人物和典型。王沪宁虽出自江派,但并不执着于派系,唯一的标准,是对上司的顺从。故而,三朝不倒。另外,王沪宁有一定的文才,也有一定的思辨,能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并会用把控得到位的语言,为当权者精心包装。加之,他谨言慎行,行事低调,不轻狂,不张狂,只是出主意,并不拿主意,以免犯忌。故而深合上意,深得上司欢心。
    
    陈破空说,毛泽东曾称赞陈伯达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江泽民曾称赞王沪宁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但愿王沪宁的结局不会像陈伯达那么糟。鉴于王沪宁谨慎和奉迎的性格,将来,如果习近平有意政改,他不会反对,而会谨慎地支持;如果习近平无意政改,他会完全服从,并在文宣方面巧妙包装,让习近平和中共蒙混过关。习近平重用王沪宁,但对他也留了一手,那就是,打破惯例,没有让王沪宁兼任党校校长。这个重要职位,已经归于习近平的心腹亲信-中宣部长黄明坤。
    
    李伟东说,王沪宁所走的是帝王白衣卿相这路,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青睐的道路。这是中共现代帝王体制的体现,挑选皇帝欣赏的帝师。王不过是适应这种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共新集权的需要,而他具备这样的个性和心态来予以迎合与顺应。
    
    李伟东表示,王沪宁未来的具体职务如何还有待明年的人大召开揭晓。国际、国内舆论也爱热议常委和政府的官方职务。这有待于观察李克强是否担任下任总理,总理往往是人大的二号人物,这是先例;如果换成汪洋担任总理,栗战书可能还是大内总管,兼管中办军机处;王沪宁则可能当政协主席。不过,王沪宁本质上仍然是帝师,仍然专精揣摩上意。我们看到,无论三个代表还是和谐社会都是王的杰作;王推崇的是威权主义,这符合红二代的胃口,当然受到他们的喜爱,也正中习近平之下怀。
    
    进一步说,王沪宁之所以赢得红二代,是因为其杜撰出来的思想体系,有助于被推崇个人权利的西方民主国家包围的中共绑架国家一同突围。这点早在五年前,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和彭丽媛一同推出的民族复兴剧就可看出端倪。红二代认为,对内共产党被官僚集团包围,要恢复本色;而对外西方在衰落,在逐渐丧失彼此的同盟,中国有机会,因此要推出一套新理论让共产制度突围,以便获得成功。这是王与他们之间的纽带,是中共要做的事情。不得不说,这是对世界的巨大威胁。过去三十年间,王沪宁与中国威权思想一同崛起,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在官场惨遭失败。这严重影响到应该向民主转化的中国社会制度。
    
    横河说, 类似王沪宁的御用文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张春桥。陈伯达理顺毛的革命理论,张则是负责继续革命理论。陈张与王之间是不同的,因为毛理论即便没有陈张二人也同样存在,因为是毛自己的思想。而如果没有王沪宁的存在,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及当红的习近平某某思想这三个理论体系都不会存在,因为这些所谓的理论体系都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更不是这些领导人自己的独创。它们仅仅是通过王的手笔把零星的理论片段通过配件组装式的功夫打包而成,最后冠在最高领导人名下,这才是重点。
    
    横河表示,王沪宁的政治影响力,是前几任常委都不如的,而他的实际政治权力到底有多大。他的亮点在于习近平的理论需要,这是他的价值所在。中共作为政教合一的政权,需要指导思想。这方面毛是革命和继续革命,成绩是打败国民党和发动文革。其理论成功了不需要包装。邓的经济开放讲的是白猫黑猫,抛开了与之矛盾的共产主义理论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毕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灾难,公有制从来没有被证明有过成功。现在的共产党尽管并不想纠缠理论,但是由于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已经存在而且无法突破,所以需要一名巧妇来为无米之炊,需要王沪宁来包装和忽悠,来把矛盾理论装扮到自圆其说。这正是他的才能。
    
    横河说,中国崛起不是问题,问题是它与普世价值为敌。美国在军事政治地缘没有衰退,而是其价值观正被中共侵蚀;美国有史以来从未碰到来自反价值观的如此渗透和控制。不过,我们看到,持中共侵蚀观一派过去在美国被边缘化,但是现在已经走向主流化。值得庆幸的是,美国走向世界的价值观与其立国价值观是一致的。美国的长远目标是通过价值观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某位领导人指定一个20年的目标来落实。
    
    夏明说,王沪宁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挑的是政治之路而不是走思想之桥。他揣摩圣意然后寻找理论线索,或者把西方各种反动理论缝合起来加强中共的威权;或者把西方好理论褂子反穿,上下反穿里外反穿。比方说和谐论,王仅仅把它用在国家主权关系上,从不用之于国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上,从而根本否认民主化的必要。可以很说他做得精妙而大胆,得以删除逻辑合理性。
    
    夏明说,王服务的是集体寡头,试图让党永远承袭直至千秋万代。他从80年代开始承袭西方绝对君主理论,推崇国家权威主义,同时强烈敌视西方的自由派理想。他对日本曾经两次打败美国很是钦佩,认为是当时日本的专制主义、国家主义、牺牲主义的功劳。他不齿西方的个人和物质享乐主义。他说,还会有其他亚洲国家用同样的秘方来挑战美国,其实就是暗指中国。我们看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伟大的斗争、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梦想,就是可以跟法西斯媲美的国家主义口号。总之,他的特长就是把专制思想碾碎揉合产出。
    
    夏明表示,王沪宁式思想和认知的出现,让中共相信,应该用孔夫子对抗西方,其方式不是求真而是用手段,让西方思维输掉形式。要指出的是,从100多年前首次认真接触和看待西方开始,国人碰巧都陷入了时空的误区。一个世纪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瓶颈,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体思想的批判,中国思想菁英于是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打开国门后,遇到的是西方进入各种“后时代”。这一“后时代”又在反思和批评遭遇挫折的西方主体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于是,王沪宁们又再次把西方对自己的批判搬回了家。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学习,都没有学习西方主体的制度和价值观,而是照搬西方非主流的对自己制度和价值观的批判。
    
    有港台媒体报道,王沪宁在复旦学者时期已经是中共高级特工。对此夏明说,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当时的中国仅有两个国际政治系,一个是复旦,一个是北大。这两个国际政治系创立不久后,中国国安部恢复。复旦致力于培养各部级人才,自然也会成为国安关注的主要对象。王沪宁的第一任岳父就是国安部单位的高级研究员。王的学术重心和仕途发展与当时的家庭背景分不开。而且,复旦国际政治系有很多前任国安人员担任职务,他们会提升和保驾一些学者。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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