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運動與工運神話--裴宜理《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余傑) 

安源是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處的一座小城，卻比它所在的萍鄉市更有名氣，因爲一幅名爲《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因爲中共史家苦心經營的工運神話和革命傳統在此發端。在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安源成爲共産主義組織活動的全國性中心，是中國第一個共産黨支部所在地（幾乎全由産業工人組成），擁有最大和最活躍的産業工會、第一個由共産黨資助的消費合作社、由共産黨運作的最大的工農補習學校網及第一個共産黨幹部學校，這個煤礦小鎮一度以“中國的小莫斯科”而著稱。

中共政權的自我定位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無産階級政權”，當然不會忘記打安源牌。中共奪取天下之後，安源成爲一處與井岡山和延安齊名的“革命聖地”，但安源工人真的“翻身做主人”了嗎？

美國學者裴宜理所著的《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一書，梳理了安源的革命傳統的建造和發掘的過程。作者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後，安源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仍然深陷于水深火熱之中，他們不再爲資本金打工，卻淪爲國家的“包身工”。本書記載了多個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五年期間，萍鄉煤礦陸續發生瓦斯爆炸、塌方、水淹和其他工地災禍，導致三百四十一名工人死亡。在大躍進期間以及緊隨其後的一段時間，由于要求增加煤出産量的壓力空前巨大，死亡尤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共有兩百一十三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由于職業性質引致的一些疾病，也一直是嚴重的問題。一九五三年，煤礦安裝了第一台X光設備，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被檢測出患了黑肺病。

可見，安源工人的境遇跟清朝和民國比起來並沒有明顯的改善。中國的社會現實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形成斷崖式的落差：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個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得到極大提高，安源無産階級的革命聲譽也更爲響亮。“但在安源或者其他地方，這種符號形式重要性的提高並未轉化爲同等程度的工人福利改善。”更具諷刺意義的是，在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年代，工人們遭遇下崗的沖擊，其中一部分人“因距離産生美感”，重新“充滿感激地懷念文化大革命，因爲那時候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保障”——這種扭曲的情緒讓某些毛派學者歡欣鼓舞。

安源工人如此，中國各地無論在國營還是私人企業工作的礦工，也都跟奴隸勞工差不多。記者袁淩在長篇報道《塵土的呼吸》中揭露說：“中國大約有六百萬塵肺病人，每年死亡人數是其他工傷死亡總數的三倍。這是土地上一道巨大的裂隙。彌縫社會肌體的針線，卻像是有意放過了這裡。似乎這裡已無呼吸，只馀塵土。”習近平的“中國夢”金碧輝煌、美不勝收，那些痛苦呼吸、等待死亡的塵肺病人卻已夢碎魂斷，袁淩在文章中引用的陝南山區葬禮上歌郎的歌詞，讓莫言之類禦用作家的長篇小說黯然失色：“亡者在世受煎熬，聽我歌郎道一番。你在山西爲好漢，抛下妻子掙銀錢。到頭做了家鄉鬼，一捧黃土實可憐。”古今對照，觸目驚心，裴宜理意味深長地指出：“當年，被剝奪的底層人民對于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的要求，哀矜動人地表達在安源罷工的基本口號之中：‘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這在當代中國依舊是政治討論的核心問題。而能否完成中國革命傳統中這些未竟之承諾，將最終決定中國黨國體制的存續與否。”習近平當然不會讀裴宜理的這本書，他更聽不到，歌郎也是爲他而唱，喪鍾也是爲他而鳴。

工人俱樂部與基督教會的生死之爭

在民國建立的最初十多年裏，除了失能的地方政府和幾乎承擔大半個政府職能的煤礦公司之外，安源最大、最重要的機構是聖公會雅各堂。在煤礦設立那一年，中國聖公會牧師吳弘景同步抵達此處，發現這個新興城鎮爆炸性的發展趨勢，認定這裡是福音傳道的禾場。在聖公會湘鄂教區的支持下，能容納兩千人一起做禮拜的大教堂及一系列附屬建築相繼竣工，教堂塔尖上洪亮的鍾聲響徹四方。隨即，教會從煤礦公司接過學校的管理權，並加以整頓和擴展，教會管理的多所新式學校的學生多達五百人，有半數以上的學生都會參加主日學班。

在來到安源的最初階段，聖雅各堂成功地戰勝了儒家士紳階層和底層秘密會社的敵對力量，一步步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然而，到了二零年代初期，教會必須面對更強大、更有活力的對手的挑戰——這一次是同樣源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理論及其實踐。外來的基督教在面對中國固有的、衰朽而殘破的儒家文化，以及原本就是非主流的、邊緣化的幫會勢力的時候，能夠利用與之“共生”的西方現代文明，如醫療、教育、科技等展現其進步、美善之特質，進而吸引民衆之皈依。然而，新的挑戰者馬列主義同樣來自西方，不但催生了實力不亞于西方列強的蘇俄政權，而且表現得更關心平民、更注重平等、更能幫助建構強大的民族國家，同時也勾畫出一個比起基督教遙不可及的天堂來似乎觸手可及的共産主義烏托邦。

于是，基督教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一開始，教會並未意識到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生死之戰。曾經聚集數千名安源居民參加禮拜儀式活動的教會，以爲可以跟工人俱樂部展開直接的、公平的競爭——既要爭取信徒到教堂來活動，也要爭取學生到教會學校注冊入學。然而，工運領導人不遵守任何規則和原則，對教會竭盡攻擊、誹謗、汙衊之能事，比起二十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來有過之而無不及。義和團訴諸于中國傳統的民間宗教迷信，在西方的船堅炮利面前一敗塗地；共産黨則打出剛剛在西方揚眉吐氣的左派理論，瞬間便征服和凝聚了人心。在安源，工運領導人劉少奇認爲教堂與礦局勾結，組織了一次揭露資本家和基督教士“罪行”的公開教育運動。教育講座和諷刺劇以“爲什麽反對基督教”和“基督教的罪惡”等爲題目。活動每晚都會吸引千馀名好奇的觀衆到俱樂部來觀看。此外，反基督教的小冊子和傳單也到處散發。俱樂部在公衆中開展的活動有效地沖澹了教會在工人群體中的影響力。

下一個曆史階段，共産黨發現無法利用工運奪取城市政權，轉而“以農村包圍城市”、發動武裝叛亂。紅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紅軍中不少官兵是來自安源的工人。一九三零年五月，紅軍第一次在安源停留，有了武力作爲後盾，對教會實行斬草除根之策略。在當地充當教育者和調解中間人重要角色多年的聖雅各堂龍永鑒牧師，不得不離開安源躲到較爲安全的長沙。數月後，漢口的一位聖公會牧師造訪紅軍撤離後的安源，目睹遭到紅軍數次洗劫後的煤礦公司和教堂殘破慘狀，哀痛不已。聖雅各堂以及龍牧師住宅的窗戶、門扇和地板都被竊走，學校的房舍則化爲一片廢墟。

比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早了一百多年的基督新教，爲何未能鎔鑄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等政治理念，在安源及全中國戰勝鋪天蓋地的“赤禍”？這背後當然有李澤厚所謂的“救亡壓倒啓蒙”的原因。進而言之，在中國尋求近代化道路的過程中，不僅是“救亡壓倒啓蒙”，從西方引入的啓蒙運動早已壓倒宗教改革。在西方現代文明內部，十九世紀末以來，基督教文明在現代理性主義、無神論、世俗化的沖擊下節節退步，甚至受其侵蝕産生了自由派神學和社會福音等變種。比如，本書中明確指出，雖然聖公會湘鄂教區從漢口向聖雅各堂派遣來若幹神職人員，也注入更多的資金和資源，但其主教吳德施（Logan Roots）本身就是一名“左翼主教”。所以，教會不可能在反駁左派思想方面有積極作爲。而另一個更具象徵性的細節是：出身北洋政府高級外交官家庭、畢業于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的現代知識女性王光美，在國共談判時充當昔日安源工運領袖、已經成爲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的秘書，然後心甘情願地成爲其妻子。這樁婚姻本身就意味著共産主義已然淩駕于基督教之上。

誰是安源工人運動的真正領袖？

在塑造安源革命傳統的過程中，僅僅到安源從事過短期社會調查的毛澤東的作用被不斷誇大，逐漸成爲惟一的工運領袖；而真正在安源長期發動工運的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地位則被弱化和邊緣化——在文革期間，隨著劉少奇和李立三的失勢，兩人甚至被劃入反面人物“工賊”的行列。

李立三與劉少奇兩人地位的此消彼長，也直接影響兩人在安源工運中曆史地位的評價。在安源工運中，李立三的個人魅力和豐富想像力，使他深受礦工愛戴。相比之下，劉少奇刻板嚴肅，堅持紀律和約束，在工人圈中不受歡迎。裴宜理引用曾是安源礦工、後來參加紅軍、中共建政後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的韓偉的一段回憶，說明李立三在工人圈中超乎尋常的受歡迎程度：“工人們傳神般地說：李主任有五國洋人保護，刀槍不入。因爲他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平時穿長大挂，胸前佩戴著一些金屬製的徽章，顯得非常精神。”李立三還與幫會有良好互動，甚至將幫會轉化爲工運的一部分。反之，劉少奇始不能融入工人之中，在一次坦誠的自我批評中，他承認自己內心深處抗拒同工人之間的親密互動，令工人對他産生了“誤會”。裴宜理評論說：“對于親切友好的李立三而言，和工人們建立聯繫是一件簡單而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劉少奇冷澹拘謹的性格，是實現他的革命抱負的一個障礙。”

李立三後來成爲中國黨內鬥爭的失敗者，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嚴厲批判而自殺身亡，其在安源的那段風光曆史自然被遮掩起來。或許出于對弱者的同情，裴宜理對李立三有頗多正面評價。其實，如果說毛澤東在農民中掀起“痞子運動”，那麽李立三則在工人中掀起“痞子運動”，兩個不同主體的運動，在“痞子運動”這一本質上是一樣的。安源礦工早先都是農民，並未脫離鄉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跟馬克思描述的城市化的産業工人完全不同。所以，當安源的礦工們被公司開除，重新回到農村、歸回農民的身份，他們並沒有太大的不適應，很快又加入毛澤東發動的農民運動和武裝叛亂。

雖然李立三是一名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但他並不值得後人給予太多的同情。如果李立三成爲勝利者和掌權者，他未必比毛澤東更仁慈和溫和。中共早期工運領袖羅章龍，在回憶錄中對有過合作關系的李立三評價很低。羅章龍認爲，李立三“是一個不學無術、裝腔作勢的滑頭流氓，這種流氓上海灘頭多如蚯蚓”。李立三靠追隨向忠發起家，對下流生活津津樂道，更不知革命爲何物，平時最喜歡閱讀《肉蒲團》、《品花寶鑒》和春宮畫，是一個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獵美”中騙拐孀婦的兒媳婦，即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妻子，後來又將這名女子轉讓給別人。他們還組織了一所秘密俱樂部，甚至發起“搶老婆運動”，還沒有奪取政權，便利用已有的權力強占民女。中共六大之後，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懷著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園路寓所大擺宴席，慶功祝捷。當酒酣耳熱時，李立三得意忘形，即席狂言：“革命不是別的，就是奪權與奪産。所謂‘權’就是指軍權、政權與黨權，也就是生殺予奪的大權；所謂‘産’，就是你的就是我的。”這一席話，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質。

如同胡適所說，曆史是一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近年來，安源煤礦成爲所謂的“紅色旅遊”的熱點，旅遊取代了逐漸枯竭的煤礦成爲新的經濟增長點。安源重新竪立三個溷凝土塑像，表明共産黨所確立的三人相對地位排序：一座高聳的青年毛澤東塑像被直接安放在通往山上紀念館的綿延階梯前；只有毛澤東像四分之三大小的劉少奇塑像被立于他本人親自重建的工人俱樂部大樓旁；而僅有毛澤東像一半大小的李立三半身像被置于一個角落。對此，裴宜理語帶諷刺地評論說：“雖然存有爭議的這一官方排序與三者對早期安源工人運動作出的實際貢獻份量恰恰相反，但卻准確地反映了三人在當代觀光遊客心目中的聲望和名氣大小。”共産黨從來不“實事求是”，而尊崇“成王敗寇”之價值觀。

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革命文化及革命神話

一提起安源，人們首先想起那幅名爲《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自從油畫這種純粹西方的藝術形式引入中國之後，從來沒有哪幅油畫得到如此廣泛的傳播——儘管它不是中國畫家的油畫中拍賣價格最高的，但它被印刷上億份，複製品在學校、工廠、公社等各種單位比比皆是。中共用這幅畫發行紀念郵票，制作像章；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過該畫的像章；它也是周恩來住室裏懸挂的惟一一幅繪畫作品。

這幅畫在文革期間的宣傳畫中脫穎而出，除了作者劉春華本人紮實的專業功力、作品氣韻簡約而恢宏之外，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夫人江青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段批示：“總理、伯達、康生……我建議明天‘七一’人民日報、軍報發表《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很好。這幅畫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果實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構圖、采光、著色等藝術方面亦是優秀的。聽說是青年人畫的，而同意發表。建議「署」上作者名字。”《人民日報》及各地報刊隨即大造輿論，稱該畫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出的燦爛藝術之花”。同年十月一日，當局將《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畫裝上彩車，與八個“革命樣板戲”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衆慶祝國慶遊行隊伍，緩緩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檢閱。

文革期間，共産黨文宣機構塑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從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禮儀中竊取了少方式方法。文革結束之後多年，劉春華將這幅畫賣給中國工商銀行，未曾想到這幅畫已成爲左派人士的圖騰和神主牌，它是不能買賣的。劉春華遭到左派人士口誅筆伐，甚至被迫走上法庭應對訴訟。而更讓人“拍桉驚奇”的是，劉春華在一次訪談中承認，這幅作品的創作靈感來自“拉斐爾的宗教畫”。或許因爲有宗教畫的“血統”，這幅作品實現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西征”——青年毛澤東到達安源的畫像是如此氣勢恢宏，以至于一位意大利藝術家模彷此畫繪製一幅作品，配以“年輕中國傳教士”的文字說明，懸挂在羅馬梵蒂岡禮堂長達幾個月之久，直到發現原畫的真正出處，這幅“受庇護”的毛主席像才被匆忙移除。

毛澤東與安源的關聯，遠遠不如與井岡山、延安和西柏坡的關聯，但安源的曆史和現實的地位被《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定格，成爲中共半真半假的革命傳統之一部分，成爲神格化的毛澤東形象的一部分，這是安源的幸運，還是悲哀？其實，安源還有另一個被官方敘事遮蔽的曆史脈絡。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之際，洋務派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官僚資本家盛宣懷成立“萍鄉等處煤礦總局”，開採當地的優質煤礦，提供給漢陽鐵廠煉鐵所用。短短數年之內，這個聘用外國人、運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的近代企業，成爲當時中國人擁有的最大的工業聯合企業，其煤礦産量噸位和勞動力指數兩個指標都一度居全國之首。它擁有煤礦、鐵路、銀行、醫院，甚至還設有一座小型動物園，被經濟史家形容爲“晚清中國最具雄心壯志的工業企業”。

然而，本來可以成爲中國近代化縮影和典範的萍鄉煤礦總局，卻因爲共産黨煽動的工人運動而一度陷于癱瘓之中。安源的工運和革命是半截子的、破壞性的和充滿血腥的。儘管裴宜理對安源工人運動不無同情，卻也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一九二五年，經曆了殘酷的工運以及同樣殘酷的軍隊對工運的鎮壓之後，安源煤礦的産量跌到二十五年來的曆史最低點，此後就工業生産而言再也未能重現其清末民初的輝煌。這不僅是一幕一個近代工業企業由盛而衰的悲劇，更是一曲一座近代工業城市被人爲毀滅的哀歌。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立場和觀點）

網編：李想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