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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與現代中國的情慾生活

張彥 

本文最初發表於《紐約書評》，紐約時報中文網獲得發表授權，Paper Republic提供翻譯支持。

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晚期，面對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創傷，中國作家掙扎著試圖為自己的痛苦找到合理的解釋。與帝制時期的讀書人一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為國家服務。作為「忠臣」，他們會提出批評，卻從不會想要推翻整個體制。然而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遭到了毛澤東的迫害：哪怕只是提出了最溫和的建議，也被迫下鄉施肥耕地。

這一時期很多人的寫作，成了後來人們熟知的「傷痕文學」，它們多敘述有類似經歷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少數人創作了性意味強烈的青春小說，背景則設置在廣袤的內蒙古，或想像的浪漫化的西藏。幾乎所有故事都透露著自憐與乏味，寫作者申訴冤屈，卻不去反思自己也曾為這個殺害數百萬人的體制效命。

然後，1992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出版了一本詭異的中篇小說。小說講述了一個幽默而荒誕的故事。「文革」期間，兩個年輕人被下放到偏遠的中緬邊境。兩人發生了婚外情，被領導抓住，被迫不停地寫交代材料、為所犯下的罪行在鄉下遊街示眾。他們逃進山裡，然後又回來面對更多的懲罰。直到有一天，他們被釋放了，但是兩人毫無悔意，而且有點被弄糊塗了。

因其通篇充斥著滑稽的情慾描寫，這本小說迅速出名。但在這個故事裡，情慾並不是壓抑時光下的解脫，也不是邊疆環境所釋放出的天性。在這個故事裡，性和情慾是為共產黨所控制的——黨員幹部讓這對情侶不停地寫交代材料，為的是自己對著黃色段落想入非非——敘述者和他的情人卻賦予其深意；只是直到後來，在故事的結尾，他們才明白過來。

情慾描寫之外，這篇小說最令人震驚的是它對知識分子的刻畫。這些人幾乎與控制他們的黨棍一樣壞。小說的主人公將情人騙上床，與當地人鬥毆，還在工作時磨洋工，跟折磨他的人差不多狡猾。小說的標題更為故事增添了荒誕感——「黃金時代」，讓人看了不禁疑惑：這怎麼可能是任何人、任何國家的黃金時代？

這本書的作者王小波，又是誰呢？他不是作協成員，之前也從未發表過小說。但是《黃金時代》在台灣出版後，便迅速在大陸出版，還大受歡迎。《黃金時代》之後，王小波出版了一系列中篇小說與雜文。大學生尤其鍾愛他，他們喜歡他的憤世嫉俗、諷刺幽默，當然還有情色描寫。

1997年，僅僅5年後，44歲的王小波突發心臟病死亡。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離世。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界普遍看來，他是一個憑藉下流粗俗的作品而走紅的作家，也沒受過什麼正規訓練。而在國外，他沒有作品被翻譯。他似乎註定成為諸多被人遺忘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將僅淪為日後博士生研究文學思潮的素材。

然而，在王小波死後的20年間，事情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在西方，他還是幾乎沒沒無聞，只有一本中篇小說集被翻譯成英文。但是在大部分中國讀者和世界範圍內的批評家眼中，他成了中國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他有兩部新的作品集在中國出版；人們創建網路論壇，紀念他的生命與寫作；一家咖啡店以他命名。他出現在所有中國現當代小說集之中，他的雜文也被視作理解現代中國的關鍵。

王小波是早期的互聯網使用者，曾在網上為弱勢群體發聲——這在當時很不尋常；儘管對於當前的公眾人物來說，這種現象已經比較普遍，比如導演賈樟柯、作家廖亦武、小說家閻連科。他與近期去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幾分相似，雖然明顯不如後者活躍：與劉一樣，他也是一名闖入者，是在國家文學、智力機制以外努力促進變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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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於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個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父親、邏輯學家王方名是一名大學教授。王小波出生那一年，王方名被劃為「階級敵人」、開除黨籍。新生的兒子取名「小波」，寓意家人希望這次的政治問題只是個小風波。可惜現實並不如人意。王方名，還有與他情況類似的一批人，在1976年毛澤東死後才獲得平反。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回憶錄中曾提到，母親對於父親的政治問題十分擔憂，懷孕期間一直以淚洗面。她也無法母乳餵養，王小波生來就有佝僂病。他的頭骨隆起，還有氣腫胸。他的骨頭很軟，可以常常肚子貼地，將腿扯到頭後面，像個螃蟹似的在地上移動，他常這樣逗兄弟姐妹。孱弱的王小波卻有一個特權，他可以一把一把地吃補鈣糖丸，而兄弟姐妹們只能嫉妒地看著。

儘管家庭遭遇不幸，王小波仍然在良好的文化環境中長大。父親有大量的外國文學中譯本，他在學校盯著牆壁走神，一回到家就如饑似渴地閱讀莎士比亞、奧維德、薄伽丘，他還別喜歡馬克·吐溫。據哥哥估計，他一小時可以讀一百頁，就算是馬克思、黑格爾，或者古漢語書籍也是如此。

王小波14歲的時候，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謀求清除黨內異己，回歸革命的純潔性。「文革」很快轉化為動亂，偉大領袖就命令年輕人上山下鄉，向農民學習。王小波身子骨弱，卻被邊境的浪漫傳說吸引，志願去了雲南。到達雲南時，王小波15歲。在雲南，他不停地寫作。他會半夜起床，用一隻藍色鋼筆在鏡子上寫，寫滿了就擦掉，再重新寫。他夢想成為一名作家，一遍遍構想他的故事。

1972年，他回到北京，並繼續寫作，但是一直沒有發表。他在工廠裡待了六年。大學恢復招生後，他考入大學並獲得了學位，畢業後在一所高中教書。這段時間裡，他始終保持著沉默，直到有一天他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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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25年間，我與王小波的遺孀李銀河見過幾次面。很長時間以來，對我來說她的主要身份都是中國最前沿的性學者。我曾就「文革」期間的性解放問題對她進行採訪（這是被外國記者寫濫的老套話題；試想我們讀過多少關於中國人性解放的文章）。

直到最近，我漸漸意識到，她實際上還是個年代史記錄者，她記錄著一個深刻的命題，即私人領域在普通民眾生活中的回歸。她研究中國同性戀運動，撰寫相關文章，近幾年也不斷為跨性別、雙性戀群體發聲，但從宏觀角度看來，她所關注的是政府從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撤離。

今年春天，李銀河跟我談起已故的丈夫。她說，他們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兩人都來自知識分子家庭，都曾偷偷讀過《麥田捕手》這樣的小說。20世紀80年代兩人在美國期間，王小波曾閱讀米歇爾·福柯，了解他關於人體、身體的觀點。但是她感覺王小波受伯特蘭·羅素個人自由的觀點影響較大。「他最愛引證的是羅素，最基本的最早的自由主義。」她說，「這些作品應該是從小就看吧。」

兩人在1979年相遇，第二年就結婚了。李銀河是新一代的社會學家，是在這門學科解禁後接受的學術訓練。在毛澤東時代，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解釋所有的社會現象，因此社會學被看作多餘的學科。在中國先鋒社會學家費孝通的支持下，1982年至1988年，李銀河赴匹茲堡大學繼續研究生學習。王小波也在後四年伴隨她遊學美國，跟隨美籍華裔歷史學家許倬雲學習。

現已退休的許倬雲告訴我，一開始王小波讓他感到頭疼。儘管還不是一個職業作家，這個年輕人顯然很想寫作。同時雖然生活在美國，他卻很少說英文。「我意識到我要培養的不是一個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而是一個需要了解歷史的中文小說家。」他說，「他當時正在寫一種創傷文學。」許倬雲安排王小波上獨立研究課程，去系統地閱讀中國古典文學與中國近代史——彌補共產主義時期的教育空白。王小波最終獲得了東亞研究專業碩士學位，但在讀書期間，他把大部分時間用來寫作——雖然最後手稿都留在抽屜裡，沒有發表。「他還沒有準備好出版。」許倬雲說，「我很尊重這一點。我的目標就是幫助他發掘。

李銀河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國，並且合作了一項前所未有的課題研究：《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李銀河最終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小波則在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歷史與社會學。

1989年爆發學生運動，以6月4日的天安門屠殺告終。王小波仍然沒有發表任何作品。「六四那天晚上我們兩個在西單（人員死傷最嚴重處附近的一個路口）。」李銀河說。他們看著抗議人群，希望他們可以完成自己這代人沒做成的事。「王小波還躲在街角的水泥安全島旁邊照相。」她在採訪中說，「當時我們有點這個想法就是年輕人搞唄。」

保持沉默成為王小波最著名的雜文《沉默的大多數》的主題。他描述，在毛澤東時代很多人因為無所不在的偉大領袖保持沉默，領袖的思想和精神日日夜夜連珠炮似的打在人們身上。這給人們留下了傷痕。對於王小波來說，這傷痕讓他「信不過話語圈」。掙扎著尋找自己的聲音，成為他的個人求索，也成為整個國家在毛澤東時代所遭受創傷的集體寓言。

正是這一點，讓王小波開始關注中國同性戀群體。弱勢群體是沉默的群體，他們被剝奪了聲音。社會漠視他們，有時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王小波由此頓悟——整個中國社會都是失聲的：

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西方研究王小波的最重要的年代史作者，是巴黎的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魏簡(Sebastian Veg)。他認為，王小波被1989年的屠殺震動，也為自己沒能給予抗議者足夠的支持感到痛心。同時，他也在為改變社會尋找新的、高於抗議與遊行的方式。終於，他有話要說了。1992年，王小波完成了《黃金時代》，一本他自1972年從雲南返京起就一直在寫的書。他不知道如何出版，就郵寄了一份稿件給匹茲堡大學的許倬雲教授。許教授將書稿寄給台灣的《聯合報》。王小波獲得了《聯合報》文學獎，最終進入了他所謂的「聲名狼藉的瘋人院」——話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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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是家中的二兒子，於是他的大部分主角都叫「王二」。《黃金時代》中的王二，21歲時到雲南插隊，遇到了陳清揚。陳清揚是一名26歲的醫生，丈夫已經入獄一年。有謠言說陳清揚是「破鞋」，她背叛丈夫與王二有一腿。陳清揚讓王二發誓他倆沒有任何關係。王小波拿他父親的邏輯學公式開玩笑，這麼告訴陳清揚：

要證明我們無辜，只有證明以下兩點： 

1.陳清揚是處女； 

2.我是天閹之人，沒有性交能力。 

這兩點都難以證明。所以我們不能證明自己無辜。我倒傾向於證明自己不無辜。

最終倆人發生了關係，逃到山裡。後來他們被抓，挨了批鬥——他們被逼站在台上，重演罪行。對此陳清揚並不感覺恥辱，只感覺到是一種表演的挑戰。被迫寫交代材料時，兩人都講述了他們風流性事中最荒唐的故事，將懲罰看作一種文學練習。批鬥結束之後，兩人在房中做愛；這樣的真摯情感行為，是黨所無法控制的。

這些經歷讓王二意識到，社會不過是一系列權力關係。在村子裡，他注意到當地人不僅閹公牛，還將睾丸錘碎，以確保牛以後只知道吃草幹活。他說，這之後，最好鬥的公牛都成了溫順幹活的牲畜。

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這種掌控與被掌控，在王小波的其他小說中也有體現。《黃金時代》是「時代三部曲」的第二部，另外兩部是《青銅時代》和《白銀時代》。在他筆下，這些不同時代的社會中，人們都在忍受痛苦，「文革」只是其中一種。《青銅時代》收錄了一系列奇妙的唐代故事（其中一篇《舅舅情人》由陶建(Eric Abrahamsen)翻譯為「Mister Lover」）；《白銀時代》是一系列未來主義的反烏托邦故事，故事中的社會控制幾近完美。他生平僅有的兩本雜文集《我的精神家園》與《沉默的大多數》當中，也記錄了他的思想。這些雜文原大都刊登在中國南方的先鋒雜誌、報紙上。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南方媒體也挨了錘、變得溫順。

我與王小波見面，是因為他1996年在《東方》紀念「文革」三十週年特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他的這篇文章分析了人類歷史上的幾段無理性時期，以及抵制的思想家們：挑戰羅馬教條的伽利略，反對納粹的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反對毛主義極端行為的中國作家老舍。文章到這裡並沒有結束，他接著談到中國20世紀90年代與這些時期的相似性（實際上，這在當前中國依然成立），談到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我們的第一次會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間旅館裡。他來時衣冠不整，穿了件夏威夷襯衫，看起來像個週末沒事兒出來消遣的香港商人。他歪咧著嘴，一頭亂髮梳理得過於瀟洒了點。他喋喋不休地說了幾個小時，然後我們回他家見了他的妻子，一起玩了會兒他的電腦。

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一本叫《中國可以說不》的書。書中收錄了六名年輕作家的議論性散文，這些作家都受夠了美國，受夠了美國對中國可察覺的欺凌政策。他們咆哮著反對好萊塢、波音噴氣式飛機，還有其他提醒中國它與外界密不可分的東西。王小波認為這本書是垃圾，這些作者是一群機會主義者。「我這個年紀的人經歷過痛苦。我們見過事情的陰暗面，」他告訴我，「但今天的年輕人可能對這些一無所知。（這些作者）都矯情又不講理，我不喜歡他們。」

王小波認為這些年輕作家和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犯了一個大忌：他們渴望引領社會，而不是從外部觀察，保持自身的獨立性。他說：「中國社會的弊病主要源於國家獨裁與中央集權。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沒有人的概念。」

我們見面後半年，王小波去世了。「時代三部曲」在他離世幾天前剛剛出版，他卻沒能看到。他的朋友、文學批評家艾曉明在他被送入火葬場的焚化爐之前，將「三部曲」放在他身上。她想這應當是王小波的遺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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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作品的影響力在那狂熱的五年中日益擴大，中國的批評家對他的作品表現出更多的讚賞。王小波逝世五週年時，前文化部長王蒙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稱他一直「活得很清醒」。他的書籍銷售量也居高不下。上海的批評家、文學教授黃平在一次採訪中說，王小波現在可與「二戰」時期的作家張愛玲比肩，是最受歡迎的當代中國作家。

王小波生前完全沒有料到這些。「主流文學對於他的作品評論不多。」李銀河說，「人們只是開始注意到他的作品和雜文。我們對於銷量也沒有概念。」

黃平卻對王小波的流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儘管批評政府的人士將他看作自由主義者，他也可以被理解成一個通過諷刺與嘲諷、為中國中產階級開脫社會問題責任的人。黃平說，王「不是克服問題 ，而是在反諷性中告訴你，與你無關」。

這或許是王小波的作品能夠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原因之一——書中的幽默與諷刺增加了過去與現在的距離感，基本上為當下的共產黨赦免了它半個世紀前的罪行。但閱讀他的作品，你會知道他所秉持的不是林培瑞(Perry Link)所謂「愚蠢的戲謔」——幽默不是他用來逃避社會批評的工具。在他的小說中，體制與官員明顯都走入了歧途。而他的雜文，尖銳地批評民族主義這樣的社會議題。他對於社會邊緣人群的支持，現在在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很常見。如艾曉明，她轉而拍攝電影，加入胡傑、吳文光這樣的獨立電影人，記錄反右與「文革」受害者的故事。李銀河成為LGBT運動的倡導者，並最終出櫃，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伴侶。

只是在海外，他仍鮮為人知。

王小波僅有一本英文譯作出版，其中收錄了三個中篇故事，包括《黃金時代》和選自《白銀時代》的《2015》。書的標題很傻氣，叫做《王二的愛欲枷鎖》（Wang in Love and Bondage）。封面特別糟糕，讓人聯想到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犯罪小說：一間廉價酒店的房間裡，站著一對幽會的男女。另外有兩篇雜文可以在線閱讀。但是他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還沒有被翻譯。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疏忽。因為國外出版商似乎經常在搜尋（從一些已翻譯作品來看，他們似乎急不可耐）來自中國的聲音，以回應這個國家的崛起。

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說，王小波作品缺乏譯本絕不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好讀。王德威教授在他的《新編現代中國文學史》（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中收錄了王小波和他的作品。除此之外，王教授還經常在自己的文學課上介紹王小波，前來聽課的並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儘管他們對於這個人和『文革』並不了解，卻還是很喜歡他的作品。他們喜歡他的文風、故事、笑話，還有憂鬱。」王教授告訴我：「這些話題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讀者。」

今年四月，王小波的二十年逝世紀念日，中國最知名的一些文學批評家舉辦了他的作品討論會。而他的遺孀，還有幾名忠實讀者，去了他在京郊的墓地悼念他。他們將一瓶他喜愛的白酒灑在墓前，讀了幾首詩。祭奠者們穿了紀念T恤，正面有王小波的頭像和他的生卒年（1952—1997）。「對於我，人生中能遭遇一次浪漫愛情挺不容易的。」李銀河登上陡峭的山路時這樣說，「他是引發的引子，感覺非常好。」

李銀河身後跟著張林林，一位30歲的高中歷史老師。張林林常向他的學生講述王小波。他說學生們一開始都是被情慾描寫所吸引，但最終讓他們所追隨的，是他的理念和社會批判。對於張林林來說，王小波不僅僅是他最喜愛的作家，更是一面路標。王小波有原則而經過思考的生命，給他自己以生命的啟示。「尼采當年遇到困難時，他會找一張叔本華的畫像，會喊，叔本華救救我。」張林林說，「我的話，我會拿一張王小波的像，想想王小波會怎麼做。他是一個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