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信仰与人性的折叠/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说谎的高尔基与说真话的少年犯
發佈時間: 1/5/2018 8:37:19 PM 被閲覽數: 49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信仰与人性的折叠

最近闲着,看了柳云龙的《风筝》。有些话不吐不快。

随着时间的飘移,当年国共两党的争议会愈来愈平淡。那种以理想为信念的争斗,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以怎样的面目来还原,影视剧成为众人喜爱的载体。《风筝》便是一部值得观赏的剧目。这出戏主线是共产党员风筝与国民党的影子形影相连跌宕起伏的一生;一个比军统还军统的风筝与一个比共产党还布尔什维克的影子,他们之间各为其主的悲壮结局,给观众留下压抑不止的唏嘘感叹。

情报工作是一项特殊的行业,从事情报之人(俗称间谍)是智慧之王。其中一项常人不及的便是心态。在复杂瞬息突变之中保持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仅是入门的基本功而已。难做到的便是“行形如钟”,忍天下之能忍,行天下之大义,而这个大义就是家利益。按郑耀先的话,大义是信仰。有了这个信仰,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便是如今不忘初心的由来,恐怕也是这部电视剧得以复盘的尚方宝剑。

郑的一生太多杀戮(直接或间接),包括手足相残。因此,郑是弃局。围绕着信仰与人性的缠斗,在郑身上也是看点。这部戏是如今拍出的,如果是上个世纪,文革或之前,就一定没有这个冲突。但若真如此,也看不到那场人斗人的闹剧再现。剧中傻儿说的好:或许有一天你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情景,一些中国人将一无所有,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最后都变成无赖,睁着眼睛说瞎话,张着大嘴说屁话,昧着良心说假话,荒唐无耻到不知道自己的灵魂为何物。

好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灵魂为何物,在《风筝》里过往清客,争的是主义,洒的是热血,熬的是岁月,叹的是人生。刀叉剑影,到头来,却在一个字:“真”!



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Saturday, September 3, 2016
   谢选骏: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016年8月31日晚间发表更“强硬”的移民政策,将推动十道遏阻无证移民的方案,《华盛顿邮报》分析,川普新宣布的优先驱逐计划将使600多万非法移民立刻被逐出美国,他的政府也将增加人力加强执行移民法。
   川普大谈驱逐“无证移民”也就是非法移民数周之后,31日终于在凤凰城说明他的强硬政纲,不只主张驱逐所有曾犯罪的无证移民,也将优先驱逐签证期满仍留在美国的人。



   他拒绝支持立法为无证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分的途径,以及主张扩大员工身分电子查核系统,都使这些移民更难留在美国。
   川普也宣称要把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探员增加两倍,并成立驱逐作业专案小组,负责追查构成最严重安全威胁的非法移民。他说,警察和司法人员都很清楚这些人是谁,虽有心对付却莫可奈何,反而遭到嘲弄,而他上任第一天这些人都会被赶走。
   移民政策研究所估计有69万无证移民曾触犯重罪和严重行为不检,使他们构成安全威胁,其他一些专家更宣称这个数字接近200万人。
   此外,在美国的无证移民估计约有四成是签证期满逾期居留,总数约有450万人。
   两者加在一起,川普的优先驱逐对象共有大约500至650万人。
   川普以前一直没有讲明他打算如何处理现在美国的1100万无证移民。他曾誓言成立“驱逐部队”把他们赶走,可是最近为了争取温和派选民态度似乎软化。
   但是,他在凤凰城断然宣称:“我们将打破特赦和吸引更多非法移民的循环。不会有特赦。我们要向全世界发出信息:你们不能借着非法进入我们国家获得合法地位或成为美国公民。”
   ……
   川普此举,显然是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如果川普上台,美国“有色人种化”的进程就会降低速度;如果川普失败了,美国“有色人种化”的进程就会加快速度——转眼之间,白人美国就会消失。因为现在美国的医院里的新生人,多数已经不是白人了。川普的政策,是白人美国的最后挣扎。
(2018/01/03 发表)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飞舞的萧秋水
2017.12.01

杨继绳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 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服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原创]说谎的高尔基与说真话的少年犯
634 次点击
2 个回复
芗柏的精神世界 于 2018/1/5 23:16:5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文|芗柏

    [/center]

    高尔基,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读过初中的人应该都耳熟能详。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诗《海燕》曾经让无数人热血沸腾。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简短的《海燕》被赋予了深广的政治意义和象征内涵,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际勇敢欢乐的形象,深刻反映了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热情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预言沙皇的黑暗統治必將崩潰,预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并必将取得胜利。

    高尔基终其一生都奉献于这场暴风雨般的革命,被赋予“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等光荣的称号,列宁更是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但是,随着历史真相浮出水面,高尔基的光辉形象在很多人的心中轰然倒塌——他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家,而是苟且偷生的御用文人。

    他那令人不齿的行为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有所反映。此书是索尔仁尼琴通过采访几百位幸存者、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掌握者后,写成的纪实文学。其中记述了一段高尔基奉斯大林之命到一个劳改营考察的情景。

    1929年,欧洲市面上出现了一本《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的小册子,作者是两年前从“索洛维茨岛劳改营”逃脱的犯人马尔扎戈夫。这本书对苏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斯大林决定派高尔基去索洛维茨岛劳改营考察,以他在全球的崇高声誉和亲身见闻,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

    当年6月20日,高尔基前往索洛维茨岛劳改营。在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下,那些衣不遮体的犯人被集中到偏僻的地方,用帆布遮盖起来。劳动区的四周种上了已经长成的树木。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全都穿上了崭新的白大褂。儿童教养院门口排着穿戴整齐的迎宾队伍,突然,一个14岁的少年犯从迎宾队伍中跑向高尔基,对他说:“你看见的全都是假的。你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

    高尔基大吃一惊,喝退随行人员,到工棚里单独与小男孩谈话,男孩列举了犯人受虐待的大量事实:管教人员经常把他们当马骑;装在麻袋里扔在雪地上冻一整夜;从20多米高的崖上推下去;用蘸了水的皮鞭抽打……一个多小时后,高尔基步履沉重地从工棚走出来,人们看见,此时他已泪流满面。

    就在那天他刚离开索洛维茨岛后,告诉他真相的小男孩被枪殺了。另外,据原始资料记载,至少有一名偷偷给他写信的囚犯随后也被处死。

    相信高尔基当时的眼泪是真实的,但他的良知只是片刻的复苏。擦干眼泪后,他以海燕的名义,在苏联及世界各主要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以自己所谓的亲身见闻“庄严”宣称:那些别有用心者企图以索洛维茨恐吓人民毫无根据,而且都是徒劳的,犯人们不仅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好,而且改造得也非常好。

    作为贫苦家庭出身的作家,高尔基其实也曾坚持过守住自己的良知。十月革命后,由于同情被鎮壓的孟什维克,高尔基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愤怒地抗议布尔什维克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参选的议会并殺害抗议的工人感到怒不可遏,奋笔疾书“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并于1921年愤然出走意大利索伦托。

    



    



    但是,几年后,斯大林以“一栋两层楼房”的优厚待遇将高尔基召回了苏联。关于优厚待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權&腐敗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利益和特权再次“强奸”了高尔基的良知,他完全听命于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初期,他以“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宣讲,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严厉打击。

    1931年,高尔基奉命考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随后领衔编写了谎言连篇的《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此前与他同行的120名考察者中,有84人因不堪良心的拷问,拒绝参与该书的编撰。

    高尔基本人内心也充满了痛苦和重负,他不想再继续编写谎言玷污自己的良知,后来多次为受迫害的人上书斯大林,要求为他们平反昭雪,终于激怒了斯大林。

    1936年6月18日,69岁的高尔基逝于医院。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社会上的传言也莫衷一是,最多的则是被授意毒死的。

 


上兩條同類新聞:
  • 金正日要中国割让东北/貌似一样怜才曲 句句都是断肠声/僵而不死的百足之蟲
  • 揭开中共初期经费之谜/中共解决朝鲜核问题绝密文件曝光/老外这样评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