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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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习同乐

徐邦泰

川习同乐故宫殿，
两千五百亿订单。
橙赤紫绿蓝金黄，
遙望高丽塚连山。

沒有傳統，就沒有傳承，就沒有積累.

Zhiyong Wang

沒有傳統，就沒有傳承，就沒有積累，我們每一代人都需要回到蠻荒時代。真理和文明是代代相傳的，所以上帝被成爲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可惜在現代教會中，反傳統已經滲透到教會的骨髓之中！真實因爲這種發傳統的傾向和毒酵，使得教會喪失不僅喪失了真道的傳承，甚至喪失了基本的常識。

沒有傳統的指引，基督徒的靈修也會成爲佛教徒的狂禅；死守傳統的規條，我們自己也會成爲墳墓中的僵屍。上帝賜給我們“天國的鑰匙”，就是通過創造性地解釋文本和傳統，使得我們能夠領受、使用曆代先聖先賢在真理上的亮光，同時勇敢地面對現實，繼續在當下的促進中領受上帝的活潑的光照，迎接時代的挑戰，更深入、整全地活出上帝的旨意和計劃。

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傳統大斷裂的時代。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以及蘇聯、中國、柬埔寨等地的共産主義實踐，已經表明極端的傳統斷裂注意動搖整個世界的生存基礎。可惜，很多基督徒也喪失了最基本的曆史常識和意識。曾經有一位北京的基督徒，她在美國學習神學整整四年，回到北京後打電話問我到底加爾文是誰？她在基督教的傳統和信仰中長大，竟然不知道加爾文是誰！我們對于曆史的空前無知表明我們的空前的膚淺和狂妄，我們不願意虛心地向前人學習，不願意在曆史的基礎上推陳出新。

我們在此強調傳統，由傳統而強調根據教會的正傳而進行解經和判斷。很多傳道人和基督徒認爲自己是“聖經派”，自己傳講的是聖經神學，而改革宗則是宗派、宗教，傳講的是理論和神學，與聖經和生命沒有關系。這種說法本身也不過是自我標榜而已，如此一概而論本身就是沒有智慧和愛心的體現。確實，有的極端的自稱是改革宗的人喜歡談論理論和神學，甚至爲一些理論與神學問題爭辯不休，彼此定罪，缺乏忍耐、愛心和寬容。但是真正的改革宗信仰始終強調“唯獨舊新約聖經”，就是全方位地歸回聖經，以聖經爲我們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最高標准。更值得我們警醒和注意的就是，不管我們怎樣高舉聖經的權威性和無謬性，關鍵還是我們如何解釋聖經！而解釋聖經總是從一定的前見或角度出發的，純粹客觀、不帶有任何主觀彩色的解釋是不存在的。因此，關鍵是我們能夠在何等程度上保障我們的前見或角度的可靠性。要自覺地保障我們的前見或角度的可靠性，就需要自覺地接受教會中已經存在的好的傳統。其實，傳統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傳統之中，不僅是在信仰和解經上，即使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方面，衣食住行等等，我們時時都在接受一定的傳統的制約和影響，比如是穿西服，還是穿唐裝，還是穿和服，還是穿便裝，我們在什麽場合穿什麽樣的衣服都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傳統相關的。自覺地領受好的傳統，乃是真正的智慧和謙卑。那些反對一切傳統的人，其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余杰：习近平为何崇拜王阳明？

2018年1月08日

    王阳明（网络图片）

    随着习近平的嫡系接班人陈尔敏水涨船高，陈尔敏曾经任职的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贵州也备受瞩目。陈尔敏在贵州兴建的由多处博物馆、喷泉、仿真模型和演讲厅组成的大型建筑“孔学堂”，亦成为人潮如织的新的旅游热点。

    此处虽名为“孔学堂”，真正的主人公却不是孔子，而是开创了“儒学中兴”的关键人物王阳明。孔子成了其“精神后裔”的陪衬，这似乎不太符合儒家尊卑有序的政治和道德伦理。不过，既然习近平怀有站在毛泽东肩上的雄心壮志，为什么不能让王阳明享有比孔子更高的荣耀呢？

    在这个规模宏大的园区中，王阳明的博物馆跟纪念孔子的大厅一样大，甚至里面还有一个外形与王阳明神似，并且能够模仿其书法的机器人：操控者一啓动按钮，机器人就会娴熟地拿起毛笔，仔细在砚台上蘸了蘸，然后优雅地写出最有名的那句话：“知行合一”。而且，这个机器人还能背诵王阳明的一千多句名言，让观众五体投地。这一幕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在科技上不让西方世界的中国，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共产党不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者的面目出现，而摇身一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捍卫者。

    王阳明的地位忽然上升，当然不是陈尔敏这个地方官员自己就能说了算。陈尔敏这样做乃是投主子习近平所好，虽然他本人和习近平都不可能具备研究和领悟王阳明哲学思想的能力——三年前，习近平公开称颂王阳明，在贵州担任封疆大吏的陈尔敏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机会：虽然王阳明不是贵州人，却在贵州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哲学思想是在贵州放逐期间成形的，“阳明”这个比其原名王守仁更为人所知的称呼，也是来自于他在贵阳郊外隐居的“阳明洞”。于是，陈尔敏一声令下，贵阳及其周边迅速建起一个王阳明主题公园和一座展示其成就的博物馆，并把当年的那个小洞穴变成纪念王阳明的圣地。

    针对这一现象，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学者张彦（Ian Denis Johnson）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中指出，为了解决中国在精神领域的不足，习近平对孔子和佛教大加赞赏，还领导了对曾经被宣告为迷信的传统宗教活动的复兴。然而，“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信奉王阳明，连同他所强调的遵循个人内心的道德判断，是一件危险的事。”

    中共对王阳明的评价，有过几次重大的翻覆和转折。毛泽东时代，尽管青年毛泽东对王阳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毛时代总体上贬斥儒家，所以王阳明也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打入冷宫，各地有关王阳明的纪念物都遭到拆除和砸毁，毛并没有制止这些行为。

    文革之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兴起之后，很多地方官员将王阳明当着摇钱树般的“历史文化遗产”，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王阳明得以重出江湖。但在此过程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纠葛，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让王阳明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就如同对施琅的评价一样，如何“让历史爲现实服务”，当局可谓煞费苦心，却免不了自相矛盾。

    其间，有一起很大的纷争出现了，这就是“六公祠”事件。二零零六年，南宁市政府计划在人民公园重建「六公祠」，以纪念狄青、余靖、孙沔、苏缄、王守仁和莽吉图等功臣。「六公祠」最早的时候叫做「三公亭」，是宋朝时为纪念狄青、孙沔和余靖等人平定叛贼而修建的。明朝重修时，将苏缄、王守仁入祠，改名为「五公祠」。清朝后期，又将莽吉图入祠，最终改为「六公祠」。广西壮学学会为重建「六公祠」事件而召开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认为，狄青、孙沔、余靖等人到广西和南宁是为了镇压侬智高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此期间屠杀了数以万计的起义军，其中绝大部分是壮族农民。另外，王阳明在广西期间，曾经组织镇压八寨农民起义和大藤峡起义，致使无数计的瑶族农民家破人亡。如果在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重建纪念狄青等人的「六公祠」的话，可能会伤害到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情感，所以建议有关部门慎重考虑，以免造成不良的后果。于是，重修“六公祠”计划暂缓。

    十年之后，王阳明的境遇又是一番新的光景。习近平对王阳明的肯定堪称“一言九鼎”，其他杂音统统消音。各地大肆修建纪念王阳明的建筑，再没有人敢说三道四。而习近平对王阳明的推崇，显示了共产党在统治方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值得加以分析和研究。

    首先，习近平发现中共固有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经无法凝聚人心，便转而向中国两千年专制传统寻求资源。这种静悄悄的变化，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就开始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就出现了所谓的传统文化和国学热，当然不是民间自发的，而是官方煽动的。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更是以某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展开。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引用儒家经典的次数，远远超过引用马列原典，也远远超过其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习近平频频访问曲阜孔庙、北大国学院等具有象征性的地点，接见孔家后裔和研究儒家的学者，虽然没有像古代的皇帝那样举行封禅、封圣仪式，却也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他以此显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另一方面他也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而多元，共产党选择哪些部分“爲我所用”呢？王阳明的入选，最重要因素的当然不是其哲学思想，而是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即便“今上”是昏君正德皇帝，他也无怨无悔为之服务。王阳明一举镇压了寜王的反叛之后，正德皇帝嫌不过瘾，想演出一台“御驾亲征”的大戏，最后在王阳明的劝阻之下，改为在北京午门外“献俘”，以此满足皇帝的虚荣心。这就是专制时代理想的君臣关系。习近平希望王阳明这样的大臣成为所有中共高官之楷模。

    其次，习近平对王阳明的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阳明镇压边疆“蛮夷”民族的“功绩”。王阳明在一系列针对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中，屠杀了畲族、瑶族、壮族（原称獞，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有一千五百多万人）数十万人。王阳明认为，不接受礼义教化，不存天理，就是禽兽，则“尽杀尔等而后可”。他从未将“蛮夷”当做人来看待（相比起来，马英九将台湾原住民当作人来看待，要“文明”多了。）这跟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理由是一样的——希特勒认为犹太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犹太人是病菌，是害虫，尽可消灭。只是明朝的王阳明缺乏现代的希特勒工业化的种族灭绝手段，所以屠杀的规模远不如希特勒。

    习近平推举王阳明，是要借此鼓励任职于新疆和西藏等“帝国边缘地带”的官员们向王阳明学习，不要有妇人之仁，不要害怕挥起屠刀。对于共产党来说，杀人不是耻辱，而是荣耀，杀人才能如火，杀人才能高升。所以，习近平时代换上的西藏、新疆的统治者，越发凶残冷酷，他们强迫西藏、新疆的民众在家中悬挂习近平画像，以此显示他们已征服了藏人和维吾尔族的人心，他们的统治已固若金汤。

    第三，习近平推崇王阳明，并非其首创。近代以来，中国及东亚的独裁者和军人都很推崇王阳明，如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孙文、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新加坡的强人李光耀等人，都是王阳明的“铁杆粉丝”。以蒋介石而论，读王阳明、曾国藩著作之勤奋，超过了读孙文著作。蒋介石推动“新生活运动”，背后的思想理论很大部分来自于王阳明。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书中形容“蒋介石是神经质、洁癖症的领袖”，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很愿意各界同胞晓得我蒋介石是受父母、师长很严格的教出来的，一个很整齐、清洁的人。你们如果要爲国家来做一番事业，爲民族来争一口气，能做中华民国的革命领袖，就要学我蒋介石的整齐、清洁、勤劳、刻苦。现在中国只有我一个蒋介石，我希望从各位做起，将来能造成几千几万个蒋介石，能做革命领袖，爲国家、民族效力。”这段话颇有王阳明“我爲圣贤，人人皆可爲圣贤”思想之神髓。

    而习近平似乎也将自己当作圣贤，先自我神圣化，然后再掀起全党和全国的个人崇拜热潮。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一言堂和“历史地位”之后，这种“圣贤”式的、顾盼自雄的个人感觉，随着奴才们的吹捧而日益升级。在十九大会议期间，有高级将领发言称：“习主席顶天立地的历史担当托起伟大梦想，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引领前进方向，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令人心驰神往，翻天覆地的开新图强铸就巨变沧桑，感天动地的领袖情怀彰显大爱无疆。”这样充满“大词”的称颂，融合了儒家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精髓，跟文革时代相差不远了。

    来源：民主中国

漫談中共地下黨情報史

默喜炎黃夏冬

一

1921年之後的中國情報史基本上就是共産黨、前共産黨、潛在共産黨同情者之間的明爭暗鬥。共軍就不說了，軍統那裏被共黨滲透的一塌糊塗，中統那裏頗有一批得力的人是前共産黨，能力最強的張沖成了中共同情者，要不是死得早，可能就被周公給招入麾下了(張沖托孤周公，其子女都是中共)。

蔣介石到了台灣，帶頭撲滅共産黨在台地下力量的，還是兩個共黨叛徒，一個是蔡孝乾，一個是抓住蔡孝乾的谷正文。汪精衛那裏，特務頭子周佛海是中共創始人，黨齡比共黨特務頭子周公還長，而且沒去蘇聯進修過，純土産。手下幾員大將丁默邨、李世群、胡均鶴都是共黨叛徒，胡均鶴還是趙尚志的親妹夫。

汪精衛那裏，身邊的秘書有中共，76號的顧問有中共，軍法處有中共，梅機關有中共，岩井公館裏的中共臥底更是著名的五重間諜袁殊。範紀曼在中央大學教書，是汪僞高官家中座上客，同時兼職軍統和中共的間諜，爲啥軍統這麽信任他?因爲129運動的時候他已經是軍統北平站的代站長了。範紀曼很牛，他後來堅持不重新入黨，一直僵持到1984年，終于承認他黨籍從1926年開始計算。另一個和他一樣倔的老頭是金日成的曆史老師，老爺子一直堅持到去世前一個月，中共才承認了他的黨齡從20年代開始算。還有軍統在汪僞那裏的臥底，南京站站長抗戰後投了中共，後成爲烈士；上海那邊中共掌握著不止一部電台。

汪精衛身邊，陳公博的親信李時雨執掌軍法處，是華北許建國線上的；範紀曼，是潘漢年線上的，同時也在共産國際有事情做，軍統那邊他有關系，夠義氣的陳恭被抓了以後都沒供出這個老同事，他可不知道這個老同事是老牌共産黨。李時雨也是，他曾經給李大钊扶靈。這兩個互不知情不同線上的臥底，因爲臭味相投，合作辦了一家赤色刊物，被兩條線上的上級分別嚴厲批評。

還有，劉人壽在周佛海那裏，周佛海幫他掩護日本人，然後他發報給軍統，順便共軍這邊也接收一下。到了解放戰爭，胡宗南那裏的情報，辦公桌上的那份有熊向晖，電台那裏有呂出，聯勤西北總站有一份可以呼應的，沈安娜可以記錄下總裁批示，劉斐那裏有存檔，郭汝瑰留個副本，重慶行轅再有人轉發的時候抄一點。

吳化文和她媽分頭出去算命，這消息都能被共軍截獲。可憐的吳化文，小舅子是共諜，兒子和副官通共。四個老婆裏面，軍統的毛人鳳和共匪潘漢年線上的各有一個。共匪的這個從相貌到談吐再到氣質最後加上在家裏的地位，統統甩軍統特務好幾條街。比主業幹情報比不過共匪，比副業做女人的能力也輸的一塌糊塗。天不容黨國也。剿總司令傅作義的閨女、總統秘書陳布雷的閨女，僞滿洲國的總理張景惠的兒子，大漢奸周佛海的兒子等等統統都是共黨。張景惠不知道兒子是中共，兒子跟著他在蘇聯蹲了好多年監獄都沒暴露身份。他有一大堆老婆和閨女，還有個不成器的大兒子和不受寵的小兒子，就這麽個愛如珍寶的金疙瘩還投了中共。

陳布雷裝不知道自己女兒是中共；傅作義知道自己女兒是中共；周佛海知道自己兒子通共，別的漢奸也知道，包括日本人也知道，但是沒一個人敢動，因爲周佛海這個實權人物就這麽一個寶貝嘎達兒子(另一個和他斷絕關系了，在重慶)。張克俠的弟弟張樹棣被佐爾格的助手方文盯上了，打算把他派到他哥哥身邊去臥底，伺機策反其兄長。要不是佐爾格相中了張樹棣的能力要他去蘇聯進修，就會出現弟弟策反了哥哥十幾年，最後發現兄弟兩人地下黨齡差不多長的故事了。

張克俠何基沣二人一同起義，起義前很長時間兩人互相提防，最後發現居然是自己人。何基沣以爲自己潛伏時間就很長了，沒想到張克俠比他還長。郭汝瑰和劉斐兩人互相指認對方是共諜，問題是兩人都是共諜。

萊蕪戰役總結會，三個共諜韓練成、郭汝瑰和劉斐互相推卸責任，最後是聯合白崇禧把黑鍋盡量往別人頭上推，最後這黑鍋落到陳誠那裏了。李玉堂1950年被蔣介石槍決，60年代蔣介石要給他平反，80年代大陸給他定爲烈士，2004年陳水扁在台北給他的共諜身份平反。這叫什麽事兒啊!南京軍話總站，十幾個人，除了泡病號的一把手，剩下的基本都是共諜。來了兩個新人，半年不到就宣誓入黨去了。因爲老是沒有一把手，從外面調來兩個領導：一個是從大革命時期就開始潛入地下的老資格地下黨，另一個覺得這地方不太對勁，呆了一段時間也去泡病號去了。

傅作義偷襲西柏坡

1、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系統，得到傅作義已經下達了這個命令。傅冬菊系統在35軍被殲滅後不久就成功策反傅作義的近身衛隊。那時的傅作義，連手槍都是沒子彈的。

2、北平鐵路局系統，執行此次任務的國民黨軍部隊和所需補給大部分是通過鐵路集結運輸的，而北平鐵路局調度室的十幾個人中只有一個不是中共系統的，再加上另外一些鐵路員工的協助，國民黨軍集結部隊的大致番號、人數裝備和到達日期就搞清楚了。

3、北平聯勤總部的一個早已是中共黨員的少校參謀，由于聯勤總部負責對參與此次任務的部隊的補給，此公爲了工作不辭辛勞，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裏跑遍了預定參戰部隊團一級以上的單位，掌握了所有部隊的人數裝備和補給情況，詳細上報。鑒于他的出色工作，此公在國共雙方的上級都加以表揚。

4、傅作義司令部裏面有個刻蠟板的人叫甘霖，凡是不發電報的文件都由他刻印下發。他刻完偷襲石家莊的命令後，就搭車到徐水縣政府，直接打電話到華北軍區，接電話的是作戰部長唐永健。然後他改名換姓去了天津。解放後，甘霖曾任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5、北平《益世報》(注：《益世報》是天津與《大公報》比肩齊名的報紙)采訪部主任劉時平從鄂友三那裏聽說到這個消息，然後和《平明日報》(注：《平明日報》是傅作義的喉舌)采編部主任李炳泉共同向崔月犁(注：他是北平地下黨學工委秘書長，他也是經常見得到傅冬菊的)報告。崔月犁冒險通過地下電台向華北局敵工部部長劉仁報告。保密局北平站學運組組長是中共，華北督察組保定潛伏組組長是中共，傅作義的秘書還是中共，他還偷什麽襲啊。。。

某特務向他的上級坦白，曰自己是共黨臥底，當天就被鋤奸，因爲他的上司也是共黨臥底。可以寫個小片段。

A：老大，我是共黨臥底，我坦白。這是我的槍。

B：你有人知道事嗎?

A：沒了。

B：你先回去，和誰也別說。(A轉身，槍響，B走了過來 )

B：其實我也是共黨臥底。在那邊我還是你的上司。

台灣那邊，有金門被俘的共軍團政委陳利華，也有遊泳去香港投奔國軍的，另外澳門站站長叫程一鳴。這三位都是深海，只有程一鳴安全歸隊，另兩位都是烈士。國軍起義飛行員打算炸蔣介石以爲投名狀，不料轟炸裝置卻被另一夥地下黨給破壞了。(共諜冗員太多，嚴重影響工作進度)蔣介石的侍從室裏都是精挑細選的親信，裏面卻有段家兄弟臥底。老大是侍從室少將，在蔣介石身邊；老二在上海管港口，蔣介石的撤退台灣他有份布置。哥哥段伯宇是周恩來線上的人，弟弟段仲宇是上海局張執一線上的人，段仲宇的入黨介紹人就是段伯宇。傅作義的秘書閻又文，要不是知情人遇到他兒子，他的共諜身份就永遠隱蔽下去了。他寫的罵共産黨的文章是延安仔細審閱過的，毛主席指示：要罵得狠一點。白崇禧的秘書，衛立煌的秘書，李宗仁的參議，都是共産黨。宋美齡的親信閻寶航，是共産黨的戰略情報員。

侍從室還有一個共諜，蔣介石寵兒中的寵兒，張默堅，協助程潛、陳明仁起義。他是宋美齡的舞伴，現在還是舞蹈裁判。以他在蔣介石身邊的位置，一根筷子就能滅了蔣介石宋美齡的親信閻寶航同時還是共産國際的情報員。中國的共産國際情報員最牛的的是張文秋了，不是說她的情報能力最牛，而是她和前後兩任丈夫生了三個女兒，前兩個嫁給了毛主席的長子和次子，還好毛主席只有兩個兒子。

張文秋的上級是佐爾格。佐爾格在中國最得力的助手是方文，方文是史沫特萊推薦給佐爾格的。佐爾格在日本最牛的情報員尾崎秀實也是史沫特萊推薦的，麥克阿瑟一占領東京就滿世界抓史沫特萊，結果把佐爾格的情婦石井花子給抓了，因爲佐爾格給她取了個英文名字艾格尼絲。佐爾格的另一個日本情報員是畫家宮城與德。宮城是美籍日本人。日本特高非常恨他，他是日本人，很多日本的東西他都熟悉;他是美國人，沒和美國人撕破臉還不好動他。佐爾格在中國最優秀的助手方文曾經幹過情報翻譯工作，把中文翻譯成英文。可憐堂堂燕京大學的畢業生，被人批評英文太差。燕京是美國教會學校，那兒的學生畢業後英語剛剛的。沒辦法，給他審稿的是史沫特萊，一個懂中文、德文、俄文的美國作家;和他一塊翻譯的是中國著名翻譯家董秋斯，他後來翻譯了《大衛科波菲爾》和《戰爭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