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会分裂成二十多个小国吗/中国无序城镇化的代价/张英：纪念我的廿位右派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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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1/19/2018 2:14:53 PM 被閲覽數： 19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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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序城镇化的代价




2018年1月17日


    
    

    上月，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被逐出北京附近的廉租住户区后，回到自己位于中国南方农村的家乡。 NICOLAS ASFOUR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11月下旬，北京郊区一栋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几天后，官员们开始在这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铲除外来人口社区。居民被强力从租住的房子中驱离，推土机把整个社区夷为平地。数万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虽然市政府官员认为这次运动有正当理由，是为了防止将来再出事故，但事实上，这是一系列严厉的城市政策中最激进的新举动，试图弥补北京杂乱无章的城市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这场驱逐之前，大约有800万名外来人口居住在北京。过去几十年里，他们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事着低端工作，促进了中国惊人的经济繁荣。但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却受到糟糕的阻碍。
    
    “户口”是一种将大部分社会服务与一个人的官方认定的居住省份联系起来的许可证。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些外来人员生活在城市的另一种现实之中。
    
    这些外来人口要获得社会福利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国家支付的退休金可能会被取消，因为他们没有在户口所在地生活和工作。最令人痛苦的是，这些外来人口的子女没有在北京上正规公立学校的资格，父母只得被迫做出选择：要么把子女送进为不规范的、专为外来人口开办的学校；要么把子女送回农村接受教育，在老家，孩子们或许由祖父母抚养，或许根本就没有人抚养。
    
    虽然外来人口的困境是很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住房问题常常遭到忽视，被中产阶级对房价难以承受的焦虑所掩盖。11月的火灾改变了这一点。
    
    那些遇难者被困在城市边缘一栋破旧的建筑物里，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住房选择。实际上，针对外来人口的保障性住房根本就不存在。租房给外来人口的房东很少会认真遵守防火规范，或拿钱对建筑物进行维护，因为大多数这样的住房都被视为违章建筑，并且一直面临拆迁威胁。
    
    外来人口的困境也反映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危机：中国的城市变得太大、发展得太快。在政治与经济目标粗暴结合的推动下，它们在短短几十年间从单调的工厂城镇蜕变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都市，同时破坏了环境，造成了社会不平等与家庭纽带的断裂。
    
    北京的人口数量居中国第二，它就是一个例子。从共产党掌权之初，就尝试着让这个帝国首都同时成为一座苏联模式的工业城市，这个实验遭到了悲败，导致了通勤的艰难和严重的空气污染，更不用说大片历史街区遭到破坏。
    
    不等官员们考虑到这些间接后果之前，市场的力量已经成型：外来人口涌向这里，寻找工作岗位和住处，这个城市的人口在1990年代之初是1100万，如今已经增加了一倍。
    
    过去十年来，地铁和公园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主要应当归功于移民的勤奋工作。但是在缓解城市生活压力，尤其是改善环境问题方面，地方政府做得还不够。
    
    2015年，一名调查记者拍的一部关于北京有害空气的纪录片在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批评政府的无能。国家最高环境官员认可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反应，把该片与1962年在美国引发了环保运动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相提并论。
    
    北京的水资源危机亦已迫在眉睫，虽然并不明显，但同样具有严重威胁。地下水位已经低到非常危险的水平。
    
    当官方走投无路的时候，便把矛头转向那些最没有能力反抗的人。近年来，政府除了出台种种歧视性政策，更是开始清理“低端人口”——这是外来人口在官方文件上的称谓。以社区中产化、学校和服务业升级等城市改造为名的规定，一直在加大对外来人口就业和住房的限制，削弱他们的生计，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留在城市。
    
    因此，外来人口开始加速外流。2016年，北京“城六区”的人口下降了35.3万人，是自40年前城市化开始以来的首次下降。那些建立了国家体育场馆、为上班族送午餐，以及为中产阶级家庭照顾婴儿的外来人口，正在以离开这座城市的方式为它作出最后的贡献。北京在最近的五年计划中规定，到2020年，城市人口上限是2300万；目前的数字已经开始慢慢接近。
    
    与减少人口相应的，是其他一些减少环境压力的政策。今年冬天，当局下令禁止北京周边部分地区用煤取暖（但后来，该禁令在一些地方被取消）；为了鼓励购买电动汽车，政府提供了慷慨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了缓解首都的压力，北京西南方向一座规模为曼哈顿两倍的卫星城正在建设过程中。
    
    这些措施正在产生效果：2017年最后三个月，北京的污染同比下降了惊人的53%，让这个冬天的天空回到了我童年记忆中清爽的蓝色。我家附近长年拥堵的环路上，车辆人流也越来越少。
    
    但有些问题发展到了比表面上的城市环境更深的层次。7月，一篇名为《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超过500万的阅读量。作者来自西北省份陕西，笔名张五毛。他用厌倦和冷漠的语气，穿插着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熟悉的黑色幽默，抱怨令人心碎的城市生活导致人们永远处在漂泊状态。
    
    在这里生活了十年后，他说北京对人们的吸引力正在迅速降低：富人逃往海外，穷人返回故乡。这些指责性的描述促使审查机构屏蔽了这篇文章，但在这之前，文章已经引起了在北京努力承受城市生活孤独的年轻人的共鸣。
    
    北京的城市压力亟需缓解。官方的一些措施，比如投资清洁能源，是值得称赞的；但另一些则不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谈到，中国已经从一心追求经济成果，发展到了优先考虑民众的幸福。
    
    然而，驱逐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政策所凸显的，却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统治日渐收紧的国家的屈辱。
    来源：纽约时报

 

 印度会分裂成二十多个小国吗？

（2017-09-25 高学思）

   
    从“最没前途国家”到“未来超级大国”，独立后的印度到底经历了什么？昔日那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如今真的欣欣向荣吗？

   
   　　1 序曲
   　　满目疮痍中的重生针对性
   
   　　1947年8月15日，印度国旗第一次飘扬在德里红堡(地位相当于我国的紫禁城)上空
   　　“当午夜的钟声敲响，全世界都在沉睡之时，印度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和自由!”
   　　1947年8月14日晚，尼赫鲁发表著名演说“命运之约”。
   　　第二天，英国殖民者宣布正式退出次大陆，一个新的、独立的印度诞生了。
   　　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眼里，这是一个最不可持续、最没前途的国家，它贫穷兼且落后、复杂而又混乱。
   　　“很快印度将会分崩离析……印度的多样性堪比欧洲，没有人能够将这个次大陆整合成一个国家”，一位英国将军这样写道。
   　　邱吉尔则更为直接地抛出了自己的预言：“(我们走后)印度将会陷入中世纪的野蛮与困顿之中。”
   　　的确，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新生的国家都危机重重。
   　　当时，印度的建国元勋们从英国人那里接手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混乱局面：
   　　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需要妥善安排文盲率近九成的三亿多国民，其中绝大部分缺衣少食，生活在赤贫状态;
   　　“圣雄”甘地正奔走于东印度的大城小镇，试图平息一场因印巴分治而引发的大规模宗教仇杀;
   　　内政部长帕特尔则面对一张星罗棋布着五百余个土邦的印度地图眉头紧锁，思考着怎么将复杂混乱的“地理名词”印度，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出身贱民家庭的印度宪法主要起草人安贝德卡尔也清醒地知道，独立并没有解决残酷的种姓歧视，虽然英国殖民者走了，千千万万种本土的压迫仍在印度上演。
   　　如何让新生的印度生存下来，是当时这四位建国元勋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
   
   　　网友将四位印度的建国元勋PS到了一百卢比的纸币上，从右向左分别是甘地(本就印在纸币上)、尼赫鲁、帕特尔和安贝德卡尔
   　　2 建设
   　　尼赫鲁：“现代化所带来的好处和苦痛，我们必须同时面对。
   　　总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在废墟中蹒跚前行
   　　建国初期，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印度的经济、科技及教育等方面都亟待实现现代化，当时的总理尼赫鲁正是现代化最坚定的推进者。
   　　早在英国留学期间，尼赫鲁就对社会主义心驰神往。印度共和国成立后，他立即师从苏联，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亲任主席，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希望能够尽快改变印度积贫积弱的局面。
   　　然而，印度经济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信奉“计划经济”的印度政府为了全面监管经济发展，设计了一个繁杂的“许可证制度”，几乎涵盖了经济活动的每一个步骤。
   　　举个例子，一家私企在正式进行生产之前，要获得八十余个政府机构的批准。
   　　这一制度严重地降低了效率，损害了经济活力。
   　　在尼赫鲁及其女英迪拉执政时期，印度经济发展长期“龟速”，年均增长率仅为3.5%，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东亚诸国，被国际媒体揶揄为“印度式增长”。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多年里，除了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基本消除了饥荒以外，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进步并不算大。
   　　不过，这个阶段的印度还是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大事。比如，1951年创立了当代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印度理工学院(IITs)。
   　　尼赫鲁将一个英属印度时期的拘留营作为其第一所校区的选址，那里曾关押过许多印度独立运动人士。这样的安排，估计是为了让在此读书的年轻学子时刻都不能忘却“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
   
   　　印度理工学院
   　　以印度理工学院为代表，一批高等院校的设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工人才，使印度在一些重要领域里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1974年，代号为“微笑佛陀”的核试验取得成功;
   　　次年，印度的第一颗卫星发射升空。
   　　这一时期对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研究，为日后印度逐渐发展出核武器、洲际导弹等“大国标配”奠定了基础。
   　　到了1984年，尼赫鲁的外孙、英迪拉的长子拉吉夫当选为印度总理。这位时髦的公子哥开始对长期笼罩在本土保护主义下的印度经济进行改革。
   　　拉吉夫热衷于引进外来的技术与投资，当时，他最为心仪的就是在美国方兴未艾的信息科技产业，至于英式社会主义理论、苏式武器装备，似乎都不如美国的硅谷更有吸引力。
   　　拉吉夫的经济改革计划在此后几任政府手中得到了延续。
   　　1991年，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制定推出了一系列新工业政策，鼓励“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全面开启了印度经济的新时代，创造了一个更加市场导向的、更具活力的经济环境。
   　　从那以后，印度这头步履蹒跚的大象才真正长出了翅膀，年均增长率跃升到了8%左右，增速在主要国家中仅次于中国。
   　　发展中的痼疾积重难医
   　　根据普华永道2017年的最新预测，到2050年，印度将会成为第二经济大国，GDP(PPP)将会达到44.1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的58.5万亿，而高于美国的34.1万亿。
   　　但是，这个预测不一定可信，我们需要找一些其他更为可靠的数据来观测当前印度的发展水平。
   　　从高水平科研的最佳衡量指标NatureIndex来看，印度(901)虽显著低于中国(6481)，但也明显高于其他新兴大国俄罗斯(371)或巴西(237)，对其邻国巴基斯坦(22)更是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在钢产量和发电量两个数据上，印度目前分别位于世界第二和第三位，其绝对数值约相当于我国在2000年左右的水平;
   　　在最大的短板基础教育方面，其青年(15-24岁)识字率刚超过了90%，与我国八十年代初水平相当。
   　　我们应该承认，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印度的现代化建设还算蛮有成效。最近印度建成的通过身份编号与个人的虹膜、人脸、指纹信息相结合的“生物身份识别系统”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必须指出，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今天的印度经济仍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制造业的疲软和基础设施的落后;
   　　由于近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由技术密集型产业驱动，因此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业青年已经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仍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显著的贫富差距令经济发展成果大打折扣。
   　　正如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说：“一小部分印度人享受着和加州一样舒适的生活，而其他大部分印度人则像是在撒南非洲受苦。”
   　　3 宗教
   　　甘地：“我是一个印度教徒，同时也是穆斯林、基督教徒，你们也应该是一样。”
   　　圣雄之血“维和”时效有限。
   　　1947年秋，当印度民众欢呼雀跃、庆祝国家独立之时，“圣雄”甘地却正在加尔各答进行绝食抗议，以阻止肆虐当地的暴力行为。
   　　约一年来，在穆斯林领袖真纳宣布要用“直接行动”争取独立建国之后，印度西北部和东部——印巴分治的边界线两侧——的宗教冲突与屠杀此起彼伏，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
   　　这令甘地极度失望。他一直坚信：独立后的印度应该是一个包容的、统一的、能将次大陆所有居民拯救上船的“诺亚方舟”。无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积怨实在难以调解，终于还是因为分治建国这个导火索集中爆发了。
   　　推崇非暴力思想、倡导田园生活的印度国父“圣雄”甘地在收到了冲突双方的“和平宣言”后，甘地结束了近一周的绝食。
   　　他不愿接受任何政府职位，从加尔各答回到了德里，继续宣扬非暴力精神。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理念，在一些狂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看来，甘地的行动是对穆斯林的姑息和偏袒。
   　　终于，悲剧发生了：1948年初，在甘地前往晚祷的途中，一个印度教极右翼青年开枪将其刺杀。
   　　“如果我被杀了，也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会和谐相处。”甘地曾经的预言竟然一语成谶。
   　　悲痛中的尼赫鲁在向国民的演讲中谴责了失去理智的宗教冲突，而冲突中的双方得知独立印度的国父竟死于自己人之手，终于清醒冷静了下来——甘地之死给印度人上了惨痛的一课，绝大部分国民都意识到了宗教和谐的重要性。
   　　独立后的印度再也没有发生前述那种规模的宗教冲突，大体来说，印度宗教矛盾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巴基斯坦国父真纳所害怕的，印度教徒通过民主制度对穆斯林的全面压迫并没有发生。
   　　2004年，一项调查发现，72%的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民主的运转状况感到满意，比印度人总体的满意度(69%)更高。
   　　到了2007年，印度有了一个穆斯林总统、一个锡克教徒总理和一个天主教徒的执政党党魁，而他们领导着的是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
   　　甘地的宗教和谐梦似乎已经实现。
   　　但是，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仇恨再次爆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并快速蔓延开来了。
   　　当时的总理拉吉夫在两次涉及宗教的裁决中，面对伊斯兰和印度教极端势力的不合理要求，放弃了世俗主义的原则：
   　　允许穆斯林保守主义者依照伊斯兰教法，剥夺离婚后妻子的抚养费;
   　　默许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一处争议位置(当时是一座清真寺)上建设罗摩神庙。
   　　拉吉夫不负责任的决定再次打开了宗教冲突的“潘多拉魔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90年代明显加剧。
   　　2002年，宗教仇恨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终于集中爆发：
   　　一群穆斯林暴徒点燃了印度教朝圣者所乘坐的火车，造成百余人死伤;接着印度教徒则发动了大规模的复仇行动，在3天左右的时间里，约有2000人惨遭杀害，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
   　　这次事件是印度建国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宗教冲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正是如今印度总理莫迪。有学者认为，那时，莫迪以及其印人党政府面对屠杀无所作为，至少可以说是纵容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血腥报复。
   　　这不禁令人们对2014年莫迪登上总理宝座后的作为保持警惕。
   　　3年来，在印度世俗主义的大环境下，莫迪及他的印人党政府至少表面上做到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印度人也都似乎被莫迪“发展主义”的宏大构想所迷住，暂时放下了宗教仇恨。
   　　但是，印度教沙文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一些地区仍然十分活跃。从历史经验上来看，这些宗教极端倾向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代不会占到主流，但如果一旦社会局势不稳或发展受挫，则有蔓延泛滥的危险。

　所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矛盾，仍是埋在印度社会中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印度的伊斯兰极端分子
   　　4 统一
   　　帕特尔：“松散的人口羸弱不堪，团结起来就会变成千钧之力。”
   在内争外斗中前行
   　　将一个“大陆”整合成一个国家绝非易事。
   　　在印度宣布独立时，有近半的国土处在五百余个土邦王公的统治之下。在历史上，还从没有过一个政权能够直接管理整个印度，这对新生的独立印度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将土邦并入印度这一进程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时任内政部长的帕特尔是一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劝说家，他在与土邦王公的谈判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注意安抚他们的自尊和情绪，也不失时机地运用了一些强迫手段，最终成功地将绝大多数土邦纳入国土之内。
   　　但海德拉巴是一个例外，统治着这个土地最广、人口最多的土邦的穆斯林君主不肯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试图继续做次大陆中的国中之国。
   　　“铁人”帕特尔此时展现出了他强硬的一面：“当你的善意成为成功的阻碍，请让愤怒冲破你的双眼，用坚实的双手去做斗争。”
   　　他策划了对海德拉巴的武装入侵，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最终将这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纳入印度政府的管辖之下。
   　　除英国外，法国和葡萄牙也曾经在次大陆的海岸上建立了几块殖民地。
   　　50年代，经过法国政府的同意，印度通过居民公投收回了法属印度的所有地盘。
   　　而控制着海滨城市果阿的葡萄牙人则不愿意轻易离去，1961年，尼赫鲁决定动用印度军队解决问题。通过与果阿内部的解放运动组织内外联合，印度军队在一天之内便占领了果阿全境，葡萄牙军投降。
   　　至此，西方殖民者被彻底赶出次大陆。
   　　1975年，锡金公投(一场印度精心设计的政变)加入印度联邦之后，印度所控制的国土就基本固定了下来。
   　　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复杂程度令人咋舌：共有数百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22种语言被列入了印度官方语言的名单(其中印地语是国家层面的官方语言，英语则是第二官方语言)。要令所有这些民族都产生对印度的国家归属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观察家不看好印度建国的最重要原因。
   　　不可思议的是，时至今日，印度居然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据印度本土学者的分析，在一个不算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如此复杂多元的印度能保持统一，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的力量。
   　　传承数千年的史诗、神话与英雄传说构成了绝大部分印度人民的共同文化背景，独立运动时期建立起来的国族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而宝莱坞的电影、音乐则更是加深了印度人之间的情感纽带。
   　　流行文化在提高印度国家的吸引力方面厥功甚伟——在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者所控制的山区，尽管武装分子严令禁止宝莱坞电影和音乐，“走私”的电影碟片和音乐磁带仍在当地居民中大受欢迎。
   　　在与印度人的交流中，即便是那些对政府非常不满的异见分子，也没有分裂国家或者颠覆政府的想法。他们争议的焦点大多在于如何划分各邦的边界、如何惩治腐败，以及最重要的，下一次选举应该投票给哪个政党、哪位领袖。
   　　也就是说，印度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作为印度文明的继承者，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基本扎稳了脚跟，其政权的合法性(或者说认受性)比一般人原来想象的要高很多。
   　　印度的政治统一也经常受到严重的威胁，至今，曾三次走向分裂的边缘。
   　　东北部的部落民、西北部的锡克教徒以及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都曾武装反抗中央政府，谋求独立建国。
   　　另外，试图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纳萨尔派运动也在印度腹地开辟出一条“红色走廊”，在其鼎盛时期，一度波及了四分之一的国土。
   　　这些武装反抗运动大多被印度政府用军事和谈判成功化解：
   　　锡克教分离势力基本消失，如今锡克教徒已成为印度国家自豪感最强的群体之一;
   　　东北部部落民和纳萨尔派武装斗争的热潮也已经消退，影响力被限制在极少数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山区丛林之中;
   　　克什米尔的情况最为复杂，印度在当地使用了近乎军事管制的镇压手段，处于弱势的穆斯林武装分子只能靠恐怖行动反击政府。
   　　但是，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要求建立属于自己的邦的示威活动)仍是当前印度的极大不稳定因素。
   　　5 平等
   　　安贝德卡尔：“英国不应该奴役印度，同理，一群印度人也不应该奴役另一群印度人。”
   　　为“贱民”争取人权
   　　印度宪法的主要起草者安贝德卡尔一直没有加入国大党，在独立运动的大多数时间里，甚至是国大党重要的竞争对手——出身“不可接触者”群体的他一直是为“贱民”争取权益的代表人物，他对国大党和甘地对“贱民”权益的忽视感到极度不满。
   　　在独立前的两年，安贝德卡尔专门写了一本书《看看国大党和甘地对贱民都做了些什么》与对方论战。在书的扉页上，他引用了修昔底德的名言：“你们固然高兴做我们的主人，但我们不情愿做你们的奴隶!”
   　　尽管如此，在尼赫鲁和国大党政府接管印度之后，因为欣赏安贝德卡尔的法律才能(留学英美双博士)，还是坚持让他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
   　　宪法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权合法性的有无。安贝德卡尔认为，独立后的印度想要在道义上站住脚，就必须消除种姓制度，尤其是对贱民群体的歧视。
   　　因此，在宪法中的第三部分，他明确列入了一条——禁止一切形式的基于种姓的歧视——希望能开启印度社会平等的新局面。
   
   　　印度宪法序文
   　　然而，三千年的文化传统很难被一条法律条文所改变。在独立后的印度，对低种姓的压迫与歧视依然十分普遍。
   　　以学校生活为例，安贝德卡尔小时候就曾经被同学扔下放学后搭乘的牛车。在独立后的印度，“贱民”家的孩子也经常被剥夺在学校内和其他同学一起进食、玩耍的权利。
   　　在农村地区，针对贱民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贱民的基本人权往往得不到保障。
   　　对这种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印度著名法律学家纳尼评论说：“印度是个拥有一流宪法的三流国家。”
   　　为了用更直接的方式改变“贱民”群体的弱势地位，安贝德卡尔在宪法中特地规定，允许政府为“贱民”群体制定特殊条款进行照顾。
   　　于是，在政府公务员的聘用、高等院校招生中，印度的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根据人口比例，为这两种弱势群体设定了共22.5%的“保留名额”，以求为他们提供更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这一政策立竿见影地改善了“贱民”群体中不少人的社会地位。独立后，印度涌现了大量出身“贱民”的成功企业家、法官和学者。至今，已有过两位“不可接触者”当选为印度总统。
   　　恶魔依旧在人间
   　　当这一“保留名额”制度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时，问题就出现了。
   　　1990年，当时的印度政府为了争取更多低种姓选民的支持，决定对一部分非贱民的低种姓群体也给予“保留名额”的优惠政策，从而将名额的总份额升到了49.5%。
   　　这一决定激化了印度内部的种姓矛盾：
   　　一方面，高种姓群体坚决反对“保留名额”制度，认为这违反人人机会平等的原则，是对高种姓的逆向歧视;
   　　另一方面，中低种姓群体为了被纳入“保留名额”的名单之中而争破了头。
   　　一时间，印度各地都出现争当低种姓的奇特现象。
   　　近日在孟买发生的50万马拉塔人的游行示威，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逼迫政府为他们制定“保留名额”。有些讽刺的是，马拉塔人实际上长期是印度中西部的强势族群，一直以自己刹帝利(王公种姓)的血统而倍感自豪。
   　　在印度神话中，有一只恶魔名叫Raktabīja(意为“血种”)。他在与正义女神的战斗中，留下的每一滴血都会变成一个新的恶魔。因此，恶魔越战越多，令女神十分苦恼。
   　　印度的种姓问题与这只恶魔有些类似，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平等，往往不但难以解决旧的问题，还制造出许多新的矛盾。神话中的女神最终通过慢慢吸干恶魔的血液而将其消灭。
   　　种姓问题的完美解决，也许只能靠渐渐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最终完全去除种姓这一身份维度。
   　　但是，这又谈何容易？
   　　6 尾声
   　　印度梦仍在路上
   　　经过70年，四位建国元勋的“印度梦”仍然“在路上”——用一句印度人很喜欢说的话来来说就是“Fiftyfifty(喜忧参半)”。
   　　如果将国家比作人，那么，今天的印度已经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踌躇满志但却患有严重的先天疾病的青年——虽然已经没有了夭折的危险，但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成就一番事业，仍然难以预料。
   　　总之，印度没有本国政客吹嘘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在网络帖子里看到的那么差。
   　　印度，是一个我们无需畏惧、但必须正视的对手。

张英：纪念我的廿位右派师长（之一）




2018年1月18日

    
    作者：張英
       
                       五十年代，無論鄉村，還是城鎮，無論小學，還是中學，乃至大學，尊稱老師，均叫『先生』，今從習慣，以符史實。🎐
    
    一、小學班主任蕭景賢右派先生
    
    我自1946春節，抛石塊玩，頑皮闖禍，把英國上海匯豐銀行小K，打得頭破血流，即被英國老闆勒令他的管家(我的堂舅)，把我随同母親，驅逐下鄉，趕到長江口北畔鄉村，呆了八年。五十年代前期，時在寒舍十里之外，上了如杔縣立王荃中心小學，蕭景賢先生，是我高小的（東班）班主任，語文老師。—九五四，我11歲、讀小五，蕭先生好意栽培，叫余做了全校牆報主編。那時夏天，廿多個同學，我們仍各自拿著長板凳，溜到校後竹林午休，聽我講武俠小說故事。漸漸地自然形成，—支小小的『文攻武衛』隊伍，但從不打羣架的，因為没有誰敢欺負我們，然而文宣叫陣是有的，愛打抱不平，主要抨撃個别先生的『為師不尊』，打罵學生，從而又闖禍了。牆報貼的是選小學生作文，當然都是鉛筆小字寫，由於我把標題，另編寫了大字醒目，如《向XXX先生進言》批評之類，引人入勝✋。後來被人誣陷，這叫從小就貼的反黨『大字報』了。
    
    那—陣子，小五(西班)班主任，黄克平先生，據說是我的姨婆侄子。該黄先生，脾氣粗暴，常駡學生，甚至體罰。尤其西班，有個老留級生，叫施敏的，十八歲了，已經結婚，黄先生常在他家，杯酒相歡，唆使老施施暴，打駡年紀小的同學。許多十一二歲同學，敢怒而不敢言，我貿然抱不平，仗義執言，組織—批志同道合的五六年級同學，出了批評黄先生和施同學的牆報專版。這是—。
    
    其二，—不做、二不休，干脆當著黄先生的面，我向陳忠仁校長如實反映。那時陳校長、教導主任陸先生、蕭先生和黄先生，合在—個辦公室。黄先生見我訴說他的不是，恼羞成怒，抓起桌上藍默水瓶，向我頭部砸來。我急忙躲開，卻把陸主任桌上的作業書本，遭到墨汁四濺，—塌糊塗。黄先生還衝過來，抱我扭打，陳校長等皆說『成何體統，太不象話』，—把拉開。
    
    第二天大清早，我們從未出過遠門的25位小五學生，組成了自行車隊，你追我趕，浩浩盪盪，騎到廿三里外，如東县教育局所在的掘港鎮，向上投訴。從鎮東南，一路問至鎮西北找到。教育局接待我們的俩位，男女股長。他俩耐心聴取了我們的投訴，好言相勸，放心回校，校方不會打擊報復，並囑回程路上，務必小心。
    
    黄先生聞訊大怒，揚言等到張英第2年畢業時，不論報考江蘇全省那所中學，他來帶隊，不準錄取，永做農民。我為避再打擊報復，央蕭景賢先生，轉請陳校長、陸主任體貼同意，未到畢業，不能領《畢業證書》，臨時變通，改出《畢業證明書》，以同等小學學歷，逃往不屬江蘇省管的，直轄市上海，報考中學。我在上海報考中學截止日前夕，匆忙趕到，但我不懂，要遷户口，没有上海户口，不能求學。五十年代初，民警態度尚好，南京東路派出所，傍晚值班女民警，說鄉下小孩不懂户籍的事，准予先讓我先登記上海户口，等我第二天最後一日趕上報名，並且錄取中學之後，再到鄉下補遷户口。
    
    1955~1957，這三年的暑假，我都回鄉下的，因為王荃小學也放假了，蕭先生不在校，也不知他家住在哪裡，無法找到。五八暑期，故鄉兒時玩伴，告知蕭景賢先生，五七去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遭到批門，蕭先生不堪受辱，上吊自殺了！晴天劈雷，急問何故?同學告知，這事跟你張英也大有關連。蕭先生的右派罪狀，主要是寵愛反動學生張英，煽動張英帶頭大鬧學潮，張英還未小學畢業就出假證明，以便讓張英去上海，繼續犯上作亂，反動透頂，如此等等。大吃一驚，不禁淚下。蕭景賢先生，我發誓會爭氣的，敬請地下放心，安息吧！
    
    一九五六夏末，我在上海，曾以《師生間的風波》，撰稿長篇通訊，投寄北京《教師報》，後來《教師報》拼入《光明日報》。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先生被打成右派後，光明日報就被老共勒令停刊了。我那時還是個12歲屁孩，未受追究。但是卻以此報告文學作品之一，竟能考入中國福利會少年宫主辦、上海作家協會協辦的『文學創作小組』，課餘呆了三年。六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舊話重提，這也是緬懷蕭景賢先生的追思。
    
    蕭景賢右派先生，當然是大好人。但是好人，大多無長壽的。回頭說下，左派黄克平先生。早在一九八〇，鄉下坊間傳說：一九七九，鄧小平訪美，曾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下榻紐約美籍華人開的大酒店，老闆向鄧老爺子提出，他内弟黄克平，在江蘇如皋縣教書的，希望中國放行，來美接他的棒。鄧小平回到北京，其秘書嘱江蘇省委，查找如皋黄先生。起初，查無此人。後來江蘇盤算，如東縣，四十年代，從如皋縣東南劃出來的，黄先生姐夫赴美，還没有如東縣呐，可能只記得如皋之誤，改而向如東縣教育局查找，果真逮個正着！黄克平先生赴美，快四十年了，彼此在異國他鄉，垂垂老矣，一笑泯恩仇。但願黄先生晚年愉快，健康長壽！🤗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