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Der Prozess）是弗兰兹·卡夫卡在1914年至1915年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1925年发表。小说的主人公约瑟夫·K (Josef K) 在一个早上被唤醒后，不明原因地被捕，陷入一场难缠的官司之中，却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在K三十一岁生日的前一天，两个黑衣人把K带走了。K几乎没有反抗，显示出他早就预料到此事不可避免。最后K被带到一个采石场，两个黑衣人处死了K。K说：“像条狗！”卡夫卡写道：“仿佛他的耻辱将留在人间。”

《审判》整部小说在一种不变的无情的令人不安的气氛中进行，直到悲惨的结尾。小说表面上的主题是关于政治的、对法院的无能腐败的抨击。但小说主要用力在对这种环境对K的影响。它展示了人类的困境，K的努力没有方向，也没有结果。
有必要指出小说的结局是卡夫卡最先写出来的部分。所以K的审判和被处死是必然的，在小说中多处都有暗示。K从来都没告知他被起诉的罪名，并且他从头到尾一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而K被起诉的罪名恰恰是他的清白——做人就是有罪的。承认他的罪是做人，可能K就能从案子中解脱出来。或者说，K的审判是因为他不承认他是有罪的，即他不承认他是人。

卡夫卡充分展现了所谓官僚机构的真实本质的可怕——用管理取代统治，用独裁政令取代法律。因为当一个人陷进官僚机构的话就已经被判刑了；当法律的解释与非法的管理相伴随，当法律阐释者慢性的无行动由官僚机构所补偿，而这种机构无意义的自动运行拥有最终决定的特权时，没有人可以从司法程序中期许正义。

所谓官僚主义，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与法的支配相反的、通过政令进行支配的体制。而且，政令通常是保密的，在具体事件上需要正当的理由。其结果就是，那些生活在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人们，全然不知道统治他们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从而，虚假的神秘主义是官僚体制成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标记，它所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知道为什么发生一些事情。城堡下的居民在城堡官员的神秘而可怕的权力面前变得麻痹，变得服从于有着无穷可能性的解释，在这种无尽解释的思索的框架中，整个生命和世界的肌理都被假设为神秘的深不可测的东西。约瑟夫·K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弄清“法律”的源头，但每次都无功而返。就像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权限之所在极不明确。某个机关被公众知道得越多，它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小，权力通常开始于不曾拥有公开性的地方。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描述了一个与这种过程相似的世界。首先，他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他们缺少所有组成一个真实个体的众多细节特征。其次，在他们生活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角色，大家都为了某种超人类的尽善尽美而努力奋斗。
阿伦特提出了“杀人”系统: 必要的步骤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在通常的法律中，特定的罪行要蒙受特定的可以预测的惩罚。《审判》清楚地展现了对“法律之人”的消灭。当约瑟夫·K在《审判》的一开头被捕时，他抗议道：“这些人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代表什么官方机构？K生活在一个守法的国家里，这里有着普遍的和平，所有法律都是有效的；谁敢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逮捕他？然而，他很快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在通常的刑事系统之外”。并且，约瑟夫·K的被捕、审判乃至处决与他曾经干了什么毫无关系，他是被独断地逮捕和处决的。（因为他没有犯任何错就在一天早上被逮捕了。）
阿伦特认为卡夫卡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故事写的不是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而是组成人类失败的各个元素，是事件本身的原型。

哈耶克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他的观点: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著抹灭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极权社会概括了六种重要标识：
（1）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2）一个由独裁者个人领导的政党；
（3）一种影响遍及四方的恐怖体制，把党和国家机构合为一体来反对极权统治的内外敌人；
 （4）一种对大众传媒的切实而又严密的完全控制，由于技术现代化和复杂性，这一控制变得独一无二；
（5）一种对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控制；
（6）由国家官僚机构来指导和支配整个经济，或者至少是其最重要的经济部分。（苏联体制在经济上体现为高度的计划性、严重依赖行政指令；在政治上体现为高度专制和党政不分。）

罗马尼亚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在当政的第一个十年间，与冷战期间其他华约国家不同，罗马尼亚对西欧和美国实行了开放的政策。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于1958年成功使苏联军队撤出罗马尼亚。而齐奥塞斯库则继承了前任领导人的策略。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第二个十年，其独裁政权变得愈发残酷和压迫，是东欧集团中斯大林体制最为严重的国家。其统治个人崇拜、民族主义泛滥，与西方国家和苏联关系恶化。
1989年，许多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政权更迭，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也已经起步，与此相对照，齐奥塞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却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还加强了全面控制。同年12月22日上午10时，原本支持齐奥塞斯库的军队开始倒戈，罗马尼亚军队从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出，而罗马尼亚防暴警察无法阻挡游行队伍的冲击。此后，示威群众向齐奥塞斯库所在的党中央大厦汇集，并进行冲击，一些人将大厦窗户打破，并将齐奥塞斯库画像扔出。齐奥塞斯库看到情况不妙，调来直升飞机逃往布加勒斯特北郊，结果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逮捕，下午3点30分被逮捕并关押于一处军事设施内，直到审判。他和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被控五项罪名成立：

    1、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
    2、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力量，构成了破坏政权罪；
    3、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构成破坏公共财产罪；
    4、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构成损坏国民经济罪；
    5、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款外逃。

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罗马尼亚南部登博维察县兵营厕所前一块空地上被处决。

周恩來的僞善之謎

作者：陳錦雲

周恩來確實是個大謎團。毛活著時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消退，連普通百姓也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時，民衆自以爲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周恩來(網絡圖片)

對周恩來的評價，大體有三種。

一種是以中共爲代表的“光輝論”;

其次是民間流傳的周恩來富有人情味的各種故事;

三是罵周恩來是個奴才，在毛澤東面前搖尾乞憐，低頭哈腰。

這三種評價都可以用到周恩來頭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來印證。但在互相矛盾的證據面前都無法自圓其說。

試問持“光輝論”者，略微查查周的曆史，中共建政之前，中共的錯誤路線，除了第一次陳獨秀錯誤路線，他沒來得及犯之外，爾後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錯誤路線，周恩來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執行者和領導人;再說建政之後，反右鬥爭、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樣沒周恩來的份?他的光輝到底在哪兒?

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駁。不錯，周在生前死後，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諸如在文革中保護了一些演員，和服務員講話沒有架子之類，這類故事大陸出版了厚厚幾十本。

我並不否認周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個周恩來，在關鍵場合卻不見他有過絲毫“人情味”，比如他曾親自批示，以通敵叛國罪名，逮捕他的幹女兒孫維世。絕世美人孫維世在牢中飽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後身上什幺都沒穿，只有一付手铐依舊鎖著雙手!周恩來這時的人情味到哪裏去了?類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現幾乎一樣多，又該如何解釋?

僅僅把周恩來看成一味向毛而搖尾乞憐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樣與事實相抵觸。周是一個毛在被百姓當作神崇拜時都扳他不倒的人，這股力量豈是靠拍馬就能形成的?

周恩來確實是個大謎團。毛活著時無人敢懷疑他，死後不久，那神靈般的光環即消退，連普通百姓也認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時，民衆自以爲了解他，可是隨著他離世的年份愈長，引人懷疑之處就愈多。

有人認爲，只有等周的檔案開放之後，才能真正揭開周恩來之謎。我看未必，即使檔案現在就開放，也還有個如何解釋這些材料的見仁見智問題。再說，思想界不能因爲材料不足，就放棄對曆史人物評價的責任，尤其這一人物，對當代社會依然有著巨大影響。

故此，本文依據所掌握的材料，試圖對周恩來的矛盾現象作出綜合的解釋。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爲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

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似乎從未見人對此提出疑問，因我們已習慣了他是一個偉大人物，將此視爲理所當然。

可是翻查一下曆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産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且看周恩來那段時期的曆史：

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一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一份叫《向導》的雜志，發表過一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

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遊行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

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産國際中國支部書記，二一年中共成立後轉爲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于蔣介石!

有人將周飛速擢升解釋爲鄧穎超的功勞，說鄧穎超在周回國之前在中共黨大陸位比周恩來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爲尚未回國的男友周旋安排。

可是查查鄧穎超的記錄，她的功績連周恩來都不如，鄧穎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無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飛快，還捎帶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簡直天方夜譚似的，她哪來這麽大的能耐?

關鍵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産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爲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系。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

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産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麽學，受的什麽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

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第三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同志回來，周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系，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産黨毫無聯系，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一聯絡人角色，周則通過共産國際關系使鄧穎超飛快上升，上升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進行更有效的活動。

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代表的代表。

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莫斯科和第三國際都負有培訓各國共黨幹部的任務，這兩家其實是一家，第三國際是完全聽命于斯大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既是一家爲何分作兩處呢?

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慮，如在本國境內訓練外國人如何武裝反叛他們的政府，會招惹外交麻煩。因此就把軍事及特務培訓，由第三國際在蘇聯境外實行，莫斯科則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培訓。

如此，中共早期高級幹部，基本上由三類成員組成：

一類來自莫斯科讀書班，如瞿秋白、王明等;

另一類代表第三國際勢力，也就是以周恩來爲首的留歐生;

第三類是毛澤東式的土生土長派。

第一類人政治聲望最高，以欽差大臣身份，帶著尚方寶劍回國，具有絕對權威。但這類人致命弱點是光杆司令，在黨內沒有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黨內出現分歧和殘暴鬥爭時，這類人總是逃脫不了被犧牲的命運。後兩類人雖然在聲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們有自己的組織系統，是真正的實力派。

從人際關系上來看，周恩來表面上與莫斯科關系較疏遠，他僅曾“路過”蘇聯，但實際上，他比直接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更接近蘇共最高領導層，他是當時黨內真正的“通天”人物。蘇共讓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爲了減少外界注意，從而更方便地使用這把“工具”。

試想一下，若鮑羅廷直接把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安插在黃埔軍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張膽操控孫中山國民政府軍隊的印象，起用周恩來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來雖無莫斯科欽差之名，卻盡得欽差之利。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一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

他除了成爲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爲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恽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

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爲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大大鍛煉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不倒翁之謎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中共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

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中共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占山爲王;周恩來遵循第三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等。

按蘇聯的見解，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

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由于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只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面臨徹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抛出當替罪羊。

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于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

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爲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台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敗得最慘的一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制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同樣犯了嚴重錯誤的周恩來卻垮不了。

新成立的領導核心三人小組中，周恩來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順序是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王稼祥也來自莫斯科讀書班，手中無一兵一卒，這三人領導小組實際上是兩人領導小組。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

再說，即使他能贏，所贏的結果只能是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一分爲二，變成周恩來的軍隊與毛澤東的軍隊，那同樣意味著大家一起被蔣介石消滅。

其次，這支軍隊仍還需要蘇聯物資上的援助，要使這份外援不中斷，領導層裏必須要有莫斯科信得過的人。當時的士兵，對博古、周恩來之類老是領導他們打敗仗的留洋派將領毫無信心，繼續由他們做首領，士兵非逃光不可。隊伍需要一個能鼓舞士氣的首領。

毛澤東曾在井岡山打過幾次勝仗，這支隊伍多數士兵又是在朱德、毛澤東任首領時招募來的，因此推舉毛澤東任首領，可以重新凝聚這支敗軍。

俗話說，一山難容兩虎，可是當時的特定情勢，卻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須容兩虎的局面。

毛澤東果然不負衆望，取得了“長征”的勝利，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

毛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面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沖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系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系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曆。

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劉原先一直從事地下工作，但地下黨組織已基本上被蔣介石搗毀，他與毛共過事，到過莫斯科開會，在黨內無自己的勢力，卻有相當資曆。這是一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角色。

毛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對于這場半個世紀前的整風運動，中共直到至今諱莫如深，有關檔案拒不公開，至今只傳聞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因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

但延安整風造成最大的惡果是毛澤東接過馬克思關于工人階級是最革命最先進的口號，把馬克思基于經濟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篡改爲工農階級的意識本身就最革命，從而要求知識分子向工農群衆學習。這種篡改的實用目的就是爲了從輿論上心理上打壓黨內周恩來的留洋派。

在實力上不能打倒對方時，力求先在輿論上獲勝，這是毛澤東的慣用伎倆。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爲了鞏固自身權位不斷批判知識分子，給全民族帶來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後引發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權力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結果。

劉少奇最恨誰？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爲什麽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

如果持續的目的是爲了清除劉少奇的殘余勢力，爲什麽被打倒的各級幹部，在林彪垮台後絕大多數都獲得“解放”重新被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