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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生涯/商鞅为中国带来的是进步吗/知識分子的生死抉擇/儒家理学其实是自尽学
發佈時間: 1/30/2018 8:30:22 PM 被閲覽數: 4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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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生涯 (江棋生)


毛澤東紀念館館長楊勇贈送知青題材剪紙作品(觀察者網)



毛澤東紀念館館長楊勇贈送知青題材剪紙作品(觀察者網)













對老三屆知青來說,公元2018年的到來自有特別的意義。近半個世紀前的1968年秋冬,他們別無選擇地從城市走向農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遲至1979年才得以回城就業;其中雲南等地的農場知青,更是憤而通過悲壯的大規模抗爭,才獲得離鄉返城通行證的。從1968年到1979年這個時間跨度中,老三屆知青在鄉村、農場度過的長短不一的青春歲月,就是他們的知青生涯。



作爲老三屆知青中的一員,我怎麽看知青生涯?



我的看法是,對絕大多數老三屆知青而言,知青生涯既不是可歌可泣的,也不是不堪回首的,而是無法忘懷、心有隱痛的。



將近50年前,經曆了兩年空前絕後“停課鬧革命”的老三屆中學生——年齡段爲16周歲到21周歲的未成年人和青年們,除了極少數當了兵和升高中之外,在文革造成的大學停辦和廠礦不招工的情勢之下,整體上“順其自然”、較爲平靜地接受了上山下鄉的同質性命運安排。他們中極少有人興高采烈激情燃燒,將下鄉務農視爲如願以償,真的決心紮根農村一輩子。他們中也很少有人覺得是被“抛棄”、被“懲罰”、被“變相勞改”,因而千方百計加以逃避,實在沒轍了才悲憤無奈地插隊、插場和去生産建設兵團。



數百萬人烈烈轟轟上山下鄉當知青,不管是在北大荒的黑土地還是西雙版納的橡膠園;不管是在江南的魚米之鄉還是陝北的黃土高坡,每個人都開始演繹和形成屬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例如類似“肩扛200斤重的麥子走10裏山路不換肩”的超級鐵人故事,等等。然而,不管天地有多廣闊,生活有多火熱,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當時決然想不到:當了知青,就永遠失去了接受完整中學教育的機會,永遠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永遠失去了于正常年齡段在城鎮中就業的機會。事實上,正是這三個含痛量極大的“永遠失去”,決定了他們的青春年華根本上的蹉跎性和虛度性,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軌迹將一直在低谷中徘徊,決定了他們一輩子的相對弱勢和邊緣化地位。而他們的命運,又不可避免地對他們的上一代和下一代産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



自然,當知青不是只有失,而沒有任何得。在累死累活、揮汗如雨的原始勞作中,知青們證明了自己的不畏艱苦、自食其力,也因此不同程度上洗刷了當紅衛兵時的醜陋和可惡;在社會底層的摸排滾打中,知青們和貧困樸實的農民同甘共苦、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在困厄臨身經受磨煉與磨難中,知青們遍嘗不公命運之個中三味而不失進取之心;在相扶相助、風雨同舟中,知青們成了一生難得的摯友或伴侶……



但是,所得跟所失,二者實在相差太大,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當知青,並非得失相當,更非得大于失,而是失遠大于得。



50年後的今天,愈來愈多的當年知青們已然明白:文革發動者毛澤東所力推的上山下鄉運動,本質上是一場逆人類文明演進方向的反智主義運動。除了知青和知青家庭是這場運動的直接受害者外,其對社會和民族也造成了深重的、長久的傷害。這場運動在實施手法上,又照例是頗爲忽悠人的——1968年12月22日特意新鮮出籠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與早先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說法一樣,實質上都是對人的忽悠與蒙騙。



50年後的今天,愈來愈多的當年知青們已然清楚:總體而言,知青生涯不是一出曆史的正劇,而是人生的悲劇。



知青的悲劇命運,當然不能與層出不窮的各類政治賤民所遭受的殘酷迫害和承受的深重苦難相比,也絕非餓殍遍野的三年曠世大饑荒那樣慘絕和荒誕。但是,知青的悲劇命運,同樣是獨裁權力的任性作惡所造成,是制度性人禍帶來的本不該有的悲催和不幸。知青的悲劇命運,決不是一心向善的掌權老司機“艱辛探索”所導致的難以避免的必要代價。



誰不知道,人生只有一次青春?而在知青的青春中,缺損了多少浪漫、詩意和芳華!誰不知道,人生只有一次生命?而在知青的生命中,又有多少光陰被輕耗、虛度和貶值?!因此我敢說,在大多數知青心中,他們的悲劇命運,乃是一生中永遠的隱痛。



絕大多數知青,這輩子活得都挺不容易。所幸的是,盡管既沒有什麽當年“苦難中鑄就的輝煌”,也沒有後來足以爲人稱道的建樹和貢獻,他們之中出現了一些最早反思和否定上山下鄉運動,進而反思和否定整個文革,及更進一步針砭極權制度弊端的人,出現了一些堅定信奉普世價值、追求民主憲政的人。而他們中更多的人,在從青春年少到白發蒼顔的凡常旅途中,慢慢讀懂了時光,把人生給活明白了。



應當說,除了少數幸運者,已是花甲或古稀老人的當年知青們,現在活得並不富有更不精致,但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已經有了能夠告慰此生的寶貴依憑:從被深度洗腦、愚弄、忽悠而過低質量、低尊嚴乃至無尊嚴的生活,一步步走向了較有質量、品味和尊嚴的明白人的生活。





二大爺:學識重要,還是見識重要——知識分子的生死抉擇(附:81位民國院士近60人49年後留在大陸的命運)










1948年9月23日,在南京參加「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週年紀念暨第一次院士會議」的部分院士合影。
第六排左起:1.
鄧叔群 2.吳定良 3.錢崇澍
第五排左起:1.謝家榮 2.俞大紱 3.陳省身 4.殷宏章 5.柳詒徵 6.馮德培 7.傅斯年 8.貝時璋 9.姜立夫
第四排左起:1.楊樹達 2.李宗恩 3.伍獻文 4.陳垣 5.胡先驌 6.李濟 7.戴芳瀾 8.蘇步青
第三排左起:1.余嘉錫 2.梁思成 3.秉志 4.周仁 5.蕭公權 6.嚴濟慈 7.葉企蓀 8.李先聞
第二排左起:1.周鯁生 2.馮友蘭 3.楊鍾健 4.湯佩松 5.陶孟和 6.淩鴻勛 7.袁貽瑾 8.吳學周 9.湯用彤
第一排左起:1.薩本棟 2.陳達 3.茅以昇 4.竺可楨 5.張元濟 6.朱家驊 7.王寵惠 8.胡適 9.李書華 10.饒毓泰 11.莊長恭




文|二大爺    公衆號:二大爺art



關于知識分子拒絕國外的優厚生活,拼命要回來鞠躬盡瘁的故事,我們已經可以背出很多了。錢學森同志吃馬糞裝瘋賣傻,一個人能頂五個師的光輝事迹,成爲佐證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報效祖國的標配。說實話,我一直沒有查出這種橋段到底出自于那個小說家之手。因爲在真實的曆史中,學成歸來沒能爲祖國報效,卻被祖國報銷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紹過的錢學森的同學,同樣是海歸的徐璋本,因爲不認同馬克思主義,自己號稱參選國家領導,結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還算好的,畢竟有錢學森這種紅色標兵當同學,保住了性命。還有大把要報效祖國的海歸,命都丟了。
  

董鐵寶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計算機之父,作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博士,參與了第一代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編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國內號召大規模向科學進軍,在周公的邀請下,董鐵寶和夫人植物學專家梅鎮安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繞道歐洲,行程萬裏,曆時3個月回到國內,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的海歸背景成爲"特務"指控的重點,被隔離審查,不准與家人見面。董鐵寶不堪受辱,上吊自殺。剛上中學的子女被下放農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請回來的,還有數學泰鬥、雲南大學奠基人熊慶來。1957從法國回到大陸,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進行研究,培養了諸多後來的數學大師。文革開始後,長時間被批鬥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後,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諱莫如深。
  

另外一個1955年被周公親自從機場迎接回來的留美教育學博士董時光,連自殺都沒有趕上,直接被當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國的時候曾經大罵美國人出兵朝鮮,不可謂不愛國。但是回來後在因爲運動中給學校黨委提了點意見,被作爲極右分子處理,送去勞改。由于常年饑餓,一個堂堂博士,餓到去撿馬糞中的沒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饑,就這樣居然被誣爲偷吃馬糧,被當場打斷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細數,這種例子多得讓人無法呼吸。比如在董鐵寶自殺後沒幾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饒毓泰也上吊自殺。在幾天前自殺的還有後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元勳"的趙九章,都是資深海歸。當然,他們並不是所謂的極個別。因爲單單在1968一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個。
  

我在此不想再說這些悲劇的客觀原因。我們來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爲什麽這些中國頂級的菁英,在經曆了中外社會環境的對比之後,還是會被簡單的愛國主義情緒所煽動,輕而易舉的交出自己寶貴的人生?學識爲什麽沒有轉換爲見識? 
  

在我們日常的理解中,知識菁英既然擁有非凡的學識,理應具有非凡的見識。特別是在一生也許只有一次選擇機會的重大曆史關口,他們理應得比常人更有遠見卓識,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遺憾,顯然答案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看一張圖表,標明的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界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


  

從表中就可以看出,這些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國最聰明的大腦們,高達74%的人,對社會發展方向産生了嚴重的誤判。這些誤判不僅是對他們的學術生涯産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甚至其中很多位爲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不幸自殺或者批鬥致死的就多達14個,其中既包括饒毓泰、葉企荪、陳寅恪這種泰鬥級的人物。也不乏謝家榮這樣全家集體自殺的。而即便僥幸苟活的,也少有沒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說再做學術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經不錯。至于郭沫若、馮友蘭這種在嚴酷的環境下扭曲如蛆蟲,爾曹身與名俱滅,可恨又可憐,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學識不咋樣的知識分子,比如徐志摩,見識卻是一流的。
  

蘇俄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吸粉無數。甚至連胡適這樣的人,剛開始也是即爲欣賞的,認爲蘇維埃是"偉大的試驗"。但徐志摩則不然。1925年3月,他去歐洲遊曆,專程取道蘇俄考察。他從社會觀察的角度接觸了各個階層的人物,甚至專門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整個蘇俄社會的麻木和野蠻,讓他大爲震驚,在他的《歐遊漫錄》中,他這樣描述:"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著一座海……于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他對于列甯的評價是:"他不承認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誇張的說,即使到了真相揭開的今天,還有大把的知識分子沒有達到徐志摩的見識。
  

很顯然,諸如董鐵寶這類的悲劇不僅僅在于錯誤的理解了愛國主義。更要命的在于沒有真正理解知識分子的終極使命。那就是:    對于知識分子而言,一生所學到底爲何?愛國主義是不是必須考慮的最高目標? 
  

我們自私一點說,董鐵寶們如果選擇了別的道路,即便不能爲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也至少可以爲學界做點貢獻,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識的種子,爲後來的人們留下希望。奮力淹沒于黑暗,留下的只是一地雞毛。不僅不爲黑暗所同情,反而爲其所嘲笑。這不僅是對自己、對家人的不負責任,也是對整個民族、整個世界的不負責任。其實像愛迪生這樣的人,從來沒有過任何高尚的目標,驅動他發明創造的更多是商業的利益,但就是這樣,也無法抹殺他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因他在爲自己創造價值的同時,推動了世界的進步。
  

人類的知識,本身是不分民族,沒有國界的。不管你是哪一個種族,哪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你爲知識的添磚加瓦,都是在不同的側面推動文明的進步。這個世界大部分的現代科學技術都産生于西方,但是最終都是澤被四海。來自于文明世界的知識,理應反哺于文明世界。這是知識傳播的終極意義。知識分子的才智,狹義的來說,屬于個人,哪怕僅僅是爲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廣義的來說,屬于全人類,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僅僅限定于服務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民族,那這種觀念跟小農社會的"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種狹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視。
  

爲希特勒研究導彈,爲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學家,算不算愛國?理論上說,也算是報效國家;殘酷點說,他們的所作所爲,無異于爲虎作伥、助纣爲虐,對人類文明産生了嚴重威脅。既沒有真正的幫助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責任和擔當。如果是沒有選擇尚情有可原,有選擇的情況下你還要以愛國的名義跳入火坑,這就是不可饒恕。
  

如果愛因斯坦一定要報效德國,那他也許早就死在了猶太人的集中營;如果特斯拉一定要報效克羅地亞,那他也許早就湮滅在世界大戰的某個角落。玻爾、薛定谔、希拉德、漢斯貝特、霍爾甯……他們沒有爲祖國服務,卻在更合適的環境和舞台上,實現了自己的才智與抱負,敬了推動了全人類的進步,反過來也讓自己的祖國和民族一樣的受益。誰敢說他們不愛國?!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有的見識。它在大部分時候,比我們的學識更爲重要。 






81位民國院士


近60人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命運


1948年,中國的內戰正酣之際,第一屆院士共81人誕生了,在 那個決定中華民族未來命運同時也決定這些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精英的曆史時刻,他們何去何從,陷于了痛苦之中,有今日學者專門寫下了他們的選擇——《1949 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傅國湧著)——那是一個什麽樣的選擇呀!有的並不贊成共産主義但不想沒有國家的流浪留下了,有的認爲自己並沒做錯什麽大不 了鑽到故紙堆裏留下了,有的害怕台灣還是不保留下了,當然也有毅然決然離開的,相當部分則是懷有極大的希望留下了,一如胡風的偉大獻詞《時間開始了》,他 說的是偉大的新時代的時間開始了。中共接管政權前後,共有22位院士離開大陸,28位人文組院士中留在大陸的18位(考古學家都在這個組)。他們,除了那 個沒有人格的郭沫若外,其他一律遭到改造、整肅、批判,更有不堪忍受身心摧殘與人格淩辱而自殺的。這裏沒有總結多少自殺的,下面轉載的是一個基本介紹,讀後只有無語的份。


    一、民國時期81位院士中離開大陸的22位院士


中研院院裏14個單位,成建制 遷台的只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和曆史語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其余11個自然科學研究所以及社會學所,全部留在了內地。至于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灣的10人,去它國的的12人,留在內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錄,各個赫赫有名:


    數理組院士28人:姜立夫,許寶騄,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黃汲清,楊鍾健,謝家榮,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淩鴻勳,薩本棟。


    生物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獻文,貝時璋,秉志,陳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張景钺,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張孝骞,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绂,鄧叔群。


    人文組院士28人: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颉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鲠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去台灣的有李濟、董作賓、袁贻瑾、王世傑、傅斯年、朱家骅、李先聞、王寵惠、淩鴻勳、吳敬恒10人;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趙元任、吳大猷、蕭公權、胡適、薩本棟(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遠走海外。


        二、民國政府的"搶救大陸學人"


       1948年12月初,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戰局對國民政府十分不利。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的陳雪屏,奉蔣介石之命由南京緊急飛往北平,召集北大清華校 長梅贻琦、胡適等教授開會,秘密商討"搶救學人"的實施辦法。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指派的飛機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飛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待被"搶 救者"登機南飛。


      "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由蔣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骅負責制定,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劃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台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 令離開大陸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等。于是,一份經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三人共同商議擬定的"搶救"的名單很快出爐了,名單 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


       三、"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結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數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人各有志,許多人不准備去南京跟蔣介石赴台,而是願意留在大陸。1948年12月14日,"搶救大陸學人"的 飛機在北平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時間,才有胡適、毛子水、錢思亮、英千裏、張佛泉等少數著名教授登機,大部份機艙座位都被空閑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 "搶救"的學人也只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以及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0幾位教授。到達南京後的梅贻琦,當著蔣介石的面似乎該爲不能多載幾人前來南京而 表示惋惜。


      據資料統計,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擁有81位院士,僅有10位院士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12位遠走他國,而有近60位院士選擇繼續在大陸。選擇離開的知識份子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來。


        比如,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就被列爲"搶救"名單,但他沒有選擇離開,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依然不爲所動。


        輔 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來,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陳垣天真地認爲:"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 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四、大陸學人對"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當時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留在大陸,以及後來大批留學歐美的科學家放棄舒適環境和優厚待遇,毅然回國,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這些優秀的中華 兒女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們留守大陸或是回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産黨印象頗好,對共産黨的統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麽,這種希望和幻想是從哪裏來的呢?

  陳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師陳寅恪,他學貫中西,通曉十余種語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稱爲"中國最博學之 人"。文革開始後,他家被大字報覆蓋,遠望如白色棺材。紅衛兵還把幾個高音喇叭放于其床頭,使雙目失明且患心髒病的他徹底崩潰。"革命者"見效果初成,乃 加大攻伐力度與強度,將高音喇叭幹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飙突至,風雷激蕩。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 旋地轉,雙雙心髒病複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陳寅恪病 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淒然。身處困厄絕望 的陳寅恪自知將不久于人世,但面對幾次被登門的 "革命者"亂拳打倒,心髒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筼,陳認爲愛妻可能將先于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歎命 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


最後,我還要寫上一句自己覺得必須說的話:在臨近下鄉插隊50周年之際,我看到當年知青中仍有不少活得不夠明白的人,甚至還有一些活得很不明白的人,他們還在可悲地續演按理早該停演的鮮有價值和意趣的人生故事。


2018年1月28日


(文章僅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FA




商鞅为中国带来的是进步吗?

作者:鲍鹏山

关于《商君书》,我谈不上研究,很多年以前在1998年写了一篇文章——《商鞅:斯人自杀》。2006年的时候在上海图书馆根据这篇文章做了关于商鞅的演讲。

读了《商君书》以后,感觉非常震撼,我没有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政治主张,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能力,并且政治主张、政治能力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广泛的,长时间在使用,这是对中国来说是很悲剧性的事情。

对商鞅的记载有这样一句话:“少好刑名之学”,这是他的兴趣爱好,当时秦国地处偏僻,被诸侯看不起,不带他玩,他有点自卑,很倔强,长期受到歧视,是受害者的心理。

此时,秦孝公下了一个诏:“诸侯卑秦,醜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我去年做了关于儒家、道家、法家政治伦理的演讲,儒家主张人民幸福,道家强调人民自由,而法家追求的是国家强大,所以我一直觉得法家就是一个战国的思想,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法家是时代需求下出现的思想。另外,如果战国时代过去了,平常如果使用法家思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比如战时的共产主义和战时的政策,放在平时很可怕,所以法家是战国的思想,主题是强行让国家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人民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在法家看来完全可以忽视,甚至抛弃的,甚至认为人民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有损于国家的强大。


商鞅的思想


商鞅看到了秦孝公的求贤诏后就去了秦国,跟秦孝公有几次见面。

一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

二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

三见卫鞅——鞅说: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我认为并不是商鞅本身是想搞帝道,想搞王道,在秦孝公处被冷遇之后才改变了霸道,其实商鞅是在试探秦孝公,如果秦搞帝道、王道,商鞅就走了。而秦孝公也在试探商鞅,所以对初次和商鞅的见面很不满意。秦孝公和商鞅两个人互相试探以后发现对方是自已要找的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开始搞变法。

在战国时候搞变法最大的阻力是贵族,虽然秦国从贵族的角度来说是最弱小的国家,但也没有例外,所以秦孝公和商鞅针对改革变法在宫廷里面和另外一方的人搞了一次大讨论。有一场辩论中商鞅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记载在史记里面非常振振有辞: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的意思是说,凡是排挤我的人都是比我低,反对的人都是愚者,而我看到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所以我是智者,考虑国家大事根本不需要和人民商量,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没有智慧、没有担当。

他把自己看成是治大功的人,面对世俗反抗和众人的非议在所不辞,强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利民只是作为最后的目标,为了所谓的利民不惜损害人民,以所谓的长久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当借口,来损害当下和眼前的人民利益,这是专制独裁者一贯的做法,商鞅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话,商鞅这个人非常善于演讲,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讲格言,我们把他的一段话概括一下有很多是格言的。

第一,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优柔寡断,这是他的主张和理念。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议和诬蔑,不必在意。

第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多不是力量,真理才是力量,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

第四,大多数人才质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担事,力不能任事,眼光不能看得远,胸襟不能容得多,这些人不是依靠的力量,恰恰是需要抵制的阻力,凡是反对我们的都是庸者,反对我们的意见都是没有价值。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独裁是专制的前提,必须先保证独裁的权利【疑为“力”之误——转者】才能维持专制,独裁必须建立一个理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值得一提。

第六,法也好、礼也好,其本质不在于一些条文和制度,而在于这些条文和制度背后的价值,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以变。

如果仅仅看商鞅这段话非常好,都是有道理,都是人生格言,但是有一点大家忘记了,商鞅所说东西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找到历史事实来印证他的观点,哪怕是小事也会有。商鞅总结的六层道理中,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对普通民众智力、德行的藐视、对他们意见的藐视、对他们权利的漠视、对他们力量的轻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光有事实是不够的,应该更具备价值,这一点商鞅不具备,在秦孝公大变法的讨论里面,我们已经看出未来悲剧萌芽开始,也看到秦国最终失败的萌芽。

孔孟等人为何在先秦诸子中脱颖而出,超越了商鞅这些事功突出的人,获得了后世更多的推崇和关注?就是因为他们还有价值上的坚持,他们也默许甚至认可维持现有的等级秩序,但他们同时认可人在终极意义上是平等的,他们从来不会漠视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不会轻视普通民众的力量。

很多年前,北京曾经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在北京市政协会议上曾经有过一个提案:以后进北京的人不能门槛一样高,要根据他的能力决定有些人可以进北京,有些人不可以进北京,这就是以能力决定一个人是否拥有平等公民的权利,这种思想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认同,并且体现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北京的很多政策上。

我对于《商君书》的内容作简单的说明,更侧重点在于成败两个字,由于很多人认为商鞅是成功的,很多人认为商鞅倡导的体制是成功的,很多人认为商鞅的政治理念是成功的,我想就这一点做一些反思。

商鞅之法

我们看看商鞅做的一件事,他的变法法令制定好了以后,准备推行的时候,他担心人民不认可,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立木为信”。这件事受到了很多人赞扬,包括中小学教材,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对这一点很佩服,他说我们不要看不起商鞅,商鞅让老百姓相信他很了不起。商鞅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体现出对老百姓普通民众的藐视、漠视、轻视,他这样做并不是树立政府的信念,相反他有另外的目的。

商鞅担心自己的法令颁布后推广不下去,担心老百姓意志不够坚定,朝令夕改怎么办?于是他做了“立木为信”的事情。“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10金。”老百姓看到这个消息后很疑惑,把一个三丈长的木头搬到北门是很轻松的事情,为什么要给这么多奖金?这是一个骗局,一定有猫腻,所以人民不敢、疑惑,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乘客告诉我说,你把我从复旦大学拉到财大,给你5000元。那么出租车司机敢不敢拉这个人?司机肯定会疑惑,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商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果然效果出来了,“民怪之,莫敢徙。”这么轻松给我10金,一个起步价就要给我5000元?太奇怪了。

于是商鞅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于是有人站出来搬走了木头,拿走了巨额奖金。我猜测此人很可能是商鞅安排的“托儿”,商鞅一定有后手,万一没有人搬怎么办?好办,找一个人作为托儿就是了,这个人搬过去,给他50金,你觉得这是商鞅在民众面前树立政府的信誉吗?不是的。是什么?商鞅在向老百姓说,以后只要是政府颁布的政令,不管怎么样违背常理你们都不可以怀疑,不可以议论,你听话就是了。

法令推广一年以后,老百姓觉得这个法令不好,反抗的人很多,商鞅要杀鸡儆猴,要立威。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

他把太子老师的鼻子割了,老百姓不敢再违抗了,于是商鞅的法令推广下去了。法令推广下去10年以后,老百姓已经适应了,已经习惯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法家思想、军事化管理让社会真的看起来很有秩序,所以很多人又说这个政策是好的,夸他表扬他,当初说法令不好,现在又说法令好的,面对这些人,商鞅怎么办?他这些把国家教化混乱的人,全部流放,在过程里面商鞅做了三件事。凡是政府要做的事,第一,不容置疑,第二,不得抗议,第三,不许议论。

我做的事情哪怕再违背常理不能有疑问,照做就可以了,要的不是头脑,要的是执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得违抗,违抗了要惩罚,甚至到最后连你说我政策好的权利也取消了,这就是商鞅施政的手段。

《商君书》写了什么?最关键的就是国家只要一种民,就是生产与战争的机器,这就是商鞅的壹民政策。

商鞅认为国家就要壹民,老百姓平常是农民、为国家生产粮食,一旦有战争就上战场,全民皆兵。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所以他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一切都要统一,商鞅有很多制服老百姓的方法,这是我做的总结。

我在1998年写的文章里面的总结,从读《商君书》看到,商鞅有五种方法:

1.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儒家让君子成为人的道德模范,以好人带领坏人,君子带小人,社会往上走,孔子讲小人上达。商鞅的思想相反,他要以奸民治。比如说一个乡村,这个乡村里面选一个乡长选谁?儒家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商鞅说不可以选德高望重的人,要选流氓地痞,流氓地痞才能把乡里治好。

2.壹教,就是国家只有一种教育。以前钱钟书先生说不是不让人民不受教育,而是只受一种教育,韩非和李斯提倡以吏为师,老百姓根本不需要单独的老师,听官员的话就可以了,官员就是老师。

3.剥夺个人资产,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剥夺商人的财产,剥夺学者说话的权利。像我这样的人,资本就是一张嘴,把嘴剥夺了,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生活,韩非说把鸟翅膀上的羽毛剪了,让它不能觅食,只能是靠人养它。虽然商鞅姓商,但是他对商人是非常残酷的,首先他要消灭商人,消灭商人所有生存的环境,所以商人在商鞅的治理下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比如他不让你雇工,所有雇的员工给国家服劳役和兵役,还让你发工资,商人没法做了。

4.辱民、贫民、弱民——利于统治。商鞅说国家必须强大,人民必须卑弱,人民强了,国家不强了。还有如果通过前面的四种方法还不能把国家的强民全部制服和消灭,怎么办?

5.还有最后一招,叫杀力,发动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些都是商鞅自己的原话。什么叫杀力?就是发动战争,商鞅看来有两个好处。首先发动战争,把对方引到别国国土上去,可以杀死别国的有生力量,同时自己的老百姓也可以在战场上消耗掉,国家强大了,一定要战争,因为国家强大了不战争,国家这么大的力量不发泄出去很麻烦,变成祸害,而国家弱小了也一定要战争,总之无论国家强弱说到最后都是战争。为什么把那个时代叫做战国?那个时候国家唯一的共识就是打仗,这就是法家思想。

商鞅之死

商鞅最后的死是很惨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直接被车裂,一种说他死后被车裂,可以看出来人们对他的仇恨。对商鞅的仇恨不仅仅是教科书讲的,是贵族的仇恨,而是全世界的仇恨,本国贵族和本国的老百姓,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商鞅最后成为了秦国逃犯、走投无路的时候,没人愿意帮助他,更没国家敢收留他,最终被车裂。

在商鞅被车裂之前的几个月,有一个叫赵良的人告诫商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赵良说如果不听我的话,你翘二郎腿的功夫就会灭亡,果然几个月以后商鞅被车裂了。

《盐铁论•非鞅》中记载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治理国家不讲价值观,就讲权变,讲政策和策略。我在写李斯一段话里面讲,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秦国之所以战胜六国,靠的不是价值观,李斯写的《谏逐客书》,从头到尾没有一点价值观,没有一点道义,只有权术,只有策略,只有政策,所以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弃道而用权,不要道,只要权变,只要手腕,只要政府。

中国人理解政治就是阴谋,一个人政治是否成熟看他是否有手腕,这来自于法家的思想。儒家孔子对政治有非常经典的解释,政是正当,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用正当的手段去推行公平正义,用正当的手段更重要,目标是公平正义。法家对政治的解释就是权变阴谋,韩非讲的法术关键在于“术”字,国家不讲伦理,不讲道德,就靠实力,现在中国人动不动讲这个话,很糟糕。中国人在很多时候表现出来野蛮的价值观,尤其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外交上靠的是实力,不是拳头硬了就可以在世界上横行霸道。

暴力和残忍变成一种政治风气,甚至变成一种民风民俗,因为商鞅鼓励告发,几家人在一起,一家人犯罪,10几个人受刑,所以一定让妻子告发丈夫,邻居告发隔壁,风气变得很糟糕。

商鞅的老朋友公子岇是魏国人,两国开战之前,他给公子岇写信,我们是老朋友,现在打仗实在是悲剧,你明天来我这里,我们喝酒退兵,公子岇到商鞅的地方去了,喝酒完了以后商鞅把公子岇抓了起来,商鞅进攻魏国,导致魏国失败迁都,原来是在陕西,后来迁到开封,从此魏国一蹶不振。商鞅确实为秦国立功了,但是如果因为这个赞赏和肯定他,这个世界的基本道义没有了,怎么可以长久?所以在国内无论老百姓还是贵族,人人对他有怨恨,家家看作他是仇。

商鞅之问

我的1998年写的文章题目是《商鞅:斯人自杀》,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人说商鞅虽然被车裂了,但是他让秦国成功了,他的政策政治是成功的,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今天关键讨论一下,我们只看到商鞅改造过的秦国在七国之争里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你不知道他最终埋下了秦王朝短命覆亡种子。

法家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秦国?

我们觉得法家塑造了强大的秦国,今天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秦国,有一个电视剧《大秦帝国》,网上有秦吧,有不少人在网上骂我,他们组团叫大秦卫士队,那个被陈胜吴广干掉的队伍。中国在历史朝代的时候总有一些遗民,秦朝灭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秦朝好,秦朝没有一个遗民,没有人怀念它。但其实秦朝有遗民,而且数量很多,只不过不在2000年以前秦朝灭亡的时候,而是在秦朝灭亡的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看他塑造了什么样的秦国?

秦国在先秦的典籍里面有专门的称呼,可以把它看成是它的LOGO——就叫做虎狼之国,读一下先秦经典和战国策,当时人们说秦国的时候在前面加了两个字虎狼之国,所以商鞅的变法,包括后来李斯入秦,让秦国由弱小之国变为强大之国,这一点没有问题。

商鞅到秦国之前,秦国很愚昧,变法后有秩序了,成为野蛮之国,而且在冷兵器时代野蛮是一种武器,野蛮是一种力量,在丛林时代和野蛮人在一起,一定是野蛮人更有力量。荀子比较过,当时秦国排第一、魏国第二,楚国第三,因为秦国军队最野蛮所以排第一,秦国军队是国家的人质,一个人上前线,这个人是国家的人质,在前方杀敌没有问题,如果做了俘虏,全家人做奴隶。当时给有功之人除了赏粮食和爵位之外,还有一个赏赐的物品是奴隶,所以秦当时是没有废除奴隶制的,因为如果废除了奴隶就没有奴隶赏赐。原先奴隶是身份,商鞅的做法让所有的奴隶变成潜在的奴隶,今天立功了,可以高高在上,享受人们的欢呼,带上爵位和粮食回家,但是明天失败了,全家人到别人家当奴隶,所以商鞅把所有国民都变成了潜在的奴隶。商鞅为此沾沾自喜。可是商鞅不会把愚昧之国变成文明之国。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做过统计,秦国为什么强大?为什么能在战国之争中战胜六国?福山的分析角度非常有意思,与其他的军事化社会相比,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20%,比如秦国和赵国进行了战争长平之战,赵国失败了,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双方消耗了很多力量,死了很多人,到最后秦国臣相把15岁以上的男孩子全部送上前线,最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40万人被捕,其他20万人全部坑杀。把死人堆成一座山,是秦国惯常的手段,每取得一场胜利,把头颅带回去,盖成一座山,造成极大的恐慌,以前带着耳朵回家,商鞅以后说不要带耳朵,只要带着脑袋回来,很恐怖,比如我是六国的一个士兵,你是一个秦国的士兵,在腰上挂着一个人头晃荡,很恐怖。所以商鞅造成野蛮的力量,造成一种恐怖的力量,他把国家的力量调动到8%-20%,而古罗马共和国仅仅到1%,希腊人仅仅5.2%,欧洲早期更低,人员的伤亡前所未有,在一次损失当中5万军人,而中国是西方的10倍,是秦国造成的风气。

商鞅军事改革给士兵定下的指标管理,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符合朝廷规定的数目);野战,斩首两千则盈论。在商鞅的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秦国形成了什么样的军事上的风气?

看看白起的战绩,白起很残酷,昭王14年斩首24万,昭王34年斩首13万,昭王43年斩首5万,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150万以上,我们根据《史记》记载的统计,史记并不是每一场战争都记载了秦国斩首多少人,所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另外,秦国自己士兵死亡的人数没有算在内,但是冷兵器时代杀敌1万,自己死8000。150万以上没有问题,所以秦国统一的代价是中国当时版图上人口在战争当中死掉了200-300万之间,而当时全国的总人口不到2000万,这样的统一真的是我们希望的吗?所以我曾经在写李斯文章里面讲到,统一不具备死亡的价值,并不是为了统一什么都可以做。

商鞅死了,韩非死了,李斯灭族,他们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我们今天的历史教材和一些学者常常这样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本人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政策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秦国终于灭尽六国,一统天下,所以他们认为是成功,甚至认为他们是大公无私。

秦国是谁的秦国?秦灭了六国是谁的成功?

首先当然六国失败了,六国的老百姓从此必须忍受更加残暴的政权,所以失败了,秦国跟六国打仗的时候几乎是战无不胜,但是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那个地方没有人,秦国可以把土地占领,但是老百姓跑光了,没有老百姓愿意做秦国百姓,所以秦国在他们的时代人民已经开始用脚投票,现在很多人说秦朝了不起,秦朝很伟大,回去2000年以前问问当时的人民。

陈胜后来起来造反太容易了,我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只有700个农民,专门做工程挖河,这些人没有经过军事训练,而且这些人没有兵器,秦国统一了以后全国的武器都被没收销毁了,老百姓没有兵器,秦王朝当时有100多万人身经百战,陈胜起义的时候秦国统一才12年,而且在12年里面,秦国在南北方都战争不断,所以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正规军。可是还有700人愿意跟陈胜干,因为陈胜让700人做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选择题,我们去了一定是死,我们不去了起来造反大不了也是死,万一成功了呢?一个朝廷如果逼着老百姓做这么简单的选择题的时候,人人起来造反根本不需要考虑是否成功的问题。陈胜讲了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就把700人召集起来了。今天讲秦朝好的学者,到2000年以前看看当时人民的判断。

六国失败了,六国老百姓也失败了,秦国的老百姓成功了吗?秦国本来老百姓最惨,“什伍连坐,轻罪重刑,战陷即全家为奴。”所以刘邦召集秦国老百姓,讲了六个字,“父老苦秦久矣。”这一句话让秦国的老百姓热泪盈眶。为什么项羽没有在关中立主?刘邦占了两个人的便宜,第一是项羽,把秦军主力消灭了,所以占了便宜,第二大便宜是占了秦王朝的便宜,秦王朝太残暴和太低级,刘邦只要好一点,他就可以战胜,因为天下苦秦久已。所以老百姓不可能有成功或者赢了。

为了一人独裁,防止宗族分权,二世即位以后,在咸阳杀死公子12人,秦国历来残杀本族,一人独裁。秦朝以前是周朝的政治,相当于贵族民主制,贵族是一个集团,只是贵族集团里面推选出一位老大当家,当老大不好,贵族对你有强大的约束,孟子曾经和七【疑为“齐”之误——转者】王有一个对话,能不能谈卿?贵卿就是国家的贵族,先谈谈我的家里是贵族,我的弟弟、叔叔、伯伯都是贵族,就是贵卿之卿,孟子说国君不错了,这些人起来提批评意见,反复不听意见换人。所以在周朝的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独裁的,秦国最后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因为他比别的国家更独裁,独裁是不是很厉害?独裁更好地集中社会资源没有问题,但是独裁到最后谁赢?贵族都消灭光了。

六国输了,秦国的老百姓输了,秦国的上层贵族也输了,二世个人赢了吗?两年以后,二世被赵高杀了。赵高潜伏秦宫几十年,殚精竭虑,机关算尽,最后他是否赢了?他没有赢,五天以后,他又被子婴杀了,在一轮又一轮的内部残杀中,子婴是最后的胜利者吗?46天以后,刘邦来了,没有杀他。但是很不幸项羽来了,项羽不客气,把子婴剁成了肉酱,把以前幸存下来的也杀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秦制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一部绞肉机,最终谁都不可以从中获益,没有胜利者。

秦从秦非子算起近700多年,从秦襄公算起500多年,这个国家就是要强,几百年的发愤图强,几百年的不息自强,几百年的好胜争强,拿强用强,强到最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统天下,唯我独尊。谁知道最后竟然是瞬间崩溃,一败涂地,宗族绝灭。

秦给世界带来的就是毁灭,最终也毁灭了自己。有数百年历史、有数百万军队,却输给了草根:陈胜、吴广,输给了半文盲:项羽、刘邦,还输给了2000多年的历史。秦朝灭亡以后,从汉到清,没有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同情歌颂秦朝,没有一个朝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肯定秦朝,甚至没有一个野心家、暴君敢于公开声明自己效仿秦朝,所以秦朝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被所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是彻底的失败,完全失败了。

商鞅变法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输了,秦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从中可以找到幸福。

很多年前看过一篇俄罗斯的诗歌,谁能够在俄罗斯快马自由?那么谁能够在秦国的制度下快马自由?

答案:没有。为什么?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道义,这样的大国真的大吗?这样的强国真的强吗?有幸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我们真的能明白吗?

我喜欢泰戈尔一句话:谢谢上帝,我不是权利【疑为“力”之误——转者】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轮子下面的活人之一。从这两个角度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的思考是轮子压在下面人的思考。

——原载:苍山夜语
《纵览中国》刊登日期:Tuesday,January30,2018





曾节明   儒家理学其实是自尽学



 2018-01-29


儒家理学其实是自尽学
儒家理学的核心信条是“存天理,灭人欲”,反映出其反人本的一面,也就是戴震抨击的“以理杀人”,用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的话来说,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反人本,也就丧失古儒(孔孟)的人道主义,这就是满清“大儒”曾国藩、李鸿章、骆秉章、叶名琛血腥残忍的根源。


理学的另一大属性是反功利的“牌坊”属性,即其最高境界不是为了成功,而是莫名其妙的“成仁”(也即名节),又是营造出一种深厚的“面子”文化,这也是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文化根源。
宁可失败,也不能失面子。此种失败主义的特点,在蒋介石身上隐约可见,而崇祯皇帝朱由检,则荣登理学失败主义的经典。崇祯在有生路的情况下,能议和不议和,能迁都不迁都,能妥协不妥协,能逃走不逃走,最后竟选取了自寻短见的“体面”选项,把南明推落群龙无首的境地,说穿了还是为了那个“面子”。


在“名节”牌坊文化的刺激下,出现了许多人打仗、做事没本事,自杀起来却又不怕死的奇葩现象,史可法和刘宗周就是两个典型:

1645年初,南明江北军阀高杰遭汉奸许定国诱杀,其麾下十万能战明军愿意投靠史可法,但史可法却以高杰曾经“做贼”(曾是李自成部)为由,拒收高杰之子做养子,拒绝接纳高杰军,导致十万明军后来投向满清,而史可法镇守的扬州兵力严重不足。诚可谓作茧自缚。
1645年四月,贼鞑子多铎大军兵围扬州,危在旦夕,明朝总兵刘肇基献计:扬州地势低洼,乘现在大雨水涨掘开运河,水淹清军,不愁多铎部不破。结果却不史可法以殃及城中百姓“不仁”的理由拒绝,由是困守孤城,坐以待毙,结果扬州城破,八十万汉民惨遭屠杀。

何所谓“不仁”?说穿了,史可法是担心自己的个人“名节”。


1645年六月,多铎部满洲正白旗侵占杭州,严令剃发易服,晚明理学泰斗刘宗周闻讯闭门不出,在家中绝食,宣布要“护发而死”,绝食二十天,终于饿死。期间,有门生劝他:“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也有人劝他不要自杀,去投奔浙东抗清义军,刘宗周均予以拒绝。 而贼鞑子多铎闻之,竟未上门逼迫,放手让刘宗周自尽;贼鞑子多尔衮闻知刘宗周死,竟假惺惺地下令厚葬,并为刘立祠堂。
满清鞑虏对反剃发汉人恨之入骨,凌迟惨杀决不手软,却为什么那样礼遇刘宗周呢?这是因为刘宗周的护发自尽,不仅对满清毫无威胁,反可用作牌坊秀,显示贼鞑子虏朝的“尊儒”,满洲殖民者其实巴不得不愿剃发的汉人,都像刘宗周那样去自尽,也省却了自己辛苦镇压的代价。

刘宗周口称“殉国”,实际上是“殉名”,真不愧是理学大儒。


由此可见,受理学毒害的人,不仅丧失了实用精神,也丧失了人世间生存的常识,理学信徒不明白:
只要活着,就仍然有机会,死才是最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满清特别表彰史可法和刘宗周的根本原因。

南宋丧失了北宋委屈求存的韧性,而晚明则完全丧失了立于世间的常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理学影响的必然的结果。

中国要想复兴,必须摈弃理学糟粕文化。





曾节明 2018.1.29丁酉癸丑辛酉晚于阴寒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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