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军中校姚城：我所了解的中共情报系统




2018年2月05日


    
    作者：姚城
       
                       来美两年，本以为在这里能放开手脚在推进中国民主上有所作为，可没想到，根本不是那回事，在纽约，各种自称是民运的、维权的、这个派、那个党相互之相斗得一地鸡毛，弄的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没有不是特务的，即便是我这个刚来不久，友没交几个，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坐了两次中共的牢，进派出所、拘留所如家常便饭，誓与中共不共戴天的人，也被冠以潜入美国的总参特务身份。
    
    应该说，这一切非常令人痛心，也令大陆的同仁们灰心失望，如此下去，民主的中国遥遥无期。个中原由很多，也很复杂，但很大程度上与大家对中共的情报系统不太了解有关。本人过去因工作关系与中共的情报机构有过接触，对他们的体制、编制及其职能、分工和手段有些了解，现作些大致的介绍，以正视听。
    
    一、中共中央联络部。此部的前身是中共建国前的中央调查部、社会调查部，建国后更名为中共中央联络部，他是中共所有情报系统的指导协调机构，是中共中央情报工作的办事机关。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此部虽设在军队系统，但所承担的任务则侧重于政治方面，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亲华（亲共）派为主要目的，分工很细，仅亚洲就设有东北亚局、东南亚局、南亚局、北亚局、对台办、港澳办等。该部对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吸纳了国内外著名企业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等影响力大的社会名流，通过这些人建立国家与国家间、以及领导人间的私人关系。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简称总参二部）。顾名思义，此部以收集军事情报为主要目的机构，驻各国的使领馆武官处是其公开的办事机构，了解各国的军事动态，剌探军事情报、窃取外军的军事技术等等。至于总参三部、四部都是一些技侦部门，很少涉及境外的情报工作。
    
    四、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国家安全保卫局。国安部的主要工作是间谍与反间谍，他与公安部的国家安全保卫局形成既有分工、又有交叉的职能，境外的主要以国安为主，国内的主要由国保掌控，国保为争功有时也插手一些国外的事务，这样也就造成国安国保之间的矛盾。
    
    五、中共其他的外围情报组织。这方面就有点复杂了，应该说几乎所有的涉外机构、组织都有收集情报、插手所谓敌对、反华势力的任务。如外交部、中宣部、政协、教委、体委、旅行社以及各种各式的友协等，各省市也是如此。
    
    中共的情报部门制度极为严格，在某一具体任务上至多存在配合、协助，很少有交叉的现象，本人在海外执行任务时也只是得到过总政联络部东南亚局、哈尔滨市国家安全厅、驻老挝大使馆武官处提供过的协助。我充其量也只是与相关的情报机构有过接触，其他方面也知之不多，我本人也并非外界所传说的专业情报人员。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要告诉某些动不动就抓特务的人，不要动辄以总参特务、国安特务自封或污陷他人，对付民运根本就用不着总参二部参与，哪来那么多总参特务？可以说民运的抓特务绝大多数都是中共通过一些外围组织挑动起来，被一些妄想狂搅屎棍们添油加醋胡吹乱造而造成的。真正的特务不是没有，应该说数量也极其有限，隐藏的也极深，怎么可能人人都是？不是我看不起这些人，就这些被封为总参特务的，你们有几个具备总参特务的能力？这些人充其量就是一些为了利益希望充当中共的线人罢了。 [博讯

罗四鸽：王力雄：“天网”之下，还有革命的可能吗？


2018年2月05日



    

    2018年1月17日，王力雄在北京家里。 TSERING WOESER
    
    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中国作家王力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王力雄一直将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写进小说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中国为故事的开端，描绘了不久之后的中国将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等等危机，最后导致大崩溃，中国人大规模向外逃难，形成“黄祸”。26年后，他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再次用小说勾勒出自己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新思考。
    
    王力雄，中国独立作家、民间环保人士和民族问题专家。1976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1980年脱离体制，独立写作。1994年，王力雄与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2003年，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该机构除名）。1995年至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自治区藏和各省藏区后，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2002年出版《与达赖喇嘛》对话。1999年，王力雄开始调查和研究新疆问题。同年1月底，被新疆安全厅以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2007年，在台湾出版《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此外，王力雄还出版有《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6年）等政治著作。2004年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现定居于北京。
    
    2017年12月，王力雄最新政治寓言小说《大典》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近日，王力雄在北京家中通过Skype和邮件接受了采访。
    
    问：《大典》大概写于什么时候？是一个政治寓言小说还是政治预言小说？
    
    答：我大概在2015年底有了这个想法，16年开始写的，写了将近两年。这部小说我当成它（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不是在对未来做一个算命式的预言，而是讲一个故事，借助故事表达一些想法。当然，我的故事不像《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那种神话，故事的开端有意让读者感觉如同是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在这种现实基础上一步一步推演后面的想象。
    
    问：你想表达什么观点？
    
    答：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很多方面，但说起来又很简单。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问：可是我看完小说觉得悲观，而且我觉得你的小说也悲观。一个小环节导致整体的崩坍，这似乎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情。你自己相信这种可能性吗？
    
    答：概率其实并不小。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怎么能说概率很小呢，相当大啊！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问：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和细节似曾相识。你是在试图对当下现实做出判断吗？
    
    答：小说是从现实取材，我希望至少开端部分像现实主义小说，用大家都熟悉的元素来结构和推演。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在写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而是让人感觉面对的就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然后去思考当下这个靠科技支撑的极权——我称为科技极权——会不会地久天长呢？
    
    科技极权以前的时代还存在革命的可能性。比如毛泽东当年找一个井冈山，就可以置身政权控制之外发展壮大；不行了再跑到陕北建一个根据地。现在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了。仅一个货币电子化、数据化，就决定了不可能做任何有规模的组织活动，从筹款到购买了什么物资到给了什么人钱都会被详细记录，然后由各种算法从中发现异常去进一步审查，铲除于萌芽。所以在这个时代，想从权力机器之外去推动革命，用造反起义的方式革命，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问：在您看来，如今不太可能有机会革命了吗？
    
    答：当局现在的做法是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革命了，连不稳定都不行，甚至是只要它认为会萌芽都要铲除。像在新疆实行的“露头便打”，后来变成“不露头也要打”，再后来又提升为“要追着打”。这种“不露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去判断了。这就很可怕了！而且还要追着打，置于死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管控下，不可能形成权力体制外其他力量，除了最大的组织——政权，其他的都是散沙，不可能有任何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还有什么可能呢？在我看来，在阿拉伯世界、在东欧，他们的社会还有其他很多力量，比如说宗教的力量、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外国势力的力量等等，他们会起到一些组织作用，能够让民众在同一时间举行大规模抗议并坚持下去，导致政府垮台。但在中国很难。这让人感到迷茫。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想用小说去设想一下，可能性有没有，在哪里？我的目光投向了政权内部，我认为变化会从政权内部发生。
    
    问：小说中导致极权统治从内部崩溃的官僚老叔让我想起了郭文贵，郭文贵有没有可能是你所说的那种引发内部发生革命的小节点？
    
    答：郭文贵也许更像老叔的线人赵归，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点端倪。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听的人却大都相信，原因正在于郭是政权内部人。他只用了网络科技中最简单的社交媒体，便能以一人抵一国。原本国人还把党与腐败分开——不是党坏，只是腐败者坏，党是反腐的。郭却告诉人们，反腐的最高领导者是最大盗国贼，所有反腐都是权斗和争利，让真刀实枪惩治了千万贪官的习王反腐几天功夫就被踩进粪坑。传统手段要达到同样效果，须经月积年累地编造谎言，封锁真相，篡改历史，抹除记忆才能做到，在互联网时代却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们把中共与腐败视为一体，彻底丧失了信任。这种后果不一定立刻显示，但一定是深远的。
    
    问：您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1991年出版，时隔26年后，你出版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大典》。你认为《黄祸》中的描写还适合当下的中国吗？
    
    答：《黄祸》是1988年开始写，观察完“89天安门运动”后接着写，1991年出版。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一直认为《黄祸》是一种可能，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同时我也有另一种乐观的期待，就是我前几年一直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世》——《黄祸》的姊妹篇，已经写完初稿，大约五十万字。《黄祸》写中国怎么被危机毁灭，《转世》则是写中国怎么走出危机。
    
    我从2005年开始构思《转世》，2010年正式写作，2014年停了下来。因为现实的变化脱离了已写的小说开端，便如房子盖好后发现房基错位一样不能交工。在停下来观察的阶段，我一直在想如何破局的问题，《大典》所写的的是一种破局方式。然而《大典》只是中间阶段，破局之后的中国还有两种未来——不是《转世》，就是《黄祸》。到底是《转世》还是《黄祸》，仍是未定之数。
    
    问：这26年，你觉得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总体上这26年走向民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当然也要分角度，政治是比以前收紧，甚至不如八十年代；但社会自由化的程度还是提高很多。现在当局在试图收紧社会自由，我认为是退不回去的。这26年社会一步一步的自由化没有断过。不是当局有意识开放的，而是随着市场经济、民众意识的发展形成的，是因为政府要卸包袱，从一切都管的全能时代到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社会空间必然扩大，社会观念也随着开放跟随世界潮流。
    
    问：社会空间的扩大与科技的发展也分不开。你怎么看科技这把双刃剑？
    
    答：眼下看，科技更有利于极权。例如民众可以用互联网沟通信息，但极权有各种监控和封杀。权力集团掌握最强大的设备和最先进的科技，以及人员、经费，可以用大数据、天网监控等把社会看得死死。未来如何突破这种科技极权呢？《大典》里的老叔可以利用科技从内部颠覆权力集团，却不会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总体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即便转型为代议制民主，当权者在新的科技手段帮助下也能通过煽动民粹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或是调动消费主义贪婪和狂热，变成俄罗斯的普京或美国的川普。当今世界诸多的民主倒退，其实都是在代议制中操控民众、煽动情绪的结果，是一种新的专制形式。所以未来的希望不能寄托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否用科技对抗科技极权，用新的科技手段组织起来，形成科技民主，这是战胜科技极权的唯一出路。
    
    罗四鸰是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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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