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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抗战时期延安与日本的谈判/告别一分为二/辩证法把中国人害苦了
發佈時間: 2/13/2018 7:16:03 PM 被閲覽數: 6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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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造成无逻辑的中国内斗梦/樊梨花



2017年2月20日




    作者:樊梨花
    
     用辩证法来代替逻辑推理,是中国人愚昧的根源之一。由于形式逻辑不认可相互矛盾的命题或理论,祖先的理论的不足才被后人揭示,逻辑要求人们对先前的理论作出修改,理论创新和社会进步才有可能。中国人一直没有发现逻辑,所以,中国就没有科学,有的也只是一些经验积累和实用技术。辩证法告诉人们:思维是有限的、矛盾的,理论和经验本来就是矛盾的,无需修改先前的理论。正是因为中医学辩证地看待问题,摈弃了不矛盾律,中医数千年来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在原始的巫术思维的酱缸里沉沦。而信奉辩证法的社会主义阵营,几十年来都没有半点进步,最终在自相矛盾面前轰然倒塌。可见,辩证法是人类野蛮思维或丛林思维的根本,是思想进步的大敌。  
                       
     逻辑学是当代文明世界的四门基础学科之一,但在愚民的中国,所有的中学都不开设这门课程,而且大学也只有极少的专业有这门课程。无逻辑会造成自以为是的毛病,自以为是是人类的通病,但中国人表现得最明显。中国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总是不断地贬低别人文化,夸耀自己文化。中国文化很难接受批评,一批中国文化就会被骂为汉奸,这是无逻辑的必然。无逻辑必然思维混乱,就不会说理,不会说理就以打或骂表现自己,结果,2017年2月18日武昌火车站因吃面而人头落地。可见:无逻辑、不会说理只会加剧窝里斗,绝不会成就自由民主。所以,中国人内斗厉害,成了互害民族。
    
    一,以价值判断混同于事实判断的愚民术
    
    逻辑要求,事实(实然)和价值(应然)要分开,不能把真假判断混同于价值判断。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现实)的;明显地犯了把事实(真假)判断与价值(善恶)判断混同起来的错误。这就是辩证法的死穴。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实然),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应然),两者不能混同。存在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身与合理无关。若以正义的价值观来区分,有些存在是合理的;有些存在是不合理的。“存在就是合理”实际上是一种强盗流氓逻辑。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挂嘴边一概而论的人,要么是不懂何为正义的脑残,要么就是为一切恶行而辩护的党棍。
    
    一个民主派网友说:顺着“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就必然是:1、不信基督教就不能实现民主;2、不信基督教就没有资格享受民主;3、中国人不信基督教,所以中国人没有资格享受民主······
    
    这就是逻辑混乱。“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这句话是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属于实然的事实(真假)判断。也就是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民主。大致合乎近代的历史。当然不严密。严格地说,应该是:“没理性思维,就没民主。而理性,就是逻辑,中国人无逻辑,只会暴力奴役,所以无民主。”
    
    至于是否该享有民主,那是应然判断,属于价值范畴,与立场有关,在逻辑上无真假值。把事实(实然)和价值(应然)两者混为一谈,糊涂。由此推出“剥夺了人参与民主、争取民主的权利”,那更是无逻辑的中国内斗梦。
    
    二,“对立统一”的阴阳之道不成立
    
    “辩证法”一词出于古希腊,本意为“对话”,也就是“辩论法”,即对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经过多方多次的辩论之后,才可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界定。古希腊辩证法的目的是要使概念明晰起来,着力防止概念的含糊不清。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要求人们把清晰的“概念”变得更“含糊”一些,要把它看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和中国人的含糊思维一致。譬如,“乱”,中国古人解释为混乱,又解释为有秩序即“治”。可见,“乱”就是“乱”与“治”的合一。
    
    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为:正、反、合的过程。首先是正题,由正题引出反题,最后将正题和反题合而为一,成为整体。例如,这是一只猫,经过辩证了的“猫”的概念内在地含有“不是猫”这一内容,“是猫”和“不是猫”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这只猫”。同样,张三是个正直的人,“正直”必定内在地含有“邪恶”的性质;姚明是高个子,“高个子”则内在地含有“矮个子”的倾向,如此等等。所有抽象概念都必须被看成“我”与“非我”、“是”与“不是”的矛盾统一体,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这样一来,“一切事物”都是对立面统一的整体。事实上,这里的“一切事物”指的是“一切连续性的概念”,比如高度、数量、面积、价值。拿高度来说,包含高和矮两个方面,高矮对立,但没有高就无所谓矮,没有矮就无所谓高,而且随着标准的变化,原来高的以后可能变成矮的,反之亦然,这就叫两个方面的统一性。高矮、长短、左右、东西······不过是人的主观认知而强加于客观世界的。
    
    客观事物并不存在什么对立面统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或者“事物都是阴阳构成的”是错的。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认为,万物包括阴阳2个方面,阴阳合万物生,阴阳散万物亡。原子论认为,万物由原子构成,与阴阳无关。原子由原子核和绕核运动的电子组成。原子核又由质子和中子构成。质子带阳电、中子不带电;原子核由阳粒子和中性粒子构成,阴阳构成规律不成立。中国文化讲了“阴阳”的许多性质,无非是属性(程度)上的区别罢了,“大小”是体积上的区别,“高低”是高度上的区别,“多少”是数量上区别,“强弱”是能量上的区别······只有日月和男女才是两种实体而不是属性,把日月、男女这种实体概念与阴阳、上下等属性混为一谈,其思维上的错乱也只有原始人才闹出来。忽略实体存在,专注属性变化是中国“家”思唯的特色。“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关注变化的关系学。阴阳之道首先就是男女合好。家人间都有血缘关系,只有睡在你旁边的那个人与你无血缘。如果这个跟你无血缘的人与你相处好的话,整个家就好了。这就是中国人接受共产辩证法的原因。
    
    一件事物往往涉及到许多方面,如果只从两分法出发、只去考虑和把握其两个方面,便必然陷入片面性或偏激,因而必然产生失误。例如,与“历史辩证法”密切相联的“阶级论”,就把人类社会一律简单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认为“阶级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便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罪恶。大量的事实表明,客观事物首先是由许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一种群集相互作用的状态。比如社会系统,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至少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
    
    三,“对立统一”不过是偷换概念的产物
    
    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最初为“存在(Being)”,就是“有”(正或阳);这样的“有”其实就等于没有,所以就产生出了第二个概念——“无”(反或阴)。但是说“无”时也就意味着“有”了,至少“有”一个“无”吧。这样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来回倒,就是变。于是又产生了第三个概念——“变”(合)。回头看看,最初的概念都潜存着它的对立面(“有”潜存着“无”),后面的概念都包含着前面的概念(“无”包含“有”,“变”包含了“有”和“无”)。绝对理念就这样正、反、合(阴阳合一或天人合一)地向前发展。
    
    黑格尔的说法太空洞,换一个例子来说。想象一个绝对的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无光无声无物质······慢着,那里面还有空间。这就有点象黑格尔的“有”和“无”了,空间就象不包含任何“质”的“有”,它是存在的,可它里面又没有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说是“无”。所以,空间就可以说是“有”和“无”的对立统一。能这么说吗?说里面没有东西,那是没把空间算作东西,说有“东西”,那是又把空间算是“东西”了。说它既是“有”又是“无”,指得不是一回事,偷换了概念,违背了同一律和不矛盾律。
    
    根据不矛盾律,两个相互矛盾的陈述绝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个为假。信奉对立统一规律的人当然反对。黑格尔是这样证明对立统一的矛盾律:一方面,玫瑰花看来是红的;但另一方面,玫瑰花又不能和红划等号,所以,玫瑰花既是红的又不是红的。所以,玫瑰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稍有逻辑知识的人,不难看出其论证的荒谬性。确实,玫瑰花是红的,但这里的“是”应理解成两类集合的包含关系,即由所有玫瑰花所组成的集合包含在由所有红的事物所组成的集合中。即:玫瑰花集合包含于红集合,而且小于红集合。从“包含于”关系看,玫瑰花集合是属于红集合的;从“小于”关系看,玫瑰花集合不是等于红集合的。但在日常语言中,人们贪图简单——“大道至简”,说出了“玫瑰花既是红的又不是红的”的话,以为是什么“对立统一的”的辩证逻辑的必然。其实,“是”的多义性导致了思维的混乱,第一个“是”的意思是“属于”, 第二个“是”的意思是“等于”,所以,“玫瑰花是(“属于”)红的又不是(“等于”)红的”这句话是没有任何矛盾的。但黑格尔没认清这一点,这才使他看出了“矛盾”。黑格尔正是靠着这样错误的论证,才得出他的矛盾无处不在的怪诞学说的。
    
    辩证法说,一条线段的长度是有限的,而它又可分成无限小段。所以,无限可以转化成有限,线段就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可见,对立统一是客观规律。
    
    其实,这是偷换概念。说线段有限,指的是长度。说线段无限,指的可以无限分割。如果说:线段既是有限长的又是无限长的,这就自相矛盾了;如果说:线段既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又是不可以无限分割的,这也自相矛盾。但说:线段是有限长的,又是可以无限分割的,这就没有矛盾。而说线段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这句话含混不清;说无限转化成有限,也含混不清;说无限的长度转化成有限的长度,依然是在胡搅蛮缠;正确的说法是,无限的线段转化成有限的长度(极限)。这种混乱,来自于日常语言的简单化——“大道至简”。这种愚民的戏法,逻辑学上叫做“四名词”错误,即大前提和小前提共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名词,两句话不存在同一概念,没有相关性更无必然联系,却“阴阳合一”地强行搭配在一起。它是“天人合一”的信仰者辩证思维的产物,与事物的变化过程本身无涉。
    
    四,辩证法反生命科学的诡辩术
    
    康德强调:不矛盾律是逻辑学的基本规律,思维不允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存在。黑格尔反对康德,认为矛盾是事物(包括思维)的内在的规律,并不是什么错误,甚至认为不矛盾律不是思维(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黑格尔说:这是一只活猫,它存在着“活”与“死”的矛盾,矛盾的双方共存于这只猫中。在其存活期间,“活”的理念占上风,但“死”的理念也已经根植其中了。“活”的理念一直在不断向着其对立面──“死”的理念转化,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量变到质变,“死”的理念最终占上风,活猫变成了死猫。但这死猫却又内在地含有了“活”的理念,这个“活”的理念则体现在其下一代之中,其下一代“活”的理念又克服了“死”的理念,重新生气勃勃。这样,从一只活猫到另一支活猫,事物实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种“概念”的自我矛盾运动过程,被称为“辩证逻辑的过程”。
    
    一只活猫到另一支活猫,是代际转换;是两只猫,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它们的DNA已经50%的相异,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黑格尔不懂生命基因,搞出了反生命的辩证逻辑,不过是为专制诡辩而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更是反生命科学,在苏联、中国等共产国家都发起批判基因遗传学的运动。
    
    恩格斯用“麦粒——麦苗——麦粒”来证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成立。从麦粒到麦苗,是麦子的两个阶段,其基因并未变化,不过是同一生命的存在形式变化而已,这在生物学上叫个体的发育,并不是对原有生命的否定;而新麦粒是新生命的开始,基因已发生了变化,是对上一代生命的否定。对于生命来说,有一次否定就够了,焉用两次?其错实在太低级,他连“形式”与“实质”的区别都分不清:麦粒变成麦苗只是形式变化,实质没变,而麦苗死亡则是生命结束,发生了从有生命到无生命的实质改变。可见,辩证法根本不成立!
    
    五,辩证法视所有的荒谬为合理
    
    波普尔说:黑格尔摈弃了不矛盾律,从而摈弃了逻辑推理的基础。因为“如果一种理论含有矛盾,则它可以导出一切”;一切荒谬都被视为合理。有人曾嘲笑说,在黑格尔体系中,手套可以变成兔子。“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一旦成为一种世界模式论,它会使人道德上难有坚固的持守,甚至为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开了门路。如果把辨证法作为人们信念信仰,则这种信念信仰是反智、反道德的,必然造成奴役专制内斗混乱。
    
    遥远时期的人类同动物差不多,本是混沌一片,没有什么道德伦理可言,就如水天一色的汪洋大海,无边无际,无分无别。道德律令如《圣经》“十诫”的出现,就像在这浑沌一片的汪洋中抛下了一个锚,依据这个锚点,人类发展出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秩序,从此世界有了是非善恶,人才“文明”起来了。若没有上帝的绝对标准,人类生活就重归混沌互害了。
    
    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任何事物、任何问题既要看到正的一面,也要看到反的一面;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善是同恶对比而言的,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恶,善也就不成其为善了。所以,不但善有存在的合理性,恶也有存在的合理性。这样,绝对的道德律令就被动摇了。十诫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证,但是,大家都不这么做了,都“正义”了,就没有了不义,正义何以显出它正义?没了不义,正义就不存在了。因而不义也是有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贪污让人痛恨,可贪污也是经济的润滑剂;强拆是惨烈,但没有大拆大建哪来焕然一新的市容市貌······就这么一“辩证”,原本假丑恶事情就可爱起来,甚至就是真善美了。
    
    高级的辩证法认为不存在是非、善恶,混沌就是最大的“智慧”。他们认为既然对立的“两个方面”有“统一性”,可以“相互转化”,那么“两个方面”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亦是我、我亦是你”吗?“两个方面”根本就分不清嘛。明白了“分不清”这个糊涂“本质”,所以才“糊涂更难”啊。 辩证法是“糊涂”学。被誉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老庄哲学,有不少这类说法:“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见《庄子・内篇・齐物论》)。在庄子看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于是知识分子们释然了:你指鹿为马,我难得糊涂,“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种“辩证法”实乃诡辩术。
    
    苏格拉底力反这种相对主义的诡辩术,力图在“一切皆流”的“意见”之上发现绝对真理,重新收拾混乱不堪的社会与人心。从晚期希腊到罗马帝国,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再度猖獗,罗马公民道德一溃不可收拾,于是,基督教再以绝对主义的一神论重整道德。“十诫”强调:是非善恶有上帝的绝对标准。基督教的绝对道德与辨证法有很大的不同。辨证法的“灵活性”、“全面性”,使它成为践踏道德底线的遁词。马恩吸收了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明确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而这样的智慧、灼见,我国古已有之,王夫之就说过:“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候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这样,“恶”被摘帽平反,不断坐大,竟然大摇大摆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魔鬼出笼了。现代诸多暴君都认为天在假他们的“私”以“行其大公”,杀人如麻、冤狱遍地只是为了促进历史的发展,牺牲几亿人是为了人类全体赤化,牺牲当下是为了将来幸福,做坏事就理直气壮了。
    
    中国落后的主因是“文化”落后(只2千多年)
    作者:倪苏雨
    
    一,人类的文字有6千年的历史
    
    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在今天的伊拉克地区,苏美尔人就开始尝试创造文字。他们开创了一套象形的楔形文字体系,即用图形来表达。例如,“鸟”的这个字,其雏形是一个鸟的简笔画。早期的锲形文字也要有大约1500个图形。由于刻在泥板上,是楔形的,但也有象形成分。两河流域大量的"泥版图书馆",非常丰富,比埃及最早的文字要早许多年代。
    
    书写的楔形文字,让今天的人们体验到吉尔伽美什(Gilgamesh译者注: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与他同伴恩奇都(Enkidu)各种奇妙冒险的经历,但是来自于农业城邦国家大多数泥板文献上却赫然世俗:清单、税收和买卖。
    
    公元前3400年,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四期出土的有字泥板中有90%是收据和交易数量、财产数量的记录。乌鲁克发现的收据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收据的交易是不合法的,证明在乌鲁克四期已经出现法律规定的雏形,即使成文的法律一千年后才在两河流域地区出现。乌鲁克时代,当地盛产羊毛,当地女性负责生产羊毛衣,家中男性用驴把衣服运输到很远的地方出售。现今发现的“泥板信”就有这样的书信,远方从事销售的男性写“泥板信”给家中的女性说,那种衣服卖得好,你们要如何根据市场需要改变衣服的式样。
    
    二,中国有2400年的历史,而不是5千年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先是有了“泥饼”,然后是泥小板上的象形文字,再是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最后发展到拼音文字。记住,最重要的是四者之间有并行期。但是,中国甲骨文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中国人说甲骨文的“后世”是中国古代象形字,但是,甲骨文和中国古代象形字之间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空档,没有看到任何“渐进”和“并行”的过程。
    
    王澄强调说:甲骨文没有起到信息交流作用。中国的甲骨文是占卜用的,是巫师自己说给自己的疯话。据说,甲骨文还有对王室财产的记录(没甲骨文证据),没民间交流作用。真正起到交流作用的中国文字的是“楚简”,那是公元前400年的事。所以,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民间交流作为一个标杆,可以肯定民间社会在开始文明化,中华文明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前400年开始,共2400年的历史,而不是5千年。两河流域的文明历史有5400多年。
    
    三,字母文字的起源于一神论
    
    在古埃及神话里,“心与舌”,即思维与语言,是神创造世界时使用的工具。古埃及人相信其语言和文字都由神创造,象形文字一词在古希腊文字中由神灵和雕刻两词构成。埃及人发展了象形文字(最早出现在5500年前,稍晚于楔形文字产生时间)。公元前3500-3100年前,图画文字中开始出现表意符号,出土于上埃及的公元前3100年的帕勒摩石碑是代表。公元前25世纪以后,纸草成为古埃及最主要的书写材料。公元前 5世纪传入希腊,后又传入罗马。纸草文献是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图书馆所藏文献的主要形式这些古代铭文和纸草文献,为人们提供了分析当时社会结构的第一手最基本资料。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后来腓尼基字母的影响很大。直到1999年在埃及恐怖峡谷内发现了两种字体铭刻表明,早期闪米特语并不是在其故乡叙利亚-巴勒斯坦,而是在埃及(当时居住的闪米特语民族)发展起来。这一假说认为:埃及文字与受其影响的早期闪米特字母或原始西奈字母关系密切。此外,这还使字母起源时间向前推至公元前1900年到1800年间。
    
    牛角(aleph),是拉丁字母A的最初形式。早期苏美尔楔形文字也是用牛角作为符号,可见其历史颇久。公元前2000年前后,巴勒斯坦的拜布勒斯出现的一些文字被称为伪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的起源,有80个符号。公元前1600年,乌加里特文字在今日的叙利亚发展起来,采用30个简化的楔形符号。公元前1500年左右,原始西奈文字在西奈半岛出现。
    
    腓尼基人从黎巴嫩到地中海沿岸去殖民的,他们发家归功于一种今日在黎巴嫩仍可见的蜗牛,当它们在阳光之下慢慢腐烂,就可以用作紫色的染料。因此希腊文“腓尼基phoiniki”的意思是“紫色之国”,罗马人则称之为“布匿”。由于航海常用“旗语”联络,他们就把基本的"楔形符号"抽象成腓尼基字母。大约公元前13世纪,他们创造了人类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共22个字母。腓尼基字母像希伯来字母和阿拉伯字母一样,无元音,字的读音须由上下文推断。尽管象形文字最后的一点痕迹也被拭去,但是这种简单精巧的辅音字母表确实是商人的有用工具:便于学习、书写和改变,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
    
    这种象形文字字母为什么以及怎样进化成一系列抽象符号呢?在《字母之谜》(Mysteries of the Alphabet)一书中,马克-亚勒文•瓦克南(Mark-Alain Ouaknin)认为应当在多神论到一神论的转变中寻找答案:《摩西十诫》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种禁止偶像的戒令迫使仍然书写象形文字的闪米特人摆脱自己的偶像。一神论和禁止雕刻偶像促成原始西奈字母进化成原始希伯来字母和原始腓尼基(也成原始迦南)字母。在西方,它派生出古希腊字母,后者又发展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而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是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在东方,它派生出阿拉美亚字母,由此又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莱、波斯等民族字母。中国的维吾尔、蒙古、满文字母也是由此演化而来。据考证,腓尼基字母主要是依据古埃及的图画文字制定的。
    
    四,抽象理性“逻各斯”源于一神论和抽象字母文字
    
    公元前1450年左右,迈锡尼人通过联姻、继承等和平方式,得以入主克诺索斯王宫。克里特原有的线形文字,现在被用来书写迈锡尼语言,形成了迈锡尼线形文字。学界通称前者为线形文A,克里特泥版文书;后者为线形文B。此后从公元前1400—1200年,迈锡尼达到其文明的盛期。迈锡尼的线形文B已被释读成功,证明迈锡尼语言是古希腊语的一支。
    
    希腊人在与腓尼基人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从腓尼基语(犹太人的语言)那里吸收了它的文化精华——腓尼基语字母和旧约圣经。虽然现存最早的希腊铭文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但是学者认为希腊人在三个世纪前就接受了腓尼基辅音字母表。希腊文不仅采用大多数腓尼基符号,还添加了腓尼基所弃掉的元音。现在使用的拉丁字母由希腊的伊特鲁里亚人与罗马人共同创造的。
    
    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古希腊文化中蕴涵丰富的人文精神。古希腊商品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在部分城邦如雅典,则超越了自然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居支配主导的地位。在政治领域,古希腊人的建树更令后世景仰。他们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并实行公民的直接民主制。一切官职均由选举或抽鉴产生,废除了权力世袭和权力垄断现象,废除特权制度。所有的古希腊哲学思想,为铸就空前绝后的经典提供了先决条件。
    
    源自腓尼基语字母的希腊语字母和圣经新约特别是四大福音书成为古希腊文明的智慧结晶。希腊语字母为表达古希腊文化伴随着新约圣经,最终走向整个欧洲、美洲,如今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加速推进。古希腊文化奠定在人类生命灵魂提升的基石上,因人类肉身生命具有不可重复性和难以自知性,这一文化根基无疑给有限的人类个体生命旅程点亮了明灯。
    
    在圣经中,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圣经《启示录》中多次出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有时紧随着“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等字眼。而希腊字母表上的首尾两个字母是由命运三女神所创,它们代表了象征宇宙始与终的上帝。Αα,展现,意味着:创世之初,展现灵性之光。Ββ根基,意味着:上帝造地,世界的根基得以确立。······Ωω永恒,意味着:永恒真理,信仰上帝才永恒。法国作家雨果认为字母“X”是两剑交锋,生死由命,所以它是命运的记号,也是未知数;字母“Y”是一朵长在花梗上的百合花,一个张开双臂向上苍祈祷的人;而字母“Z”则是鞭笞天空的闪电,显示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就是上帝 ,也是宙斯。古希腊人赋予字母以创世意义,还神化了话语权力。他们不仅将来自宗教的启示和国王的“法令”当作“神谕”,还把公民的话语权变为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
    
    “逻各斯”本来的意思是话语、言说、真话,“神圣的逻各斯”则是神的话语,引伸为万物的法则、规律,逻各斯是神照看下的人的言说,因而也是人神之间的对话。当后世将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谈话中提出的辩解称为“逻各斯”的时候,得到强调的仍然是逻各斯中所包含着的“共有的东西”(koinón公约数),而辩解的过程则是ídion,即各种本己的和特有的东西被超越的过程。所以,“逻各斯”代表着普遍的规范性,清晰的可表达性、可言说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说话的动物”,又译作“人是理性的动物”,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是逻各斯的动物”,理性、语言被看作人的本质。
    
    自古希腊起,西方人就非常看重语言以及语言的逻辑,这与他们的生存方式有关。古希腊是一个契约社会,血缘关系不占日常生活的主流,陌生人之间靠契约和法律处理相互关系,希腊城邦民主制也靠演讲和辩论来从事政治活动。不讲理性、不讲逻辑、说话不算数的人,在古希腊是没法生存的。这就是西方逻辑理性传统的起源。逻辑理性是科学精神,也是法制精神,人们用理性来建立科学,也建立人际关系的科学即民主法制。西方人什么都喜欢用理性来解决问题,就连上帝也用逻辑推理来证明。“逻各斯”在斯多葛学派那里被进一步抽象化,形成了“逻辑”(Logik)一词。“逻各斯”是贯穿万物的永存不朽的理性;万物的运动都是有规律、符合理性的;人也是有理性的;人同自然界一样都产生于最高的理性-----逻各斯,从而得出人人平等的结论。在人类历史上斯多葛学派第一次论证了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一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理论。近现代西方思维创造力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古希腊哲学。
    
    五,多神论和象形文字等文化传统导致中国落后
    
    有人说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始终是最先进的,只是在近两百多年才落后其它国家。实际上,如果深入了解人类历史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早在公元前400-500年就比中国文化先进得多,当老子用古文言谈论《道德经》的时候,希腊学者们早就使用拼音文字开始对包括几何学、天文学、力学、地理学、医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农学等有了比中国的诸子百家更深入更广泛更客观的研究,成果累累,奠定了欧洲后来发展的思想基础。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及公孙氏的“白马非马”等,与其说是深奥的思想还不如说是文字游戏或字迷,可见汉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戏弄中国人了。东西方文明的命运的基因早在字母文字发明时就决定了。
    
    汉语的模糊性及表意性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造成了中国人无逻辑。汉语的名词没有“性”、“格”、“数”的变化,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等等特点,造成了汉语在表达上的模糊性。同时,汉语中抽象词汇缺乏,现代汉语中的很多常用的抽象词汇都是从日语里拿过来的。汉语的含糊特点使得中国人无逻辑,从而造成落后。
    
    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就是多神论。自然崇拜的思想基础是万物有灵论。自然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崇拜,也就是说,中国人多神崇拜都是乞求神仙保佑自家健康发财,都是为了家族的现世的幸福。西方的一神崇拜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乞求上帝保佑自己死后灵魂进天堂,为个人来世谋幸福。为现世谋幸福,简称为拜物教;为来世谋幸福,简称为拜上帝。中国文化的起点——汉字,就是象形字,就是在法自然。汉字确定了虚无主义的价值观。“物”、“屋”,都同音于“无”,说明房屋等一切物质都是虚无。所以,为了获得人生的意义,只能拜祖恢复孝道,这是儒家道家的共同点。所以,中国是个法自然的拜物教国家,没有精神独立和神的信仰,没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即自我意识。甲骨文里,“我” 字,象“一根长柄绑着三个戈”,表示部落强大的武力;“我”字代表殷商部族,并没有个人的意义。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像英语的“I”那样,专用于指代单数第一人称的专有名词。“我”的指代范围与“I”不同,它大可指国家,如“敌师伐我”,小可指代个体。这说明华夏社会里没有“个体”的独立地位,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而“家”又是一个可变的“弹性结构”。
    
    象形文字的汉文化强调忠于主子的帝王文化是唯物主义的立场文化,这种忠诚的对象是物质性的,无论是代表权力的君主还是乡土或祭礼仪式等物理性存在与形式,都是这种唯物化的立场文化。因此,寻找主子与老乡,祭拜鬼神等是奴民的重要精神依托与活动,其实质正是唯物化的精神现象。眾:甲骨文“眾”字有兩種,第一種是“三人並排”,第二種是“日下三人”(表示許多奴隸在烈日下勞作之意);金文將“日”改爲“目”,成爲“目下三人”,象徵統治者在監督奴隸勞作。“眾”字有“衆多奴隸”之意,古代的統治者,一直將人民視爲私有財產與奴隸。妻:甲骨文象手抓女子頭髮狀,就是指“強搶女子為妻”;此外,金文的“奴”字,從女從又(即“手”),就是指“從戰爭中抓來的女俘虜”,這充分顯示了古代部落戰爭抓人爲妻與奴的野蠻行爲。
    
    中国人的祖先,由于形象文字的输入和限制,对自然界的认知只能停滞在表象的“金、木、水、火、土”上,而用不能借逻辑的力量走入分子、原子、电子、中子的层次上。汉人只能认知阴阳相对的道理,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绝对概念;汉人只能认知相对的道德理念,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绝对道德理念;汉人只能认知人的罪行,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人的原罪(Sin)概念;汉人只会反压迫者,而永远不会反抽象的压迫制度与文化;汉人只会反某皇帝,而永远不会反抽象的皇权制度与文化。这是因为:汉文字是一种单音节的表象文字,这种文字永远不能了解人文抽象与逻辑的意涵。由于这种文字的客观限制,因此由这种文字所产生的文化,也会普遍缺乏人文抽象与逻辑的内在结构;因此使用这种文字的人,也会普遍缺乏人文抽象与逻辑意识!就如中国的五音乐理(西方是七音乐理),简谱在音乐领域中永远写不出表达多层次的人的心灵感情的宏伟的交响乐章,只有西乐“五线谱”才能承此大任。
    
    当中国人传唱着“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这种类比思维的时候,有谁仔细琢磨过,这种美如水壮如山,到底是怎么个美法?怎么个壮法呢?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完全是一片模糊,让人昏昏然不明所以。而拥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早就将美和壮,用一套客观标准定了下来。比如说,美女的标准:两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三围是多少,鼻梁的鼻翼多厚,嘴唇的厚度宽度多少等等。小伙子健美的标准就更不用说了。
    
    王澄说:人类文明分主流文明和支流文明,西方文明是主流文明,中国文明是支流文明。支流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可有可无,一般都是负面的。中国人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理念,没有上帝的正义标准。中国人只信强权,不信真理。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史家公认的“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据统计,从秦皇统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战乱就占了一半时间。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发达,已为举世公认。据统计,古有兵书三千部,幸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谓举世无双。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零估计:仅战国4次大战,即杀人百万;山东六国争战,约死伤400万,完全是“世界大战”水平(《兵以诈立》,中华书局,2007,P90)。可见,《孙子兵法》一类兵书,实为数百万人的鲜血所浇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是最野蛮的。他们醉心武力,崇拜强权。商鞅取消贵族世袭制度,以战场上缴纳的人头重配爵序。商鞅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 “虎狼之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汉朝号称“盛世”,但刘、吕权争,刘姓内斗,以及株连臣民,竟至杀人如麻。这样的惨剧远的不说,只说说上世纪发生的国共内战死伤上千万人。广州起义失败后,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文雍携情妇陈铁军,不顾广州市民之生命财产,四处放火,欲将广州付之一炬,仅总工会一处就烧死普通工人一百多人。幸亏军队及时制止。张国焘军队屠杀四川人近百万,离开四川的时候,张国焘下令烧光所有的房屋,鸡犬不留。华夏是不是文明的灰烬,而是野蛮的的灰烬。如果不抛离丛林法则那一套功利观;建立一套正义的准则。中国永远都进入不了现代文明社会。永远都是阿Q式的革命。 [博讯来稿]


辩证法把中国人害苦了



2017年2月26日 


     作者:樊斤品
       
                       1958年10 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与李达谈话,李问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即“一分为二”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说: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两人争了起来。李坚持说,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继续问毛: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结果,毛的“辩证法”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饿死4千多万中国人。所以,顾准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416页)。
    
    形式逻辑讲究是非分明。辩证法号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其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诡辩术,是丛林时代弱肉强食的帮凶。如果你说:专制制度戕残人性,阻碍文明进程。中国的辩证人士仗剑而出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专制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中华文明古国几千年,这可是西方人比不了的。”如果你说:医学属于科学,必须接受科学的指导,中医是无用的非科学,阻碍文明进程。辩证人士又亮剑而出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医必有好的一面,因此不能全盘否定中医;比如,中医治好了某人的病。”可是,现代双盲对比医学证明:治疗与病愈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传统医术如中医并无医疗价值,最多只起一些安慰剂的作用。中医粉无视双盲法医学的成就,只是用无关问题来搅局。辩证法就是这么厉害,成了中国人拒绝科学拒绝文明的万能的理论武器。
    
    一,辩证法是原始人把握世界的模式
    
    辩证法不为西方理论界所认同,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恩却却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既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又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这三大规律中,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规律是最根本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为什么这样简化?因为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科学”。对立统一当然不只是某两个事物之间或某个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是万事万物内部、之间普遍的对立统一。因而,对立统一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编织机,把所有时空中的万事万物都编制成一个整体了。而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可见,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原始人的朴素辩证法升级版,是人类思维的返祖现象。
    
    原始社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不会细致入微地分析,他们只会通过十分有限的经验加上丰富的想像力,主观臆测、独断论地把握世界。古希腊人用“四元素”即火、土、气、水的流变、组合来说明整个世界;中国古人则用“阴阳五行说”来说明世界。这些模式实际上都是一些不完全的经验归纳加上主观想象的产物。中国文化号称“中庸之道”,其实只是假大空的口号。因为把握最佳点“中”的前提是是把握“全”。古人不可能把握“全”和两极,也就不知道“中”的位置。这样,中庸之道是做不到的,只是一种想象而已。
    
    对原始人类来说,最经典的把握世界的模式就是辩证法。在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时期,辩证法思想非常丰富!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已经指出了蕴含于世界本原中的两种对立力量如冷和热、凝聚与疏散等,认为这些对立力量化生万物;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提出了奇与偶、一与多、左与右、静与动、明与暗、善与恶等十对对立范畴;到赫拉克利特就明确地概括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运动变化的根源,认为世界就是由矛盾原则所支配、化生:“战争是万有之父和万有之王”。
    
    可以说,古希腊人的辩证法思想之丰富,比与他们同时代的中国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单说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是不全面的,西方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但是,好像没有人说“辩证法把西方人坑害苦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辩证法就是古人通过极为有限的经验归纳加上极为大胆的主观臆测编造出来的一个把握世界的模式,它连严格的综合命题都算不上,倒是颇有些神话巫术色彩。但在一些逻辑极为贫乏的人群中,却被当成了永恒的真理。这些人们热衷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等玄妙命题,以为知道了这些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了。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懒洋洋,固步自封,疏于钻研,还沾沾自喜,以为自然界的大秘密已被自己用几条辨证规律一网打尽了,实在是可笑、可悲又可怜。
    
    中国人就是抱着这几条老祖宗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关于历史的“秘诀”念叨了几千年,缔造了一个“停滞的中华帝国”。这大概就是顾准先生所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吧。
    
    二,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
    
    顾准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特点说的。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文化元素中就含有的辩证法的因素,比如汉语中的“吉凶、祸福、得失、进退······”汉语把相反的字组成新的词,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比如,进退一词,一切的变化无非是进、退两种情形。汉语以为这是把变化的物理形式都说完了,汉语的辩证法因素太丰富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是不会把相反的词汇这样组成新词的,英语词组中间要加“and”,也就是说,英语单词还是不会把相反的词看成一个整体,每个词还是独立的。汉语却是“大道至简”,词组中间不加“和”。比如,“得失”,应该是“得和失”,彼此是独立的。得是得,失是失。得是一种形式,失是一种形式。汉语直接把二者都算是一种形式,源于追求“至简”的思维懒惰造成了辩证法。
    
    充满辩证法的汉语实质上是一种含糊语言。古汉语“乱”包含了混乱和秩序(治)的意思,“易” 包含了变和不变(恒)的意思。汉语一个字包括了对立的两极,这样,要把握汉语的真意实在很难。汉语是世界上最模棱两可的语言,没有动词的时态变化,这个最喜欢讲“阴阳”的民族,其名词没有阴阳变化(“她”字是西方语言影响的产物)。在道家、儒家那里,语言没有确定性,仁义礼智信是相互包含的,自我的状态没有确定性,自我对他者的礼仪没有确定性,也就是“随机应变”的,也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任何事情都没有“准”,怎么都行,怎么都不行,最终陷入模棱两可的或然性,只能由权威人物强制裁决。在这样或然性的背景下,是不会产生科学的。因为科学是确定性的。
    
    既然汉语是充满辩证法的语言,那么中国人几乎都是不自觉的辩证法家。中国人思考问题总是从矛盾入手,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别的语言中,矛盾仅仅是思想的一个点,没有矛盾一样可以思考。但是中国人就只会在矛盾点上思考。但是,中国人的思考不是真正的思考。因为这里的矛盾不是真正存在的,而是思维的人为规定,凡是思考都要人为地规定一个矛盾,那么这个规定的矛盾并非真实存在。这样子想来想去,还是白想。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这也是中国人思维原地打转的原因。从一个假设性开始,到无效果结束。
    
    辩证法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思考中是不利的?甚至害苦了中国人?就是因为在矛盾的各种幻影叠加中,思考实际是自找麻烦,实际是什么事情也没有。也就是说,中国人思考的“矛盾”实际是主观的规定。而不是现实中的矛盾。什么“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这都是假想的。因为安全和危机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中国人会把二者无条件地加在一起。如老子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把祸福搅在一起,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样,人们的思维就糊涂了。谁也不敢从祸中求福,但是在福中又害怕祸。这就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穷也担忧,富也担忧。中国人的思考为什么始终处于“两个极端”?是因为中国人太熟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了。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很多的麻烦。比如苦恼。佛家的解释是,是谁给你麻烦呢?想了想,结果是没有任何人给自己麻烦,这麻烦是自找的,虚假的。这就解脱了。
    
    中国人看不到独立存在,比如,好和坏就是“好歹”,中国人会把二者算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矛盾的,不会把“好”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现象,把“坏”看成是独立的现象。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是,把两个极端都混合起来,以最终的结果看效果。对于未来,也是“吉凶”,是不确定的,模棱两可的。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很难建立。因为对什么都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处于深度的怀疑之中······。所以,中国人都很难真正的展开思考的过程。因为一开始就被矛盾揪住不放,就像一抬脚就掉进泥沼不可自拔。这就是顾准说的,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的原因吧。
    
    三,逻辑使欧洲人避免辩证法的祸害
    
    古希腊人也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没把他们“害苦了”,这就在于古希腊人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对自然界的朴素的辨证思维、朴素的整体主义思维,而发展出分析的方法。他们不再是如中国人那样醉醺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是“阴”就是“阴”,“阳”就是“阳”;不再是妄图一语说尽世界的真理,而是条分缕析,锱铢必较,不厌其烦,就事论事,得出有限但相对可靠的知识。
    
    早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就不再是积极意义上的世界模式论了,而是消极意义上的一个工具,是通过揭露谈话中的矛盾以获求真知的“助产术”。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的谦卑、开放的心态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独断气质已经相当不同,到亚里士多德则发展出很完备的形式逻辑,以严格的逻辑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时、空等来界定具体事物,这样,原始的辨证思维就被更加科学的分析思维取代了。这种就事分析,抓住事物“联系”与“发展”的无限链条中某一“僵死”、“不动”的环节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而不妄加综合的方法,就是与高明的、圆通的辩证法相对的、呆笨无比的“形而上学”方法。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形而上学”方法逐渐发展,促成了实验科学的发展。令近代中国人欣羡的“赛先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其背后是有一个崇尚“形而上学”的文化传统支持的。
    
    “形而上学”方法其实就是分析方法,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现代的分析哲学都传承了这种分析精神。不消说这种分析精神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上是有显赫地位的,这恰与中国人数千年一贯的整体主义的朴素辨证思维形成鲜明对比。顾准说:“‘形而上学’即对于自然的研究,采取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不仅在世界科学史中是必不可缺的阶段;而且中国人正因为没有这个笨劲,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可以读一下周建人译的《物种起源》。如果没有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积累,进化论是产生不出来的,远远达不到分类学精密程度的《本草纲目》,从中肯定产生不出进化论来”(顾准:《顾准文集》,第416页)。
    
    辩证法是古希腊的,但希腊没有被辩证法害苦,是因为希腊人发明了逻辑学。顾准说,欧洲没有被辩证法坑害,是因为欧洲有逻辑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思考不是自找麻烦,而是在逻辑中进行。逻辑不是制造矛盾,而是解除了思维的矛盾。这是西方思维的特点。西方人思考“祸福”现象,祸、福是彼此独立的,祸不是福的原因,福也不一定是祸的原因。没有人真正在祸中得福,幸福也不一定要经过祸。中国没有逻辑学,所以,中国人被辩证法害苦了。黑格尔反对化学里的原子论,维护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反对白光是由七色光合成的,等等。顾准说:黑格尔“其实不过是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而已”(《顾准文集》413页)。黑格尔的这些性状又为马恩继承。顾准还举例说,罗素的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控制论和基本上承袭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原则,与辩证法是抵触的,然而它是电子计算机的哲学基础。孟德尔—摩尔根理论,辩证法曾加以指斥、拒绝。这些实际上证明了辩证法是科学的死敌。
    
    逻辑学保证了人们在确定性中思考。逻辑要把思维的矛盾排除出去,这样的思考才能是清晰的。西方人没有中国人这样害怕思维,因为这种思维是逻辑性的,是按照一致性的原理进行的,也在“不矛盾律”的支持下,把矛盾的东西踢出去,达到思维的清晰、确定。这才是科学产生的前提。科学就是清晰和确定的。所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当然科学技术的发达还有别的原因。
    
    四,中国人必须远离辩证法的“矛盾”泥潭
    
    顾准强调,思考应该寻找确定性,不应该在大而全的影子中晃来晃去;而是要在“具体确定”中建立思考,不要专门寻找“矛盾”才去思考。从《易经》、《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庄子》的思考看,中国古人是专门寻找“矛盾”才思考的。阴阳是一对矛盾,和而不同是矛盾的,哀而不伤是矛盾,战争中进退是矛盾,庄子思考的“是非”是矛盾······只有矛盾才能思考。所以,中国古人在矛盾中很苦,庄子看来是很逍遥的,实际是假的,庄子也很苦。孔子因为学习很乐,实际也是很苦,不耻下问,低三下四。这不是乐,而是苦。老子也很苦,因为要返璞归真,但是实际又办不到。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实际是处在矛盾泥沼中不可自拔的人。他们自己制造矛盾,然后作茧自缚,又在那里解决自己制造的矛盾,这样自找麻烦,自找苦吃。这岂不是自己坑害自己吗?
    
    中国人故意追求“不确定性”,还自得其乐的,譬如“庄子梦蝶”的故事,醒来无法确定自己是人还是蝶。孔子的思维本来就无逻辑。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是如何安排的,秩序是什么,先怎么做,接下来怎么做?都是含糊的。孔子说,学而思并重,但是思维的方法是什么?如何思维,都没有交代。从论语看,孔子的思维是形象思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思考仅仅是借助流水来说明时间一去不复返,而没有认识时间本身是什么。这实际不是思考,而是把一种现象“感应”到另一种现象中。
    
    中国人从矛盾点开始思考,结果还是在矛盾之中。“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矛盾始终伴随着生命,伴随着思考,只要是活着,就是矛盾。比如中医在看病时,按照“八纲辨证”,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八种现象都要考虑进去,不管病人是不是有这八种现象,都要主观性地给每个病人看——阴阳、虚实、寒热、表里。过了这个关才算是看病。四种“矛盾”中,中医会时而这样想,时而那样想。似乎病人是连着宇宙万物——人身虽小,暗合天地。从哲学的无限性中思考此人得的什么病,以及要把他的病从哲学意义上彻底根除。所以考虑来考虑去,反反复复,才能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不是纯粹单一的,——还是包含着新的“矛盾”。而西医不考虑那么多,直接从病毒入手。
    
    中国人总是处于矛盾之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里生死,忧乐是矛盾的。中国人习惯于在对立中寻找另一种相反的东西。一定认为忧患是欢乐的起点,欢乐也会引起忧患。中国人就是这样自己折磨自己的。相反的东西不一定互为因果。但是中国人会相信,相反的东西恰恰是互为因果的。实际上,相反的东西只有少数是互为因果的。这就是说,中国人思考的看似很全,实际上,仅仅思考了现实中有相反矛盾的一种情况,别的方面都没有思考。这就是偏见。





刘仲敬:抗战时期延安与日本的谈判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2月06日 转载
         
        来源:微信号“延安生活”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岩井——他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
   
    都甲——李士群的军事顾问,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
   
    1943年斯大林命令毛泽东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当饶、杨、潘到达南京后,首先去找了汪精卫,却遭到了汪的拒绝。汪精卫说:“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大陆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李公仆,民国知名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曾留学美国,后受马列主义影响,亦去过延安见过中共高层领导。1946年7月11日,被暗杀。闻一多,民国知名学者,曾留学美国,并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李公仆死后,他在悼念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之后被枪杀。
   
    在大陆的历史书中,“李闻惨案”的始作俑者被指向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正是因为李公仆、闻一多的“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才使国民党痛下杀手。显然,真相绝非如此简单,李闻究竟是怎么死的,即便在大陆党史中的描述前后也是相当矛盾的。
   
    李公朴太太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追述: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走到学院坡,就听见后面轻轻“啪”的一声,公朴便倒在我的身边。而1980年第十辑《株洲文史》中却是如此描述的:1958年落网的凶手谢继舫供称:李公朴看完电影出门时,谢的同伙张德明向空中鸣了一枪,混乱中李公朴走进了左边的胡同,凶手对准他开了两枪。闻一多之子闻立鹤在《爸爸遇难纪详》中写道,“······途中是死一般的静寂,······忽然枪声大作,爸爸已经倒在地上了······”。但在1955年的《北京日报》采访中,闻立鹤又说,枪支是“美制无声手枪······由于装上了消音器,只是普、普作响,声音很小,没有人注意······”
   
    如此前后截然不同的叙述,大概绝非是记忆出了什么差错,而更像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进行的修正。至于凶手是谁,已有的证据显示国民政府与暗杀无关,刺杀闻一多的是两个下级宪兵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他们当时属于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编制。他们刺杀闻一多纯粹是为了讨好上级为目的。后来两人被处决。此外,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也在《军统内幕》中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1965年,云南大学语言学教授朱杰勤的学生张君达在《天天日报》专文中披露,他的“恩师”朱杰勤,系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处副处长,该处的职能就是针对高级知识份子进行统战工作。在一次偶然小酌中,朱杰勤吐露真言,坦言他曾经参与了部署暗杀李、闻二教授的机密工作。朱杰勤称:“只有暗杀受大学生爱戴崇拜的民主学者,方可营造恐怖气氛,掀起群众的冲动情绪,激发全国青年的反抗思想,而且还可离间国府与美国的关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促成美国减少对国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
   
    如果张君达所言属实,联想到当时的局势,以及李闻被暗杀后美国的反应,就不难理解“李闻死于中共之手”并非只是个传说。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八年抗战中养精蓄锐的毛泽东,在苏联的帮助下和国内左倾文人的助阵下,迅速抢占了国民党控制区,并开始了颠覆国民政府的进程。当时的美国,一方面被其对内对外所做的宣传所迷惑,一方面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腐败产生了不满,因此希望建立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不过,基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抗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美国的大部份援助依旧是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而当时美国政府正拟向国民政府提供包括五亿美元贷款的第二轮援助。闻听此消息,身在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亲共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特地会见了郭沫若,并告之,美国的援华政策将对大陆不利。如果不能证明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就无法阻止这一援助计划。
   
    过了不久,李公朴、闻一多即相继遇害。随即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把整个事件诠释为是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并指责国民政府违反了自由民主精神。在其笔下的蒋介石,是一个冷血的独裁者。他还呼吁白宫切断对华援助。
   
    果不其然,目的达到了。不久,美国便停止了对华贷款谈判,同时,数个合作项目,如延续租借法案、转赠战时剩余物资、培训海军等,也不了了之。到了1948年,毛泽东在利用完美国人之后再度掀起了反美浪潮,此时的美国政府才如梦方醒,恢复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然而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
   
    至于为何选择李公朴下手,想必因为他是留美学者,又在民主同盟中具有一定影响力。这样,暗杀他并嫁祸国民党既可以博得美国人的同情,又可以影响一大批知识份子。而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手下枪杀闻一多,很可能是除掉李公仆后正准备暗害闻一多时的一次偶发行为。如此一来,正好可以将李公仆被杀案一并嫁祸给国民党。
   
    很显然,“李闻惨案”不仅使国民政府失去了美国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且欺骗了众多知识份子和年轻人并使他们投向了毛泽东;使之最终夺取了天下。
   
    中国大陆上过中学的人,在历史课上都学过“下关惨案”。根据大陆官方说法,1946年6月,在全国“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浪潮中,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叶笃义、浦熙修等9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平请愿的代表,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数百人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被打成重伤。此后,舆论藉此继续诬蔑国民党,挑动老百姓反对国民政府。
   
    然而,若干年后,大陆党史在介绍阎宝航时,却不小心披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小高丽房村一个农民家庭。18岁那年,阎宝航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堂,后信奉基督教,受聘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他与张学良的友谊就在此时开始,并在其1936年发动的西安军事叛变中成为说客之一。
   
    “9.18”事变后,阎宝航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他的能力为宋美龄、张学良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所赏识,是以先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四维学会”,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并经张学良推荐、蒋介石任命,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成了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1937年,身在国民党的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共,并先后窃取了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他也由此成为中共最出色的谍报人员之一。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抨击国民党的内政,将挑起内战的矛头指向国民党。
   
    1946年,阎宝航奉命在上海发起了“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并作为请愿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阎故意挑起冲突。阎宝航被打,雷洁琼等人也跟着遭了殃。而就在阎等人被送去医院后不久,周恩来立即赶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对阎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随后,毛泽东、朱德也发来了慰问电。
   
    而地下党员阎宝航完成了什么任务也是不言而喻,就是利用“下关事件”挑起中国不明真相的知识份子、老百姓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乃至愤恨,而这个目的也的确达到了。
   
    大陆建政后,阎宝航虽然风光了一时,但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1967年11月7日,阎宝航以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要员”的罪名被投入秦城监狱。1968年5月22日,代号为67100号“犯人”的阎宝航在审讯中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不久死去,终年73岁。
   
    早在中共建党不久,就依附苏联,处处听从其指示。在后来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出卖和背叛,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却毫无踪影。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与日军暗地里勾结,协助日军攻打国民党军队,甚至还进行秘密谈判。根据现有资料,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1941年4月,当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国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和主权。”同时,斯大林命令毛泽东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后,延安的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央指示,并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当时,还有中央电令直接到达。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蚂蚁:告别一分为二,和辩证法说再见




2018年2月13日




    
    来源:华夏文摘
       
                       回顾人类的发展史和我们个人的成长史,再没有“凡事一分为二”给我们带来的误导和危害更大,影响更深远。同学和朋友相见,不论张三说点什么,李四马上振振有词,反唇相讥,谁也说服不了谁,弄了个脸红脖子粗。夫妻之间,蜜月刚过,谈及生活琐事,特别是有了孩子后涉及面更宽一点,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夫妻的感情逐渐淡离,如果这时经济不宽裕,或是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最后只有各奔东西,拆散了多少本来应该温馨和美满的家庭。在国家政治层面,大跃进后一个和九个指头之争,引发了中华民族的浩劫—-文革十年动乱。
    
    实际上,这种看法和认识上的差别是事物本身存在与生具有的。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汉语称物品为“东西”,学点英语的母语—德语才知道,物品为“对立物”(Gegenstand),每一个具体的观察者,你是看到“东”还是“西”,得到的主观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受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经验的限制,看法和解释则大相径庭,如果再加上一点个人偏好,或是受点利益驱使,你甚至对事物的某些方面可以做到视而不见。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带来的误导,有时真能象沙漠中出现的海市蜃楼,幻觉中的海子,让人误入歧途,最后葬身于大漠。
    
    对“东”还是对“西”的取舍或是偏好造成的分歧,按经济学原理被称之为机会损失,就好比你中饭吃了米饭,你就损失了吃面食和其他食物的机会,既无可厚非也理所当然。可就源于这小小的分歧,很多人可以小题大做,造成蝴蝶轰动效应。起初是意见相左,然后是争争吵吵,最后不欢而散。最要命的一点还在于世界的奇葩,任何看似规律的东西,总可以找到特例。比如说在西方,一般情况下孩子好好学习到大学毕业,然后找个相应的工作工作数年,你就可以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节假日出去旅游度假,过上所谓的小资中产生活。可偏偏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都是中途退学大学肄业,却都还成就了大事做出了惊天伟业。多少人看不到他们俩能上哈佛这种名校本身起点之高,主动放弃学业已是事业初具迷端,可就这退学和肄业为多少人认为学习无用大学毕业与前途未来无关提供了口实,作为反例一再提及。一分为二已经到这个份上,实在不值。屈指算一算,按美国三亿多人口计算,出现盖茨和扎克伯格的概率当在亿万分之几。如果你本人或是你的孩子有这个运气,不如去玩强力球彩票中头奖,其概率相当,每周还可以试两次。
    
    平心而论,辩证法,一分为二,让自己换个角度看待事物,特别是在困难时刻找找原因,或是作为心灵鸡汤鼓励一下大家,也无可非议,但应就此而止。得结论,拟方案和做决定只能用统筹学、概率论和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些似是而非的悖论,特别是受某种利益驱动而不顾一切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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