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龜」禍國論（下）

余傑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人們吃驚地發現，閔維方比幾名前任還要專制和毒辣，利益決定立場，「屁股決定腦袋」，其保守和蠻橫比起諸位前任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恰恰說明黨沒有看錯人。圖／創用CC授權+合成

閔維方：扼殺思想自由的幫兇

李敖在北大演講時，有一名北大學生問道：「在今年的早些時候，閔維方書記曾經提出一個觀點，大概意思是說對於有反動言論的老師應該清出課堂，我想您對這樣的觀點有什麼評價？」李敖回答說，大學的特色是什麼言論都敢接受，連癌症也可以研究，就沒有什麼言論是讓人害怕的、不能講的、反動的了。李敖一邊回答，一邊還不忘回頭笑看臉色鐵青的閔維方。李敖知道，有時候羞辱一下叭兒狗，主人是不會太在乎的。那一刻，是北大歷史上最為恥辱的時刻之一。

那位提問的北大學生更讓我感到欣慰，這是北大精神沒有消亡的確證。我很擔心這位勇敢的北大學弟因此受到壓力。當時，閔維方書記坐在台上，這位書記大人只能以「校務委員會主任」的尷尬身份出席——如果以「中共北大黨委書記」的身份出席，連中共當局也認為這個最有實權的職務是上不得枱面的，換言之，「無法與國際接軌」。堂堂獨一無二的執政黨，此刻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地下黨」。

在北大官方的網站上，關於閔維方的簡歷是這樣公佈的：「1968年至1973年：北京門頭溝煤礦井下採掘工、礦團委幹部。……1983年至1987年：美國史丹福大學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教育經濟與管理）。」比起以前的幾任北大黨委書記來，閔維方的履歷可謂金光燦爛——他擁有美國名校史丹福大學的教育學博士學位，理應是教育方面的「內行」。「六四」之後的北大黨委書記如汪家璆、任彥申等人，均是來自黨務系統的「黨棍」，完全跟教育界不沾邊，僅僅因為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企圖加強對北大這一「重災區」的控制，便空降到北大，成為最高決策者。

他們在北大期間，對待自由思想就像在抗洪前線一樣「嚴防死守」。在此背景下，當閔維方這位多年在美國求學和工作的「學者型官員」出任北大黨委書記時，許多北大師生對其抱有良好的期望，認為這位「內行」也許能在北大宣導教育本位、學術自由，使日益衰亡的北大精神得以重新振興。

然而，善良人們的善良願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吃驚地發現，閔維方比幾名前任還要專制和毒辣，利益決定立場，「屁股決定腦袋」，其保守和蠻橫比起諸位前任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恰恰說明黨沒有看錯人。不久前，閔維方做客人民網，與網友進行了主題為「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線上交流。他恬不知恥地透露說：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與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見》徵求意見稿裡，他提了一條修改意見，「在檔當中一定要明確提出絕不允許教師利用課堂散佈違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言論，這一條在實際工作中正確把握和妥善處理問題，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

閔維方的理想是將北大辦成是「第二中央黨校」。近年來，北大確實在政治上「領風氣之先」：最先開設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保持共產黨先進性」三門政治課程，學生戲稱「燉（鄧）三鮮（先）」。現在，北大在閔書記的帶領下，又開始了「課堂清洗運動」，以《討伐中宣部》名動天下的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標被除名，便是一起殺雞儆猴的案例。閔維方滔滔不絕地論述說：「課堂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課堂，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一定要符合憲法規定的要求，一定要符合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這是憲法所規定的。北京大學是一個學術思想特別活躍的地方。學者和教師可以廣泛的探討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思想問題和理論問題。在研究上是沒有禁區的，可以研究各種問題，但是在課堂講授上是有禁區的。……在課堂講授的過程中，不能把探索過程中尚不成熟的東西拿到課堂中來。這是本著對於青年一代負責任，讓他們得到的知識是得到實踐檢驗的，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符合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識。」

這番談話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裡卻殺氣騰騰，語氣令人聯想起也擁有博士學位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如果按照閔書記的設想，大學何以成為大學，大學豈不成了思想的集中營，大學豈不成了佈滿柵欄和鐐銬的古拉格群島？一名在被譽為自由思想大本營的史坦福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應當對美國大學教育中最寶貴的一面，即自由精神，有所體認。閔維方回國之後，卻立即兢兢業業地為中共高等教育法西斯化政策添磚加瓦，虎視眈眈地充當「政治正確」的檢察官。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

其實，當昔日的「海龜」閔維方榮升北大黨委書記和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時候，這種變化就發生了。閔維方當然不會不知道北大的傳統是「相容並包，思想自由」；閔維方當然不會不知道母校史丹福成功的秘訣即在於鼓勵學生追求真理。但是，為了仕途坦蕩，他不惜讓真理服從私欲、不惜讓自己成為真理的敵人和獨裁的幫兇。閔維方不是那種企圖加入體制以改變體制的「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相反，他徹頭徹尾地變成中共的幫兇——與對於中共來說可有可無的「幫閒」和「幫忙」階層（如歌頌秦始皇的張藝謀導演、宣講犬儒主義人生哲學的王蒙作家）不同，他是不可或缺的「幫助行兇」者。與其他僵化、教條和愚蠢的大學黨委書記不同，他從西方留學歸來，洞悉新技術的力量，對網路表現出特殊的興趣。這種「興趣」並非鼓勵學生利用網路獲得多元資訊和思想自由，而是企圖利用網路來加強奴化教育。

閔維方表示，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大學生每天上網3至6小時，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打遊戲、看電影、聊天。在資訊化時代，如何佔領網路上的「主動權」呢？「研究如何利用這種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所提供的資訊手段來實現引導學生健康成長成才的工作，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網路的本質是給人類帶來更大的自由，閔維方卻試圖讓它成為新的奴役工具，讓它承擔灌輸中共意識形態的任務。他洋洋得意地說：「北京大學一刻也沒有放鬆對網路工作的研究，專門成立了與互聯網相關的學生工作的隊伍，時刻密切地關注著網上的各種資訊，建立了紅旗線上網站，通過網路來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他們能夠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作出正確的人生選擇。」他公開承認北大存在大批網路特務，對師生的思想動態實施無孔不入的監控。

一個大學領導人，以擔任思想員警為榮，是對大學精神的褻瀆，是奴才向奴隸主表功。但是，閔書記所說的「紅旗線上網站」，根本沒有多少北大學生去光顧，它大概只是閔書記「一個人的網站」。在北大最受師生歡迎的「一塔糊塗」和「燕南社區」，都已被校方封閉。當「一塔糊塗」被關閉時，法學院的賀衛方教授發表了一封致校長許智宏的公開信以示抗議，但校方不予理會。作出此決定的肯定是閔維方，因為書記的權力遠遠大於校長。劊子手難道會坦誠其殺人動機嗎？

閔維方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特殊的等級秩序中，北大的書記及校長具有「副部級」待遇。用魯迅的說法，「人一闊，臉就變」——就在閔維方剛剛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之後，立即對西方記者表示，他堅決支援當年中央對「六四」事件的處理方式，這給中國帶來了長期的穩定和繁榮。那些被殺害的北大學生的冤魂，會讓閔書記半夜三更從夢中驚醒嗎？閔維方青年時代當過礦工，這是他多次向青年一代講述其人生經歷時不斷炫耀的履歷。然而，今天的閔書記從來沒有對接二連三的礦難發過什麼言，當年那些在井下跟他稱兄道弟的礦工們的血淚，早已被這個新貴忘卻了。

禦用學者的「專制優越、民主無用」論

周濟和閔維方心甘情願、積極主動地做奴才的醜態，使得人們昔日寄予從西方歸來的知識精英們的幻想破滅了。諸多事實證明：90年代以來回國的「海龜」們，雖然也不乏真心誠意回報祖國、實現人生價值的優秀人才，但相當一部分人士都不是自由的使者，乃是專制的奴才。閔維方的「同類」還有很多，僅在北大任職的便有林毅夫、張維迎、潘維等若幹「大牌學者」，另外如王紹光、閻學通、甘陽等人也堪稱「同好」。他們大都持有歐美名校的博士桂冠，其中甚至不乏師從諾貝爾獎得主而自我感覺「雞犬升天」者。但是，他們或為中共通過「殺貧濟富」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尋找學理支持，或振振有詞地論證腐敗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或為迎合中共的反美立場而為國際恐怖主義搖旗呐喊，或追腐逐臭從傳統文化中找出「王道政治」的優越性……這些「海龜」們雖然曾在西方生活、學習和工作過，曾接受西方大學制度的「湧泉之恩」，卻未能建立起確定的價值觀和穩定的道德觀，「變色龍」的人格，讓他們回國後迅速蛻變為阻撓中國社會進步的負面力量。

這些留美學生回國之後，並沒有形成一個親美、親民主自由的精英階層，並促使中國更加開放、更加民主。原因之一便在於，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的經歷，並不足以讓這些留學生篤信民主自由的價值。他們大部分為理工科學生，或者是研究能夠「暢銷」的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領域。這些人到歐美留學之先便抱著傳統中國士大夫「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願望。他們為了拿到學位可以做到頭懸樑、錐刺股，忍受貧窮和寂寞，整天生活在宿舍、教室和實驗室三點一線之間。此勤奮精神讓美國同學肅然起敬。但是，他們對瞭解和體驗美國的生活方式及美國的價值觀毫無興趣。他們在美國學習和生活幾年時間裡，有可能根本沒有結識一個美國朋友、從未到一個美國人的家庭中做客。由於經濟窘迫、語言隔膜，在半封閉的生活中，他們對美國反而產生了某種仇恨心理——儘管他們本人拿著美國納稅人，無償為他們提供的獎學金。

另一方面，中國嚴峻的歷史和現實，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這些留學生在美國按照美國的價值觀生活，在中國則服從於中國的「潛規則」，他們甚至已經感覺不到自己過著一種高度分裂的生活。他們衣錦還鄉地回到中國之後，迅速佔據了那些最好的位置和資源，過著一種與大多數同胞「隔離」的、空中樓閣般的優渥生活。就物質條件而言，他們感覺到在中國遠遠優於美國，因此他們基本上對同胞的苦難，沒有什麼感受和認同，也缺乏促進中國社會變革的內在動力和願望。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的潘維，時常撰文談及國際關係和國內政治，成為中國大陸反對民主的先鋒人物。潘維在北大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聲稱，今天的中國已經陷入了一種「民主迷信」之中，中國人認為民主是全能的，「民主能讓人民都作主、能治腐敗、能讓人人平等、能讓政治清明、能讓人民服從政府不造反、還能讓世界不打仗，讓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都過上美國人那樣的好日子。」他批評說，「民主已經成了當今世上最大的宗教」。他認為今天的中國，其實並不需要民主，這樣的話黨當然最願意聽了。

那麼，潘維提出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方案是什麼呢？潘維認為民主不是一個好的選項，中國應當回到皇權時代「王道政治」的軌道上，恢復昔日的科舉制度和文官制度，用北大法學院院長朱蘇力的話來說，那就是尋找中國的「本土資源」。如果當局能夠利用這些「本土資源」加強中央集權，則中國便能夠避免動亂。對此，我想追問的是：這位柏克萊博士願不願意繼續留辮子、見到皇帝時先下跪自稱「奴才」？他的妻子願不願意回到過去，繼續纏小腳，活生生地讓自己變成殘疾人？我相信，潘維教授顯然不願意生活在秦始皇的統治下，雖然他是一名趾高氣揚的、揮舞著文明棍的「洋博士」，仍不免遭到「焚書坑儒」的處置。

另一位名聲更為顯赫的「海龜」學者，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北大校長助理張維迎。在相關網站上張維迎的簡歷為：「1959年生於陝西省吳堡縣，1982年獲西北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1990年入牛津大學讀書，1994年獲博士學位。」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張維迎師從著名經濟學家、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Mirrlees和產業組織經濟學家Donald Hay，這也成為他的一句口頭禪——「我的導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就好像阿Q經常說「我過去也曾經闊過」一樣。

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張維迎，並不是書齋裡安安靜靜的學者，而是媒體的寵兒和政府的顧問，有媒體稱：「張維迎教授的企業理論及有關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被公認為中國經濟學界企業理論的權威。」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權威呢？張維迎認為，在改革的過程中，利益受到最大侵害的不是工農大眾，而是黨和政府的領導幹部；他又認為，為什麼中國目前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這些奇談怪論經過精心的、縝密的學術包裝，發表出來的時候，倒能唬倒不少外行人，更是深得官方的歡心。

與張維迎相似，另一位呼風喚雨的經濟學家林毅夫，也是中共政權的轎夫和吹鼓手。林毅夫本來是台灣國軍中的一名逃兵，他如此解釋叛逃的原因：台灣只有兩千多萬人，大陸卻有十多億人，他要為十多億人服務。這樣一個「胸懷大志」的逃兵，在大陸果然深受重用：入讀北大，公費赴芝加哥大學留學，拜師於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門下。歸國之後，林毅夫成為當局重用的經濟學家，且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委員。2006年的兩會期間，他是政協委員中惟一風采不讓其他諸位文體明星的學者，他一出現必有數十名記者「圍追堵截」，可謂風光無限，這豈是小小的台灣島所能給他的莫大榮譽？

然而，林毅夫這位號稱要讓八億農民活得越來越好的學者，這位號稱「新農村運動之父」的學者，卻始終無視中共政權的存在乃是農民苦難的根源。農民在中共治下被迫過著劣等公民的生活，在經濟上被剝奪，在政治上受歧視，在文化和醫療上完全被排斥。數億農民沒有任何消費能力，一旦生病只能在家中等死，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需要耗費一個農民家庭十年以上的純收入。所謂「新農村運動」無非是又一次瘋狂掠奪的開端。中共一天不放棄權力、還政于民，農民以及其他民眾，就永遠無法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據我所知，農民兄弟們從來就沒有請林毅夫這樣的禦用學者充當其「代言人」。林毅夫與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當局一樣，完全是自告奮勇地完成了「自我」加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僅僅是傳授給了張維迎和林毅夫們，以某些與中國國情無關的經濟學知識而已，並沒有教會人們，如何遵循自己的良心來從事學術研究和公共活動。

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