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日报》2003年11月23日

这是1916年6月7日，美国一家报社记者采访行已下台的袁世凯的手记

他明显老了，一脸的倦容，坐在太师椅上慢慢地摇晃。睁眼看到我的时候，有些突然和尴尬。屋子里灯光柔和但是有点灰暗，依稀能看到椅子上的龙垫和龙套，墙头上挂的精致的军刀。他穿的是青色丝绸长袍。1916年6月7日，在北京东城的一个胡同的深宅大院里，我采访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洪宪王朝的第一位君主。

他其实已经在等我的到来。早就听说袁对美国记者彬彬有礼，我还是小小心翼翼地开始了我们的对话，请问怎么称呼您，皇上、陛下还是袁大总统？此时袁世凯称帝一事已经举国哗然，两个多月前被迫退位。他是河南人，在北京居住也很多年，看得出他听到我的一口京腔京韵的中文，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讶。“什么总统、皇上的，现在一介平民，就叫我老袁吧。”

我的时间有限，直接切入了正题。“现在再看恢复帝制一事，如果时间能倒流，你还会再做同样的决定吗？”袁世凯一声长叹，“这事没干好，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继续说下去却半晌无语，他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绪，眼睛还是忍不住开始有点湿润了。这正是一个将流芳百世的采访需要的情绪和气氛，但我不能让它失控，开始引导他：“为什么会想到恢复帝制，大总统不已经能号令天下了吗？”袁有点激动了：“他们都说这是民心所向，说中国国情适合君主制，说是为了中国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我问：他们是谁？袁伸出他的手指，“全国各地的劝进请愿团，包括「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请愿团」都是一致要求「君主立宪，恢复帝制」。不仅如此，为劝进而成立的「筹安会」，请愿团还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一时间，各种请愿团云集北京，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我‘俯顺民意，早正大位’”。袁说到激动处，“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古德诺写了一篇题名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登载在美国《亚细亚日报》上，强调中国人只宜「君主立宪」。”

说到民意，我问他平常看哪些报纸。“有三四份报纸，主要是《顺天时报》”我追问那你读到的民意是什么？袁有一声长叹：“克定害我…….他自掏三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让我读著高兴。直到有一天我家的丫头到外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著带回来，被三女儿袁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忙找到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大吃一惊。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都不一样。”

做记者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新闻传播业历史上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为中国人的创造性吃惊。我好奇地问后来呢。“袁静雪觉得很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袁克文早就看见了和家里不同《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说破，并鼓动袁静雪去跟我说。袁静雪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我看，我气得吐血，用皮鞭将袁克定痛打一顿。”

我仍然不明白，既然知道真相，为什么不改变做法呢？袁说：“都到那个份儿上了，中国的事情你还不太明白，这生米已经煮成了半熟饭，这让我这个大总统也一定要煮下去。再说了，有反对意见其实也不奇怪，还有那么多支持者呢。中国的事情，是没做成时，很多人都反对，做成功了，大家就都赞成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众院以一九九三票全数无异议通过请袁世凯当皇帝。于是，袁世凯在今年的元旦，穿上了用八十万银元做就的龙袍，册封了他的九个姨太太为后、嫔、妃，接受了百官「三呼万岁」的朝贺，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当上了「洪宪皇帝」。

我问他当了皇帝之后，有哪些事情意想不到？袁的脸看著由灰变黑，然后变青，嘴唇有些颤抖，“没有想到全国各地的劝进声变成了声讨和反对，我最亲信的参谋长陈宦最先在四川宣布独立，接著湖南汤芗铭独立……克定害我，克定害我！”

这是袁世凯对他的大太子袁克定的第三次斥责了。“为什么袁克定是帝制最积极的拥戴者？”“是因为他想继位当皇帝。”我听得目瞪口呆，这中国深不可测的宫廷政治原来有些道理如此浅显，浅显得吓人。

我看著这个只有五十多岁却显得垂垂老矣的中国政治领袖的眼睛，“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历 史地位？”

“李鸿章死后，朝纲崩弛。我是体制内渐进改革的领军人物，支持地方自治和君主立宪，任内阁总理而统领新政，既得到国内改革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也赢得了西方的普遍支持。在我的倡导下，清廷颁布了“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一场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各地纷纷成立民间的立宪团体，向民众普及宪政知识和敦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为后来建立民国做了良好的准备。如果我的新政渐进改革，不被体制内的保守派与体制外的激进的学生和知识份子合力夹击所中断，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光芒，“即便后来革命党闹事，我是中国终结满清王朝，开辟共和的开国总统啊。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与时俱进。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正是由于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新文化大师才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我翻阅过去的报纸杂志，舆论普确实遍评论袁有驾驭复杂国际国内局势的能力。

袁越来越兴奋，仿佛这不是采访，而是美国的总统竞选演说。袁世凯也不象全是自吹自擂，我的同事《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F米拉德于1908年4月采访了他，在在汤玛斯的眼中，袁世凯“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的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改革。

我没有打断他，等他停下来，我问他：“那二十一条呢？”他的声音明显提高好几度，“那二十一条，我不签字，也有别人签字。再说签字于不签字，日本人亡我之心都不死，路人皆知，以它的实力强行索要，谁能挡得住吗？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这个国家就是我的，我为什么要卖？”

为了避免他失控，我把话题叉开，在问他怎么评价中美关系？袁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美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我们更加信任美国。因为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从未显示过哪怕是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大清国如果遭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我们抗争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中美关系之重要这在门户开放政策中如此，日清战争中如此，在未来也会如此”

“您对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前途怎么看？”他看上去不愿意触及这个伤心的话题，袁世凯作为体制内渐进改革的头面人物，推动的是允许进步分子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的改革，并反对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的措施。当谈到中国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态度时，袁世凯说：“我们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因为它牵涉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如果给我时间再加上机遇，我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当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问题，没有稳定就什么也谈不上。”

我又回到他的名声和地位问题，引用了民间报纸的评论：“报纸上说，你当上大总统之后，暗杀宋教仁、操纵国会、媒体、法院和选举…干尽下流勾当；你的称帝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更遗留下军阀可能混战的局面，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崩溃…面对这些指责，你的回答是什么？”。我已经做好准备看到他的爆发。没想到他却平淡地笑了笑。

“我比赵匡胤、朱元璋还是差一点啊，”他端过茶杯细细喝了一口。“在中国谁不想当皇帝呢？过去的人想当皇帝，现在的人想当皇帝，未来的人还会想当皇帝的，你还年青，可以观察中国的未来，不信就等著看吧。你刚才看到我哭了，我不是哭做错了决定，而是哭这事干砸了。中国有著出产皇帝的肥沃的土壤，天天以揣摩上意见风使舵谋生的寄生虫满地都是？“十三太保”里边有个声称最具理想色彩的杨度，称帝一事还没谱呢，不是也已经把自己想成新朝宰相赶著在巴黎定做大礼服吗？我只要使个眼色，杨度就网罗名流组织“国体研究学术团体”，到全国请愿联合会。再看看那20省区军事首长，个个都通电“速正大位”。看看冯国璋那段词儿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中国有的是这等人才啊。”

“那个反贼孙文，自己当总统的时候，就要总统制，我当总统的时候，就要实施内阁制。他还远未成气候的时候，就要人宣誓向他个人效忠。他也就是这辈子没有真正掌握过权力，要掌握了大权，一样是个想当皇帝的主。”

袁显然是说到了兴头上，忘记了这是采访，他继续滔滔不绝地不容我打断。“我不就杀了个宋教仁吗，他还是个娃娃，三十二岁，去了几天日本，研究了几天宪政就觉得了不起，他懂个屁啊。现在批评的人多一点，都是那报纸杂志惹的祸，培养出一些自以为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人。要是我称帝成功了，只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把中国重新建设成一个文盲国家。我还是心慈手软了点，原来想杀鸡给猴看，吓唬一下其他人。我要是狠点，把他们全弄到北京，一网打尽。”

“现在这些人骂我，要是我招安了各省将军，各地诸侯，一个一个杯酒释兵权，马放南山；到那时候，每杀一个人，都有全国人民给我叫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杀人是独夫民贼，那时候杀人就是伟大领袖。我们这个文化就兴这个，我也没办法”

我原来以为很了解中国哲学，这下又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再一次弄糊涂了，我问他：你曾经说“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万一有人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袁世凯笑了笑，“嘿，这话是说给愚民百姓的，说说而已，中国的四万万愚夫愚妇会当真，你怎么当真了！”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去世了，也就是在接受我采访前一天。他给我留下精明但和蔼的领袖印象，多少年过去了，还能看到他隐隐约约的身影，总觉得他还活在中国人中间。

自由派的不寬容　保守派備受歧視——一個美國自由主義者的自白

（網絡圖片）

美國著名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評論員，擅寫人權、婦權、健康和環球時事。他最近寫了一篇專欄文章「A Confession of Liberal Intolerance」，[1] 指出左翼（自由主義者）排斥異見的情況必須正視，他寫道：「我們進步派崇尚多元，我們要與女性、黑人、拉丁美洲人、同性戀者和穆斯林同席——喔，只要他們不是保守派。」一方面這對保守派不公平，也不是真正尊重多元的價值；另一方面當這種排斥保守派的文化在大學盛行，會對教育質素產生不良的影響──當大學變為「一言堂」，既有立場（主要是左傾的）壟斷話語權，不再受到挑戰時，最終全部人都是輸家。

他認為大學應該是不同意見百花齊放的溫床，但現在卻排斥保守派和宗教：「我們寬待外表與我們不同的人，只要他們的想法跟我們相近」。黑人社會學教授George Yancey也慨嘆：「在學界外，身為黑人使我面對更多困難；但在學界內，身為基督徒使我面對更大挑戰。」

紀思道在社交媒體談及大學裡保守派是否被汙名化，以及是否已令知識的發展受窒礙。一些自由主義者的偏激回應印證了紀思道的想法：「大部分『保守派』世界觀，是由已證實是錯誤的想法構成。」「真理有一種自由主義傾向。」「我們聘請那些白癡使學院更多樣化，如何？」這種自以為擁有真理以致拒絕聆聽異見的心態，不正正是自由派對保守派的指責嗎？

事實上，保守派在大學某些學系──如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和文學──已淪為「瀕危物種」：不同研究顯示，在人文學科的保守派教授介乎6-11%之間，在社會科學則僅7-9%，一項研究更發現只有2%的英文系教授是共和黨支持者。大學缺乏保守派學者似乎跟歧視有關，譬如一項同儕評審的研究發現，三分一受訪心理學家表示傾向不願聘請保守派教員。Yancey自己做的研究也顯示多達三成學者較不願聘請保守派；如果申請人是福音派基督徒，受歧視的情況更嚴重，近六成人類學者及超過五成英文系教授較不願聘請福音派基督徒。

一位保守派教授更自比50年代的同性戀者──在獲得終身職時，才敢「出櫃」，表達保守立場；也有人開始倡議大學回歸包容不同思想，如紐約大學的海特（Jonathan Haidt）：「如果［大學］失去了知識的多樣性，或如果他們創造『安全空間』逃避挑戰，終導致滅亡，這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的事情。」儘管如此，紀思道不認為要為保守派或福音派基督徒提供扶助措施（affirmative action），部分原因是連保守派學者也反對這做法，但紀思道認為在大學保持百家爭鳴至關重要，並謂這是自由主義者的盲點。

我們報道這文章的原因，不代表我們一定認同保守派的所有立場，我們只是指出不少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虛偽，他們一方面高舉自由寬容、反歧視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卻對異見有偏見和進行排斥。我們過往一直對同運的意識形態有保留，也嘗試以理性立論，但往往被標籤為「保守」，就把我們的意見和理據抹殺了。這種現象正正反映了這種「自由派的不寬容」，這種西洋風已吹到香港和亞洲，我們不可不察。

原文：

[1] Kristof, Nicholas. (2016, May 7). A Confession of Liberal Intoleranc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16/05/08/opinion/sunday/a-confession-of-liberal-intolerance.html.（文中粗體為筆者所加）

「關龍捉鳥」的政策清洗下，還能苟活的台商幾希？（圖：公用領域）

【看中國2018年2月25日訊】節期間有個頗嚴肅的課題在老朋友聚會場合熱議著：「經商營利做生意，該不該關心民主人權？」這課題又會被轉回到之前曾經很流行的一句名言：「民主能當飯吃嗎？」

通常會觸及到「人權」問題的企業係以在中國設廠的台商為最大宗。最近就有位律師透露了一個駭人數字：「目前，光是在中國大陸東莞，就有高達400名台商在監獄服刑。」受訪的陳彥文律師說，他以經驗分析，大陸的刑法是以「有罪推定」為原則去審判的，就連行政處罰，也動輒罰得讓你很痛。只要掌握公權力的官方認定有罪，涉案者就得自己舉證因何無罪！最糟糕的則是涉案者通常是在已被扣押或監禁的狀況下要為自己無罪進行舉證，結果如何自是不言自明了。

利字當頭，民主人權又不能當飯吃？

黨國年代，我們可能很熟悉於一句話：「天底下那麼多人，為何偏偏要抓你？」這意思很明白的告訴你：「抓你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認定你有罪。」套用台灣所流行的說法，就是先射箭再畫靶的押人取供。台灣在威權時期就是這樣的一套司法制度在運行的。中國幾千年傳統王朝奉行的不也就是這一套「王法」？

臺商泛指臺灣商人，字面上的理解當指的是：來自臺灣的企業家或商人。但一般習慣上都會是以在中國投資或營利的商人為主要指涉對象。

早期，中國經濟市場未具消費能力，儘管政府在在宣示其高度風險性，少數台商基於追求廉價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的誘惑而想要到中國投資設廠，多數必須具備冒險犯難的精神和勇氣。也因此，非正規性的企業經營模式乃成了此一波扮演「侵入者」的投資潮的主流態度。而且基於過往跟威權黨國營營苟苟所曾過招的純熟經驗，這第一批涉險的投資者們，可謂是藝高人膽大的投機客。因此，這一批打前鋒的台商，在中國勾結官方勢力投機倒把無所不為。當時的台灣政府既擋不了，也就乾脆放手不管，聽憑自生自滅。

中期後，中國積極對外招商引資，各級政府也對台商極盡攏絡之能事，能給的優惠都盡釋而出，李登輝政府雖然祭出「戒急用忍」政策，仍不敵在野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的「台灣新興民族」「大膽西進」叠次號召，台商赴中遂掀起大潮。

迄至2005年連戰直接越過阿扁政府，親率百家大企業主(多數是國民黨黨營事業)直接以「國共合作」名義登臨中南海的破冰之旅，讓台商投資中國的熱度達到至高點。

中國招商引資，台商投懷送抱

依中國方面統計資料顯示，2000年到2002年，中國批准台商投資專案合計12131個，協議台資金額176.3億美元，實際投資 94.9億美元，分別占歷年台商投資總數的 21.8 %、28.6%與28.5%；依臺灣自身的統計資料，這三年台商對中國投資達92.5億美元，占累計投資總額238.6億美元的38.8%。到2002年底，台商對中國投資專案實際投資金額累計332.9億美元，分別占中國全部利用境外資金的13.1%、7.4%與7.4%。若是將通過第三地轉投資中國的金額計算在內，台商已是僅次於香港的中國第二大境外投資者。(按台灣經由第三地投資中國的資金其實並無法正確統計，一般認為，台灣透過地下金融所投入的資金遠高於一般統計數字。)

現在2018年了，再回身去看這些投資金額究竟有多龐大，其實都只是冷冰冰的一堆數字，其對當時中國的真實意義在時序推移中更已經是模糊難辨了。請容我先行引述暢銷專欄作家範疇老先生在去年3月間，所撰述的短論《中國商場上那些事兒》提示過一些數字，也許還約略可以讓我們有個基本概念：

「1992年，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茲的資產是59億美金，股神巴菲特是48億美金，香港的李嘉誠38億，台灣的蔡萬霖34億。中國的「首富群」，資產平均是這些世界首富的幾百萬分之一。

2016年，僅僅24年之後，中國的「十億（美元）翁」數量從零達到世界第二，以251名次於美國的536名，香港則有55人，台灣33人。「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製造富豪的速度也是資本主義的十倍甚至百倍，真神奇。

事實上，中國的「十億翁」的數量遠遠不止檯面上的那251名，所有的紅色家族、官場家族都不在會計制度的雷達上。習近平已經、即將打掉的老虎，也都不在西方媒體的統計表上。絕大多數通過特權、套養殺，代持、抵押、擔保、空殼上市、私密小金庫、海外曲線上市圈錢、與西方投行相互勾結而得的財富，都在地下或影子內。」

「關籠捉鳥」的政策清洗下，還能苟活的台商幾希？

也就是說，台商除了像郭台銘或港商李嘉誠等「超」字輩人物之外，想要全身而退的幾乎難上加難，別說反覆出籠「養、套、殺」的一般商業手段。單就一個「騰籠換鳥」再轉換到「關籠捉鳥」的政策清洗，就足以造成哀號遍野了。而這麼多能挺到這階段來的台商們，你說「經商營利做生意，到底該不該關心民主人權？」

在台灣，你要是受到政府一點點委屈，不說必然能討回公道，至少你一定會毫不考慮的先哇哇大叫再說：網路群組上叫、媒體上叫；再要想不開，就上立法院拉布條，或各級政府機關門口去靜坐示威。

而在中國，你根本就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吧！再叫就讓你進牢房去面壁思過！

商人不關心政治，政治卻跟你如影隨形

台商在台灣向來被歸入到「經濟選民」之列。最經典的通關語是：「要拜佛祖應先顧好肚子」。他們認為創造利潤才是本務，追求利益最大化才是責任；所以他們諱談政治，他們厭惡藍綠，甚至會將台灣社會的混亂歸咎於「民主」之禍，也因此他們多數會跟郭台銘學舌說「民主能當飯吃嗎？」

等到他們返回中國企業所在地後，他們卻不能迴避談政治，他們不得不表現兩岸統一的立場或口號，他們必須要跟著讚美共產黨，他們還只允許表達對習主席的赤誠效忠等等，這不叫精神分裂，而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更甚者，極少數人乾脆自鳴得意的嘲弄：「只要有錢賺，當豬狗都願意」的自殘境地。

果真是有錢賺而甘願當豬當狗也勉強稱得上是個道理，偏偏太多台商現在還未必真的能賺到錢，而且目前正卡在進退不得的困窘下，特別是在中國當下的經濟政策已進入到大清洗的此一階段裡，台商相比於其他國度的中國經營者，自不免更多了一層政治風險，說不準就可能會淪為「兩岸政策的人質」之下場？

聽好聽懂習大大的話：我們要守住共產黨的家業

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在2月21日出席台商春節聯誼活動致詞時曾提醒，「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並面臨產能過剩、債務擴大及金融風險等問題，穆迪與標準普爾等國際信評公司，已陸續調降中國大陸的信用評等。此外，中國大陸政策與法規趨於嚴格，一年多來查稅、防治汙染各項措施，使得台商在陸的經營面臨多重挑戰和困難。」

這只是很含蓄的官方說法，真正道理仍在中國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市場」可言，更遑論會有「私人財產」的保障。

所謂「市場」其實就是「地盤」，政治角力才是硬道理：哪一方得勢，就由哪一方擁有「市場」。你想進入市場，你就得選對邊！如果連馬雲和馬化騰等已經列入世界首富名單的電商巨賈們，都不得不對黨中央俯首聽令，你在中國算得上哪根蔥？

而所謂的「私人財產」，其實就是個「使用權」的尋租概念而已，隨時隨地都可以被共產黨收回。最耳熟能詳的那句「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都已早早告誡我們說：中國人民豈可擁有土地所有權？

中國看似個現代大國模樣，整個統治的思維其實都仍困在王朝帝國的模型裡。就像王丹前幾天才在臉書上嘲謔習近平親口對農民說的那句真心話：「我們要守住共產黨的家業」。

那麼絕大多數台商們在中國這麼多年的一切奮鬥與打拼，其成果既然不能全身而退，豈非都必歸於中國共產黨呢？

也或許，只要人身能安全撤離已是萬幸，身外之物只好看開點了！

民主與人權，也在這樣的危局中才能顯示其可貴面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