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故事

在寒冬中三天不間歇，我讀完了趙思樂的紀實采訪作品。這樣的寒冬有三層含義：冬至後美國東北風暴後的極冷、中國政治的繼續加劇封凍和趙思樂記錄的一個又一個令人顫栗的體制之冷惡。如果僅僅從記錄21世紀中共暴政在每一個個體身上施加的惡來看，趙思樂的作品不是第一部。至少徐友漁、華澤主編的《遭遇警察》就早已掀開了冰山的一角。如果要說對新極權下反抗群體的描述，許知遠的《抗爭者》已經拉開了大幕。有意思的是，同樣出自台灣的八旗文化出版社，許知遠的《抗爭者》（2013）講述的基本上是“爺們兒”的故事，趙思樂的《她們的征途》講述的就是“娘們兒”的故事。從性別視角講述中國公民的民主權利抗爭，以一個女性的細膩筆法記錄“我們”（Women）的故事，趙思樂的作品是第一部。

趙思樂的作品時間跨度是21世紀的15年左右時間，大致經曆胡溫和習李兩朝政權。它的地域空間覆蓋中國的東西南北中。讓我這個讀者最爲佩服的是，大約一打人的故事就鈎織出時間和空間的經緯，在這個精致的編排設計裏，過去近二十年幾乎所有的中國的權利抗爭曆史就重現出來。在整個人物事件網絡中，書中的女英雄艾曉明具有最豐富的連接點，自然成爲整部作品的起始點和終結點。通過艾曉明的時空變化，許多曆史片段、衆多平行空間變得渾然一體。

女英雄艾曉明

首先，艾曉明出生于50年代早期，是書中聚焦的年紀最大的女主角。她所經曆的時代變遷，加上唐生智是她外公的因素，通過回溯她的“黑五類”成長身世，我們對20世紀的中共極權主義有了一點了解。這也爲她最後在風雪黃昏中拍攝《夾邊溝祭事》打下伏筆。其次，艾曉明在僵化的戶籍體系內實現了最大的地域空間流動，武漢、北京和廣州三地的成長、求學、工作再到退休，很自然地就牽扯出了八十年代的京城改革、六四屠城、90年代後南下、孫志剛事件、福州三網民事件、南都事件和烏坎事件等一系列曆史熱點。通過北京師範大學的共同文學博士經曆，劉曉波和艾曉明的空間相遇了。這自然就引出了劉霞的故事和《零八憲章》運動。最後，艾曉明把自己定位爲“一個學者、紀錄片導演 ”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學術精英的地位給了她機會，來到美國獲得了“女權主義”的思想武器；紀錄片的制作把她引向一個又一個的社會運動的浪尖，爲此她卷入了一系列的維權運動並和“維權律師”、“新公民運動”、中國NGO、揭露川震校舍豆腐渣工程、“709律師大逮捕”密不可分。她的命運與許志永、艾未未、陳光誠、郭飛雄等“國家的敵人”級別的人物交集在一起。“709律師家屬團”很自然成爲《她們的征途》中的重頭戲。

草根的女權訴求

既然本書注入了“女權主義”的視角，來自社會底層草根、“野蠻生長”的野花“流氓燕”葉海燕就必須成爲另一位女主角。同爲“湖北九頭鳥”所具備的共同地域背景和多元能力注定了艾曉明和葉海燕會對接。艾曉明不斷接地氣、葉海燕網上躥紅就最終會把她們帶到一個同溫層。在整本書中，她們倆是真正的具有明晰女權主義意識和訴求的一對女英雄。她們最終日月同輝、比翼雙飛的時刻是2013年就“小學校長開房事件”的抗爭。葉海燕在網上發布照片，舉牌“校長，開房找我，放過小學生！”爲此招來一系列圍剿迫害。此時此刻，已及耳順之年的中國第一位女文學博士、名牌大學教授艾曉明勇敢無畏地裸露上身、手持剪刀，拍攝了照片，怒吼道：“開房找我，放過葉海燕！”如果作爲草根的“流氓燕”集聚了足夠的勇氣挑戰權力，但她並未暴露身體（而她過去的網紅是與此有關的）；但作爲知識精英的艾曉明爲了聲援一位性工作者權利捍衛者，赤裸母親的乳房上陣、手持一把大尖刀，發出艾曉明所說的“陰道在咆哮”，這種剛柔對比，真正彰顯了什麽叫女權主義中的姐妹情和戰鬥性。她們挑戰的對象是公權和濫用公權的權力體系，她們捍衛的目標是那些遭受權力性侵和傷害的無辜幼女。作爲孕育過兒女的母親，她們知道十月懷胎之苦，清楚母性的神聖和偉大，所以迫不得已用女性易受傷害的乳房爲武器，挑戰和直擊以權力爲後盾、甚至爲主體的惡勢力。如果說，中國古典文化有“母儀天下”之說，在21世紀的所謂複興崛起的中國，硬邦邦崛起的男性權力橫行，艾曉明和葉海燕姐妹的抗爭就抹上了重重的悲劇色彩，把整個中國社會和權力體系變成了一出巨型黑色幽默。

中國女權主義

趙思樂著作的副標題是“直擊、迂回與沖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這把讀者引向兩個重要的話題：“女性的公民覺醒”與女權主義的關系，女性和女權在公民運動中的突起又將如何影響中國自由民主權利運動的路徑、戰略策略和命運。

首先我們來討論第一個問題。中國的女性一方面和所有的中國男性一樣面臨無性別歧視的專制暴政的威脅和壓迫，另一方面，中國女性又必須這個過程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凸顯女性的專有權利。這些女性的專有權利不僅在官方意識形態和言語體系裏不存在，甚至在民主運動中的男性群體和領袖人物中也非常淡薄、甚至虛無不在。這裏就有一個挑戰：如何把“她們的訴求”注入到公民訴求中去，真正把民主權利運動變成“她們的征途”。比如，書裏的許多人物更多是以女兒、妻子和母親角色出場的。不可否認，女兒、妻子和母親三重角色是女性定位的重要內容，但並非必要條件，也不是充要條件。在女權主義還處于低級發展階段的中國，這三個角色經常是以依附于父親、丈夫和兒子而具有存在價值和意義的。在我看來，趙思樂書中的女英雄時常淪爲女權主義不發達的犧牲品。比如，艾曉明退休後的生活被90高齡、久臥病榻的父親所困擾；小鳥依人的劉霞在失去劉曉波的呵護後面對現實生活的手足無措；受到專業高等教育的“709律師”無數夫人們全日相夫教子，最後陷入山窮水盡的資源困境；所有這些妨礙女性的全面實現，都可以找到男權、父權和夫權主義的根源。

如果我們要把女權主義植入中國的土壤，我們必須明晰婦女賦權和爭權的內涵。我們是要歐美個人主義文化中的擺脫對男性依附的獨立自治，因此傳統的婚姻家庭和性別分工也必須演化？還是要發展中國家文化更欣賞的平等前提下的相互依存的男女良性互動共生體？或者是在回複到老道哲學“陰陽平衡互補”的同時，擁抱“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的理念？趙思樂的采訪還可以上升到這樣的理論高度，讓她的女權主義議事日程更明晰尖銳化，把她的女英雄推向這個角落，質問她們是否具有或正在實踐、追求這種理念。當下中國的女性不必只是作爲婦女參加進中國的公民運動，而是應該作爲女權主義者爲中國的公民權利、民主自由運動注入新的動力、願景和行動模式。

女性抗爭的命運

現在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的討論：女性和女權主義對中國自由人權運動的戰略策略及行動模式的影響。正如趙思樂在書的副標題所強調的，“迂回”是女性抗爭策略的一個特征；如果有“直擊”和“沖撞”，也是凸顯了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價值觀“非暴力”。書中描述了楊佳受辱和他母親王靜梅喪子之後的迥然不同反應：一個模仿武松、尋求民間正義的暴力解決方式，一個“被精神病”、整日以淚洗面。這或許是女性非暴力行動模式的注解。毫無疑問，未來中國的人權自由民主運動會主要以非暴力模式進行，這爲女性主體和女權主義思想的嵌入提供了機會。但另一方面，正如書中無數例子告訴我們的，個人主義的、孤立的非暴力抗爭經常的結局是自我抑郁和自我瘋狂。無論是走出體制然後再與體制討價的女英雄王荔蕻、寇延丁，還是從未被體制接受過的葉海燕，面都龐大的極權主義利維坦顯得無力、無助和無望，最後都是遍體鱗傷，落得像個21世紀的堂吉诃德。即便是我們的主角艾曉明在書的最後一頁也留下了“困獸猶鬥”的自我評價。

爲什麽她們踏上征途幾近二十年後遭遇到了“習大大主義”，女性權利前途更加灰暗渺茫？在我看來，任何社會政治運動，如果缺少女性，基本上都是注定失敗的。只有當女性、年輕女性、美麗成功的年輕女性願意加盟；只有當祖母級別的婦女也願意融入人潮，站在專制政權的暴力機器和抗議人群之間時，社會政治運動才能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女性的參與降低了參與的門檻、提升了鎮壓的代價，能更加激活男性的勇氣、提升反抗的藝術性和美感，會更進一步凸顯政權的荒謬和邪惡。社會運動史上女性的抗爭不僅僅只是“曆史的細語”、“弱者的反抗”，更是美麗的創造性反抗，因而使得反抗的形式、策略和智慧更豐富多元、更具有創造性和想象力。如果說，葉海燕的反抗更具有想象力，艾曉明的解構更具有創造性，那趙思樂所描述的“709家屬團”更把抗爭提高到了審美的藝術高度。但她們所做的一切還是不夠的。我不是說她們做的不夠，而是說與她們爲伍、並肩戰鬥的人數還不夠。她們只是先鋒，她們在降低參與的門檻和挑戰所有中國人的勇氣和良心。如果沒有更多的人群跟進，她們的事業只會成爲趙思樂給她書的結尾所用的詞：“祭事”。

姊妹大膽往前沖

如果細讀、深思《她們的征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中看到至少兩個殘酷的現實：第一，盡管擺脫個人原子化狀態去與極權體制討價或抗爭是需要勇氣的，因而是走出的勇敢的第一步，但個人主義的抗爭是永遠無法撼動和終結中共的暴政的。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世界曆史上從古到今僅見的、最強大的極權體制。作者趙思樂在幾個地方都觸及到“制度性的”和“體制的”根源，看到了個人冤屈、反抗和體制的緊密聯系。在美國已故社會學家Cˑ賴特ˑ米爾斯看來，“社會學的想象力”就是我們能從點點滴滴的個案中看到它所反映的社會關系、權力結構以及普及彌漫在社會體制中的共同遭遇和公共困境。不幸的是，在所謂“脫敏化”、“去政治化”、“不踩紅線”、“去對抗性”的自我禁锢下，書中的一些人物和圈子“不把自己當外人”，還是自認爲“趙家的”，形成一股不斷與先鋒派切割，把激進力量和人物不斷孤立並獻到共産黨祭壇上的惡劣之風。第二，中國還沒有21世紀的女權主義指引的婦女運動。所以女性現階段的抗爭只能是泡沫，而無法彙聚成洪流。從某種意義上說，趙思樂所以能夠用少量的人物編織出一個緊湊精致的大敘述來涵蓋中國社會衆多的宏大議題，一個因素是所有這些社會運動都是由同一個網絡的有限人群來操作或炒作的。而網絡革命提供的虛擬空間和互聯網平台使得許多空響似乎放大得令人發聩。如果中國社會政治運動無法從社會學的想象力升華到組織學的整合力、最後到政治學的領導力，“業余的個人主義的社工積極分子”只會像螢火蟲一樣在重重的黑夜中發光，但永遠無法驅逐黑暗、引來朝陽。在這一點上，從未進入過體制、因而也無所挂礙、無所畏懼的葉海燕給我們了最大啓發。她暢想著她的未來：“她打算像真正的政治人一樣行事，接觸普通的訪民、決絕的民運分子、溫和知識分子，還有任何有可能的體制人士。‘希望跟他們盡快聯合起來，我盡量會做老好人，去調節各方面的關系。’”而“這一切都是鋪墊。”她希望“將來創建中國的婦女黨，或者在新的民主政黨中擔任代表女性的內閣成員。”

和衆多已出版的著作比較，趙思樂的書換了一個焦點，從男人切換到了女人；她也換了一個視角，從父權主義轉入女權主義；更重要的是，趙思樂還換了自己的心態，從一個局外人變成了參與者。面對“趙家”，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當外人；面對社會政治抗爭，如果我們自認爲是局外人，最終的結局就變成天定了：愈來愈多的個體會抑郁瘋狂，而整個極權惡政卻會日益瘋狂施虐。這是我從趙思樂《她們的征途》一書中引申出的結論。 

2018年一月六日于紐約

（作者是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斯德頓島學院政治和國際事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