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胡平:力薦好書《麥苗青菜花黃》
發佈時間: 3/13/2018 10:12:50 AM 被閲覽數: 263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胡平:力薦好書《麥苗青菜花黃》


去年5月,香港的田園書屋出版了一本描寫四川大饑荒的書《麥苗青菜花黃》,作者東夫,是記者。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我幾乎逢人就推薦。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結果造成了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場人爲大饑荒。去年2008年,是大躍進—大饑荒50周年。在言論自由的海外,一系列有關大躍進—大饑荒的專著與文章相繼問世,在美國還舉行了50年來第一次大躍進—大饑荒國際研討會。在去年出版的有關論著中,有兩本特別出色。一本自然是楊繼繩先生的《墓碑》,經多位名家評介,已廣爲人知,自不待言。另一本就是東夫這本《麥苗青菜花黃》,到目前爲止,注意到這本書的人似乎還不多。我願在此大力推薦。


和楊繼繩的《墓碑》一樣,東夫的《麥苗青菜花黃》也是寫大饑荒的。但不同的是,《墓碑》是對大饑荒時期全中國情況的整體性考察和宏觀分析,《墓碑》一書的副標題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麥苗青菜花黃》則是聚焦于川西平原這一局部地區,其副標題是“大饑荒川西紀事”。《墓碑》是學術的、理論的,《麥苗青菜花黃》則是文學的、曆史的。


作者選取川西平原溫江地區作爲他描述的對象,很有典型意義。因爲川西平原曆來被稱爲天府之國,大躍進的號角就是在這裏的成都會議上吹響的,四川又是大躍進—大饑荒的重災區,當時擔任省委書記的李井泉是最緊跟毛澤東的,四川餓死人是全國最多的。另外,作者本人就生于溫江,長于成都,屬于老三屆一代,當過知青,當過兵,對四川的大躍進—大饑荒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早在文革期間就對這一問題産生了強烈的關切。作者的父親是老幹部,早先是地下黨,後來在四川長期從事經濟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四川大躍進期間相關的人和事都非常熟悉。這也爲作者了解和研究四川大饑荒提供了若幹有利條件。書名“麥苗青菜花黃”取自當時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壩招待所舉行中央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曾視察附近郫縣的紅光社。之後就有了兩首歌,一首是“紅光社開紅花”,另一首就是“麥苗青菜花黃”。


豐富的史料與全景式描繪


在我看來,《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至少有三大特點。首先是史料豐富翔實。爲了寫這本書,作者收集了包括數以百萬字曆史檔案的大量史料,采訪了數以百計的親身經曆過那段曆史的各級幹部和群衆。其中有些重要的當事人,因爲和作者本來就熟悉,或者和作者的父親是舊交,故而對作者可以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另外,作者醞釀寫這本書是在20年前,那時候很多重要的當事人還健在。這就使得此書在擁有史料方面具有他人(包括後來人)難以企及的優勢。早在幾年前,這本書的電子版就在下面流傳,部分章節還放上了互聯網。國內出版的那本張素華寫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和楊繼繩的《墓碑》,在寫到四川大饑荒時,都頻頻引用這本書。可見其史料的權威性是被同行公認的。


這本書的第二大特點是它的寫作風格。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美國著名記者、曆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的名作《光榮與夢想》,引起很大反響。很多人讀後茅塞頓開:原來曆史還可以這麽寫!東夫這本《麥苗青菜花黃》就頗有《光榮與夢想》的風格。作者筆觸所及,上自中央大政,下至基層所爲;上至“偉大領袖”的指點江山,天馬行空,下至省、地、縣、社、隊各級幹部的所作所爲,以及黎民百姓的起伏命運;不但寫到政治、經濟,而且還寫到文化與社會生活,包括社會氛圍,一般人的精神風貌,生活習俗,以及歌曲民謠、民間的順口溜和牢騷怪話,等等。大躍進那幾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學上初中,讀東夫這本書的有關章節,感到異常親切,許許多多當年的人和事都生動地浮現于眼前。這種感受是我讀其他寫大躍進時期的書——不管是理論書、曆史書,乃至文學書——都不曾有過的。


此書場面宏大而又描寫細膩,稱得上是對那個時代的一個全景式描繪。由于這一特點,這本書很適合普通讀者,尤其是那些未曾經曆過大饑荒時代的讀者。就體裁而論,《麥苗青菜花黃》也可算報告文學。若角逐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大獎,我以爲十拿九穩。正想推薦,但可惜的是,朋友告訴我,這項大獎已于大前年停止了。實在令人遺憾。依我看,這本《麥苗青菜花黃》本身還是一部很好的電視連續劇腳本。我希望有一天能搬上熒光屏幕,一定能造成巨大轟動。


貫穿于敘述之中的深刻理解


當代中國之事,有兩大難:一是難在揭示真相,一是難在給出解釋。依我之見,最難是解釋。大躍進—大饑荒的荒唐與慘烈,不要說沒經曆過的人覺得匪夷所思,就連親身經曆過的人在時過境遷之後也常常覺得不可理喻。《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論性的。作者很少在書中發議論。但是從他的記敘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的洞察力。這就是本書的第三大特點:作者把他的理解貫穿于敘述,從而使得讀者在聽完故事之余,也理解了很多原來感到很難理解的問題。這裏我舉兩個例子。


大躍進期間最令人費解的一個現象就是流行全國的浮誇風,上上下下都吹牛皮說大話,高指標高得離譜,放“衛星”更是欺世盜名。那麽,這股浮誇風到底是怎麽刮起來的呢?《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告訴我們,浮誇風是因爲毛澤東提出的“兩本帳”制度刮起來的。毛在58年1月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裏發明了“兩本帳”制度,即在制定生産計劃的時候,中央要定兩個指標,一個是必須完成的指標,一個是期望完成的指標,後者要比前者高出許多。地方也要搞兩本帳,一個是必須完成的指標,一個是期望完成的指標。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也就是說,中央期望完成的,就是地方必須完成的。這樣一級一級下來,層層加碼,等到了基層,基層的計劃指標勢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帳即中央的實際要求。這等于明確規定下面的人搞高指標,而這種高指標可以是虛的,完不成也不要緊。這就給接踵而來的惡性浮誇打開了大門。


在這裏,毛的想法是,高指標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計奪取高産的強大動力,指標越高,壓力越大,幹勁越大,要求一萬,說不定就能幹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祇有五百八百了。“放衛星”是同樣的道理。郫縣紅光社宣稱他們有一塊畝産萬斤稻谷的衛星田,地委有幹部表示不相信,省委書記李井泉在會上大發雷霆,說:“誰不相信水稻一萬斤,誰就不是共産黨!”“畝産一萬斤是共産黨的創造,你不相信,你的黨性到哪裏去了?你居心不良!”嚇得另一位地委幹部趕快對李井泉說需不需要我們地委作檢討?李井泉沒好氣地說“不要”。在稍微平靜了一下後,李井泉竟又冒出這樣的話:“沒有一萬,也有五六千嘛,這是群衆的積極性嘛……”可見,其實李井泉也不相信萬斤田。這一點當時很多農民都看穿了。他們說:“國民黨時候瞞上不瞞下,現在是瞞下不瞞上,搞假衛星上面是通了的……”李井泉的邏輯無非是:放衛星表現了群衆的積極性,就算數字有誇張也沒什麽關系,總是增産了嘛。你非要去查個一清二楚,不是別有用心是什麽?


大躍進—大饑荒這段曆史還有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由于大躍進遭到慘敗,毛澤東不得不聽任劉少奇等務實派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在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會上也被迫做了點自我批評。在那時,毛的處境顯然很被動。然而等到這一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卻得到了包括劉少奇等務實派在內的全體與會者的贊同,于是毛重新贏得了主動權。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曆史性轉折。問題是,毛澤東何以能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裏就走出低谷,化被動爲主動,重新主導局面,並爲日後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埋下伏筆呢?


《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用了不少篇幅,記敘了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之間發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作者也引述了王光美和劉源的一段回憶錄。這段回憶寫道,在62年6月,毛在中南海遊泳池邊召見劉少奇。劉少奇本來希望毛能接受其他幾個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同意農民搞包産到戶,但被毛拒絕。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劉沖口而出:“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反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麽辦?”在這裏,作者加進一句說明。作者指出,毛這樣講是在提醒劉,作爲他指定的接班人,他們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樣,讀者一下子就明白了爲什麽劉少奇會順從毛澤東的原因,因爲劉知道,大饑荒的滔天罪惡,其責任不僅在毛,而且也在黨。真要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共産黨的專制政權恐怕就保不住了。到了8月的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講得更露骨,他一開口就是:“今天來講共産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産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毛澤東這些話有力地喚起了共産黨上層對政權的危機意識。深刻的危機意識強化了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務實派領導人發現,爲了防止一黨專制受到沖擊,他們必須注意維護毛的權威,必須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加強國家機器的威懾力。


中共至今仍未還地于民


直到今天,仍有人爲大躍進辯護。理由是,當年中共發動大躍進,是爲了早日實現共産主義偉大理想,祇不過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犯了很多錯誤而已。對于這種辯護,先前很多人已經做過反駁。這裏祇消再講一個政治笑話。


問:“共産主義是科學還是藝術?”答:“當然是藝術。如果是科學,他們就該先拿小白鼠做試驗了。”


也許有人會進一步爭辯說:不,在當年,集體化、人民公社化不是強迫的,而是確實得到廣大農民熱烈響應的。這裏,我引用東夫《麥苗青菜花黃》一書的最後一段:1980年底,因反對大躍進極左路線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前溫江地委農工部部長申培林,終于解除變相監禁,首次走上溫江街頭,巧遇當年的一個初級社社長,兩人打開了話匣子。末了,老社長長歎一聲:“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轉了一大圈,如果像你當初說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曉得今天是啥樣!”


我敢斷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絕不會有“被集體化”(秦晖語),就絕不會有大饑荒。還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沒有真正實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當年集體化,農民可是帶著屬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實行退社自由,誰要退社,就該把誰那份土地再退還給誰。現在吵吵嚷嚷的什麽新土改,什麽土地流轉,其實都不得要領。說到底,不就是承認不承認農民有退出權的問題嗎?


2009年4月29日


——《北京之春》 2009年5月號
《胡平文庫》讀書·評論

 


上兩條同類新聞:
  • 聚焦微弱的反抗-—讀趙思樂的《她們的征途》
  • Mein Kampf 我的奋斗”——世界上最危险的书,你敢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