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力薦好書《麥苗青菜花黃》

去年5月，香港的田園書屋出版了一本描寫四川大饑荒的書《麥苗青菜花黃》，作者東夫，是記者。這本書寫得非常好，我幾乎逢人就推薦。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結果造成了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場人爲大饑荒。去年2008年，是大躍進—大饑荒50周年。在言論自由的海外，一系列有關大躍進—大饑荒的專著與文章相繼問世，在美國還舉行了50年來第一次大躍進—大饑荒國際研討會。在去年出版的有關論著中，有兩本特別出色。一本自然是楊繼繩先生的《墓碑》，經多位名家評介，已廣爲人知，自不待言。另一本就是東夫這本《麥苗青菜花黃》，到目前爲止，注意到這本書的人似乎還不多。我願在此大力推薦。

和楊繼繩的《墓碑》一樣，東夫的《麥苗青菜花黃》也是寫大饑荒的。但不同的是，《墓碑》是對大饑荒時期全中國情況的整體性考察和宏觀分析，《墓碑》一書的副標題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麥苗青菜花黃》則是聚焦于川西平原這一局部地區，其副標題是“大饑荒川西紀事”。《墓碑》是學術的、理論的，《麥苗青菜花黃》則是文學的、曆史的。

作者選取川西平原溫江地區作爲他描述的對象，很有典型意義。因爲川西平原曆來被稱爲天府之國，大躍進的號角就是在這裏的成都會議上吹響的，四川又是大躍進—大饑荒的重災區，當時擔任省委書記的李井泉是最緊跟毛澤東的，四川餓死人是全國最多的。另外，作者本人就生于溫江，長于成都，屬于老三屆一代，當過知青，當過兵，對四川的大躍進—大饑荒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早在文革期間就對這一問題産生了強烈的關切。作者的父親是老幹部，早先是地下黨，後來在四川長期從事經濟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四川大躍進期間相關的人和事都非常熟悉。這也爲作者了解和研究四川大饑荒提供了若幹有利條件。書名“麥苗青菜花黃”取自當時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壩招待所舉行中央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曾視察附近郫縣的紅光社。之後就有了兩首歌，一首是“紅光社開紅花”，另一首就是“麥苗青菜花黃”。

豐富的史料與全景式描繪

在我看來，《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至少有三大特點。首先是史料豐富翔實。爲了寫這本書，作者收集了包括數以百萬字曆史檔案的大量史料，采訪了數以百計的親身經曆過那段曆史的各級幹部和群衆。其中有些重要的當事人，因爲和作者本來就熟悉，或者和作者的父親是舊交，故而對作者可以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另外，作者醞釀寫這本書是在20年前，那時候很多重要的當事人還健在。這就使得此書在擁有史料方面具有他人（包括後來人）難以企及的優勢。早在幾年前，這本書的電子版就在下面流傳，部分章節還放上了互聯網。國內出版的那本張素華寫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和楊繼繩的《墓碑》，在寫到四川大饑荒時，都頻頻引用這本書。可見其史料的權威性是被同行公認的。

這本書的第二大特點是它的寫作風格。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美國著名記者、曆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的名作《光榮與夢想》，引起很大反響。很多人讀後茅塞頓開：原來曆史還可以這麽寫！東夫這本《麥苗青菜花黃》就頗有《光榮與夢想》的風格。作者筆觸所及，上自中央大政，下至基層所爲；上至“偉大領袖”的指點江山，天馬行空，下至省、地、縣、社、隊各級幹部的所作所爲，以及黎民百姓的起伏命運；不但寫到政治、經濟，而且還寫到文化與社會生活，包括社會氛圍，一般人的精神風貌，生活習俗，以及歌曲民謠、民間的順口溜和牢騷怪話，等等。大躍進那幾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學上初中，讀東夫這本書的有關章節，感到異常親切，許許多多當年的人和事都生動地浮現于眼前。這種感受是我讀其他寫大躍進時期的書——不管是理論書、曆史書，乃至文學書——都不曾有過的。

此書場面宏大而又描寫細膩，稱得上是對那個時代的一個全景式描繪。由于這一特點，這本書很適合普通讀者，尤其是那些未曾經曆過大饑荒時代的讀者。就體裁而論，《麥苗青菜花黃》也可算報告文學。若角逐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大獎，我以爲十拿九穩。正想推薦，但可惜的是，朋友告訴我，這項大獎已于大前年停止了。實在令人遺憾。依我看，這本《麥苗青菜花黃》本身還是一部很好的電視連續劇腳本。我希望有一天能搬上熒光屏幕，一定能造成巨大轟動。

貫穿于敘述之中的深刻理解

當代中國之事，有兩大難：一是難在揭示真相，一是難在給出解釋。依我之見，最難是解釋。大躍進—大饑荒的荒唐與慘烈，不要說沒經曆過的人覺得匪夷所思，就連親身經曆過的人在時過境遷之後也常常覺得不可理喻。《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論性的。作者很少在書中發議論。但是從他的記敘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的洞察力。這就是本書的第三大特點：作者把他的理解貫穿于敘述，從而使得讀者在聽完故事之余，也理解了很多原來感到很難理解的問題。這裏我舉兩個例子。

大躍進期間最令人費解的一個現象就是流行全國的浮誇風，上上下下都吹牛皮說大話，高指標高得離譜，放“衛星”更是欺世盜名。那麽，這股浮誇風到底是怎麽刮起來的呢？《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告訴我們，浮誇風是因爲毛澤東提出的“兩本帳”制度刮起來的。毛在58年1月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裏發明了“兩本帳”制度，即在制定生産計劃的時候，中央要定兩個指標，一個是必須完成的指標，一個是期望完成的指標，後者要比前者高出許多。地方也要搞兩本帳，一個是必須完成的指標，一個是期望完成的指標。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也就是說，中央期望完成的，就是地方必須完成的。這樣一級一級下來，層層加碼，等到了基層，基層的計劃指標勢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帳即中央的實際要求。這等于明確規定下面的人搞高指標，而這種高指標可以是虛的，完不成也不要緊。這就給接踵而來的惡性浮誇打開了大門。

在這裏，毛的想法是，高指標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計奪取高産的強大動力，指標越高，壓力越大，幹勁越大，要求一萬，說不定就能幹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祇有五百八百了。“放衛星”是同樣的道理。郫縣紅光社宣稱他們有一塊畝産萬斤稻谷的衛星田，地委有幹部表示不相信，省委書記李井泉在會上大發雷霆，說：“誰不相信水稻一萬斤，誰就不是共産黨！”“畝産一萬斤是共産黨的創造，你不相信，你的黨性到哪裏去了？你居心不良！”嚇得另一位地委幹部趕快對李井泉說需不需要我們地委作檢討？李井泉沒好氣地說“不要”。在稍微平靜了一下後，李井泉竟又冒出這樣的話：“沒有一萬，也有五六千嘛，這是群衆的積極性嘛……”可見，其實李井泉也不相信萬斤田。這一點當時很多農民都看穿了。他們說：“國民黨時候瞞上不瞞下，現在是瞞下不瞞上，搞假衛星上面是通了的……”李井泉的邏輯無非是：放衛星表現了群衆的積極性，就算數字有誇張也沒什麽關系，總是增産了嘛。你非要去查個一清二楚，不是別有用心是什麽？

大躍進—大饑荒這段曆史還有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問題。由于大躍進遭到慘敗，毛澤東不得不聽任劉少奇等務實派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在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會上也被迫做了點自我批評。在那時，毛的處境顯然很被動。然而等到這一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卻得到了包括劉少奇等務實派在內的全體與會者的贊同，于是毛重新贏得了主動權。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曆史性轉折。問題是，毛澤東何以能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裏就走出低谷，化被動爲主動，重新主導局面，並爲日後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埋下伏筆呢？

《麥苗青菜花黃》這本書用了不少篇幅，記敘了從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之間發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作者也引述了王光美和劉源的一段回憶錄。這段回憶寫道，在62年6月，毛在中南海遊泳池邊召見劉少奇。劉少奇本來希望毛能接受其他幾個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同意農民搞包産到戶，但被毛拒絕。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劉沖口而出：“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毛反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你怎麽辦？”在這裏，作者加進一句說明。作者指出，毛這樣講是在提醒劉，作爲他指定的接班人，他們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樣，讀者一下子就明白了爲什麽劉少奇會順從毛澤東的原因，因爲劉知道，大饑荒的滔天罪惡，其責任不僅在毛，而且也在黨。真要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共産黨的專制政權恐怕就保不住了。到了8月的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講得更露骨，他一開口就是：“今天來講共産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産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幹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們還有幾年。”毛澤東這些話有力地喚起了共産黨上層對政權的危機意識。深刻的危機意識強化了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務實派領導人發現，爲了防止一黨專制受到沖擊，他們必須注意維護毛的權威，必須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加強國家機器的威懾力。

中共至今仍未還地于民

直到今天，仍有人爲大躍進辯護。理由是，當年中共發動大躍進，是爲了早日實現共産主義偉大理想，祇不過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犯了很多錯誤而已。對于這種辯護，先前很多人已經做過反駁。這裏祇消再講一個政治笑話。

問：“共産主義是科學還是藝術？”答：“當然是藝術。如果是科學，他們就該先拿小白鼠做試驗了。”

也許有人會進一步爭辯說：不，在當年，集體化、人民公社化不是強迫的，而是確實得到廣大農民熱烈響應的。這裏，我引用東夫《麥苗青菜花黃》一書的最後一段：1980年底，因反對大躍進極左路線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前溫江地委農工部部長申培林，終于解除變相監禁，首次走上溫江街頭，巧遇當年的一個初級社社長，兩人打開了話匣子。末了，老社長長歎一聲：“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轉了一大圈，如果像你當初說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曉得今天是啥樣！”

我敢斷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絕不會有“被集體化”（秦晖語），就絕不會有大饑荒。還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沒有真正實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當年集體化，農民可是帶著屬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實行退社自由，誰要退社，就該把誰那份土地再退還給誰。現在吵吵嚷嚷的什麽新土改，什麽土地流轉，其實都不得要領。說到底，不就是承認不承認農民有退出權的問題嗎？

2009年4月29日

——《北京之春》 2009年5月號
《胡平文庫》讀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