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何故爱写诗

本杰明·拉姆
（Benjamin Ramm）

斯大林（又译史达林）年轻时用格鲁吉亚语写诗，在他受训的东正教神学院里这是被禁止的语言。
诗歌是经过提炼的艺术，象征着精致和敏鋭。但诗歌也可能成为残暴的颂歌，是暴君们钟爱的艺术形式，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从古至今，独裁者的灵感来源于写诗，追求安慰、亲密或荣耀。他们的作品能够揭示权力的本质、诗歌持久的魅力以及艺术片解的危险。

罗马皇帝尼禄（公元37-68年）是诗人暴君的典型代表，他虚荣、自恋并喜欢自我表现，糟糕的统治也反映在他有缺陷的艺术上。尼禄的史官塔西陀（Tacitus）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认为，罗马遭受到尼禄诗歌和政策的双重折磨。嘲笑是一种解气的报复形式，但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如果暴君的艺术被认定是有价值的，他的罪行是否会因此而减轻？反之，我们可以公平地判断暴君诗歌的质量吗？

如学者戈特（Ulrich Gotter）在新作《暴君作诗》中所说，与帝王诗人凯撒（Caesar）和奥古斯都（Augustus）相比，尼禄政权"少有流血冲突"。然而，尼禄虽缺乏军事野心，他的报复行为却很高调。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可悲的暴君，穿着悲剧戏服，唱着特洛伊陷落的民謡，而他的皇城却被大火夷为平地；在苏维托尼乌斯笔下，尼禄竟对"火焰之美感到特别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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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尼禄是诗人暴君的原型。
尼禄热衷于欣赏各式表演：在罗马，他主持开幕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希腊风格"尼禄式"的庆典，在希腊巡游期间参加了诗歌、歌曲、七弦琴乃至战车驾驶比赛。（在奥林匹亚，他从一驾十匹马的战车上跌落，但仍然被狡猾，胆战心惊的裁判宣布为胜者）。尼禄下令铲除以往获奖者的雕像，他回到罗马时还获颁1,808个奖项。

这位狂妄自大的诗人以虚妄的想象构造世界，为诸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诺贝尔获奖作家显克维支（Henryk Sienkiewicz）等艺术家提供了灵感。显克维支着于 1896年的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后来被改编为乌斯蒂诺夫（Peter Ustinov）主演的电影。尼禄甚至尝试编排他最后的表演 ——一场拙劣的自杀。他排练并表演了他的告别短语：qualis artifex pereo（"我死去，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亦将陨落！"）。

“言语的魔力”
近两千年后，一群意大利诗人用一场尼禄式的毁灭庆典来预示法西斯主义的未来。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创立了"未来主义思潮"，他们的一个口号是"尽管世界灭亡，让艺术蓬勃发展"。马里内蒂将战争视为"世界唯一的治疗方法"，并试图用"具体的诗歌"使语言趋于工业化和军事化。一位创造者和侵略者写成这种语言，他 "从残酷地破坏语法开始"。广受尊重的战士诗人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对未来派诗人也有影响。他在1919年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抒情专政"，激励了三年后墨索里尼夺取政权。

尽管对邓南遮的诗人和民众组成的"神秘联盟"充满热情，墨索里尼自己的诗歌却趋向于无病呻吟。他对文学的热爱有虚矫的成分：他的传记作者博斯沃斯（Richard Bosworth）指出，"当外国政要来访时，墨索里尼在办公桌上炫耀地摊开杰出诗人的作品"。他后期的诗歌反映了他的孤独，远不同于他社会主义青年的理想主义，他创作了一些诗歌，哀叹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的堕落，"斧头被平民的血染红"(the axe bloodied in plebeian veins)，并渴望革命预言，"垂死的眼睛里闪过的主意，/是几个世纪的愿景" (In his dying eyes flashed the Idea, / The vision of centurie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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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对诗歌的热爱带有一丝矫情; 他自己的诗歌趋向于无病呻吟。
独裁者对艺术的失望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尽管希特勒宣称喜好"言辞的魔力"，反对"审美文学的糖浆"，但他曾想象过自己是维也纳的波希米亚人。戈培尔（Goebbels）使政治宣传的艺术形式几近完美，却写了一部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小说。而在巴黎接受教育的波尔布特，也是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象征主义诗歌的崇拜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一场激进的审美运动，但苏联暴君诗人的文风却非常保守。斯大林（又译史达林）年轻时用格鲁吉亚语写诗，在他受训的东正教神学院里这是被禁止的语言 。斯大林的作品再现了这样的浪漫主题：叛逆诗人和失去的黄金时代。评论家叶夫根尼（Evgeny Dobrenk）认为，斯大林诗歌的特点是巧妙的模仿，缺乏自我反省和"夸张的热情"。斯大林的诗歌雕饰优雅却显得媚俗，又充满自然主义的陈词滥调："苍穹之下，夜莺在林中啼叫"（"under a grove in the azure rings the warble of a nightingale"），因为灵魂被"夜幕中的黑森林"（"the dark forest of the night"）所折磨。虽然政治粗糙，这诗却是真诚的：

切记复切记，切记此真理：

被压迫的人，倒地难直立，

也能振臂起，跃登神圣地，

——只要希望在，希望出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Over This Land）（1895年），写一位艺术家向大众献上启示性的乐章：

此声警万众，

顽石也苏醒;

众生闻此声，

黑暗变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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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诗歌在著名的文学期刊中发表过，并被选为格鲁吉亚（Georgian）古典文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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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先知却没有被那些他试图解放的人所认同："暴民在被流放之前，装好一艘载满毒药的船只"（"The mob set before the outcast / A vessel filled with poison"）。在他后来的诗作中，斯大林以歌唱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因为农民的苦难让他流泪"，因为他有先见之明 ，"在每个格鲁吉亚人的心中为自己树立了一座纪念碑......"（"erected a monument to himself… in the heart of every Georgian"）。斯大林的诗歌匿名出版，在著名的文学杂志中出现，并被选为格鲁吉亚（Georgian）古典文学的典范。

事实上，即使斯大林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也赞扬他的诗歌。塞巴蒙特菲奥尔（Simon Sebag-Montefiore）写道："它们的美在于节奏和语言"（难以在翻译中表达）。瑟维斯（Robert Service）则称该作品具有"众人认可的语言纯度"。它的修饰之美和英雄姿态将重现史达林倡导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反对实验性的现代主义先锋派。

笔和剑
斯大林精神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将官僚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克格勃的领导人，他在给妻子写情诗的同时，迫害异见人士并粉碎了匈牙利人的起义。（人格分离是文艺创作者兼独裁者的基本特征）。乌兹别克诗人伊斯梅洛夫（Hamid Ismailov）讲述了一个安德罗波夫的轶事：他的一位讲演稿撰写人给他发了一张生日贺卡，其中他开玩笑说权力腐蚀了人民，安德罗波夫用令人不寒而栗的诗句回应说：

顽童信口断言：

"权力腐蚀了人。"

鸿儒奉为经典，

照此人云亦云。

（旁白）居然无人解得：

是人腐蚀权力。

声名显赫的斯大林主义者朝鲜领袖金日成也醉心于革命戏剧和文艺理论。金日成最著名的"种子理论"，显示其"艺术理论之父"的地位。1992年，金日成给他的儿子金正日（Kim Jong-il）写了一首公开诗：

光明星诞五十周

皆赞文武忠孝备

万民称颂齐同心

欢呼声高震天地

"慈父领袖"金正日被称为"民族的太阳"，与毛泽东被称为"心中的红太阳"相类似。毛泽东有文治武略、笔剑一体的治国理想，他企图继承中国传统皇权统治并超越皇权。毛在1936年的一首诗中指出，中国少有皇帝能够留下文学遗产，而如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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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以文化与军事能力的统一为基础，有文治武略、笔剑一体的治国观念。
毛泽东的诗歌在形式上是正统的，在主题上是古典的，代表着他所鄙视的传统。毛自己下令"破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旧思想），但毛泽东仍然创作旧体诗，即使旧体诗被指责为精英和陈腐文化。毛泽东向一位杂志编辑（《诗刊》主编臧克家）坦诚说，"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即便他禁止了其他人写旧体诗，他仍然放纵了自己的口味。

毛泽东文辞丰富，擅长景物描写，如"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再如古典主题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警句类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以及宣传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毛的作品证明，艺术的完善并非仁政的保证。1966年，红卫兵在他们的小红宝书中收录了25首毛泽东的诗词，这些诗歌引发了摧毁"封建遗毒"的老式诗歌的热情。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所写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即将到来的大动荡的预兆："试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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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红卫兵在他们的小红宝书中收录了25首毛泽东的诗词。
“思想言论审查员和文艺创作者”
诗歌已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罪证，在这里，"波斯尼亚屠夫"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žić）被判定犯有种族灭絶罪。199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录片拍摄到卡拉季奇（Karadžić）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诗人利莫诺弗（Eduard Limonov）的会面。卡拉季奇在会面中朗诵一首暴力预言诗，利莫诺弗则将一排子弹发射到下面的山谷中。卡拉季奇声称他几年前已预测到会爆发这场战争，他写于1971年的诗歌《萨拉热窝》有如下句子：

兵燹漫天焚，

城郭无余生，

哀哀呻复吟，

刀矛何足论！

国际法要求必须确定犯罪者的犯罪意图。卡拉季奇（Karadžić）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称之为有"诗情加武力情结"的一个关键人物，这批人强调民族主义的文学经典，特别是尼亚高斯（Petar Petrović-Njegoš）的史诗《高山花圈》（Mountain Wreath）（1847年）。这首诗主张以穆斯林的流血来为塞族人洗礼。

隐喻的言辞掩盖了种族灭絶：一个国家通过"种族清洗"被"净化"。然而，读者也必须意识到把一个艺术角色视同作者本人，是很危险的。审视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创作，他的波斯诗歌体现了伊斯兰教苏菲派先知诗人鲁米（Sufi seers Rumi）和波斯抒情诗人哈菲兹（Hafez）的精神：

但求一口美酒，

从所爱的纤手。

我该向何处珍藏我的秘密？

我将如何去排遣我的忧愁？

但是，这些诗词很难与霍梅尼（Khomeini）的公众角色相调和：

我爱你，我爱你唇边的痣！

我懂得你黯然的眼睛，它因爱而伤神...

卜昼卜夜，让我们一起叩开小酒馆的门。

清真寺，神学院，令我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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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波斯诗歌（Persian）体现了鲁米（Rumi）和哈菲兹（Hafez）的精神。
霍梅尼的信徒热衷于以寓意解读这些诗句，比如"清真寺和传道人是空洞的宗教表象"，但像这样的诗句"我撕掉了禁欲主义和虚伪的外衣"，就很难消解其非议严谨教义的激情表达。霍梅尼的诗歌揭示，尽管他可以发布宗教追杀令，但他也是位寻求精神超越的诗人，因此他既是思想言论的审查者，也是文艺的创造者。

2011年对本·拉登大院的袭击使媒体能够对本拉登的书架进行点评，媒体聚焦于他的书架缺少小说，但忽略了他对诗歌的喜爱。2010年，本·拉登写信给一位副手，详细描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忘附上了一个要求："如果有你兄弟的诗作，请告诉我，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韵律学的书籍，请把它们发给我"。

本·拉登是最著名的圣战诗人之一，他的文学地位部分源于他善写古典文辞。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手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同时被称为"屠夫"和"爱哭者"，显示了他的无情与多愁善感，既渴望权力也渴望怜悯。基地组织现任领导人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也撰写诗歌。伊斯兰国领袖自称哈里发的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写了一首宗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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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是最著名的圣战诗人之一; 他的文学地位部分源于他善写古典文辞。
萨达姆（Saddam Hussein）是一位结局悲惨的诗人暴君。他2013年创作的监狱诗是用笨拙的白话写成："是微风的清新/慰藉着我的心灵/是复活节的相聚/让枝头充盈绿意"（"You are the soothing breeze / My soul is made fresh by you / And our Baath Party blossoms like a branch turns green"）。

萨达姆喜欢拿着AK-47步枪亮相，表现出他招牌式的桀骜不驯："裸胸坦腹向豺狼"（"Here we unveil our chests to the wolves"）。有趣的是，发明AK-47的苏联军人卡拉什尼科夫（Mikhail Kalashnikov）本人也想成为一名诗人。正如美国诗人奥登（WH Auden）在希特拉的墓志铭中所写的那样，"他创造的诗歌直截了当"。

作者: 张英   胡耀邦智取鄧小平對孫大雨「改正」右派

 2018-03-22 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