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亭亭是王光美的女兒，劉少奇的第八個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過，“文革”中親曆了嚴酷的政治鬥爭。（網絡圖片）

劉少奇之女憶舊：一家四人慘死六人坐牢(圖)

陳魯豫采訪劉少奇之女劉亭亭後，在《魯豫有約・名門》一書寫道：1980年2月，劉家子女回憶父親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樸素的文字：“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4位骨肉先後慘死，6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

劉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個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隨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魯豫：你們家有幾個成員？

劉亭亭：爸爸、媽媽、外婆、我們6個孩子。孩子們基本都住家裏。我爸爸一共有9個孩子。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內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厄運開始了。先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國家第二號人物降至第八位。接著中南海的“造反派”時常進入劉家抄家、批鬥、侮辱、圍攻劉少奇夫婦，中南海再也不是劉亭亭的甯靜花園。

1967年1月6日，快到吃晚飯的時間，劉少奇家中的電話鈴聲突然響了。王光美接過電話，傳來急促的聲音：“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裏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王光美打算馬上去醫院，王光美讓女兒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去醫院。兩人剛走，她又派兒子劉源也去醫院看看。過了一會兒，電話響了，是劉亭亭打來的，講話似乎很猶豫，。劉亭亭說，姐姐是“粉碎性骨折”。這下子，王光美和劉少奇馬上心急如焚地往醫院趕。但是剛進醫院門，就發現上當了，他們被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包圍了。情急之下，王光美當即迎上前大聲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劉少奇還想看看情況，衛士會意，立即架著劉少奇離開了現場。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造反派”精心設計的圈套，假稱平平遇上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鈎。劉亭亭和劉源去了之後，也被他們扣爲人質。他們逼迫亭亭給王光美打電話。不過，紅衛兵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警衛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複是：“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這樣，王光美落到了紅衛兵手中，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鬥。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明晨5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魯豫：那時候每天大喇叭裏都批判您家的人，到處都是有關您父母的漫畫。

劉亭亭：對，我們小孩還好一點，因爲要回學校去批鬥，我妹妹就很慘，她才六七歲，走到街上有人拿石塊打她。

魯豫：您恐懼嗎，絕望嗎？

劉亭亭：不是，沒那麽複雜，但是我不願意深談，這事讓人悲痛。那時候警察都處于戒嚴狀態，一有情況我們就要回學校。我爬過城門，也翻過房頂，我們如果在任何人家被他們發現，就會給人家造成很大的災難，因爲我們太“黑”了。

魯豫：您媽媽被騙到清華批鬥那次是不是跟您有關？

劉亭亭：對，那件事賴我，當時我還小，他們非逼著我給家裏打電話，逼著我騙父母說，我姐姐挨鬥完了被汽車撞了。媽媽在電話裏聽完，說周總理不允許我們出去。爸爸說，你不去我去，女兒是因爲我挨鬥被汽車撞了。我媽說，那我跟你一塊去。

他們剛一進門，劉源就喊，爸爸媽媽，他們騙你呢，他們要把媽媽騙到清華大學去批鬥。我媽一聽，就忽然把我爸往身後一擋，我爸一下就愣那兒了。我媽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然後使勁拉我們，最後等于是把我爸給架走了。我們回家後待在院子裏，我和平平哭了。爸爸說，不怪你們，是我犯錯誤了讓你媽媽去作檢討，我一定想辦法把你媽媽接回來。後來可能我爸給周總理打了電話，第二天媽媽被送回來了。

那時我每天都哭著醒來

我媽突然掙脫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

用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話說，如果沒有“江青同志支持”，他們怎麽敢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第二天，所謂“智擒王光美”的傳單，就從清華大學飛向四面八方，成爲“爆炸性新聞”！

3個月後，在江青的支持下，清華大學舉行了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王光美在衆目睽睽下，被迫套上旗袍，戴著一長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

1967年4月6日，“造反派”沖進劉家，對劉少奇進行了第一次揪鬥。第二天，劉少奇貼出答辯大字報，但幾小時後即被撕毀。此時劉少奇夫婦已對自己的命運做出了最壞的打算。7月18日，“造反派”把劉少奇和王光美揪到中南海的兩個食堂進行批鬥，同時進行抄家。鬥爭會後，劉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辦公室）王光美被押到後院。兩人被隔離看管。

8月5日，爲慶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天安門廣場召開了百萬人批劉大會。與此同時，中南海內部也對他們夫婦倆進行長達兩小時的謾罵和扭打。劉亭亭清楚記得，挨打的時候，母親突然掙脫，緊緊抓住父親的手，互相對視，作生命中最後的訣別。

魯豫：您爸爸媽媽見最後一面是在什麽時候？

劉亭亭：是爸爸在中南海挨鬥時，旁邊圍著許多群衆，我媽突然掙脫所有人，上去一把抓住我爸的手。然後，他們就開始挨打，鞋都打丟了，我媽和我爸就是不放手。打他們的人逼著我們小孩站在旁邊看，當時我們都在場，我佩服我媽，她關鍵時刻是一個很堅強的人。那次批鬥會之後，他們把我父母隔離了，我爸找不著我媽，腰一下就彎了。他們也不許我們跟他說話，還打他，打得我爸扶著窗台走路。有時我爸出來吃飯，我們就假裝洗手和他說幾句話。

有一天，突然來輛大卡車，通知我、劉源和劉平平去學校，要把我們一小時內送回學校。當時我們特別想去看看爸爸，跟他告別。他們不讓我們去，全拉走了。第一個星期我被關在學校，第二個星期我哥哥姐姐偷偷來找我，我們一起回到中南海門口，不敢說想見父母，說要見我們的小妹妹。我們也想了其他辦法，比如寫信要我們的書啊字典什麽的，都是希望爸爸媽媽在送出的東西裏能給我們寫點什麽。

沒多久他們就把我哥送到山西雁北插隊，他那時16歲。我姐姐被抓走的時候，我們正准備吃飯，她在洗衣服。忽然就來了幾個人，問哪個是劉平平？我姐說，我是。人家就把她帶走了。我們當時覺得突然，但也沒有想到是把她逮捕了。我姐轉頭跟我說，你幫我把衣服洗了。後來我們每天等她回來吃飯，擺著她的碗、她的筷子，她沒再回來。

魯豫：您那段時間哭得多嗎？

劉亭亭：不是有意識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著醒的。可能那時候哭得多了，現在眼淚倒少了。人家問我怎麽活下來的，我說生活的目的很簡單，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繼續存在），活下來。

得知妻兒都被迫離家，爸爸幾乎崩潰

“文革”開始後，王光美曾問過劉少奇：“爲什麽我們都被描繪得那麽醜惡，簡直成了罪犯。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個子女被趕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兒劉潇潇還不滿6歲，也和老保姆趙淑君一起被趕走。當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關進北京秦城監獄，被定性爲“美國特務”。

起初，劉少奇並不知道這突然發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著身子，手扶著走廊的窗台，拖著打傷的腿，一步一步地蹭著，蹭到王光美被關押的後院牆根，想聽裏面的動靜。一天夜裏，“造反派”突然在劉少奇住的屋子裏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准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離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後，劉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潰。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卻故意停了他的藥，強迫他改變生活習慣，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眠。

劉少奇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經過扭打，舊傷發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兩個小時；到飯廳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竟要“走”上50分鍾，甚至兩個小時。前後跟著的看守戰士誰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後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員把飯打回來吃。年近七旬，他滿口只剩七顆殘存的牙齒，嚼不動窩頭、粗飯，又長期患有胃病，加上經常吃剩菜馊飯，常拉肚子，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裏，弄得滿臉滿身都是。病得太厲害了，大夫、護士也不敢給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開一陣批鬥會，醫生一邊檢查病情一邊大罵：“中國的赫魯曉夫！”有的用聽診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勁亂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樣。由于長期不活動，雙腿的肌肉漸漸萎縮，胳膊和腿因爲常打針被紮爛了。護士記錄上寫著：“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

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在內蒙古臥軌自殺，長女劉愛琴被關在“牛棚”裏遭著毒打，次子劉允若在監獄裏患著脊椎結核，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8歲的女兒劉平平被逮捕入獄，後來被驅逐到山東沿海的一個養馬場勞動改造。17歲的兒子劉源從監獄出來以後，報名參加上山下鄉。6歲的小女兒劉潇潇被保姆趙淑君撫養長大。劉亭亭中學畢業後，先是被分配到順義維尼綸廠，後調北京儀器儀表廠，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劉亭亭：當初我哥哥走了以後，什麽師大女附中、上山下鄉、雲南內蒙的，我全都報名了。後來有同學損我說，你怎麽那麽進步啊。我說你不知道，我不是進步，我只是想在那個情況下做個農民是比較樸實的。雖然生活艱苦，我可能還活得過來。如果我去工廠的話，我一定會特別恐懼，因爲我完全就是一個批鬥對象了。最後他們還是分配我去了工廠，因爲我妹妹當時太小了。所以是因爲我妹妹的原因，他們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區的工廠。工人們對我們是很好的，那時候的溫暖和幫助都是沒有條件的。

我爸對我媽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發生後，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獲准親屬探視。這給在工廠勞動的劉亭亭帶來一線曙光。她寫信給毛澤東，希望看到四年不見的父母。信由宋慶齡代轉。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是“父親已死”，同意讓他們見母親。1972年8月18日，劉家的孩子在秦城監獄見到了4年未曾謀面的母親。

劉亭亭：他們通知我們去見媽媽，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從火車上給揪了下來，她掙紮了半天，最後被人打暈過去，沒回來成。劉源知道以後，抓了一把黃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兩天一夜，因爲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後才坐上火車回來的。

魯豫：在監獄裏見到媽媽什麽樣子？

劉亭亭：當時我媽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離開她的時候，覺得她高大、潇灑、溫文爾雅。等我們再見她，她穿一件黑棉襖，背完全駝了，頭發白了，反應還有點遲鈍。因爲長時間都是她一個人待著。我們想著要忍著不能哭，但是最後要分開的時候，還是忍不住了。

魯豫：那時媽媽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嗎？

劉亭亭：她是我們到監獄去見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們基本上同時知道。

魯豫：她跟你們提起這個事了嗎？

劉亭亭：沒，誰都沒提。

魯豫：後來您有沒有問過您媽媽，她一個人在監獄裏被關了12年，是什麽力量支撐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來？

劉亭亭：我媽在監獄裏，條件好時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裏面打拳鍛煉身體——身體彎著，像猴拳一樣，根本伸展不開。她還對著牆說話。人家說她有病。她說，我非常盼望他們能提審我，因爲如果有人提審，至少還有人跟我講話，否則我覺得自己連講話的能力都沒有。我媽後來跟我講，在她還沒跟我爸分開的時候，她就攢了一些安眠藥，而且跟我爸示意過要不要吃安眠藥（結束生命）。我爸說，你不能讓他們給你下結論，不行。所以她後來再沒想過自殺，在監獄裏那麽難都沒想過自殺。她說，你爸爸說得對，我不能讓別人作結論，好像我就是一個壞人。她就靠這種信念一直活下來。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轉移到開封。走前，護士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把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劉少奇轉過臉不看。護士又把報張紙拿到另一邊讓他看，他又把臉扭了過去。他的衛士長上前對著耳朵把紙上的字念了一遍，劉少奇閉著眼睛，一言不發。晚上，劉少奇赤著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擔架，被專機送往開封的一個特別監獄。由于著涼，肺炎發作，高燒、嘔吐，11月12日淩晨6點死亡。死時，全身赤裸發臭，嘴鼻變形，白發有一尺多長。

與母親相見的當天，劉亭亭才知父親已死，這與劉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後，爲壓抑痛苦，劉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學習。1978年，她順利通過高考，成爲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爲劉少奇平反昭雪的呼聲開始高漲。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王光美離開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監獄，重返人間。

1980年2月，劉少奇沈冤昭雪。劉家子女回憶父親的書中，有這樣一段樸素的文字：“我們這個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團圓了。4位骨肉先後慘死，6個親人坐過監獄。在我們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億萬人民的苦難。”

文章有刪節

昨是今非的反共義士

文/ 李婕綾

來說一個「反共義士」的故事。

維基百科上是這麼定義「反共義士」這個名詞的：「反共義士」是中華民國遷往臺灣後使用的一個歷史名詞，指以特定方式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投奔中華民國的軍人或者平民。

同時，在時代背景的說明中也特別指出，從50年代開始，中華民國設置許多安置及獎勵辦法，吸引「反共義士」駕機投誠，直到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後，「反共義士」才逐漸成為歷史名詞。

對1964年出生在中國青島的燕鵬來說，他不但沒有搭上「反共義士」的列車，反而在時代的變遷中流離失所。

原本經商的燕鵬，在天安門事件後，長期資助中國民運人士，除了生活和物質上的協助，因為熟悉電腦，他教導其他民運人士突破網路封鎖，將文章散布到互聯網上，是最早使用網路的異議人士之一。無意外的，很快燕鵬就被當局嚴密監控。

「就在你家前面搭一個小木屋，隨時看著你，出門也不用尾隨，就直接靠在你旁邊，而且當地國安局隨時約談你。在這種情形下，生活壓力很大，而且無法工作。到最後根本沒人敢跟我合作生意，連往來都保持距離。」

                           燕鵬在中國經商多年，長期資助民運人士上網散布異議，遭當局監控多年後，決定逃亡。

2001年燕鵬決定逃亡，當時他打算前往的國家是越南，然而還沒出國境就被抓回青島，先以偷渡國境罪被拘押，其後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一年六個月。

「你沒有被認罪嗎？」想起李明哲的經歷，提出這個問題。

以往在中文裡，不太有被動式描寫，然而這幾年，被動式中文開始風行，「被認罪」、「被失蹤」、「被自殺」，中文多了一種表達境界。

「有啊，當時對方也說，只要當庭認罪，就能跟家裡人一起離開。」

「那你為何不？」

「可能是因為家裡人都在，覺得心裡不孤單、有依靠吧！」

「可是不覺得親情有時反而是一種認罪壓力嗎？」對這個問題，燕鵬尷尬的笑了一笑。

不管什麼原因，燕鵬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一年半。出獄後，受到更高度的監控，最後燕鵬到廈門鼓浪嶼包了一艘船，過了中線跳船游泳到金門，那一年是2004年。

「我就拚命游，後面十幾個武警追著我，我上岸後，他們把我圍起來，槍都上膛了，幸好金門島上的守軍立刻出現把我們隔開，才把我救下來。」

「你跳水游向金門的時候，在想什麼？」

「什麼都沒想，就覺得不能再那樣過日子了，那種被壓迫的生活，生不如死。」

「你身上有沒有帶什麼可以留著念想的東西？」

「沒有，當時什麼都丟下，就跳水了。」

由於沒有任何證件，當初金門海巡隊只能根據燕鵬的自述，從網路上查證他的身分。

「為什麼選擇來台灣？」

「當時不可能搭飛機去西方國家，我又從小在青島長大，會游泳，台灣又離廈門近，而且印象中是一個自由民主、講人權的國家。」

然而一心「投奔自由」的燕鵬，一上岸就被控「擅闖軍事堡壘」罪名，面臨死刑或無期徒刑。

來到台灣，燕鵬不但沒有「反共義士」前輩們的風光待遇，還被問罪、被關押在宜蘭的外國人收容所，最後在人權團體的援助下才被釋放。

然而被釋放後，燕鵬的生活卻陷入一種進退不得。

目前，中國籍人士在台居留受「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規範。

「你可能在學術、文化、經濟或是國防外交上，對於台灣有重大的貢獻，比如說你可能是某個諾貝爾獎得主，或者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民運人士，或甚至是說，可能掌握很重要的情資、情報消息。才有可能用這裡面講的專案方式讓他取得居留。但是還有一個前提要件，必須要是合法入境。」參與援救燕鵬的人權團體說。

「意思就是我不夠有名。」燕鵬自嘲的解釋。

由於不符合現行法規，燕鵬被釋放後，並無法取得身分。2006年燕鵬來到台北，當時他只有陸委會每個月5000元的生活補助金，然而沒有身分，無論工作、就醫、居住都有問題。

「沒有身分，做什麼都要報備。最大的煎熬是不知道明天會如何？」

於是，燕鵬將精神與心力轉向神學，十多年來，他在台灣拿了一個學士學位，兩個碩士學位，以及一個博士學位。

                             2006年踏上台灣土地後，沒有身分，什麼都不能做的燕鵬，將心力轉向神學，並成為牧師。

「這應該是我過去十幾年最大的收穫了，不念書，我撐不下去。」

期間燕鵬父母過世，他無法奔喪，也錯過了女兒的成長，燕鵬說，這是他心中最大的遺憾與痛苦。2011年6月，燕鵬闊別七年的太太以觀光名義來台。

「她第一次來的時候，因為跟團，要團進團出，而且我被要求不能上遊覽車，我只好跟朋友借一台小客車，跟在遊覽車後面，後來是那個遊覽車駕駛同情我，有天晚上跟我說，飯店附近有家汽車旅館，讓我帶我太太去。結果，我進去房間，門關上沒多久，電話就響了。一接起來，對方說，燕鵬先生，我們是國安局的，現在在門口。我還想說是在旅館的門口嗎？不是耶，是在房間門口，我一開門，三字經忍不住就罵了。」

隔了七年，燕鵬與太太在台灣相聚，但妻子以觀光名義申請入台，團進團出，兩人見面必須在景點碰面。圖中拍攝地為自由廣場。

說起這段遭遇，燕鵬又好笑又好氣。而我不知道該不該為國安局的情資掌控能力感到安慰。

「但是到今天，我依然不能跟我的家人團聚。」爽朗愛笑的燕鵬，語氣掩不住唏噓。

2014年燕鵬取得合法居留，去年7月正式拿到台灣的身分證。為了等待一個合法的身分，燕鵬用了12年。這12年裡，燕鵬父母過世，他無法奔喪，當初才念初中的女兒，也已經長大，目前在澳洲執業為醫。

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燕鵬卻在今年辭去原來的牧師工作，再度踏上另一段漂流的旅程。

「沒辦法，我太太如果要來台灣申請依親，我必須回中國去取得相關的證明文件，還要經過海基會、海協會的認證。以我這樣的身分，根本不可能。所以只好跟太太一起到澳洲去團聚。」

在被監控的情況下潛逃，回中國辦理相關依親手續，申請相關文件，無異是自投羅網。

故事聽到這裡，我忍不住有種昨是今非的荒謬感。

從60到80年代，兩岸基本處於「漢賊不兩立」的境況，在遙遠的幼時記憶中，曾有「反共義士」「衝出鐵幕」「駕機投誠」「投奔自由」(這是當時的教科書及媒體常用詞)，而且還可以獲得高額黃金獎勵。

曾經放假一天的「123自由日」，不也因為韓戰期間有一萬多名解放軍戰俘，在1954年1月23日被美國軍艦由韓國送抵基隆，而定為紀念假日？

時過境遷，「反共義士」淡出歷史、「123自由日」取消放假，身為「政治難民」的燕鵬，不但不能合法正常的在台生活，好不容易取得身分後，卻要再度飄洋過海才能和家人聚首。

「有朋友勸我用政治難民的身分去澳洲尋求庇護，取得身分，就不用這樣飛來飛去坐移民監。」燕鵬今年開始申請移民澳洲，因為太太與女兒都在澳洲。

取得台灣身分後，燕鵬更不可能重回中國大陸，一家人選在第三地團聚。2017年開始，燕鵬申請移民澳洲。但仍不願放棄台灣國籍。

「那你為何不去？」

「那要放棄台灣國籍，不管怎樣，我在台灣碰到很多好人，我不會放棄。」燕鵬說。

訪談過程裡，我問燕鵬，當初對台灣「自由、民主、講人權」的印象會不會幻滅？

「我覺得，中國是用一種主動式的迫害，來壓迫你，但台灣政府是用『不作為』來壓迫你，是一種被動式的迫害。」

我想起採訪過程中遇到的在台藏人、因為性別議題逃離母國的非裔人士。

「陸陸續續這幾年有遇到比較多的是來自，譬如說土耳其，譬如說非洲國家，我們也有遇過像獅子山共和國的，喀麥隆，還有烏幹達。」除了過去的無國籍藏人及中國籍尋求庇護者，國內人權工作者也開始見到歐亞非難民，這些尋求庇護者離開母國的原因很多，不過選擇來台灣的理由卻很相似。

「聽到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台灣是一個，至少在亞洲國家裡面感覺是一個比較民主，然後人權上面是比較進步的國家，所以當我跟他們說，抱歉我們國家沒有難民法的時候，其實他們大部分是有點驚訝的。」人權團體說，台灣民主、人權的形象其實很好，是尋求庇護者會選擇來台灣的原因。然而在實務工作上，難民要在台灣尋求庇護其實困難重重。

「沒有難民法，現在就連提出申請也不知道要跟誰申請，每次只能發公文去跟移民署講，每次發完公文，移民署就跟你說，抱歉，沒有相關的法令。」

事實上，2002年行政院研考會就決議要建立難民庇護制度及制定難民法，2007年行政院就將難民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整部難民法只有17條條文，是一部相當迷你的草案，2016年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初審通過。不過難民法一直沒列入優先法案，也遲遲未能三讀。

在沒有難民法的情況下，燕鵬跳船來台，要先面對偷渡、擅闖軍事堡壘等罪名，好不容易拿到居留和身分，還得回母國辦理相關程序、申請文件才能讓家人依親。而有更多的尋求庇護者不是在逾期居留的夾縫中艱辛生活，就是遣返他國。

「不作為」算不算是一種壓迫？燕鵬用12年的歲月回答了這個問題。

獨立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