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30年憶事：不堪回首的年代 2008/01/20

財經楊繼繩文　那個年代留下的不僅是貧窮，還有產生貧窮的經濟體制──計划經濟體制。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相互依存的。在即將過去的30年間，中國發生了舉世矚目的偉大變革。這場變革是在怎樣的起點上發生的？也就是說，中國這場變革的初始狀態是一個什么樣子？弄清這一點，對于了解中國這場變革的起因，理解這一歷史進程的實質并展望其未來走向，是十分重要的。 作為一名當年的新聞記者，我曾經有很多機會接觸到那個年代的真實面貌，也在不斷的記錄和思考中，體會到改革開放的意義。中國的經濟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划經濟體制。在計划經濟體制下，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計划，“全部國家經濟機構將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几萬萬人遵照一個指令工作的大機器。”到改革之前，中國的計划經濟體制已經運行了20多年。這個體制在改革初期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在農業方面，時至毛澤東逝世時的1976年，以集體經濟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主，還有2093個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據1981年《中國經濟年鑑》和張思騫所著《1980年的中國農業》的數字，1980年，全國有農村人民公社5.4萬個﹔參加人民公社的有1.7億戶，8億人口，3億勞動力﹔農村私營經濟基本絕跡，一切土地都是集體種植。 在工業總值中，《中國統計年鑑1984》公布的數據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業占81％，集體所有制工業占19％，沒有私營工業。1978年的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全民所有制商業占90.5％，集體所有制商業占7.4％，個體商業只占0.1％，農民對非農業居民零售額占2％。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7451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8.4％，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204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6％。 第二，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了國家計划。生產資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買賣，全都由國家計划調撥，國家統管的物資達700多種。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交給國家，由國家統購包銷。工廠賺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財政，工廠花錢由國家財政支出，這就是財政統收統支。此外，勞動力由國家統招統配，外貿由國家統進統出。 第三，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原則”而已，真正的按勞分配是沒有的。說是實行八級工資制，實際上多年沒有調工資。生產第一線的工人大多數是二級工，月工資40元左右。到了“文革”時期，連按勞分配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勞動成果沒有關系，多勞不多得，少勞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國比蘇聯還要“社會主義”。毛澤東還批評蘇聯的“物質利益原則”。在農村，農民記“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鍋飯”。 工廠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用什么方式生產，都由國家決定。工廠的一切技朮改造，甚至連蓋一個廁所，也得報上級批准，得蓋上几十個圖章才能得到資金。重慶鋼鐵公司有兩台蒸汽機，是清末張之洞為漢陽兵工廠從英國引進的。1982年我到重鋼采訪時，在大軋分廠還看到它們在運轉。在隆隆的機聲和彌漫的蒸氣中，我走近這兩台龐然大物，從機器的銘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跡：一台是7500馬力，1905年造﹔另一台是6400馬力，1887年造。 抗日戰爭期間，這兩台機器從武漢運到重慶，作為軋鋼機的動力﹔到20世紀80年代，這兩台機器已經很破舊了，熱效率只有4％，還要經常維修。動力科負責人說，如果改用電動機作軋鋼機的動力，僅節省能源和維修的費用，一年就是180萬元，但是需要投入技朮改造費475萬元。為了申請這筆費用，他們從1965年就向上級打報告，到我去采訪的時候還沒批准。長達17年的等待，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維修費就達3000多萬元。 在農村，由于實行經濟集體化，生產資料收歸集體，農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生產隊種什么作物、種多大面積、怎么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干部沒有權力決定。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么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行政機關決定指標。農民都是集體勞動，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地頭等候隊長派工﹔太陽已經落山，隊長不下收工的命令，誰也不能回家。 1953年國家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后，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証定量供應。這些票証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制度極其嚴密，離開戶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証明文件，并帶上糧票、油票和其他票証﹔到了目的地以后，要拿証明文件到當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如果要出省，還得帶全國糧票，全國糧票必須交具省公安廳允許出省的証明才能換取。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當時，絕大多數農民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 按照計划經濟體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架使几萬萬人都按照一個指令工作的機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缺乏技朮上的可行性。這是因為，計划工作者的主觀判斷很難反映經濟運行的客觀實際、確定的各種經濟指標很難如期實現，計划工作很難滿足千變萬化的社會需求。 技朮上不可行卻硬要搞計划經濟，只能是主觀的計划。事實上，中國的很多重要經濟指標并沒有經過測算，而是毛澤東根據政治需要提出來的。比如，毛澤東在1957年訪問莫斯科時說過，15年后鋼產量要達到3500萬噸到4000萬噸，沒有作任何論証（即使論証也沒人敢提反對意見），就作為第四個五年計划（1971－1975）的鋼產量指標。脫離實際的主觀計划必然錯誤百出。 在計划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沒有自己的獨立利益，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工人和農民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資源求得繁榮。 這種體制，使每個經濟細胞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調節的能力。盡管國家可以用“軍工動員”的方式集中國力搞出“兩彈一星”，但是，生產領域的經營狀況和技朮水平遠遠落后于市場經濟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綜合國力的差距越來越大。195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78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355.1億元，即206.4億美元（按當年匯率折算），不到世界貿易總額的8‰。 接連不斷的錯誤計划，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多年遭到扼殺，最終的結果是極度貧困。改革以前的中國貧窮到什么樣子呢？全國人均糧食產量1956年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達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自從統購統銷以后，中國農民沒有真正吃飽過。1978年，新華社記者沈祖潤等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采訪，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十戶人家有四戶沒有大門，三戶沒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沒有棉褲。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愿軍老戰士史成德，七個孩子，十口人，只有三只缺口碗。 沈祖潤看到的不是個別現象。1978年前后，新華社國內部農村組派出几位記者，對中國西部農村情況作了調查。1979年全年的農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呂梁地區，為70元﹔隴東慶陽第二，為64.86元﹔延安地區第三，為57.20元﹔榆林地區第四，為52元﹔甘肅平涼地區第五，為47.60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為36.80元（陳大斌：《飢餓引發的變革》，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三分之一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1980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革命聖地延安采訪。他們親眼看到，社員薛登恩家全部家當不值30元，他們吃的飯食像豬食一樣。最早唱《東方紅》的歌手李有源的兒媳對他們說，在70年代，生活實在沒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討飯。老鄉的生活水平，不如當年李有源最早唱《東方紅》的時候。 處于城鄉差別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較富裕呢？不是。1977年，我在天津調查時發現，工廠的生產第一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0元，再沒有其他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職工家里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手表、自行車、縫紉機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夢寐以求的“三大件”。當時，天津市工人的平均月薪40元，按當時的官定匯率（１美元兌換1.60元人民幣，人民幣的幣值已是高估了很多）計算，大約25美元，平均每天約0.83美元。聯合國規定日薪低于1美元為絕對貧困，可以說，當時中國工人總體處在絕對貧困線以下。 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端惡劣。在天津，我走訪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擠在一間十多平方米房間里的情況十分普遍。50年代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0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3平方米，到改革前的1978年又降到3平方米以下。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夏天，在這擁擠、破舊、骯臟的工棚里，做飯的煤球爐都排在1米多寬的公共過道里，溫度高達39攝氏度，中年婦女都脫光了上身。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潤三1972年在天津佟樓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區目睹的情景。 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留下的不僅是貧窮，還有產生貧窮的經濟體制──計划經濟體制。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國民經濟是一架聽最高當局的指令運行的大機器，國家也只能是聽最高當局的指令運動行的大機器。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是相互依存的。 要把全國變成一架大機器，要讓所有的人聽命于一個計划，就不能有雜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在計划經濟體制下，民主也必然是奢侈品。起步于30年前的這場經濟改革，其中心內容就是變計划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體制。不放棄計划經濟體制，中國就沒有出路。 楊繼繩：時任新華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