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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事件關鍵人浮出水面 系中國知名女歌星丈夫/中國專制政體經濟模式真如...
發佈時間: 4/22/2018 11:33:20 PM 被閲覽數: 154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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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事件關鍵人浮出水面 系中國知名女歌星丈夫(組圖)


多維

中興事件芯片關鍵人露面 系中國知名女歌星丈夫(圖)



鄧中翰出席會議(圖源:央視視頻截圖)

總部位于廣東深圳的大陸跨國科技公司中興通訊遭美國禁運制裁,推高了中國對芯片産業的反思浪潮。這一事件再次暴露出中國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上受制于人的軟肋。

中國央視于4月20日晚播出的《新聞聯播》畫面中,出現了一位與芯片這一技術有關的重要人士,即有“中國芯之父”之稱的鄧中翰。這位中國最年輕院士還有一個較爲神秘的身份,就是中共軍方知名女歌手譚晶的丈夫。

由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的雙周協商座談會20日在北京召開,鄧中翰等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出席。據報道,與會委員、專家學者結合自身實踐,從宏觀態勢、科技創新、産業發展、人才隊伍建設以及法規倫理和社會關切等方面談了對人工智能發展的看法。

在美國封殺中興輿論場熱議“芯片”之際,這場以“人工智能的發展與對策”爲主題的會議,意義非凡。





鄧中翰和譚晶出席人大會議(圖源:長春國貿的博客)

今年50歲的鄧中翰江蘇南京人,是芯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現任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鄧中翰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2009年被選爲中國工程院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部院士。2008年、2013年,兩次被選爲全國人大代表。2018年1月,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1999年10月 1日,鄧中翰作爲在矽谷創業成功的留學生代表,受邀參加國慶50周年閱兵觀禮,看到一輛輛承載國家發展碩果的彩車駛過,心中充滿愧疚,“我在矽谷做了那麽多芯片,卻沒有一枚屬于中國!”

隨後鄧中翰在北京中關村創立中星微電子公司。2001年,中國第一枚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百萬門級超大規模專用芯片“星光一號”誕生並迅速大規模打入國際市場,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曆史。

據悉,譚晶和鄧中翰相識于一次活動中,2009年兩人結婚,極爲低調。

“中國每年最大宗的進口産品,不是石油,也不是糧食,而是芯片!2013年至今每年進口額超過2,000億美元。”鄧中翰用數據表達了中國的“缺芯”之痛。

芯片,是一個國家制造業和科技實力的象征。長期以來,中國集成電路産業一直受到西方在先進制造裝備、材料和工藝引進等方面的種種限制,高端芯片主要依賴進口。

人工智能技術,被視爲新一輪産業革命的推動力。芯片,則是人工智能産品的重要關鍵部件。邁向高質量發展,中國制造必須加大技術攻關力度,用創新推動“品質革命”。

作爲“星光中國芯工程”總指揮,鄧中翰曾建議,要從資金、政策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大力開發承載人工智能運行的自主芯片技術,把握以自主創新芯片來決勝人工智能新時代這一大方向,爲中國人工智能穩步跻身全球領先水平掌舵護航。

“在體制方面,要將成果迅速轉化,不能停留在發表論文或是評獎,還需要推動相應的體制改革來配合人才和資金的投入。”他說。

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快制造強國建設,並部署推動集成電路、第五代移動通信等産業發展。



中國專制政體經濟模式真如習所言可成爲他國新選項?


 



 

 

 

 

中国专制政体经济模式真如习æ‰è¨å¯æˆä¸ºä»–国新é‰é¡¹ï¼Ÿ

中國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 圖片:路透社




    今天要爲大家介紹世界報網站上刊登有關該報舉行一項經濟論壇,討論中國體制是否適用于他國的文章。此前,習近平在宣告中國進入一“新世紀”時,提出中國統治制度可給其他國家當借鏡的模式。果真如此嗎?


    加利福尼亞伯克萊大學教授巴爾德汗(Bardhan)開門見山地說:“中國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很難在別處實施。”


    巴爾德汗在論壇上指出,中國領導人似乎忘記了鄧小平的其中一項忠告是:“韬光養晦(也就是保持低調)”。習近平主席在宣告中國進入一個“新世紀”時,認爲中國統治制度應該可以給其他國家作借鏡的模式。習近平表示說,所有那些想要“加速國家發展,同時又要保持國家獨立自主的領袖們”,應該把中國模式視爲一個“新選項”。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社甚至認爲西方民主的式微,還說“開明的中國民主將可建構成一條未來的新道路。”


    這名印度籍的經濟學家駁斥那種認爲中國模式有效率且可轉移到到其他國家實施的看法。


    他說,中國經濟及政治發展的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一個尋求穩定紮根的專制政府,一種由國家引導的工業及金融政策,在基礎建設上的大規模投資政策,一種基礎建立在小規模農業的鄉村工業化,以及一種對外貿易及科技的開放。這種模式必然帶來中國過去30年來的經濟迅速成長。


    但根據這名教授指出,那種認爲要迅速發展所必須的第一要素是“專制政體”的主張是一種錯誤。


    他例舉了中國的鄰國,如:日本、韓國、台灣,他們透過國家工業政策而達到一項強勁成長;這政策就是農村工業化及開放貿易。但是日本在戰後是在民主框架下達到這些目標,韓國與台灣30年來實施民主政治。專制模式對于他們的現代化並非必要因素。


    肯定地,民主經常是有沖突性的,成長速度會變得絕望的緩慢。但是審議的過程及選舉過程的特性,可以降低沖突。在中國,缺乏公開的辯論清楚地會産生反面效果,例如針對西藏人及維吾爾人的族群種族緊張關系所表現的差勁處理。


    缺乏政治的守衛機制會導致濫用權力,以及極度貪腐,這些都帶來深度的不公平。


    在缺乏一種牢固的公民社會,缺乏有能力監控國家權力的獨立司法,中共領導人好幾次都犯下嚴重錯誤,例如大躍進(1958-1960)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


    習近平先生也犯下畸形的變化,例如2015年股市大跌時,他命令過期支撐股市。當,由中央銀行掌控的外彙儲備,停止向那些極度困難企業貸款,市場中幹預前就跌落到同樣的水平,幾千億美元被浪費掉。


    創業與創新遲早會窒息而死


    缺乏政治的守衛監督機制同樣也會導致濫用權力,以及極度貪腐,而這些都帶來深度的不公平及許多其他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經營因過分不透明而産生嚴重問題。監管過分脆弱,甚至不存在監管,治理那些由國企或接近政治權力圈企業的債務來推動的投資,帶來了資本的分配不當。這種管理的失敗成爲一種宏觀經濟不確定的原因所在。在一種愈來愈複雜化的經濟狀況,缺乏透明的政府操作程序,再加上經常打壓公民社會,這遲早會掐死創業及創新。研究及開發的支出肯定是代價很高的,但他們主要是涉及中國的公共領域。


    缺乏開放政策將也會影響到國家政治的穩定。中共領導人在面對危機時,傾向于過分采取封口圍堵異議人士。即使數十年來集體及務實的領導相對地消化處理了這些問題,但習近平權力的鞏固,以及圍繞習近平四周的個人崇拜,都會加劇這種執行手段。


    與習近平官方講話依法治國原則相反的,習近平所誇贊強調的前朝帝國,或是初期共産黨統治下的豐功偉業的大部分體制的性質都是:習近平是踩在中國紅二代身份的基礎上得以前進,他強調有下而上的集體效忠,以中央集權又結合著經濟及行政的分權制。“


    巴爾德汗指出,無論中國模式是多麽卓越,它根本上是失敗的,而且很難實施中其他地方。任何追隨中國榜樣的國家遲早都會以失望告終。中國不只是政治體制獨特,它還有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這讓它可以吸引外國投資人遵守它獨自發布的規則網。無論我們說什麽中國帝國目前的主權,中國模式的發展只有在中國本地才有可能實施。


    作者 

    RFI 華語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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