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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归葬记





2018年5月01日

    
    来源：南都周刊2010年11月26日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病榻上的林希翎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林希翎归骨故乡温岭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温岭市宣传部原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9

1896：《纽约时报》专访李鸿章实录



2018年4月28日
    
    

    来源：历史之瞳　　
    
    离开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后，大清帝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 国进行访问。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9月2日上午9时许， 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美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的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待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美国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最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 摩天大楼，我在中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中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若 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稍沉思）：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 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 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 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 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
    
    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 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 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 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 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 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 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 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 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 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 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 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 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 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 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入住华尔道夫50年后，迎来一位中国女性。
    
    

    
    

    
    3月1日，宋美龄在纽约市政厅发表演讲，她首先说明：中国国土“遭日本侵占已五年半，此诚为事实，但余愿奉告诸君，虽感痛苦，但依然能忍受，盖吾知美国人民与吾人站在同一战线，吾人皆了解美国之同情、善意及友谊。如吾人认为仅孤独作战，而作战之目的仅为中国，则余愿坦白承认中国或已非复今日面目，而已被征服矣；吾人感觉正义必能存在，且知美国必认识并感觉其危险性。”她表示相信：美国人民有“正直德性”：即“不肯以他人所付之自由代价，而本身享受其利······此种高尚正直及愿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忍苦工作奋斗之感觉，即为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之立场。”
    
    3月2日，在纽约麦迪逊广场为18000多美国听众演讲时，宋美龄首先对美国各界民众给她寄送的大量函电及捐赠表示感谢。随后，她讲起了中国民众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崇高品德。重庆遭到日本飞机野蛮轰炸后，许多老百姓无家可归，政府设立了施粥所救济难民，但是许多家室谢绝救济，要求将食品送给更加需要的人。她说：“在此世界战争中，吾人正不惜牺牲吾民族之精华，并牺牲吾人所有之一切，以期有贡献于此次大战争而建立一自由正义之世界。余为此言，实因余感觉应将今日中国人民之思想，与此思想所依据之民族性奉告诸君。”
    
    又过了三十年
    
    

    
    

    
    1974年4月14日那天，基辛格在在华尔道夫宴请中国客人，他不断地用一种称为茅台的高酒精度白酒给客人敬酒，就像中国人喜欢做的那样。据后来发表的当时的谈话笔录，基辛格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喝下足够多的茅台，我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中国客人对此的回复是，“那我回中国后，一定要增加茅台的产量。”
    
    华尔道夫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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