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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五四：现代中国的文化源头

2018年5月17日
      一、作为灵感源头的五四

     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每逢五四，中国知识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行礼如仪，批评如仪。

    五四之于现代中国，正如春秋战国之于传统中国，是文化源头，一个不断被回溯被援引也被批判的灵感源头。

    五四之后，中国的一切重大变动，冥冥之中都与它隐隐牵连；学术文化的各门各宗，多承五四传下的脉络余绪；政治光谱的各党各派，多以它的继承人自居；而五四的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各种论述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各说各话，众声喧哗。即使是同一学者，每年躬逢五四，都要搜尽枯肠，标新立异，“被‘创新’这条狗追逐着”，力图岁岁颁布不同的“新话”。于是，各种“五四”，千姿百态，轮番登场。一门“五四学”，已经隐然成型。

    笔者不敢“惟新是求”，无欲制造年年耸动的“五四新话”，因而“卑之无甚高论”，尽皆“平情肺腑之言”。如所周知，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滥觞的众多思潮，经历史淘洗，逐渐归化成了三大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及共产主义，它们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当年，相对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马克思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号称后起之秀，是最新的“科学”，是当时的“新话”，在克里姆林红墙后面的第三国际运筹下，“正磅礴于全世界”。

    然而，九十多年过去，当日“新秀”，而今安在哉？

    反之，五四时那些牢牢黏附在历史上的元素，虽屡经风雨，被政治力量踩在脚下，却历久弥新，屡仆屡起。如此，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主要精神符号，五四，已登堂入室，鋳为经典，循环演出。

    二、两个五四：中国的精神分裂症

    如所公认，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三年掀起的一场文化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六月三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非剑拔弩张绝对冲突，但其根本精神取向迥异，前者指向个人，后者指向国家，蕴含内在的紧张。粗略而言，九十年来中国连绵不断的精神分裂，是沿着这一条基本轴线展开的。

    在两个“五四”间绷紧的，就是“人权”与“国权”的张力。是现代中国多次回旋往复的主调，旋律循环，余韵绕梁。

    五四的具体文化成就，举其荦荦大者，计有其三：

    新文化运动首轮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首功当推胡适。

    新文化运动的重心，是激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核心人物是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的作品，深入骨髓，摇撼人心。

    人或问，作为现代中国文明的转折点，五四何以兴起，何以骤然狂飙横扫中华？

    人们注意到，五四的兴起，拥有四个独特的条件，这是其他年月极难凑巧会齐的。

    从社会控制来看，其时民国初建，军阀割据，政府势弱。特别是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1916年去世后，中国一方面因宪政试验陷入困境，国民曾受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因为中央控制力的减弱，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强势政权，当时的社会控制和言论管制是20世纪最为松弛的时期。

    从文化资源来看，当时的中国，国门大开，列强在中国多有租界，各类报刊杂志纷纷出土，人员与资讯的交流活跃频繁，过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东西纷至沓来。

    从精神需求来看，当时处于断层。科举路断，中国人失去了传统的安身立命之所，内忧外患，不知所从。

    从核心人物来看，一九零五年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读书作官道路，他们出洋留学，或在国内首受新式学校教育。这批人，十多年后，到五四时，已经破土而出，俨然崭新的一代，成为教员、作家、律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与科举考生划然而别，变成不受中央政治体系约束的“游魂”。他们既接受了国门开启后的新思想，又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旧怀抱，办学办报办刊。而社会上还残存的传统中对读书人的尊敬，遂使他们一呼百应，广有影响。

    如此，因缘际会，新思潮得以风靡一时。正如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所揭示的：“科学的重大革新不是靠通过说服反对者而获得胜利的，她最后的胜利是由于反对者们终于死去而赞同她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五四，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情势下风生水起。它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狂飙突进时代。

    三、非基主义的五四及其文化后果

    然而五四，作为西方与东方大规模遭遇之后的文化产儿，带有当年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鲜明时代特征和历史烙印。这里有以往不被注意的两点，切切不可忽略：一是它的反基督教色彩，一是与之相关的反帝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初叶的西方，特别是是欧日，启蒙的世俗运动臻于顶点，无神论大行其道。1922年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予以支持。3月21日，主要由留日和留法学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位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共发起，也包括国民党等参与的运动。共产国际将基督教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效法俄国革命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年，虽有北京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与非基督教力量抗衡，然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迅速式微。

    在这种精神背景下，五四的主流，染上了鲜明的反宗教特别是反基督教的色彩，它孕育了九十四年来强势“反帝”话语的文化基因。

    另一点，由于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改写为非西方殖民地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它经过十月革命传入中国后，掌控了部分五四菁英。因为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基督教反西方列强的武器，这一“反西方的西化”、反宗教的世俗化极投合受过五四洗礼人物的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潜在心理。

    于是，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思想基本上被边缘化，不久，自由主义色彩也开始逐步淡化，而反帝得声浪日高，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遗症。

    四、清点五四遗产

    今日我们清点反思五四遗产，核心的问题势难回避：何者为正，何者为负？

    白话文的成就已很少争议，它已凝结在现代中国文明之树上。

    科学已有进展，但主要层面局限于技术。科学的灵魂：怀疑与创新，仍嫌稀薄。

    而民主在中国，至今尚付阙如。如果说有什么令五四先驱死不暝目的话，显然，莫此为甚。而五四七十周岁时的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作为五四的回响和自由主义复兴的先声，正是执行五四遗嘱的一次悲壮尝试。

    身处21世纪初叶的中国，今天的基本精神环境与历史使命，与五四当年已有了四点重大区别。

    第一，今日之中国大地，经历旷世大灾难后，基督教已翩然降临。它与五四时期非基主义的文化氛围已经判然有别了。无神论已不再是知识界主宰，基督徒已如雨后春笋，悄然出土，广传福音，中国这块精神贫瘠的土壤如今已开始接受神圣的眷顾。

    第二，五四时所谓“强权vs.公理”，今天以“中国特色vs.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当年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的一纸和约，激起中国公众“强权战胜公理”的汹汹愤懑。今日之潮，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特色”在“普世价值”进逼下，且战且退了。

    第三，应客观承认，五四新派人物对文化传统的解构，矫枉过正，导引文化激进主义滥觞。而今日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已成掎角之势，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化受到两方面的夹击。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国教的地位君临天下，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中庸宽容、天人合一的层面被官方教义冲刷荡涤。另一方面，政治化儒家思想中的森严等级的传统却潜在地进入统治阶级的行为模式之中，并为当代极权统治提供了政治文化土壤。特别在文革中，“反传统”和“极端传统”两极同时出现。在“反传统”侧面，中国文化残存的代表、知识分子和士绅受到残酷迫害，文化经典横遭扫荡。而在“极端传统”的侧面，则是帝制幽灵游荡，等级制度森严，愚民主义极致，冤狱遍于国中，痞子横行无忌。登峰造极时的文革，中国大陆已成文化沙漠。当代中国势将面临中西文明两翼平衡复兴的艰巨使命。

    第四，关于文明聚焦的重心应对外还是对内的问题。毋庸置疑，五四时期来自外部危机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具有时代合理性的，处民族存亡之秋，它有建立中国的民族认同的历史功能。因此，基本上，五四的重心是向外的。今天的中国，并不存在深重的外部危机，中国处于历史上外部环境最为和平安宁的时代。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内在的，任何稍有现场感的知识者都能判断，中国的危机在内部，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心，也应是向内的。不注意到今天与五四的这一重大区别，仍然企图用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左翼论述去主宰民众情绪，无疑将把国家命运导向危险的深渊。

    鉴于九十四年来基本价值符号的曲折遭遇，一次次回溯五四，就成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宿命，五四回旋曲势将岁岁鸣响，直抵历史的纵深。五四，远未到“托体同山阿”的时候。笔者的直觉是，只有当国人已不大热衷谈五四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氛围才真正五四化了。

    来源：《纵览中国》

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

池见新草

2018-05-07

作者史傅德

池见新草(chijiancao2)

池见新草

ID：chijianc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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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是对是错，其影响力均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自认能够完全不受知识影响而偏重实务之人，其实经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可是，随着历史渐行渐远，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的形象就像雕塑一样固定下来，令人仰望而难以接近。幸好，马克思留下来大量的手稿，可让后人深入了解一个思想家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手稿的流传过程非常非常复杂，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史博德(Fred E. Schrader)先生说，“最初给了恩格斯，恩格斯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它们交给了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现在这些手稿已经全都电子化了，可以在英特网上找到。谁愿意研究都可以去看，只怕没人看得懂，因为马克思会几种语言，而且有很多缩写，还有他自己创造的写法，非常难以辨认。”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在上海，史博德先生接受《财经》记者采访，详细讲述他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认识，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

来源：财经网

为什么1850年后马克思开始反思？

《财经》：马克思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但毕竟已经是100多年前的人物，所以普通中国人对他个人并不了解。您在大学里上课，学生们对马克思感兴趣吗？

史傅德：我教中国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接受真实的马克思。

其实，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使用的所有资料和信息都是19世纪的，然而，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要解决19世纪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这两者是脱节的，好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是比较现实的，他要解决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银行国有化等问题。马克思在手稿里写道，这些行不通。马克思有大量笔记手稿，许多话题并没有和恩格斯讨论，也没有发表。通信讨论的还是两个人比较一致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财经》：传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看来并非如此？

史傅德：他俩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思想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9世纪40年代他们是亲密战友，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手稿看，你写一段、我写一段，还互相评论。但是1850年以后明显分开了。

马克思是真正的学者，他不断在进行思想实验，也不断在试探恩格斯，看你到底能懂到什么地步，能够沟通到什么地步。可是恩格斯没有理解马克思另外的想法，所以1850年以后两人思想上已经有了分歧。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一样，只是理论上求同存异。马克思自己继续思考探索。

《财经》：思想上求同存异，这种朋友很难得。

史傅德：他俩感情上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恩格斯知道马克思是个奇才，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奇才。马克思也需要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真正行动的政治家，马克思根本不能付诸行动，另外恩格斯也确实在财力上支持他。

《财经》：您说马克思从1850年后思想发生转变，可是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人们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是不是马克思思想转变要更早些？

史傅德：《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实际上是马克思的阅读笔记，档案中看到的不是一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是哲学思考，讲了对人类解放，所以非常有意义。

这本书1932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大家就忘了。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又被重新发现，拿来反对斯大林。马克思提倡人类的解放、自由主义、个人，西方学者也拿这个来反对斯大林专政。这种观点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有冲击力。这本书一次次被拿出来说事，这种现象特别有意思。

在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列宁特别欣赏这一套，列宁主义就是沿着这么一条线发展起来的。可是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

《财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会产生反思，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因素促使了他的转变？

史傅德：首先是1847年－1848年和1857年－1858年两次经济危机，马克思忽然认识到，这两不但是经济危机，还是金融危机。金钱分两部分，10％进入个人消费领域，90％是债券、股票等资本运作。和过去危机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政治革命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从此以后，经济危机不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在马克思这里开始出现。

其次，法国1848年革命以后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治经济基础是国家银行、重工业、信贷银行等。马克思原来认为，这个帝国不可能持续，早晚垮掉，由无产阶级掌权。结果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法国社会越来越稳定。这对他的震撼非常强烈，也促使他开始反思过去的那些想法。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和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兄弟，其实支持拿破仑三世。马克思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

“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

《财经》：从资料看，当时恩格斯坚持政治家的实践性，甚至身体力行去练骑马射击，准备打仗。

史傅德：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研究，研究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在此之前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专家，真正进入研究之后，才发现和原来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无论拿破仑一世，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

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了。他非常辛辣地嘲笑说，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地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地被腐化。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财经》：那么，马克思对私有制持什么样的态度？

史傅德：认真阅读马克思就会发现，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他都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手稿里，他特别讲私有制在18世纪对社会推动和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私有制才能被全社会所接受。还有，私有制对个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哪怕你是个拿薪酬的工人，你都是个自由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如果超越了个人消费的界限，所有制本身就不再是私有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就成为一个悖论了。

《财经》：私有财产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就会变成社会公共财富。但它并不是以政治的方式变成公共财富，而是自我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

史傅德：金钱变成资本，资本进入公共领域的循环体系，私有制其实就异化了。私有财产不再私有。马克思并没有只说要消灭私有制，而是说私有制有一天会超越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而且私有制超越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说通过国家干预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社会有一种自我繁殖、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有一天社会生产将超越社会、超越所有个人的利益，超越金钱，超越资本，但必须是社会自我繁殖，政治外力不可能超越它。

“马克思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财经》：马克思在1850年之后，参与过现实政治活动吗，参与到什么程度？

史傅德：他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起了理论引导作用，很谨慎地参与，真正参与的是恩格斯，当然他们是互相沟通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纲领是马克思起草的，但是这些纲领把他的想法简化了，二者之间有落差，也可以说是矛盾的。

《财经》：不过对于1871年发生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很快就写了一本书《法兰西内战》，说明他还是关心现实政治的。

史傅德：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就写了《法兰西内战》，实际上是即时的反应，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也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巴黎公社之后，是不是无产阶级掌权了？全是猜想，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充分信息。

《财经》：在此之后，马克思对有些基本判断是不是有过修正或者校正？

史傅德：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反思，因为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再一次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但是能看出来，他越来越认为政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国家不能占上风，不能是强者，政治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而恩格斯还是强调国有化的重要性。

《财经》：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公有制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马克思学说里面的内容吗？还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本身也充满了巨大矛盾？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其实从来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思想一直是发展的，从来没有完结。

例如，《资本论》从来没有完成定稿，第一卷有八个版本和草稿，互相矛盾。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恩格斯整理定稿的。后来德国马克思全集研究小组发现，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一卷把它浅化了，甚至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其中一些和马克思手稿里的内容甚至是冲突的。也不能说恩格斯是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权威的《资本论》版本其实是没有的，因为马克思自己留下了好几个开放性的选择。

《财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史傅德：因为马克思留了几十本手稿，恩格斯又把好多不理解的搁到一边去，觉得哪个更适合自己，就选择了哪一个。

考茨基、列宁都觉得恩格斯的版本特别好，因为里面线索很清晰：先有生产，然后有交换、剩余价值，把这些都消灭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所以他们就沿着这条线拼命往下走。但是看马克思的手稿，根本就找不着这条线索，完全是后人的主观理解。

《财经》：列宁描述的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一次比一次大，到最后大爆炸，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承认这个观点吗？

史傅德：特别是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总崩溃的结论。他说，要改变一个社会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从外界用政治手段一下子来打碎它，只有在不同领域的空间里来寻找改变社会的可能性。其结果，马克思自己排斥的观点，最后却被考茨基、列宁强化。

《财经》：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矛盾有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史傅德：没有。在他看来，按照内在的逻辑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行体制中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进入资本的运作，必然多少年再来一次经济危机。用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解决，他也觉得不可能。必须走出这个体系和逻辑，才能解决。但是他说，我没有想出来怎么办。

“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

《财经》：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什么？

史傅德：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包括电力、化学、文献学、生物学、地理，甚至他对数学也有兴趣。他有三大本历史手稿从古罗马社会一直到英国革命，他要研究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和逻辑。

《财经》：通过阅读手稿，您认为马克思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对这个人怎么评价？

史傅德：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

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但他研究得出来的结论符合今天社会的一些情况。如果好好读马克思的话，特别是他没发表的东西，都能看到他真的有一种预见性。例如，中央银行、信贷和政府债券的作用——这些是19世纪没有发生的，马克思的手稿里完全推断出来了，而且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马克思是一个极端的天才，或者是一个天才式的“疯子”，毕生的精力都在寻找一种他不可能得到的结论。从天才性来说，他可以跟黑格尔相比，他在思考的层面已经触及了可能的边界。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财经》：怎么理解马克思思考的边界？

史傅德：对马克思来说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想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实际是什么样的，这是可触及的、相对物质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人的精神和思考的临界点在哪儿。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结果是相互矛盾的，这是他所触及的临界点。

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真实的马克思不是后来被描述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列宁他们塑造的那样。

《财经》：其实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很多德国年轻人阅读后，兴奋地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知道以后气愤地说，我什么都是，但我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史傅德：确实，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没有人去好好研究，也没人理会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因为不想接受。

马克思主义者都说，马克思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分的。但是，政治家必须是可以交流的，必须有听众，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大部分东西无法交流、无法让听众马上明白。从这点上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家。特别是阅读他的手稿以后，我真的不能把这两者捏在一块，完全是两个形象。小编微信Xxxxx411看更多猛料/

《财经》：既然不是从事实践的政治家，所以马克思也不应该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负责？

史傅德：马克思思想在共产主义国家被接受的其实是很少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革命、暴力革命之类，这些都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继承傅里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19世纪50年代对英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以后，就像前面谈到的，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

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是另外一个历史。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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