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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严封禁令:微信的1984时刻来了/40年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3大神童 如今怎样了?
發佈時間: 5/20/2018 10:32:41 PM 被閲覽數: 12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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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3大“神童” 如今怎样了?(图)


精英说

 40年前的1978年3月9日,全国各地21名少年经过千挑万选,组成了首个“少年班”,被送入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学习。

  这21位被选中的少年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被称作新中国历史上,“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

  在这些孩子里,有三人进入学校不久,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天才神童”,他们分别是宁铂、谢彦波和干政。

  然而,被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在群体的声浪前,毫无招架之力。几十年后,宁铂出家为僧,谢彦波和普林斯顿导师闹翻,干政患上精神疾病,一个时代自此落下帷幕。


  40年的风云变幻中,少年班不乏人才辈出的学生,超过70%的校友活跃在全球经济、IT、金融和制造领域。直到现在,整个社会对少年班的讨论仍未中断,但每每提起这三位“神童”的命运轨迹,都格外引人深思…



  前排左一为宁铂

  图片来源:科学网


  1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1978年,全中国电视、报纸和杂志铺天盖地的报道,都聚焦于一位名叫“宁铂”的少年。

  这年年初,13岁的江西“神童”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了两盘围棋,并获全胜的传奇故事,成为了当年最吸引读者的新闻之一。



  宁铂与副总理下棋

  1976年恢复高考前,美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要求快速恢复发展科技和教育,他的这一提议获得了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

  整个国家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全社会对宁铂的各种赞美也达到了最高峰,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无不熟记着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

  在国家副总理方毅的批示下,当时的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着手筹备少年班的建设。

  “少年班”的出现,见证着百废待兴后,人们对知识与人才的重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焦虑。  



  少年班同学

  在媒体热烈的报道中,宁铂在中科大校园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被广泛刊载,甚至连学校的葡萄架都成为新生和外来客必来瞻仰的地方。

  翻阅当时的纪录片资料,还能看到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为同伴们指点星象的镜头,这一画面也一度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

  然而对宁铂来说,伴随着天赋而来的,还有来自国人的希望和时代的使命。他身上的这份“天赋”不仅属于宁铂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学校与社会。

  面对来自教育界、媒体、社会的簇拥,宁铂被推到了一个他的年龄无法承受的高度。

  这一切,让宁铂喘不过气来,其后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他在这25年间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宁铂照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

  2

  25年的漫长逃离

  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多年后的宁铂曾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虽然在舆论中无比风光,但入学后的宁铂过得并不愉快。当时,他被安排攻读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理论物理,但这并不是宁铂的兴趣所在。他对班主任汪惠迪说:“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

  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自己的兴趣,转到南京大学学习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  



  宁铂与同学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校期间宁铂一直想逃离但又无计可施,不得不服从人们安排好的所有事情。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阻断之后,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对“星象学”的研究,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

  多年后,宁铂私下里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还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后,19岁的宁铂拒绝了研究生考试并留校任教,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沉浸于练气功、吃素的宁铂,已经与他人常见的生活轨道渐行渐远。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98年,宁铂受邀参加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在当年的一则报道中写道:“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抢过话筒发言,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

  坐在台下的很多年轻人早已不认识他,他们对眼前这位嘉宾的举止感到怪异,并发出阵阵哄笑。

  神童的肺腑之言无人聆听,属于他的时代也正烟消云散。4年后,38岁的宁铂于五台山出家为僧。  
  


  3

  情商,无法摆脱的宿命

  和宁铂一样,许多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却无法“笑到最后”。

  10岁考上大学的辽宁神童张炘炀,在硕士论文答辩前赌气,如果父母不给他在北京买房,就不参加答辩不考博士。

  13岁考上大学的魏永康,在硕博连读期间,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等原因被学校退学。

  14岁考入大学时的王思涵,毕业考试时仅有一门英语及格,也遭遇了被退学的处罚。  



  张炘炀和父母

  图片来源:天涯

  事实证明,在学习能力之外,这些过度被“追捧”的少年大学生在人格和身心健康方面存在着一定问题。素质问题的欠缺,在后续的成长中持续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业和事业发展,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让一些曾经设置少年班的大学,在后来取消了这项措施。

  对于这些天才少年来说,褪去“神童”的标签,“缺失的情商”成为了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回忆起少年班的学生,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说道,“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儿童心理和行为矫治专家们的一系列研究证实,神童的超常智力,有时甚至成为他们社交生活中意想不到的一大障碍。尽管这些孩子的智商很高,但“情商”却未必一定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低于一般同龄孩子),心理上也远未发展到成熟阶段。

  由于这些孩子展现出的强烈求知欲、广泛的兴趣以及与众不同的处事方式让他们更容易遭到身边人的曲解,反而让他们会成为同龄人中不受欢迎的“另类”。

  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终将面对一个由个人魅力和性格决定成败的世界。当分数和年龄变得不再重要,“情商”则与成功密切相关,这些变化都让他们措手不及。

  赴普林斯顿求学的谢彦波和干政,遇到的也正是同样的问题。

  4

  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却铩羽而归

  1982年,还只有15岁的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于渌院士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并被人们看好,有希望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

  只是,这段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光,却成为他人生转折的开始。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早期少年班师生

  图片来源:中科大少年班网站

  然而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仍在发生。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的他,却在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上选择了与导师对立的学派,这让安德森十分为难。不久,谢彦波被告知,由于学派问题,学校拒绝同意他以这篇论文在安德森门下拿到学位。

  然而,执拗的谢彦波坚决不相信导师会抛弃他,表示要坚定追逐、死不回头,即使安德森给出建议,让他转到另一位导师名下答辩,他也没有改变想法。

  这一杠就是9年,直到轰动一时的北大留学生卢刚杀死美国教授事件发生。  



  由卢刚事件改编的电影《暗物质》

  图片来源:豆瓣

  当人们意识到应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时,谢彦波开始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留学生涯也就此结束。

  干政的轨迹与谢彦波有着惊人的巧合,两人都在完成国内学业后前往普林斯顿攻读理论物理,也都因与导师关系紧张,铩羽而归。

  当多年的努力最后化为了泡影,回国后的干政拒绝了校方继续读博的请求。在此之后,干政的精神疾病不断复发,并长期找不到工作,甚至还有消息传出——“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家里”。

  5

  “脚踏实地,让人成长得更接地气”

  40年来,“少年班”的轨迹如一面镜子,见证着中国教育的摸索发展。人们由此以这样“戏剧”的方式注意到,中国社会正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长,转而投入到关注每位学生高品质成长的过程。

  与此同时,中国对“神童”们的操作方式,美国也曾实践过。

  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特曼L.M.Terman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实验,他通过智力测试将智商大于等于140分的孩子划分为天才,并以此为标准筛选出了一千二百名“天才儿童”。  
 


  L.M.Terman

  图片来源:Google

  随后,美国政府负责为这群孩子提供最前瞻的教育资源、最优质的师资,并对他们精心培养,人们期待着从这1200位孩子中,产生牛顿、爱因斯坦、霍金一般的伟大科学家。

  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可以追踪到的其中800多名“神童”的现状。经调查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成为科学家,而那些被世俗定义为“成功”的人,反而都是具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人格特征的人。

  英国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210名极具天赋儿童的成长,她发现其中只有6人(3%)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原本的“天才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迭,某种程度上来说,“天才养成计划”让天才成为了受害者,当人们过于强调神童的特殊性,这种天赋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假若忽略了孩子综合素质和社会能力的培养,必然会使神童教育走向弯路。

  数十年后的今天,《人物》杂志采访到当年被称为“奥数神童”的付云皓,并以一篇《奥数天才之陨落之后》的报道,将人们的视线重新聚焦到了同样年少成名的他身上。

  面对舆论的喧嚣,此时的付云皓以一篇长文回复。  





  《人物》报道和付云皓的反驳

  事实上,在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后,曾经的奥数神童付云皓已经安定于教师这一职业,战斗在基础教育的第一线。

  在信中,付云皓写到:“也许的曾经「好运气」让我漂在空中,后来的「坏运气」也让我飞流直下,然而现在的我就是稳稳地在平地耕耘的我。”

  相信此刻,对付云皓来说是幸福的,因为他已然懂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进步,能让人成长得更接地气些”。




史上最严封禁令:微信的1984时刻来了



creaders| 2018-05-20 14:20:27  综合新闻 | 

  

“ 这条规定被视为腾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封禁令”——按照这条规定,5月29号起,包括快手、微博(视频)、抖音、梨视频、秒拍、得到、斗鱼、喜马拉雅、西瓜、火山等超过30家视频网站的视频将无法分享到微信。”

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权力的探讨。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站在雅典阿波罗神殿附近,一次次告诫他的追随者们“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

生前只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写出了那本传世小书《1984》。靠着这本书,奥威尔被人推崇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同时还是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

《1984》风靡的背后事实上是人们对“极权主义社会”的恐惧和害怕,而他们深信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即将消弭这种倾向——平等和自由是网络上最被推崇的词汇和精神。

不过,让那些忠实的互联网信徒们失望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1984”的影子从来就没有走远过。

1、腾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封禁令”

就在前几天,微信升级了外链管理,其中重点对视听类内容进行了限制,称“外部链接不得在未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等法定证照的情况下,以任何形式传播含有视听节目的内容”。

这条规定被视为腾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封禁令”——按照这条规定,5月29号起,包括快手、微博(视频)、抖音、梨视频、秒拍、得到、斗鱼、喜马拉雅、西瓜、火山等超过30家视频网站的视频将无法分享到微信。


对于视频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是一条无奈和愤怒的规定。

看上去微信只是升级自家管理政策,属于“我的地盘我做主”,但事实上,作为一款日活超过10亿的超级APP,微信已经成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关键基础设施——它的一举一动都将会对行业和生态带去深远的影响。

再回到条例本身,拿“取得视听法定证照”作为判定条件,让微信显得特别的“鸡贼”。行业人士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视听许可证基本处于停批状态,在现在中国互联网行业里,绝大多数视频类产品都不持有视听许可证。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是监管部门对于这些不持证平台也未有明确的限制令——如果真的要行使监管,不用等微信去限制,上述30多家平台早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用网络视频许可证为由来封杀30多家app,可以把舆论压力转嫁给监管部门。

而现在在监管部门尚无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微信单方面推出了这一封禁令,一方面让那些视频平台“无话可说”,另一方面也暗藏了自己的“小九九”——就在新的管理要求发布之前,刷遍朋友圈的抖音博物馆H5被微信两度封杀,抖音和微信双方随后“隔空对掐”。

2、搬出“玻璃门”让创新者无路可走。

这几天站出来要求联想同事们“同仇敌忾”的老革命柳传志,此前最痛恨的敌人是限制民企发展的“玻璃门”。所谓玻璃门,是指很多政策是有了,但大家只是看得见却进不去,也拿不到。

这次微信捧出“视听法定证”,事实上伤害的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搬出“玻璃门”让创新者无路可走。

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角度来说,一直以来监管政策都是落后于行业发展的,即使是在全球也是如此。网约车、共享单车、互联网金融等等,都是新业务先发展,然后再有政策管理出台。

作为4G和移动互联网的产物,短视频在这几年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无论是快手还是抖音,都发展成为了国民级的应用,有的甚至已经“出海”,加入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之旅。

而现在,这些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们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审视自己的赖以生存的本土市场上,对于行业的中部或者底部从业者来说,微信的新政等同于釜底抽薪。而让他们感觉无奈的是,几乎谁都知道,在微信封杀自己的背后,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和他们正在进行正儿八经竞争的对手——微视。

这就好比在田径场上的一场比赛中,和你并肩站在起跑线上的有一个是田径场老板的儿子,比赛才刚开始,但大屏幕上已经打出了被淘汰选手的名单,理由是这些人没有买进田径场的门票。

3、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七年前,马云遭遇了自己创业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次“危机”——数万中小卖家因为淘宝的一项提高收费的新规而围攻淘宝,史称“十月围城”。在后来紧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一直以来以强势示人的马云称,“如果有下辈子,我再也不做电子商务了。”

就在去年,马云的接班人“逍遥子”张勇在一次访谈中,诚恳地谈到了阿里当年遭遇的“十月围城”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他是当时新政出台背后的“男一号”。

“这件事情以后,我最大的体会和收获就是,阿里巴巴做得已经不是一个生意,我们的平台已经有了社会公共属性。它为上亿消费者和上千万商家服务。一个企业背后是一个人,是一组织,是一个生意,是它的身家性命。我想我们今天在面对错误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是有敬畏之心,能够主动承担,能够去改变,这才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那些将自己包装成“神秘”、“置身热闹喧哗之外”的人,本质上可能并不存在,在这个极度商业化的时代,无论谁事实上都利益的某一方占有者。

在《1984》中,内层党的代表人物奥布赖恩和大洋国公民,英社外围党员温斯顿有这么一段对话。

奥布赖恩说:“真正的权力,我们日日夜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他停了下来,又恢复了一种教训聪颖儿童的教师神情:“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对另外一个人发挥权力的?”

温斯顿想了一想说:“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说得不错。通过使另外一个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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