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是王道/大跃进真相揭秘/六四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完整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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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6/4/2018 8:38:51 PM 被閲覽數： 43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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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是王道

             

来源: JZUO 于 2018-06-03

大跃进真相揭秘




2018年5月29日


    
    来源：明镜博客·张翎燊专栏
    
    大跃进，又被中共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政府为追求国家快速发展，急功近利地推行一系列错误政策而造成的大量国民死亡的政治运动。由于其牵涉到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目前仍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研究的禁区。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海内网有良心的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努力，“大跃进”的历史真相被逐渐揭开。
    
    一、大跃进的来龙去脉
    1949年中共建政后，到1957年末，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政权日益稳固，以“媚苏求宠”和强占资本家资产的为主要宗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经济客观上得到了一定恢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部分人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思想上急于“赶英超美”（钢产量15年赶超英国和50年赶超美国），将中国建设成为像苏联一样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天堂”，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1957年末，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中共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和在全国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目标。
    为应付苏联翻脸的危机以及证明“大跃进”的合理性，各地掀起了“放卫星”（谎报粮食产量）的高潮。仅自1958年秋收后，《人民日报》共刊登粮食“高产”新闻9篇，平均“亩产”超过22325斤。
    由于“大跃进”、“总路线”及“人民公社”严重背离经济规律，这次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而与之相呼应的是大饥荒和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最终，运动于1961年草草收场，但由于政策的惯性，“大跃进”造成的后续影响一直延续到1962年底。
    
    二、大跃进是百分之百的人祸
    中共官方最初称大跃进为“三年自然灾害”，近十几年随着历史资料的大量公开，中共官方改称“大跃进”为“三年困难时期”。其实“三年自然灾害”也好，“三年困难时期”也罢，叫法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就是企图淡化甚至掩盖共产党在“大跃进”期间犯下的错误。
    那么1959年至1961年中国的自然气候究竟如何？如果真如中共官方所说“大跃进”是天灾，那么让毛泽东及中共承担“大跃进”的所有历史罪责显然是不公平的。
    根据1951～1990年全国降水量距平变化图（如图1，资料来源：高素华著《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50页图1-20），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中国的降水量只是在平均线上下微微浮动，并未见太大起伏，两年略微湿润，一年略微干旱，总体条件甚至还稍稍有利于农业耕作。可见从降水量的角度看，“天灾说”站不住脚。
    
    图1
    而1957～1963年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也佐证了前面的说法。（如图2，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编《中国气候灾害分布图集》(黄荣辉、郭其蕴、孙安健主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0-33页。图中红色表示旱灾，蓝色表示雨涝，斜杠表示重旱和重涝，颜色越深表示发生频次越大。）
    
    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1959年至1961年三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并没有比别的年份多，1959年年初和1961年夏天的气候更是好得出奇。
    既然“天灾说”不成立，那么那三年有没有人祸？有，当然有，而且一抓一大把！
    首先是“总路线”的错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咋听之下貌似不错，可一到了现实层面中共领导层就单纯地成了“快”，“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人当十百当千”，这些今天看来颇为雷人的口号却恰恰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写照。盲目求快，揠苗助长的结果是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1958至1960年三年共有1007.4亿元的财政收入被用于基础投资建设，比“一五”期间五年总计还高71%，换来的却是大量的残次品；1958年中共宣称中国的钢产量达1108万吨，生铁1369万吨，可事实上合格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生铁只有953万吨，不合格率达到了惊人的27.8%和30.4%！对比1957年，1960年中国的粮食、棉花、油料三种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分别减产26.4%、35.1%、54.8%，棉纱产量比1957年减少28%，食糖产量减少60%。
    其次是“人民公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人民公社本质上是中共的基层政权，要求“一切公有”：吃饭要在一起，劳动要在一起，各户家里的私有物品要一律交公，免费供应食物和其它各种必需品。在这样一套制度下，勤快的人的劳动成果会被懒惰的人占用，懒惰的人却能够什么都不做就怡然自得地生活，久而久之还有谁会认真忙生产？“人民公社”的结果，只能是工农业的大量减产。
    再次就是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毛泽东是一个有帝王情结和理想主义情结的人，自1949年篡国夺权后日思夜想的便是如何让中共取代苏共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引导全人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想法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日益强烈。碰巧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个头脑相对清醒的人，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共的“大跃进”是错误的，于是中苏交恶，苏联以往承诺的物资、专家、技术、图纸等顷刻间烟消云散，并逼中国偿还债务。据中共公开的资料显示，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的苏联专家。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中方终止派遣专家900名，以及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苏联专家分布在国内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造成极大损失。毛泽东却无视民间疾苦，反而认为中苏交恶是中共在共产主义世界树立领导权的大好时机，便加大力度进行对外援助。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中国净出口合计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最后不得不提毛泽东对错误的掩盖。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不可能不知道“亩产万斤”的谎言，他鼓励各地谎报粮食产量的最终目的在于多收粮，把农民吃饭用的粮食也收上去，这样一来可以应付苏联逼债，二来有大量粮食可供外援，三来也增加了自身的合法性，一举多得。可是中共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异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上书毛泽东，指出大跃进存在错误，结果被毛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更是株连全国六百多万人。如此高压之下，各级官员即使知道“大跃进”的严重错误也再无人敢向中央提意见。于是乎，错误越闹越大，最终酿成惨剧。
    不难看出“大跃进”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而是百分之百的人祸！
    三、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几何
    由于中共对部分历史资料的封锁，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仍有争议，从文革中官方宣称的“没有死一个人”到某些海外人士认为的7000万不等。所以在这里，我只能结合史料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大跃进”的档案下令解封，但仅允许部分高干接触，不得对外流传。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自2009年起，这份档案就开始在中国民间流传开来。《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便是其中之一。
    以下是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
    其中城市：9万5800人
    一九六○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
    其中城市：272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
    其中城市：211万7000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万8000
    其中城市：107万8000
    合计3755万800
    其中城市601万800
    所以3755万又800人就是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非也。1957年的数据只涵盖了十七个省级地区，而“大跃进”造成的是全国性的大饥荒，显然1957年522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数据并不真实。
    我们并不知道1957年的档案中提到十七个省级地区的究竟有哪些，因而只能按照比例粗略推算当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国除开港、澳、台地区共有31个省级地区，因而我们用522万除以17再乘以31，得出来的数字四舍五入是952万，再加上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得出的最终结果是4185万又800人。
    4185万又800人的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1500万人），超过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2100万人），甚至超过了中国帝制时代历朝历代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总和（29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
    档案的原始资料是根据当年各级政府部门上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编写的，而各级政府官员在统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加之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迫使官员为了自保只能尽可能地少报非正常死亡人数。因此，前面的死亡人数只是最保守的估计，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要高出许多。
    现在体制内一些专家学者平时看似温文儒雅，可是一谈到“大跃进”便顷刻间疾言厉色，动辄给对方扣上“历史虚无主义”、“反华”、“卖国”的大帽子，又要求对方要“继往开来，一切向前看”。
    不尊重历史，不从历史中阵痛中吸取经验教训，又如何能“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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