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影響錢包的七大因素

田申


民以食為天，那是傳統農業社會的至理名言。現代社會，民以什么為天？當然是收入，是錢！


許三多告訴我們：“好好活就是做有意義的事，做有意義的事就是好好活。”這句話不過是正確的廢話。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錢包的厚度，決定了生活的態度。民諺有云：生活不積極，錢包有問題。這是大實話(別拿拜金主義的大帽子來壓咱普通老百姓)。


剛剛過去的2007年，民生問題，歸根結底也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問題，成了上至黨中央國務院，下至黎民百姓關注最多，討論最多的話題。很多人會發現，2007年，自己的錢包出乎意料地變鼓了﹔更多人的錢包，則在不知不覺中變癟了。


歸納起來，不僅是通脹，加息、樓市、股市、人民幣升值、加工資以及陸續出台的各種針對性極強的政策，都成了影響普通老百姓錢包厚度的七大因素。在經濟生活越來越多元的今天，各方面的因素盤根錯節，相互影響，決定著你的錢包，左右著你的生活。而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影響著人們對未來的預期。而2007年，正是這些不確定的活躍期。


壹通脹夢魘

通脹猛過虎，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10多年前，人們記住了通貨膨脹(簡稱通脹)。10多年后，中國人與時俱進，記住了CPI這個泊來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判斷是否出現通脹的標志性指標，CPI自去年3月份以來漲幅連續9個月超過3%的警戒線。以至于“你可以跑不過劉翔，但一定要跑過CPI”成了2007年的流行語。


提到CPI，不得不提到豬肉。農歷豬年，老天爺跟中國人開了個天大的玩笑：豬年缺豬肉。豬肉價格翻著跟斗往上爬，帶領糧食、蔬菜、食用油等生活物質價格飛漲。


李先生不懂得什么是CPI，但深知物價上漲的“威力”。去年4月份，李先生在自己所在小區屋頂的“空地”上種上了絲瓜、茄子、白菜等蔬菜。“樓頂種菜也是被逼無奈。別小看樓頂的那些菜，每個月都能幫我們節省200塊生活費。誰知道物價會漲到什么程度？自己種點菜，心里踏實。要是樓頂能養豬，我肯定也會養上一兩頭！”李先生揶揄道。


邱先生是深圳某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家住某中檔小區。以前，邱先生夫婦都是在小區內的超市花高價(相對于集市)買肉買蔬菜買油，很少關心價格。不想做飯的時候，就去小區的餐館就餐。對于邱先生夫婦過日子的方式，來自農村的岳母娘橫豎看不慣。去年肉和蔬菜的價格漲得太快，加上愛人因生小孩而辭職在家，邱先生家的生活壓力加大。邱先生的岳母娘心疼錢，情愿自己走一里多路，到附近的菜市場買菜，也不讓去超市買高價菜。“得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成了老太太的口頭禪。


CPI居高不下，對于富人來說，當然沒有什么影響，但是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卻無疑是一場噩夢。正是因為豬肉、糧食、食用油等生活物質的價格飆升，才出現某大媽一次購買几十斤排骨凍在冰箱慢慢吃的怪現象，才會出現重慶家樂福限時搶購桶裝油活動引發踩踏事故的悲劇，才會出現居民小區住戶在自家陽台養豬的荒唐事……


此外，CPI還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了利息、股市、樓市、工資等連鎖反應，共同影響著老百姓的錢包。


貳愛恨加息

近些年以來，中國人深受負利率之苦，存在銀行的錢，每時每刻都處于“減肥”狀態。2007年以來，CPI的高企，讓負利率更顯突出。為了改變負利率的狀況，央行在這一年連續進行了6次加息，頻率之高，出乎人們的想象。


6次加息，多少緩解了人們的負利率焦慮症。可靜下心來一盤算，感受卻是愛恨交加，甚至恨大于愛：因為加息，盡管存款利息收入會增加，但房貸利息增加的支出，要遠高于存款利息帶來的收入。因此，有人戲稱央行的連續加息，不是施惠于民，而是奪利于民，而這些都是那些“房奴”們沒有想到的。


杭州的董先生2006年底貸款買房，50萬貸款，20年還清。董先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前五次加息后(注：央行去年的第六次加息沒有再增加五年期以上貸款利率)，今年每月還貸額將增加245元，利息總額將增加4萬多﹔如果是公積金貸款30萬、10年期，今年每月還貸額將增加92元，利息總額多出了近一萬元。


現在城里的年輕人，為了買房，基本上都是負資產，其父母親往往也會把積蓄的大部分拿出來資助他們付首付。所以，加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所獲之利不過是雞肋，增加的負擔卻是實實在在的。


“今年可別再加息了！”互聯網上，網民呼聲一片。可是誰知道呢？


三樓市無常

在湖南長沙做油墨生意的曹先生，說到自己去年剛買的房子，一臉的“解放前”：“沒買房前，小生意做著，日子還過得去。去年還准備到常德拓展生意的。可為了買房，所有的流動資金都用在首付上了，生意也沒法做了。”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曹先生准備過了年，帶著老婆到廣州幫姐夫做安防生意，“去廣州闖闖可能還有希望，在長沙耗著是等死。”


說到2007年的民生，就繞不開房價這個話題。如果說前几年的高房價，不過是上海、杭州、北京几個點燃起的“星星之火”，那么，2007年，高房價則已經成“燎原之勢”：不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在瘋漲，天津、重慶、武漢、長沙、南寧、北海等等二三線城市的房價，也一個勁地往上躥(到了2007年年底，深圳、廣州的房價才出現了下滑的苗頭)。一句話：全國普漲！


房價的發燒，還帶動了房租的上漲，城市的生活成本激增，從而對市民的生活帶來了多重影響：有多套房的人，天天舉杯相慶，房價的上漲讓他們的腰包快速膨脹﹔只有一套房的人(占大多數)，房價的上漲帶來的財富增加，其意義不過是水中月霧中花罷了﹔沒有房的人則叫苦不迭，買不買房，都是一個艱難的抉擇。即使是租房，也要面對不斷上漲的房租。


在廣州某外資軟件公司工作的李女士，在2007年貸款買了4套房。看著自己的房子不斷增值，李女士不無得意地四處宣稱，自己准備45歲退休，這4套房子就可以養老了。然而，到了年底，李女士越來越焦躁起來：媒體不斷傳出廣州房價出現拐點的信息，萬一房價真的跌了下來，別說45歲退休了，僅高額的房供一項，就足以讓自己崩潰！


房價會不會繼續漲下去？樓市是否真的出現了拐點？這個暫時還沒有答案的問題，會繼續緊揪人心，會繼續讓人們無法預期。


肆數字財富

2007年，上証綜指漲幅為96.66%，深証成指漲幅為166.29%，成為全球表現最強勁的股市之一﹔兩市總市值從8萬億元暴漲至32萬億元。截至2007年12月25日，滬深兩市賬戶總數達1.38億戶，基民數量也達到了9000萬(基民與股民會出現部分重疊)。全民炒股，盛況空前。


然而，即使是幸運地撞上了難得一遇的大牛市，對于投身其間的股(基)民來說，也是几家歡樂几家愁。統計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一年，只有48%的股民在股市獲利，持平的為13%，虧損的超過37%。


在廣州某報社工作的張小姐2006年底進入股市，先后投入近30萬資金購買股票和基金。讓張小姐做夢都沒想到的是，到2007年底一盤點，股市資產已經達到55萬，收益超過25萬。然而，數字財富的增長，讓張小姐并不踏實：“股市會不會在奧運會結束后崩盤？自己要不要從股市抽身？”


相比張小姐，在廣州太平洋電腦城經營鼠標的老李則沒有這么幸運。在“國”字頭股票瘋漲的2007年10月份，老李終于受不了誘惑進入股市。老李本來是想趁著行情好，在股市里撈一把，換輛新轎車，風風光光過個好年。誰知道剛嘗到一點甜頭的老李在11月中石油上市后，投入30多萬買入中石油，此后中石油和大盤一起跌跌不休，一個月不到老李就虧了8萬多，最后不得不割肉出局。“早就告訴他，不懂炒股就不要投太多資金進去，不聽勸。本來想從股市掙一輛車的，想不到卻虧了一輛車。”老李的愛人數落道。


伍人民幣升值了

2007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升值幅度接近6.4%。這一升值幅度遠超央行年初定的3%的目標。


相比樓市和股市對居民錢包赤裸裸的影響，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則要間接得多。但可別小看這個間接影響，股市、樓市、CPI等風云變幻的背后，都與人民幣升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正是因為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兩年，几千億美金的熱錢，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中國。現在中國能夠被炒的東西都被外資看中了，在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中流傳著一句極端的說法：買進中國一切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包括垃圾。房價上漲，股市狂飆，這些熱錢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以說，人民幣升值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影響著普通百姓錢包的厚薄。


人民幣升值，給外向型制造業帶來的沖擊最直接。張女士是廣州增城一家中型制衣公司的老板。2006年，因為工廠更新設備，年底資金緊張，工廠給員工(包括車間工人)的年終獎只有前年的一半。在“民工荒”越來越嚴重的形勢下，為了留住人，張女士2007年開工之初就許諾年底會給員工一份滿意的年終獎。眼看年關將至，向工廠人事部經理鄭先生詢問年終獎的員工越來越多。“人民幣升值快，出口生意越來越難做，老板許諾的年終獎，看來希望不太大了。”鄭先生對此也無可奈何。


陸工資還沒加呢

希望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加工資一樣！


多年以來，在就業形勢嚴峻的現實面前，能保住自己的飯碗，對很多人來說已經要念阿彌陀佛了，加工資？那無疑是一場美夢！


然而，在物價、房價瘋漲的2007年，再不漲工資，不是員工會出問題，就是整個社會會出問題。


正因為此，從去年年中開始，關于漲工資的話題，就成為全國各地媒體報道的重點，到了年關，工薪階層要求加工資的呼聲更高。據Hay(合益)集團發布的薪酬調查報告顯示，2007年，我國工薪階層的基本工資平均增長9.1%。


但是，各地反饋的信息顯示，加工資，更多的是在事業單位、行政部門和一些壟斷性行業，而在廣大的企業中，更多的“打工者”對漲工資的感受，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去年11月份，在廣州某書店工作的周先生，意外地發現工資單里多了500元，一打聽才知道，公司從11月份開始加工資了！要加工資的消息已經在該公司流傳了半年多，一直都沒有落實。本來都絕望了，過年前公司卻給了員工一個驚喜。


一些人的愿望得到了實現，還有一些人仍然在希望中煎熬。“什么都漲，就是工資不漲”，在寫年終總結時，在廣州某雜志社工作了4年的陳先生直接抱怨道。一位對加工資已經絕望的網民，甚至將《月亮之上》改編成《加工資之歌》：

誰在呼喚，

工資快漲，

漲錢的渴望像白云在飄蕩。

東邊借錢，

西邊還貸，

一摞摞的鈔票，

就送到了銀行。

在工資沒漲的滄桑中，

致富的路在何方？

跟誰商量：

讓工資漲漲！


柒政策倒是變幻莫測

如果說CPI、股市、樓市等是影響老百姓錢包厚薄的重要因素，工資是影響老百姓錢包厚薄的關鍵因素，那么，國家采取的是藏富于國(政府)還是藏富于民的政策，則是影響老百姓錢包厚薄的決定性因素，政策的制訂是通過理性分析，還是只是專家的拍腦袋行為，則是影響每個人對財富的預期。


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達5萬億，同比增長31%左右，這已是國家財政收入連續多年以超過GDP一倍的速度在增長(1990～2004年，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6.5%，2003～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2%)。與政府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相比，居民收入的增長卻一直在低位徘徊。不敢花錢成了大多數人的日常心態。


2007年，我國股市的印花稅達到3000億，是2006年的10倍。這主要得益于股市交易的火爆及印花稅率從1‰調高到3‰。不管股民有沒有掙錢，3000億稅收是實打實地進了政府的口袋。調高印花稅，相關部門是采取“半夜雞叫”的方式，干脆利落，結果就是股市一片慘綠﹔而此后呼吁調低印花稅的呼聲此起彼伏，相關主管部門卻充耳不聞。


樓價的快速上漲，也和各地的土地財政密切相關。土地財政在“培育”了一大批房地產富豪的同時，也變相地將很大部分居民財富轉變為政府財富，同時讓房價的漲跌無從可考。

……

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3.9萬億元，當年日本的財政收入折合人民幣約3.2萬億﹔2006年中國老百姓的總收入是9.43萬億人民幣，而日本老百姓的收入折合人民幣是38.6萬億。顯然，在財富分配上，中國更多的資金流向了國家而不是民間。


人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日子因為有盼頭才能過，政策轉向藏富于民，老百姓錢包鼓起來的希望越來越大。如果政策還是變幻莫測，總是打擊著人們的預期，那么所謂的幸福感又從何談起呢？

南方新聞網

新勞動法讓珠三角千家鞋廠倒閉 2008/01/22

南方網　 　 《勞動合同法》實施觸發多米諾效應，“世界工廠”面臨轉移之痛﹔上千家鞋廠倒閉,萬余港企面臨關閉潮,更多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計划遷離或難以為繼 元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給了部分企業決定遷離的最后一掌。鞋企大面積潰退，致命的還是企業長期以來的“內傷”，《勞動合同法》只是壓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原文標題：珠三角工廠大撤離 20年來最嚴峻時刻───珠三角企業語錄 “沒有誰愿意走，但沒辦法再撐下去了。” 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上升，招工難，出口貿易受抑，政策頻繁調整，剛剛又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新政，“我們的頭上懸起了一把把刀！” “珠三角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就如同一張越來越緊的網。” “什么都漲了，賺不到錢，連工人都難招。” “這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了。” 　　惠州火車站。東莞-鄭州的火車來了,農民工們井然有序地登上回家的列車。隨著傳統密集型產業在珠三角的撤離,昔日“世界工廠”的熱鬧場景和每年洶涌的民工潮或將成為歷史。本報記者田飛攝 “30年河東，30年河西。” 1月16日，佛山祖廟汽車站。湖北外來工肖漢軍，和七八個同鄉守著大堆包裹在站前廣場的冷風中等待，在跨上駛離這座南方城市的客車之前，肖漢軍留下上述感嘆。 逼近年關，然而肖漢軍一行這次回家，不為過年。大半個月前他們所在均安鎮的牛仔加工廠倒閉，在領到最后的工資補償款后他們集體撤離。明年開春，他們從家鄉出發的目的地將可能是蘇州的某個工廠。 34歲的肖漢軍几乎落淚，他依然記得10多年前初來廣東，和另一批同鄉擠在火車上時的興奮和憧憬。如今一切已成煙云。 新年的元月，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轉移之痛：上千家鞋廠倒閉，萬余港企面臨關閉潮，更多數量龐大的中小企業計划遷離這里。 在中國經濟版圖上曾獨領風騷多年的珠三角，昔日熱鬧、輝煌的“世界工廠”的場景或將成為歷史。 遷出去，引進來，由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現代產業體系升級，是現實，也將是歷史的必然。 脫胎換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企業、外來工大搬移后的珠三角，將迎來怎樣的未來？在時下高壓、躁動、猶疑、對峙交織的陣痛中，珠三角正站在裂變的十字路口。 一年內倒閉上千鞋企 梁嘉耀辦公室的牆壁上挂著一張越南地圖，他指著版圖南部平陽省易安縣的位置說：“明年，我們的新廠將遷往這里。”沒有喬遷的喜悅。梁嘉耀攤開手，夾帶港味的普通話里流露出些許沮喪和無奈。 52歲的他是東莞一家港資鞋廠的老板，18年前和許多從香港來內地的老板一樣，在“世界鞋都”東莞市厚街鎮辦起了工廠，然而最近半年來，身邊的許多鞋企一家家消失，梁嘉耀也在為他的工廠籌謀出路。 2008年1月12日，春節前20多天，這位香港老板再次從越南胡志明市飛回廣州，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安排公司商議遷廠的會議。 “沒有誰愿意走，但沒辦法再撐下去了。”在梁嘉耀看來，企業的負荷在以一種“加速度”連環襲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上升，招工難，出口貿易受抑，政策頻繁調整，剛剛又頒布實施了《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新政，“我們的頭上懸起了一把把刀！” 梁嘉耀不諱言，元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是推動他決定最終遷離的最后一掌。早在新法實施前的2007年底，這家鞋廠就基本上歇業了，600多名員工遣散近2/3，“光補償費就拿了几百萬”。 梁測算，若按《勞動合同法》，鞋廠用工成本將增20%，這對本就不堪重負、利潤在8%左右徘徊的鞋廠來說無法承受。“現在工人流動頻繁，不僅麻煩，還會賠死的。” “在東莞，約1000家制鞋企業中就有200-300家倒閉。”亞洲鞋業協會祕書長李鵬如是說。而東莞還只是珠三角的一隅，李鵬介紹，廣東制鞋企業主要集中在東莞、惠州、廣州、鶴山和中山這几個城市，總共有5000-6000家。近一年來關閉的大中型鞋企已超過1000家。在鞋企較集中的惠東有3000多家鞋廠，最近兩三個月內，中小型的制鞋、鞋材廠就關閉了四五百家。 東莞宏騰鞋廠業務經理靳飛告訴記者，年關即臨，許多仍在開工的鞋廠其實也都在考慮同樣的問題：關還是搬？他預計春節過后，還將有一大批鞋企關門。 鞋企大面積潰退的原因，靳飛并不認同是新法使然。他認為，致命的還是企業長期以來的“內傷”，《勞動合同法》只是壓迫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謂“內傷”，靳飛說，珠三角超過80%的鞋企仍靠“低成本、低利潤”的加工貿易模式，始終居于價格鏈底端，利潤僅在5%-8%之間。近年一系列原材料、工資、水電、廠房等成本飛速上漲，“新法實施之前大部分鞋企已經奄奄一息。” 靳飛說，提前關閉的大多是低端鞋企，有的關，有的搬，遷入地多為勞動力、生產資料成本更低的內陸省份或東南亞地區。 這一說法得到亞洲鞋業協會的佐証，該協會統計，關閉的鞋企中，有約25%遷到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等地，有約50%遷到江西、湖南、廣西等內地省區，另有約25%目前仍在觀望中。 萬余港資企業難過年關？ 行業人士分析，春節前后將會有近1.2萬家員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更以港資企業為主 鞋業的撤退，只是珠三角暗流涌動的制造業集體大遷移的縮影。 東莞經貿局人士告訴記者，在傳統制造業中，如服裝、紡織、塑料制品、電子元件、金屬和非金屬制品等，均出現企業大規模撤退的情況。 近一個月來，記者走訪東莞、佛山、廣州、中山等地，一些昔日人氣沸騰的工業園區，如今冷清了不少，許多工廠人去樓空，凌亂的地面留下企業搬走時的痕跡。 2008年1月6日，在佛山張槎辦制衣廠11年的朱永新收到從株洲傳真過來的一份合同，他正計划年后將工廠遷到湖南的長株潭經濟區。 “什么都漲了，賺不到錢，連工人都難招。”朱永新說，2004年生產銅扣的銅還是2萬多元一噸，現在漲到6萬多元一噸。就連日常用的衣車油，2月份還是60元一桶，現在漲到75元。招工，兩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資，現在漲到1200元左右，技朮工人到了1500-2000元，就這還為招不到人苦惱。 “特別是最近兩個月，我們這里的制衣廠關了很多家。”廣州市太和鎮，在這里做了10多年外貿出口的工藝品廠老板邱林，也正打算把廠遷到非洲去。“我們主要是對歐盟出口，非洲原材料、勞動力成本要低得多。” 以樹脂為主要原材料的泰奇工藝廠，2000年的樹脂是5500元一噸，現在漲到14000元一噸。 “放開原材料、工資成本上漲不說，我們還可以‘硬吞’，但今年接連不斷的各種政策，硬是把我們逼到了火山口上。” 2007年佛山玩具商張樹鴻自殺事件，已經給玩具工藝企業帶來壓力和恐慌，隨后各種限制政策又接踵而來。2007年7月1日調整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7月23日頒布“44號文”（《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紡織、家具等1853種加工貿易出口受限﹔12月底，新一批589種商品的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公布。 元月1日的《勞動合同法》和“兩稅合一”，邱林說，直接導致他的許多同行關門大吉，“剩1/3不到了，關掉的比搬走的多。” 香港工業總會一份針對珠三角港商的調查顯示，珠三角目前約8萬家港企中，有37.3%正計划將全部或部分生產能力搬離珠三角，更有超過63%的企業計划遷出廣東。 一家台灣投資公司預測，2008年勞動力成本將增加8%，許多台資企業將轉移到內陸省份或越南，東莞和深圳地區的几百家台灣投資的小廠明年將關閉。 深圳加工貿易企業協會會長陳永漢也表示，很多企業都認為目前是近20年來最嚴峻的時刻，他們面臨環保要求提高、工人最低工資上調、加貿政策收緊、銀行停貸、民工荒、供電緊張、勞動合同法及地方政府急促產業升級轉移等眾多壓力因素。陳永漢說，按此形勢發展下去，春節前后將會有近1.2萬家員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倒閉，其中更以港資企業為主。 香港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梁百忍也預言：未來兩年，珠三角8萬加工貿易型港企都將面臨生死攸關的抉擇。他呼吁港企要盡快轉型升級或者遷移，越早行動越好。 多米諾倒閉鏈 東莞一包裝廠負責人分析，大面積企業倒閉或遷離，引起的多米諾效應正在形成，春節過后“倒閉沖擊波”會越來越明顯。1萬家較大的廠倒閉，集群鏈條上會有20萬家小廠受影響 2008年1月10日，東莞市中堂鎮。 一家紙箱廠人員在菜市場附近電線杆上張貼新的廣告，“因公司另有發展，資金周轉短缺……連廠帶業務整體低價轉讓。” 紙箱廠老板、四川人郭婷婷告訴記者，工廠以前主要為東莞、深圳的鞋廠、制衣廠、電子廠等提供紙箱包裝等，以前業務較為固定的客戶近來倒閉了多半，紙箱廠的訂單驟減，迫不得已轉讓。 中堂鎮另一家包裝廠負責人蔡華清說，大面積企業倒閉或遷離，引起的多米諾效應勢必會形成，以前捆綁在企業上的鏈條會迅速崩解。蔡華清舉例，拿鞋廠來說，一家較大的鞋廠關門，為鞋廠提供配套的紙箱廠、印刷廠、包裝廠、鞋的各種配件廠都將受牽連。“通常大廠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廠。”“而這些小廠，譬如鞋墊廠倒閉，又會引起更下端的連鎖反應。就像一條大河決堤，周圍的地帶也都淹了。” 蔡華清推算，如果1萬家較大的廠倒閉，集群鏈條上會有20萬家小廠受影響，如果再加上更小的甚至作坊式的小店，這個數字還要乘以10. “不僅企業形成了鏈條，生活的各方面也都形成了鏈條，做工人生意的商店會倒閉，針對外來工的幼兒園會倒閉，還有很多其它第三產業第四產業等等，都會跟著關。” 為整治污染、降低能耗，“陶瓷之都”佛山正對陶瓷企業全面施壓，准備在近一兩年內將低端陶瓷企業全面淘汰。而與此同時，“多米諾倒閉鏈”的影響成為令人憂慮的問題。 據記者調查，佛山最高峰期曾達到了10000多條陶瓷生產線，經過外遷和關閉剩下不過1000條，今年還將再強制性關閉約上百條生產線。 南庄紫洞一家被關閉的陶瓷廠附近，很多士多或餐飲小店已經關門，或是准備轉讓。這里原本許多以外來工為主要客源的湘菜館、川菜館、江西菜館、河南菜館等，很多生意蕭條瀕臨倒閉。 受沖擊的不止于此。佛山石灣、南庄附近很多居住小區的出租屋，也因外來員工大量返鄉，很多房子空了出來。“基本上都是租給做陶瓷的人，估計明年會少很多人租了。”佛山石灣榴苑路某房地產中介公司說。 佛山本地從事陶瓷行業的人，也在為出路擔憂。“從小在石灣長大，見得最多的就是陶瓷，基本上都是在陶瓷企業里找工作。”阿榮苦惱著，除了做陶瓷外，他還能做什么職業？有阿榮這樣想法的佛山本地人很多。 東莞一位從事運輸的本地司機也憂心忡忡，工廠搬了，外地人少了，以后東莞原住民靠什么過日子？ “變身”之路并不容易 從“生產基地”向“總部經濟”轉型，正是珠三角許多城市謀求的“變身”之路 產業轉移在珠三角，早該不是新鮮的故事。 如果說持續的原材料、工資等成本上漲，是市場不斷向珠三角企業發出了信號，那么一直以來政府導向給企業釋放的信息，是同樣的指向：珠三角的出路只有一條，產業轉型和升級是惟一的出路。 面對大量鞋企的遷出，東莞厚街鎮鎮長陳仲球表示，他并不為此擔心。因為目前轉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環節，而核心的技朮研發和采購貿易依然留在東莞。目前東莞鞋的產量仍占全國的1/4，全球的1/10，厚街的國際鞋業采購商超過1000家。 陳仲球說，政府目前正做的事，就是在厚街鎮打造一個亞洲鞋業總部基地。何謂總部？即新產品的研發中心，知識產權的開端，另外還是信息交流的中心，貿易訂單的中心和定價的中心。這個基地是為整個行業提供高端服務的，它不一定給你增加一個車間，一個工廠，而是給你增加品牌，增加核心競爭力。 在東莞，一些優勢的制鞋企業并沒有遷移。全球最大的女鞋貿易商、美國利威鞋業公司總裁查理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們并不打算離開東莞，因為沒有一個地方產業鏈像東莞這么完善，而且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內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 從“生產基地”向“總部經濟”轉型，正是珠三角許多城市謀求的“變身”之路。 據了解，目前各城市也已確定基本定位，深圳發展高科技，廣州重點發展大型裝備制造業，惠州是能源及石化基地，東莞打造為先進制造業的總部基地，佛山則大力發展陶瓷裝備制造業和產業總部經濟、物流、會展、研發中心等現代服務業，“拒絕污染，做強陶都”。 變身，對遭遇發展瓶頸的珠三角來說，也是基于現實的迫切選擇。而如今珠三角的現實是，雖然產業轉移和升級喊了多年，但“雷聲大，雨點小”，傳統的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企業占據著主要份額。 數據表明，珠三角地區家具制造、皮革、服裝鞋帽等行業用了全省用工的25%，但是只創造了8.5%的增加值。東莞由于工業用地已近飽和，2006年上半年有24宗首期投資超500萬美元的項目因用地指標不能及時解決而被迫擱置，涉及投資總額11.68億美元。 不僅是來自土地等資源的壓力，省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廣東2007年全省人口達9450萬，可能成為第一人口大省，主要是外來人口遷移帶來的。如果再不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資源、環境、治安、社會管理、外來工的子女讀書、住房等壓力都很大。 升級需要空間。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新春說，劣質企業的退出，給優勢企業騰出了做大做強的空間。從中長期來看，本地的產業集群不但不會縮小，反而會因優勢企業的做大做強而不斷提升競爭力。 早在3年前，政府就在努力為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企業“尋下家”，在廣東省東西兩翼和山區等地規划了多個產業轉移工業園，接受珠三角產業轉移到當地。目前全省入園項目已達477個，投資總額454.9億元。 然而對于轉移，各地政府部門都感覺到，并不是搬個家、換個地方那么容易。 產業轉移觸動的現實利益 一個逐漸失去生產制造能力的總部，如何能保証不會有空心化的危險？珠三角在產業“舊去新來”的銜接上，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備？ 2008年1月6日，中山市東升鎮105國道旁的工業區里，几間大規模廠房空蕩蕩地閑置著。 代理出租的恆達物業公司經理金曉玲告訴記者，几家廠房面積均在20000平方米左右，以前是做電子廠的，元旦前企業搬走，到現在還沒租出去。 金曉玲說，以前是“招商引資”，現在是“招商選資”，污染嚴重、勞動密集型的低端企業不讓進來，導致原有企業搬走了，新的企業又沒進來，空置的廠房比較多。 “把企業都往外趕，我們自己不就空心了嗎？我們也想讓低端的企業遷走，但又希望在新的產業沒有補充進來時，企業外遷的規模不要太大，否則對村鎮經濟會有影響。”一位地方官員表示。 東升社區村民梁慶安說，各村居民收入和福利很大一筆都來自廠房出租，如果廠房沒人租，村民的福利自然就少了。他認為應該務實，有好的企業來了再動員落后企業外遷。 產業轉移觸動的，是很現實的經濟利益。 與中山毗鄰、全國聞名的“家電之都”佛山順德也面臨“產業空心化”之憂。最近几年，美的、格蘭仕、萬和等知名品牌都將部分產能遷移到了中山等地，雖然“家電之都”的地位在國內尚難動搖，但大企業外遷、影響力限于地域性等問題還是有人擔憂。 順德也在致力于打造“總部經濟”，龍江鎮一家電器廠生產經理黃立昌說，順德家電產能轉移后，總部變得越來越“軟”，總部有邊緣化的傾向。他的擔憂在于，一個逐漸失去生產制造能力的總部，如何能保証不會有空心化的危險？黃立昌說，我們的國情就是人多，勞動力便宜，現在一窩蜂的都轉型，都搞高科技，都建總部，我擔心有些脫離現實。“最起碼的一條，高科技、升級、創新都需要人才，哪有那么多人才來支撐呢？珠三角廉價勞動力、中低端人才還是主流。” 黃立昌認為，原有企業外遷必然短期內給當地經濟帶來一定的沖擊，稅源減少，經濟總量削弱。作為地方就應思考：原有企業怎么遷走？新企業招進來會不會有新問題？采取什么措施留住想外遷的高端企業？留不住的話，如何避免交接期的“空心化”？ 邁入“3000億GDP俱樂部”的東莞最近爆出新聞，連續20年的高速增長，去年慢下腳步，創了新低。預計今年東莞的GDP增幅更低，只有14%. 有分析認為，東莞GDP增速放緩，有制造業陸續遷出，新的產業未及時補充進來，遭遇“產業空心化”的原因。 對此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表示，“不能光講GDP，要看經濟質量，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口與自然協調發展。”三來一補企業為東莞的原始積累貢獻了第一桶金，但現在問題暴露出來了，“人口多，污染重……只講發展，沒有講科學，代價非常大。” “是機遇，也是挑戰。”深圳市副市長張思平談到企業升級時說，“如果處理得好，將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樣空心化，削弱城市的競爭能力。” 走出去是否就能起死回生 遷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 轉移，對面臨困境的企業，是否一劑起死回生的良藥呢？ 從珠三角出發，沿著輻射狀的各條高速公路北上，正是大部分企業的求生路徑。 贛州市被稱為江西省的南大門，緊鄰廣東，贛州經濟技朮開發區招商局局長馮鈺說，以前他們是主動找客商，現在很多企業主動找上門來。目前落戶開發區的企業有200多家，以現代輕紡、電子電器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 贛州華堅國際鞋城董事長、50歲的張華榮是第一批到贛州吃螃蟹的廣東商人。5年前他從東莞來到這里，建起了制鞋生產線。兩年后，又在勞動力更便宜的越南建了兩條生產線。 贛州的勞動力成本，張華榮說，人均月工資要比東莞便宜300元左右，而且人手充足。水電成本也要低不少，贛州每度電0.68元，東莞是0.9元多，贛州用水每噸0.9元，東莞則是1.5元。越南的勞動力成本則是中國的3/5左右。 但遷出了廣東，并不表示一切都順利。 一些工廠“北移”之后，發現當地的產業配套不完善、交通物流成本增加。“在當地運費最少要占成本的10%，而在深圳東莞運費只占生產成本的3%.另外不少的企業還得在當地買地建房，而不像廣東這邊有一個成熟的廠房租賃市場。” 在越南，勞動力成本是優勢，但在產業配套方面同樣不方便，配件和原材料都得從東莞運過去，物流成本大增，技朮工人、管理人才也是較大問題，研發几乎是零。 廣州市致新工藝品廠總經理胡剛寶說，早在几年前，他身邊的很多老板都已經實現了轉移，把廠建到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國家去了，那里人工便宜，貿易戰也沒有這么激烈。 但轉移并非那么簡單，胡剛寶說，經過20多年發展的珠三角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與生產能力相匹配的產業鏈。遷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 胡剛寶說，轉移不是簡單一家企業的事，而是整個行業的事，譬如鞋廠轉移了，耗材廠、配件廠、原料廠、主料廠，統統都要跟著轉移。很多企業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后，才發現什么都做不了。 “轉移不成，就轉型。”胡剛寶說，但自主創新、品牌創新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適合。有些企業就適合制造業，善長成本控制和管理，畢竟做了這么多年了，你讓他放棄熟悉的，轉型搞其它產業，談何容易！ 但轉移成功的例子也有，胡剛寶說，一些動作較早、遷入地政府有遠見的企業還是在當地站住了腳，而且隨著“扎堆”的企業越來越多，配套的問題也得到解決。華堅鞋城的張華榮是例子之一，今年，張又准備斥巨資在東莞厚街建一個超大規模的世界鞋業（亞洲）總部基地，將基地定位為研發、貿易、品牌孵化、物流的亞洲總部，并免費為入駐的企業提供服務，帶動行業轉型。 誰能守到最后 “如果按新法，我們都得關門。據我所知，大多數小廠都沒照辦，都還在觀望。對峙成了無奈的選擇” “目前的現狀是，大多數企業還在對峙和觀望。” 在珠三角從事外貿加工制造業近20年的趙新春，向記者敞開心扉透露了他所掌握的實情。 趙說，相對于年前倒閉撤退的企業，珠三角數量更龐大的制造業群體大多數仍按兵未動，在“暗中對峙，察言觀色”。 年前，趙新春家鄉一位縣領導來廣東招商，希望他把廠遷往家鄉，并許諾了一大堆優惠條件，但趙婉拒了。趙說，不是不愿為家鄉做貢獻，而是回去沒法發展，“我要找個螺絲釘，還得跑到廣東來訂貨，包裝、物流都不方便。” “而且我已經在這里打拼多年，事業根基在這里，對這片土地我有感情。” 對《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趙新春選擇了沉默。“如果按新法，我們都得關門。據我所知，大多數小廠都沒照辦，都還在觀望。” 當然，對《勞動合同法》趙并非全然無動于衷。元旦前他就數次召集管理層開會，要求敏感時期對待員工盡量人性化，千萬不能讓員工投訴、鬧事。 為安撫員工，趙還投資修繕了員工宿舍，食堂伙食也做了改善。 “對企業來說，違法成本遠遠大于守法成本。有工人投訴，翻不了天。我違法的成本，一年查一次，罰一萬元不得了，要按新法，工人經常加班加點，一年來來去去100人，肯定超過100萬了。” 趙新春甚至有些竊喜，近一年來與他一起競爭的許多同行，“人民幣升值放倒了一批，原材料猛漲關掉了一批，這次新法實施又死掉一大批”，競爭對手一家家少了。 “珠三角這么多制造業，肯定不會都死。誰能守到最后，誰就能等到機會。譬如，這么多企業倒閉之后，這些工人怎么辦？失業率會不會激增？別看現在招工難，到了明年、后年，說不定工資成本會降下來，又有人托親戚找朋友送人來做工，而且到時政府命令又來了，你這個廠，今年必須完成多少多少人的就業指標！” 趙也坦承，珠三角產業轉移、升級的政策肯定是對的。制造業是“雁行企業”，永遠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方遷移，曾經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都是這么過來的，如今珠三角遵循著同樣的規律，這里成本上升后，勢必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轉移。 “規律是不可阻擋的。”趙說，這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是件好事，我們看到的也是珠三角未來的希望。但問題是，操作上太急了，替中小企業考慮得少了。應該多給一點時間。 “大多數企業還沒准備好，突然喊撤，自然亂了方寸，對峙就成了無奈的選擇。”趙說，對峙的同時，更多的企業是在觀望，政策執行松就挺，政策執行嚴，那就不關也得關，不轉也得轉了。 趙說，他的想法，代表了珠三角目前還在觀望的相當一部分企業心態。他們在等待自己命運的同時，也在觀望、思考珠三角今后的命運。春節過后，他們傾注多年心血、親手打拼出來的這片“世界工廠”的熱土，會快速土崩瓦解奔向盡頭嗎？而在前方等待珠三角的，又將是什么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