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越飞宣言/不朽的光荣：20万黄埔生，8年抗战战死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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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7/10/2018 12:18:53 AM 被閲覽數： 43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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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越飞宣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孫文越飛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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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

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
（孙逸仙、越飞签字）

《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孙越宣言》，是孙中山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1923年1月16日于上海见面，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后，于1923年1月26日所共同发表之宣言。主要内容包括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统一，而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并同意苏联无意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下让苏军继续留驻外蒙古，且不允许外蒙古以独立国名义参与中苏会谈。

但事实上，苏联在当时已于外蒙古驻军，私设关卡，侵害中蒙商民。

背景

该宣言背景是，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失败后被迫离开广东，居住在上海，试图获得苏联援助，以利于中国国民党改组及将来北伐统一工作。而苏联亦希望联合中国国民党，来促成中国革命，于是由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后发表此宣言。此发表宣言之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努力游说下 ，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宣言共四条。首条称，要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的统一，而强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在当时尚不适用于中国。次条，越飞重申，苏联准备及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另行商议订立新约。第三条，关于当时中东铁路管理问题。第四条，越飞重申，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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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孙中山坚持《孙越宣言》 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4-27/4770279.shtml

2013年04月27日 08:50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了与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割裂的产物，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依靠暴力革命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苏联为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的工具。它实际上代表苏联最高当局的旨意，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但是，这样一个机构在上世纪20年代，却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发生过一段奇特的关系。

多种因素促成最初的合作

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二者关系的发生，起源于两个因素：

一是列宁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崇敬。早在1911年10月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就引起列宁的关注，他接连发表多篇文章，高度评价了这场革命的世界意义，说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称赞“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称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二是苏联当时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成立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和侵略，处境十分困难，急需摆脱这种困境。恰巧这时中国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五四运动。列宁就指示共产国际、苏联外交部、在俄华人团体等机构，纷纷派出代表，到中国物色反帝、反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与苏联合作或结盟；更希望找到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革命政党，成为俄共的兄弟党，在中国进行革命，建立与苏联结盟的新政府。由于当时是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权，直系吴佩孚、闽系陈炯明、西南军阀唐继尧、山西军阀阎锡山及孙中山等，纷纷进入了苏联最高当局的视线。共产国际等机构的代表，提供了这些对象品质如何崇高、思想如何先进和如何对苏表示友好等的详细报告。1921-1922年，通过筛选，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最终确定与孙中山合作，帮助陈独秀建立共产党。

此前，孙中山在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中，由于路线不对（不反帝而妄想争取帝国主义的援助）；不依靠国内人民大众（而依靠少数帮会勇敢分子、海外华侨、地方军阀），所以屡起屡折，到1922年，由他经常拨巨资全力支持而壮大的军阀陈炯明投靠直系而反戈，甚至炮轰广州越秀楼总统府。孙中山哀叹“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因此，孙中山也欢迎苏俄的援助。

因革命观不同而出现摩擦

与此同时，帮助中共召开“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考察了国共两党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针：刚刚成立的只有几十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企望一面挽救国民党，并使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一面使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历史影响和全国机构迅速壮大起来。

孙中山是热情欢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认为这是给国民党输送“新鲜血液”，拯救国民党。他还请马林和陈独秀拟订改组国民党的方案。方案中安排了多位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几个部委的领导人。马林和陈独秀还致信孙中山，望其放弃传统的依靠军阀倒军阀的方针，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农大众。

但是，孙中山还是坚持原来的革命路线。孙认为北京政府是由反革命武装支撑的，必须由革命武装才能推翻。而当时有武装的是地方军阀，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有武装，而且有购买武器的钱。所以，他依然执行不反帝和依靠地方及在野军阀的方针。

这是两种革命观的矛盾。孙中山重视革命武装，符合“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中国革命特色。马、陈主张西方和俄国革命模式，平时不做武装斗争而只做群众工作，政权危机到来时，再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为此，马林和陈独秀接连在中共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孙中山的错误。于是孙中山屡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就这样，实为“国苏合作”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服从于这个合作的“国共合作”，出现了僵持局面。

与鲍罗庭的“蜜月”时期

由于列宁病重，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斯大林对马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极为不满。共产国际奉命停止了马林在中国的活动经费和生活费，逼迫马林离开了中国。

在这个真空期，孙中山和斯大林都需要重新沟通。1923年8月，孙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访苏。蒋访苏还未回国，斯大林就派自己的亲信鲍罗庭带着巨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到中国出任孙中山的高级顾问，同时兼任共产国际最高代表指导国共两党，监督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鲍奉斯大林之命改变原来马林方针，充分利用国民党军事北伐的积极性，给予全力支持，帮助国民党创办了培养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积极推动北伐。

孙中山喜出望外，积极响应，在鲍罗庭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它是包含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来帮助国民党的，并且是“遵守国民党党纲”的，以此压服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绝大多数元老派人物。从此，共产党在建立、整顿、壮大各地国民党组织的名义下，大力发展国民党员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共产党的力量。

在遗嘱和遗书中强调民主、爱国与平等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政权，拥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北上，发表宣言：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接受中共关于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国是的主张。但是，他到北京时，由于绕道日本，一路劳累，生病不起，再加上北京政权已经落到军阀手中，他的主张受到抵制而愤慨，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在去世前，坚持在《孙越宣言》中的立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但他深知当时国民党的生存与发展，还离不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援助。因此，他对守候在床边的鲍罗庭与宋庆龄托付了遗嘱和致苏俄的遗书；在弥留之际，还仿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但在遗嘱中，却强调了“民主与爱国”，与外国的“平等”关系。在国事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地位之自由平等……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必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继续努力。在《致苏俄遗书》中说：“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愿表示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充分表现了在争取苏联援助的问题上不卑不亢的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独立、民主、强盛的中国而奋斗。他在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曲折关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不因需要对方援助而损害党和民族的利益。

（作者林渊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不朽的光荣：20万黄埔生，8年抗战战死19万

清园居 昨天

不夸张地说，读懂了黄埔军校，也就基本读懂了中国现代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黄埔军校成就了中国现代史；尤其是在抗战中，总共20万黄埔生中，战死者高达19万多人，仅万人幸存。

据《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抗战期间国军一共阵亡132万人。简单计算，阵亡的黄埔生占全部牺牲国军的约14.4%，即每阵亡100名国军官兵，就有至少14人是黄埔生。

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创办者是孙中山先生。在军校大门前、码头边树立有一座木制大牌坊，两边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

校本部是由两个四合院组成的岭南风格祠堂式楼房建筑，从空中俯瞰成“日”字形，是军校旧址的核心部分，占地总面积9444平方米，建筑面积10600平方米。原为清朝陆军小学堂校舍。

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入校时有400多人，由于经费短缺，教室和宿舍等都是临时搭建的葵棚。当时的教学机构，包括总理、校长、党代表以及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部，共40个部门。

蒋介石担任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周恩来先后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孙中山说：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黄埔学生立一个志愿，步先烈的后尘，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

由此，黄埔军校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革命的军事学校。从这所学校一共走出有3053名将帅（包括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抗战期间，黄埔军校在各地设立分校，培养军校学生，为抗战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补充前线兵力。

黄埔军校毕业生、也包括在黄埔军校培训过、上过学、或者上过一段时间又退学的等等，合计20多万人里，他们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抗战后的统计资料，黄埔生在战后幸存者仅1万1000多人。牺牲率高达95%，其中少将以上阵亡将领就达100多人。

隆桂铨，被誉为黄埔军校抗战牺牲第一人。1937年8月12日夜，南口战役中，国军第89师师长王仲廉下令，由第529团团长罗芳珪亲自率领第3营的第7、第9连，向南口镇阵地的日军坦克部队发起逆袭。

第7连连长就是隆桂铨。他和战士们全身挂满手榴弹，毫不犹豫地冲向日军坦克。在日军大炮和机关枪等疯狂轰炸、扫射下，活着的国军不顾一切的接近日军坦克，把手榴弹往坦克窗口里丢，把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相搏，日军的多数坦克见势不妙，慌忙撤退了。但仍有6辆坦克逃跑不及，被国军炸毁。

在激战当中，隆桂铨壮烈牺牲，他毕业于黄埔七期武汉分校，湖南人，时年25岁，是抗战8年间牺牲的黄埔第一人。

与隆桂铨同时冲向日军坦克的战友、第9连连长王友光，是湖北人，毕业于黄埔7期。在南口战役中他率部坚守阵地，身负重伤；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遭受日军战机轰炸，壮烈殉职！

隆桂铨所属的国军第89师，本在绥远驻守。全师官兵1万4000多人，主要作战武器是步枪、轻重机枪、手榴弹等近战武器。因为大战在即，全体官兵在整训期间，精神振奋。在某次校阅当中，第529团一名排长因成绩落后，当即举枪自杀，可见气氛的严肃认真。

在南口战役中，仅第89师就阵亡1948名将士，众多的青年英雄的牺牲和付出，使得从8月7日至8月26日，日军始终未能攻克居庸关。多年后，师长王仲廉仍自豪地写道：我军各部均有坚守阵地决心，虽死伤枕藉，血肉横飞，亦誓不放弃，此为南口战役之特点，堪以告慰国人者。

南口战役国军司令官是黄埔一期毕业的汤恩伯，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写道：他因为日夜操劳的结果，瘦的不成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尺一寸的移动。

这场战役，国军以伤亡3万3000多人，打死打伤鬼子兵1万5000多人。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日记当中称：居庸关我军固守未退，坚守半月，足寒敌胆，而予惩创；汤恩伯真是罕世之名将也。

其实，早在抗战爆发前就有诸多黄埔生牺牲在前线。比如1932年128事变中，就有许多黄埔生殉职。如第87师营长朱耀章，在葛隆镇战斗中身中七弹，壮烈殉国。

他在殉国前作了一首词：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与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长寿只百年，无须留恋，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1933年初，日军进攻古北口，参战国军中有3个师长承担古北口防务，他们全部毕业于黄埔一期，即第2师师长黄杰、第25师师长关麟征、第83师师长刘戡。在激战中，关麟征中弹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他的部下、毕业于黄埔三期的第149团团长王润波阵亡。这次战役中，国军以伤亡1万6000多人的代价，坚守阵地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7000多人。

在已经沦丧的东北，毕业于黄埔5期的赵尚志、6期的赵一曼等人，在带领抗日武装和日军英勇作战中，先后壮烈牺牲。

全面抗战爆发后，以黄埔生为支柱的国军更是担负起抗战重任。他们中的巨大多数都是从一线排长甚至班长开始做起，从基层起步，经历过一刀一枪的冲锋陷阵后，凡大难不死者都能很快成为中高级指挥官，少数优秀人才更是成为高级将帅。

这批热血青年，堪称是当时国家的少壮派军官，主张对日作战，并且不怕牺牲，也有打击日寇的决心和能力。而当时日军的师团长普遍在50岁左右；因此有人说，中日之战是一群青年人与老年人的战争。这群青年人用自己的胆识、能力和牺牲、以及牺牲精神，抵挡并战胜了那群邪恶的老头子的进攻。

淞沪会战中，参战的国军主力的重要将领几乎都是黄埔系，包括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杜聿明、张灵甫、顾祝同、陈诚，罗卓英、胡宗南，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彭善、霍揆彰、黄维、李树森、李延年、李玉堂、陈沛、夏楚中、周磊、李铁军、李文、陶峙岳、俞济时、王耀武、桂永清、黄杰等。

高级将领如此，基层连排长也大都是黄埔军校第7至11期毕业不久的学生。前线官兵相互勉励，誓死保卫祖国，其抗战意志之坚定，战斗士气之高昂，令人敬佩。

胡宗南带领国军主力第34集团军坚守杨行，与鬼子兵展开血战。他和将士们白天隐蔽在竹林和村庄里，任敌机投弹扫射，一动不动。等到敌机离去，他和将士们则一跃而出，反击和打退着日军步兵的一次次冲锋。在死守阵地一周时间里，他除了下令进攻和反击，从不向上级抱怨和要求支援。接到撤退命令时，他才说：伤亡惨重，我准备明天也要拔枪上火线顶替了。

汪化霖，黄埔军校毕业，第401团副团长，他在罗店血战10多天后，又主动请缨，亲率一个排前进到金家宅构筑新阵地，掩护全团抢修工事。出发前，他表示：成功不敢预期，成仁确有决心，不到日暮决不生还。当天，在日军战机、舰炮等的狂轰滥炸下，他和全排壮士始终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步兵的一次次冲锋。至黄昏，全部壮烈牺牲。

宝山保卫战，同样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姚子青，率全营600官兵死守阵地，全部壮烈殉国，举国称颂。

这场会战后期，率军担任掩护任务的是国军第524团团长谢晋元，他毕业于黄埔一期。1937年10月26日，他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4昼夜，有效地牵制日军，掩护中国70万主力部队撤退。

此战中，阵亡的团长以上黄埔系将领，还有第88师旅长黄梅兴，第67师旅长蔡炳炎，第90师旅长官惠民，第58师旅长吴继光、以及秦霖、庞汉祯等；还有第18军的团长李维藩、汪化霖、路景蓉、李远新、韩应斌、蒋先维，第1军的杨杰、李友梅；第9师的窦长青、税警总团的丘之纪等。

接下里的南京会战中，黄埔系的国军第87师旅长易安华、第88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韩宪元、第156师参谋长姚中英、教导总队的团长李昌龄、谢承瑞等人，均先后阵亡沙场。此战中，牺牲的黄埔生基层军官更是数不胜数。

有人做过统计，1936年第10期黄埔同学毕业后分派到部队，经淞沪抗战和南京会战后，仅仅数月里已伤亡过半。

另一份统计表是，1937年9月，黄埔军校昆明分校第11期同学，被分配到第58军的有117人。经过1938年长沙三次会战，阵亡同学达60余人。战斗之激烈、悲壮，由此可见一斑。

同一时期，在北方进行的忻口战役中，毕业于黄埔四期的林彪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消灭日军约1000人。在整场战役中，国军在黄埔系的高级将领如卫立煌、李默庵、彭杰如、刘戡、陈铁和李仙洲等人，以及其他国军部队指挥下，激战20多天，打死打伤鬼子兵1万多人。
徐州会战，参战的黄埔生将领有郑洞国、李延年、李玉堂、董钊、周士冕、李仙洲、罗奇、王文彦、黄杰、桂永清、王耀武、冯圣等。其中的20多个军师级指挥官和骨干都来源于黄埔系。这次会战，也是日军侵华以来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

在此后的几乎所有中日大会战中，黄埔将领都承担起主要责任，同时也是牺牲和付出最多的。武汉失陷后，蒋介石主持召开第一次南岳会议，宣布中国抗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明确将1/3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战。黄埔生李默庵由此在晋南多次发动对日军车站、运输队的扰袭，予敌以重创，由14军军长升任33军团的军团长，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干才。

二战中，中国军队声名远扬的一次战役，莫过于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在这次中国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战争里，国军统帅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身。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首次进入缅甸。

入缅作战的第一战是同古战役；中国指挥官、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同样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战役后期，戴安澜壮烈殉国，年仅38岁。牺牲前，他的遗言是：现在孤军奋战，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就在一天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左权，黄埔一期毕业。他和徐向前、陈赓是同学。13年后，徐向前、陈赓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之衔。

衡阳保卫战中，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是黄埔3期毕业。他带领衡阳守军1万7600多人坚守47天，最终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敌我双方伤亡最多、中国军队正面交战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

中日最后一次大会战湘西会战中，总指挥是黄埔毕业的王耀武，参战的国军将领基本出身于黄埔系，包括施中诚、李天霞、韩浚、李玉堂、牟廷芳、丁治磐、王敬久、胡琏、侯镜如、张灵甫等。这次会战彻底打掉了鬼子兵的自信，此后直到抗战结束，日寇再也不敢发动大型会战。
除了正面战场，负责敌后战线、情报工作、反谍工作和暗杀任务等工作的，是军统局。而军统局的负责人戴笠，毕业于黄埔6期。戴笠的两个助手，毛人凤和徐远举，分别毕业于黄埔四期和7期。

早在1937年初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戴笠就很坚定的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我们武器和经济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呢？他回答：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抗战中，军统局的牺牲者达到1万8000人以上，占全部注册人员的1/3。而没有注册、又牺牲的附属人员，人数则更多。
抗战期间，20万黄埔将士与日军英勇作战，谱写出许多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壮诗篇。他们为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们以自己的热血和牺牲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们永远值得人民怀念。

毫无疑问，黄埔军校撑持着中国的抗战。196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20周年之际，日军退役中将吉田在东京发表文章说：中日之战，日军之败是由于统帅部对中国20余万受过黄埔教育之军官的英勇爱国力量，未有足够的估价。

这番话，是有客观事实做根据的。相反，如果没有黄埔军校所培养的这些军事人才，如果没有黄埔系将士在一个个战场上的奋勇杀敌、浴血奋战，中国的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纪念抗战，离不开纪念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