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儒家文化是獨裁專制的幫凶

一度被視為具有批判性的學者姚中秋（秋風），帶領學生赴山東孔廟祭孔，趕上了共產黨振興儒學的末班車。姚中秋斷然否定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共聽在耳中、樂在心頭：「百年前，現代知識份子大肆攻擊『禮教吃人』，判定戲曲愚昧，刻意摧毀國民固有之禮、樂。其態度一如戰國時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與科學』之名義。」中共學袁世凱祭孔，亦祭黃帝、炎帝，姚中秋隨聲附和，讚揚這是中國崛起之後恢復禮樂文明之盛舉，「更多人具有中國文明主體性意識，希望立足于中國傳統，重建中國式禮樂，以重建健全優美之現代的中國式生活方式」。

由此，他毫不羞愧地參與到「我的國」的大合唱之中。儒生的人格模式，向來是「寬於待己，嚴於律人」，姚中秋痛罵說，「在二十世紀中期，知識份子與權力密切配合，積極投入針對傳統禮樂的戰爭」，其實他自己，才是被中共當局圈養的寵物：混跡媒體多年，鬱鬱不得志，通過鼓吹政治儒學，總算進入一所「翰林分院」。其顯赫頭銜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和弘道書院山長——既是西方大學制度下的教授，又是儒家書院之山長，兩個自相矛盾的身份，在其身上融為一體。

更有甚者，網路上流傳一張作家野夫收徒跪拜的儀式照片：野夫端坐於椅，所收之徒正跪在墊子上行叩頭禮，桌上供奉關公塑像並燃紅燭兩根，關公像背後則貼著紅紙黑字的「拜師禮」和「天地君親師」字樣。在遭致批評之後，野夫在個人微博貼出長文〈我就是江湖——關於收徒跪拜兼答天下〉。

文章認為，「民間私學，私相授受，行跪拜禮是儀式、是良俗、是對學問的尊重」。他又聲稱這也是江湖規矩：「江湖之中，洪門論兄弟，青幫論師徒，袍哥論上下，入門都要拜武聖關公，都要講道義和禮數，以及嚴格的家法和規矩。當今時代正是因為什麼都不敬畏，才導致官人和民間都無惡不作。」他甚至搬來西方教堂的禮儀為自己背書：「我在歐洲教堂，也見多了下跪畫十字說阿們的。」

我看了之後啞然失笑：連跪拜上帝和跪拜人都分不清，其學問難道停留在晚清頑固派大臣倭仁的水準？六四屠殺之後30年，知識人的道路越走越黑，看不到一線光明，遂轉投文聖人孔子和武聖人關公門下，長袍馬褂，大刀寶劍，滄海一聲笑，紅袖添香讀古書。1840年之後的近代化道路統統白走了，難怪中國至今仍不能如日本那樣「脫亞入歐美」。

五四應當反思，反思的不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而是未能徹底解構儒家專制主義。北大中文系教授嚴家炎曾考證五四反儒先鋒、胡適激賞的「四川老英雄」吳虞的名言，原話是「打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家店」，試圖以此為被歸入「激進主義」的五四思想辯護。不過，我反其道而行之：正是因為五四未能打倒孔家店，才使得專制儒學在習近平時代死灰復燃，並成為共產黨的最後一根「強心針」。

而批判儒家思想，不能不讀出生台灣、成名日本的文化評論家黃文雄的力作《儒禍》。黃文雄引用清末民初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宣教士明恩博的說法，「在中國人身上找不到『良心』」，進而指出：「儒家道德教育是外在的強制，所以教化訓育的結果，僅能得到或塑造偽善者或獨裁者。……中國人在儒家教化之下，理性和悟性被剝奪，失去良知，成為稻草人。」

儒家思想吃人不吐骨頭

先秦時代，儒家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孔子如喪家犬般奔走列國，為何漢武帝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黃文雄提供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解釋：「儒家思想本來就是充滿矛盾又脫離現實，欠乏思想的魅力與競爭力。所以在『百家爭鳴『前夕，孟子就慨歎『天下非楊即墨』。古代中國有黃河文明所塑成的、以『人為』為主軸的儒家思想，和長江文明所育成的、以『自然』為主體的道家思想。為何漢武帝獨尊儒家以來二千年多年，歷朝皇權一直死抱儒家，改革開放後，又不得不祭出孔子學院？

最基本的社會背景是，中國的大地『自然』已被吃光，不得不死抱『人為』的儒家。」換言之，中國自然資源有限，無法支撐道家的「天人合一」或北歐式社會主義，只能施行儒家帝王術，天下蒼生「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只為供奉皇帝和儒生階層。

儒家經過兩千年發展，形成一個龐雜的體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個人修身養性層面，儒家是一種道德倫理學說；在塑造帝國專制制度方面，儒家是一種行政管理學和政治哲學；在文學上，它提供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詩經》式審美模式；在史學上，它一方面用春秋之筆讓「亂臣賊子懼」，另一方面又默認「成王敗寇」的事實。

所以，黃文雄對儒家的批判也是全方位的，他否認儒家可以實現「現代轉化」並生發出支持民主自由的因素；更否認儒家在提升個人道德修養上，具有正面作用，指出「儒教精神基本上就是否定創造性的價值」，他引用德國思想家赫德的說法，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被用蠶絲綑綁，用象形文字描繪並塗上防腐香料的木乃伊」，中國人腦袋所思所想「無非是冬眠老鼠體內的循環，一成不變」。

魯迅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用了一個精闢的比喻「吃人」。其實，「吃人」的說法既是象徵，又是寫實。《儒禍》一書中有名為「儒教道德的失控與歷史悲劇」的章節，講述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吃人事件，而且這些吃人事件，得到儒家的肯定和褒揚。比如，介子推割股肉獻給晉文公成為「食人忠孝」之祖，死守睢陽城的張巡殺妻妾給官兵吃成為「忠義吃人」典範，劉安殺妻招待劉備竟成為好客的榜樣。

美國學者鄭麒來研究中國的吃人史，發現中國的吃人有兩類，一類是「求生性吃人」，就是在大饑荒中因飢不擇食而吃人；另一種是「習得性食人」，就是後天養成的習慣性食人，以及有理論指導地食人，「相比較其他民族，中國人自古代始，便有比較多的仇恨食人、養生滋補食人等『習得性食人』的風俗」，以人肉及人體各種器官做葯也是中醫的一大發明。

儒家思想鼓勵「在倫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義旗幟下食人」，如：鄭麒來所說，「『食人』是與『忠』、『孝』這樣一些中國傳統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聯繫在一起的」。黃文雄分析說：「中國人所謂『忠孝』、『仁義』等倫理道德，意思曖昧，缺乏客觀性，也沒有具體規範。諸史列傳所謂『忠義之士』的『德行』，破綻百出，頂多是不怕被吃、願意用性命替代別人。」然而，這種捨命，並非《聖經》所說，「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這種捨命，乃是「必須盡忠於上，維護『主從關係』。如此絕對單方付出的意識形態，乃是中國社會的思想基礎，人人讚許這種做法，於是導致無數人民被以『忠義』的名義殺害，葬身掌權者胃袋。」

孝順的兒子與殘酷的「父母官」

儒家文化在家族內部提倡「孝」，在公共領域則提倡「忠」。這兩者在大部分時候都能統一起來，董仲舒所謂「賢良政策」，就是選拔有德性、孝順父母親的人出任官職。而當這兩者出現衝突時，則捨棄「孝」而堅守「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鄭成功在父親鄭芝龍投降清朝之後，繼續忠於明朝，與父親斷絕父子關係，因此被正史所褒揚。然而，無論是「孝」還是「忠」，實際上都是「愚孝」、「愚忠」。個人沒有主體性、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沒有判斷善惡是非真假的終極標準，就成了「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為人臣子者，先以忠孝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對此，黃文雄尖銳地批判說：「儒教思想所謂『善惡道德觀』，無非掌權者鋪設的外在強制規範，不具備超越性價值與精神思考，每每變成恐怖的害人之心，良心蕩然無存，所謂仁義道德，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中國人玩弄於股掌的工具。」

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中共不遺餘力地批判儒家，孔子被貶為「孔老二」，知識分子成為「臭老九」。然而，共產黨批判的只是儒家的皮毛，毛澤東早年是王陽明的狂熱信徒，比起蔣介石對王陽明的推崇來毫不遜色。毛批孔，既有「弒父情結」之驅動，更是借此從孔子及士大夫階層那裡篡奪「道統」之解釋權，讓自己集「君統」與「道統」於一身，也就是林彪為之獻上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如今，習近平企圖成為毛澤東第二，則用崇儒的方式，讓儒家傳統為其集權提供合法性解釋。

習近平用「以德治國」取代法治國家之願景，其典型例子就是對親信蔡奇的重用。媒體人蘭江在〈從蔡奇執掌京畿見習總選人之道〉一文中指出，習近平選人，似乎更注重「厚道，孝道及官道」。當年，習近平在福建寧德當地委書記，蔡奇已是省委書記陳光毅的正處級秘書。省委書記秘書權力之大，眾所周知，但蔡奇卻相當本分，並無首長大秘架子，且一直將習近平視為領導尊敬，厚道性格令習近平對其印象深刻。更令習近平讚賞的還有孝順，蔡奇當官後，將父母接到福州照顧盡孝道，經常牽母親手在省委附近街道散步，調任浙江後也常回家看望父母，這一點習近平曾不止一次在背後讚揚他，而孝順本身也與習近平的性格相近，習近平牽母親齊心手散步的照片，據稱一直擺在其辦公室。

然而，最具諷刺意義的是，「父母身邊的孝子」與「民眾眼中殘酷的父母官」，這兩個極端矛盾的形象在蔡奇身上重疊，也在習近平身上重疊。就如同《水滸傳》中對老母親畢恭畢敬的李逵，揮起板斧殺別人的父母和別人的兒女，毫無仁慈之心。蔡奇的母親享受到兒子無微不至的照料，但蔡奇任北京市委書記之後，在寒冬之際鐵腕驅逐「低端人口」，數十萬淒風冷雨中的母親的命運卻不在他的視野之中。這位「北京一把手」親口宣稱「到了基層，就是要真刀真槍、就是要刺刀見紅，就是要敢於硬碰硬、就是要解決問題！」他還補了一句，再發生類似大興火災的事故，「大家就要把手剁下來」。就連中國社科院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也忍不住批評這個偽君子說，將政府工作不力產生的安全隱患，完全推卸到所謂「低端人口」身上的做法，「沒有充分民眾參與、民主協商過程，甚至沒有有效的公開資料，造成大量社會問題，法治意識要加強」。

孔子學院是學術自由的墳墓

在共產黨與儒家合流之際，崇儒就是媚共。姚中秋以打油詩的形式寫成〈祭孔文〉，其中有這樣幾句話：「昊天上帝，大道永恆。一陽來複，聖學重興。學者紛紛說夫子，商人匆匆習聖經。有孔子學院之設，有童子誦讀之聲。」姚中秋翻譯過《海耶克傳記》和奧地利經濟學派著作，以他的聰明，難道不知道孔子學院是什麼玩意嗎？他心中透亮，卻要說言不由衷的話。他吹捧孔子學院，就是吹捧中共大外宣戰略，就是為中共暴政塗脂抹粉。可見，一旦為儒，便人格破產、尊嚴掃地。

孔子學院被中共負責意識形態的常委劉雲山形容為「連通中外的心靈高鐵」，其實它是學術自由的墳墓，更是中共嵌入西方民主國家的間諜機構。過去13年，平均每一至兩週，世界上就會出現一所新的孔子學院。根據「孔子學院」位於北京的總部「漢辦」（中國教育部下屬的正司局級單位「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官網資訊，截至2017年年底，中國已在全球146個國家（地區）建立了525所孔子學院和1,113個孔子課堂，以歐美最為密集。長期以來，孔子學院不單單承擔教授漢語的任務，更是明目張膽地收買親共的西方漢學家、封殺批判中共的西方學者，將學術不自由、自我審查的惡劣風氣灌注到西方大學之中，嚴重危害了西方各國的價值根基和國家安全。已經有多所西方名校宣佈中止合作、關閉孔子學院。

流亡加拿大的新聞工作者秋旻拍攝了一部名為《假孔子之名》的紀錄片，揭露孔子學院的真面目。人們驚訝地看到此種畫面：一個美國的漢語愛好者，在孔子學院學習時，操著尚不熟練的漢語演唱：「歌頌新生活，歌頌偉大的黨。啊，毛主席！啊，黨！你哺育了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對此，旅美人權活動家楊建利評論說：「西方民主國家應該明白：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西方的態度是公開而堅定的，中國社會在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控制之下，長期以來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政治控制一切，儘管有時這種控制會帶上一個假面具，以優雅的姿態出現。西方人如果要通過孔子學院學習漢語，還要告訴孔子學院：語言教學首先應該做到語言與現實存在的誠實關係，也就是說，鹿就是鹿，而不能指鹿為馬，而中共專制者恰恰是指鹿為馬玩弄文字的高手。」

中共不敢廣設毛澤東學院，而廣設孔子學院，中共深知毛澤東已臭名昭著，而儒家還有可供壓搾的「剩餘價值」。「儒家社會主義」成為習近平「中國夢」的一部分。黃文雄指出，中共不可能突然創造出什麼「社會主義新文明」，只能讓「儒教復活」，以應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對於中共而言，這是古為今用；對於儒家而言，這是鹹魚翻身。因此，反共而不反儒，猶如只砍樹枝而不挖樹根，事倍功半。而黃文雄的《儒禍》乃是繼胡適「全盤西化論」、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和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說」以後，華文世界最重要的反省之書、自由之書和解放之書。

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