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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學者道破：“中國模式”無通用性 只能在境內運作

多維



在趙穗生看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是中國想要拉攏第三世界國家

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中美關系及國際秩序將如何發展成了輿論關注的熱門話題。

記者日前采訪了美國丹佛大學約瑟夫•科貝爾國際關系學院終身職正教授、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委員會專家趙穗生。趙穗生表示，在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共領導人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給世界發展中國家、希望穩定發展的國家提供了一個選擇，但中國模式並不代表世界模式。中國目前仍然是現成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目前還沒有能力重新打造國際秩序，也沒有一套大家接受的理念裏來替代現在的國際秩序。

記者：西方社會現在對中國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在說“China Win”，一方面又發明“銳實力”這樣的詞來表達對于中國的焦慮。你怎麽看西方對中國的觀感？

趙穗生：我認爲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可以討論，一個是模式之爭，就是在現代化過程當中，究竟是通過進入市場民主自由相結合的這樣一種自由主義模式達到現代化，還是通過所謂的中國模式，半自由的市場經濟和專制的政治體制相結合來達到穩定過程當中現代化。

我覺得在西方學術界，甚至在政治界大家都在討論的越來越多，尤其是（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給世界發展中國家、希望穩定發展的國家提供了一個選項。這個很多人關注到這點，因爲在這之前中國模式的辯論討論已經是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而且國家領導人甚至把這個事情向世界提出來，在西方經濟學界也好，政治學界也好，哲學界也好很多社會科學界的人都非常關注。

其實福山在2011年寫過一篇文章就是說從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美國民族制度是很多國家的一個向往，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民主制度很多人就認爲出現了很多問題，而中國的這樣一個發展是很多人需要重新考慮的這樣一種發展模式。

但是在第二個層面上就不一樣了，是中國方面，中國的智慧，中國的雄心，基于重新塑造世界秩序，還是維持現在他們講的Liberal social order，自由主義的社會秩序這是另外一方面的爭論。在這個層次上的爭論，這裏面實際上特朗普自己已經成爲對這個機遇挑戰者，因爲這個機遇挑戰者主要是兩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美國是放棄他的領導地位，放棄他過去所堅持的很多原則而與此同時大家認爲中國在替代他。

什麽叫中國的方案？其實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但是很多西方的人擔心在什麽地方，把中國國內的一套東西拿來國際社會上，中國一種所謂的專制、文化、專制體制那套國內的。我看過有一些這方面研究或者這方面對中國的指責，就是說中國提不出一種普世的價值觀念來，這是毫無疑問的，國際普世所認的人權這套中國都沒有，中國這些年頂多都是接受西方那些東西，包括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原則這些，國家平等，主權國家相處平等，外交平等這些東西，中國進入國際秩序以後，基本上是按照自由主義的這套東西在走，在中國國內沒有完全按照這套東西在走。

這些都不是中國的方案，這些都是西方的東西，盡管西方在放棄這些東西，但是中國提不出從普世價值這方面替代他的東西，唯一中國能夠讓大家恐懼的是中國國內這套東西。把國內這一套統治方式拿到國際上去Hierarchical，就是等級觀念，實際上就是回到十九世紀，十八世紀西方當年做了很多壞事這樣的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這樣一類，不光是等級制度而且是一種權力政治，國內的一套拿到國際上這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記者：但這會不會是一種誤讀？習近平明確表示過不輸出模式，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重新打造國際秩序的意圖。

趙穗生：目前階段是如此，我也是持這種觀點，在目前這種中國仍然是現成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且中國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中國也沒有一套大家接受的理念來替代現在的國際秩序。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僅僅是改革的reformist（改革者），或者英文是revisionist stakeholder（修正主義的利益相關者），他要改變，但是他還是現實的受益者，還是利益相關者，仍然是stakeholder，但是從長期來講很難說。我在國外時間比較長了，現在回到國內來跟國內的學者交流，他們老是引用國內當年領導人說的“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

我說你說的因爲中國現在沒有能力去稱霸，中國沒有能力去做超級大國，所以你說你不稱霸，你說你不做超級大國。但是你一旦有了能力，你一定會做超級大國，你一定會稱霸，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變化了。過去中國連大國外交都不說，一說大國外交就好像中國崛起，都不說，現在這些詞對中國非常普遍了。

當時，有些學者提出這些概念，胡錦濤他們都是不接受的，改成和平發展，不是和平崛起，現在要奮發有爲，這個變化看得很清楚，一個國家他在國際社會當中的地位、在國際社會當中所提出的理念和這個國家的國家社會當中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正比的，所以中國一旦達到相當的能力以後，中國一定會挑戰美國，這是毫無疑問的。

記者：所以您認爲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了？

趙穗生：不是，這個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這裏面，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崛起的國家和一個守成大國他們之間的恐懼感，就是守成大國對崛起國家的恐懼造成的這樣一種戰爭，這裏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守成國家的關系，美國是不是會恐懼到先發制人這都是很難說的事情。

現在是中國在挑戰美國，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爲你帶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但“一帶一路”完全是中國挑戰西方的一個做法， “一帶一路”中國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中國國內的那套東西， 你想中國簽了100多個協議，幾乎都是雙邊協議，他不是多邊的東西。

記者：但這並不能證明中國在尋求美國式的霸權。

趙穗生：中國爲中心的世界體系，絕對是以中國爲中心的。有一次，我就不說在什麽地方了，我就參加一個國內的“一帶一路”的會，國內的學者，我說談這個都是這麽起勁，中國人在這上面花這麽大工夫，他說你看看地圖你就懂了，全是沒有美國勢力的國家，沒有美國，沒有跟美國有關系的國家，全是第三世界國家，全是中國要想拉攏來對西方的國家，所以你一看就很清楚。

記者：但是會不會存在一種可能，中國他沒有使用西方所熟悉的地緣政治那樣一套思維方式，而是試圖用開放新的地緣經濟的模式？

趙穗生：不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相結合。冷戰時期他幾乎都是注重地緣政治的國家，地緣經濟不是很重要，現在中國崛起以後，地緣經濟的因素是越來越重要，但是地緣政治並不沒有消失，而是地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越來越重要。

實際上中國人這套思維，也許我說的中國人不太接受，很多是19世紀，18世紀的思維，那種地緣政治的思維，你包圍我，我包圍你，包圍圈，C型包圍這都是19世紀的概念，今天21世紀就想一些Internet，全球化的過程這些包圍，都是一種想象的東西，在現實當中都是不存在的，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說的這樣的一些戰略上的夥伴關系，戰略上的協作關系，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還是19世紀。我並不是光責備中國，美國也是如此，西方國家也是如此，而且是這個力度相當大，這是21世紀國際沖突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而且它既是新的根源也是老的根源。

克魯曼：土耳其裏拉崩跌恐重演亞洲金融危機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星期天表示，土耳其貨幣裏拉崩跌，恐怕會重演2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他質疑土耳其政府有能力和條件應付危機。

紐約時報發表克魯曼的文章表示，危機爆發通常起于，基于某種因素，外國資金突然不願再借貸給當事國，而當事國都是背負外幣債務，使得當事國經濟每況愈下。

失去信心，使得當事國貨幣進一步貶值，更難償外債。難以償債又傷害經濟，並進一步使得信心下滑，造成本國貨幣進一步貶值，于是陷入惡性循環。而結果是外債在國內生産總值的占比膨脹。

他說，要終結這種死亡循環不是沒有辦法，但很棘手。要降低危機成本，當事國需要在短期內采取非正統策略。具體做法是，透過一系列措施遏制債務比例，包括臨時的資本管制，嚴禁資本恐慌性外逃，並加上暫時停止履行部分外幣債務，直到信心恢複。

馬來西亞和韓國在1998年便是執行這樣的辦法。2002年阿根廷也同樣采取這樣的非正統辦法，隨後幾年未履行3分之2的債務，順利脫困。

克魯曼認爲，當事國需要有靈活負責的政府，除了技術上有能力落實特殊措施，且要夠誠實，而且沒有大規模貪腐。

克魯曼表示，不幸的是，這些辦法似乎不是埃爾多安統治下的土耳其能夠做的事。

責編:饒怡明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