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國家論 — 中國納粹化背後源遠流長的大一統神學

盧斯達

對我來說，寫作從來不是一個風雅、情深和令人開懷的活動。

中國政權在疆藏地區設置「再教育」集中營，引起世界關注。中共政權大抵繼承民國時期的「五族共和」觀念，多年來滿蒙疆藏四族在這個國家內的待遇如何，有目共睹；所謂自治區有多自治，亦自不待言。但「中國人」對此大多莫不關心，甚至高舉民族大義和領土完整之旗幟，支持「國家」對叛亂地區大力鎮壓。

港大民意研究多年來也會詢問受訪者對於台灣、西藏獨立等議題的看法。即使到了2018年，仍有62%受訪者表示反對西藏獨立 [1]。若幹年前（例如2010年）的數據，反對藏獨比率更高達77%。[2] 可見在號稱比較西化的香港，中國民族主義仍然肆虐 — 無論異族受到甚麼對待，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大一統最重要。民主、人權、公義、民族自決權等等往往要靠邊站。

帝國神學的起源

中國人殘暴對付異質地區，在中共立國之前，早已有之；大一統也不是近代產物，在很多早期中國經典都可以找到。這些經典後來被歸類為儒家經典。挖下去，也是會令人不安的。

例如《禮記．曾子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公羊傳．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詩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 本來是樸素的自然觀察 — 例如天上有一個太陽；或無害的形上思考，如「天下」（世界）理應是一個、「道」（真理）應該一以貫之等等；但經原始的關聯式思考，可以變成政治思想的依據：即主張統治者理應如天上的太陽，只有一個；而具備合法性的統治，也必須是一元統治，不能容忍諸夏並立。

這種政治文飾的高峰，理論上是漢儒董仲書。他主張「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將天地、國權、君權、父權、夫權一次過整合，形成一套涉及自然和人文政治世界的帝國神學。

中國的原生宗教並非道教，而是由神話中爭奪祭祀權的絕地天通 [3]，到現實中董仲舒完成的帝國神學。這套神學已經具備現代中國人的各種精神病，例如皇帝信仰、領土狂熱、正統執著等等。

正統問題看似人言人殊，沒有答案，但古往今來，論說者眾，也是朝野關注的焦點。正如學者黃毓棟說：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裡，正統與否關乎政權在民眾之中的認受性，是政權是否合法合理的準則，所以正統與否亦和政權的穩定息息相關，這也是正統論特別受到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關注的最重要原因。」[4]

然而，這套以皇帝為中心的世界觀，必然建築於以下材料：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一個強而有力的獨大皇帝、一個霸權式的大國家，否則理論很快就會無法自圓其說。

理論無法解釋的現實

漢儒發明的那一套政治神學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隨著現實形勢改變，而不斷下降。東漢三國時期，魏、蜀、吳相繼稱帝，本來是「一」的正統，變成了三個，正統誰屬？一些史家後來選擇了領土最大的「魏」來做正統，繼續講這個正統不斷絕的童話。

但最後「統一天下」的晉國，才幾十年，就滅亡於家族內亂和外族入侵。西晉的末代皇帝晉愍帝被匈奴軍隊殺害之後，有整整一年時間，中國沒有「正統」皇帝，正統斷絕。

後來史家和讀書人繼續視南渡的東晉為正統。但連東晉都滅亡之後，已不知道誰是正統。一些新儒家的學者聲稱，中國是「五千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古國」，這個說法就是來自漢儒以來的帝國神學。但其實這一套到了南北朝時期，就已講不下去。

究竟天下現在由誰操持？哪一個政權才是「正統」？即使是春秋時代的華夷之辯，亦逐漸難以自圓其說。因為西晉以來外族大量內遷，並建立政權，使得過去的華夷界限模糊。當代歷史學者黃仁宇提出了一個歷史分期，謂秦漢為第一帝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則為第三帝國。而上面所說的漢儒帝國神學，是第一帝國時期產生的理論，自然無法解釋第一帝國破滅，第二帝國正在醞釀但還未出世的現實世界。

北方系統最後收拾了局面，但北魏、北齊、北周、隋，都是鮮卑人政權，是鮮卑人重建了「一個中國」。

唐帝國建立之後，史官回去編修南北朝史書，乾脆只能北南系統都承認為正統。南方系統，是承接「東晉<西晉<漢<秦<周<古聖王」這樣的體系，自然是正統；但唐帝國繼承的是北方系統，李唐王室又有鮮卑血統，於是北方也是正統，故有「南北朝」的史學分類。

這裡已經看到，古世至漢儒時期發展出來的帝國神學，只是到南北朝時期已經左支右拙，因為理論上正統不會有兩個。但事實上起碼就有南朝和北朝兩個。事實上再細分的話，南朝北朝都不是「一」，而是很多個政權。

宋人的存在焦慮

唐帝國滅亡之後，進入五代十國，就更不要談國家統一、以及一個統治者的大一統理論。這個時期契丹人崛起，建立了自稱遼朝的遼國，是格局之一大變故。雖然最後五代十國的局面由趙宋收拾，「中國」似乎又再回到統一，但格局已經大變。因為在宋國的東北面，有遼國；宋國的西面，有西夏國。趙宋開局，天下已經不是「一個」，這個現實後來就為趙宋的知識份子造成了很大困擾。

如果說趙宋政權是一個人，這個人的聲譽可說非常不錯。宋國文教興盛、商業發達、科技進步，而且皇帝受到士大夫節制，有「不殺士大夫」的講法；歐美及日本史學界亦有不少人高度評價宋王朝治下的「中國」。這段時期的「中國」，成就可謂輝煌。然而，今人極為厭惡、對世界和平造成極大威脅的大一統理論，也正是在這個政治相對開明的時期，再一次發展到高峰。

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近年詳細談論過宋國知識份子的轉變。[5] 他指出宋人的「中國」意識變得更加濃重，即強調宋國是「宋朝」，是中心和正統的這個意識。這個時期，儒學和道德教誨相繼復興。但同期的遼國和西夏，已經不是漢帝國面對匈奴的情況。宋人雖然視遼國和西夏是外夷，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已經學習了中原帝國的組織管理方式，在實力上與宋國相比，尤有過之。

宋國復興儒學，知識份子意圖在思想上收拾過去紛亂不休、正統不明的局面，但他們面對的已不是過去中原人瞧不起的蠻夷，而是敵國。而宋國在實力相當，甚至不能力敵的情況下，亦與這些敵國簽訂了若幹條約，輸幣以保太平。

在這種情況下，自視為正統和天下中心的宋人，要為「我朝」定位，就變得很困難和緊張。特別是遼國勢力之大，是一路以來「正統史書」所不願多提，以致我們通常忽略。遼國勢力之大的痕跡，可見於今日的俄羅斯、中歐諸國在語言上，均以「契丹」稱呼中國，可見當時歐洲人認同的遠東代表是遼國。

由於現實特別是外交形勢緊迫，宋人知識份子的「存在焦慮」就變得嚴重。儒學再興，當中的中華思想、華夷分際、正統辯論等等再次成為討論熱點，並非偶然，而是由艱難的現實所觸發。

梁啟超在他的年代已經總結過：「正統之辨，防於晉，而盛於宋。」而葛兆光的講法是：

「北宋一切都變化了，民族和國家有了明確的邊界，天下縮小成中國，而四夷卻成了敵手。 宋遼間的『南北朝』稱呼，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對等外交的意識，漫無邊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後，邊界的劃分、貢品的數量、貿易的等價、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它者』（the others）的存在。 『積弱』的現實和『自大』的意識，事實上對等的外交和仍然使用的天朝辭令，如此反差巨大，使得這些懷抱華夏文明的自豪感的士人頗為尷尬，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

在這樣的宋國之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就是其中犯「存在焦慮」的知識份子。他寫了一篇當時引起不少反響的文章〈正統論〉，在這篇雄辯滔滔的政論中，歐陽修也許總結了自己編修五代十國時期史書時的困難，即是怎樣看「正統」歸屬的問題。怎麼看前代，就關係繼承前代的「宋朝」怎樣定位。而他的理論也一直影響之後的知識份子，乃至今日的中國人。

正和統是兩個分數指標

歐陽修也是由古世開始一直講到自己的時代，他認為「正」、「統」是兩個概念。「正」是關於禮樂和道德，所謂得位要正；而「統」則是空間和領土的統一，能夠「合九州於一」，就是「統」。

在他的模型中，除了神話中的「三代」，現實中的不同時代的中國政權，有時難以正、統皆備。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例如東周；有的是純粹用武力統一天下，但道德有虧，「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例如晉、隋。有時正統會斷絕，他稱為「絕統」。雖然如此，但歐陽修評論「朝代」是否正統，已開始露出多少現實主義的端倪。

例如秦統一六國，他認為再怎樣都好，它始終「統一」了中原所有領土，混一宇內；既然夏、商也出過「桀王」和「紂王」兩個暴君，仍未除名於正統，那麼秦亦自然不可「偏廢」。

這個原則是說，一個政權能夠統領最多的土地，它就能得到很多的「正統」分數。而傳統而言的中國人，看待一個政權是否具有合法性，並不是看它是否「依法治國」或者晚近的「維護人權」，而是看政權是否「正統」、是否符合「道統」。由歐陽修開始，「合天下於一」的重要性就開始超過「得位於正」。他認為「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一個「有統無正」的政權，優於「有正無統」 — 你得位有多正都好，但沒有絕大多數的領土，你的「正統」分數就很低。

宋人的菊與刀

為甚麼歐陽修會這樣說呢？這與宋人給予我們「崇尚道德氣節」的印象不一樣。這要回到宋國建立於甚麼之上。宋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本來是後周政權的「殿前都點檢」。後周是「五代」的最後一個政權，屬於北方系統；而北方系統沒有承接東晉的「正統」，所以為了解釋為何北宋也是正統，歐陽修的模型就只能走向承認「實力主義」、高舉「領土原則」，這樣才能解釋到「本朝」亦是正統。

而這套「實力領土主義」的正統觀，啟發了北宋另一個文豪蘇軾。蘇軾直接認為「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雲爾」，即擁有天下就是正統，「歐陽修模型」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種蘊含著暴力陰影、實力至上陰影的言論，很難想像是出於看似淡素娥眉的北宋知識份子。但他們對政權和正統的看法，就是如此武裝。

可以想像宋人面對遼國（加後來的金國）強大的威脅，覺得不能再溫柔恭儉讓，一定要搞清楚自我定位的問題，即是要無所不用其極地強調自己是玄門正宗，在信心和士氣上鼓舞宋人共渡時艱；讓自己相信無論遼國有多強大，宋國才是天下的主人；遼、金是宋有待收復的失土，而非反過來，宋是某種割據的偏安政權。雖然從來沒人會認為宋人尚武，但正是由於現實無法尚武，它的精神是尚武的。

正如日本武士道的經典 — 《葉隱》，主張武士在君主看不見的地方也要忠心，因而得名；又有「武士道即死之道」的名言，提倡視死如歸。但作者小時候體弱多病，醫師認為他活不過二十歲；而這套思想產生的背景，卻是武士階級開始「萎靡不振」、武力廢馳的時代。思想和現實的關係，往往是一種弔詭的背反。（《葉隱》於1716年成書，距離德川家康於1601年建立幕府，承平日子已過了一個世紀）

但宋人這種武裝的歷史觀、那個觀念中由「天下」縮水成的「中國」，不幸流傳了下來，成為當代中國人的信仰之一。正如今日的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共和國，前者受禪於大清，大清還是簽了白紙黑字的退位詔書；但共產黨靠軍事行動建國之後，由於領有中國絕大部份土地，所以在今日中國人和「海外華僑」眼中還是「正統」，即使大家心底裡都對建國以來的各種政治大迫害、大屠殺不以為然，但沒有「正」（道德），有「統」（領土）還是好的。這裡可以看到歐陽修 — 或者廣義的宋人 — 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宋型國家包括今日的中國

我們也可以武斷，今日中國人的官方民族主義，有歐洲民族主義之形式，但底下的精神，還是來自趙宋以來的國家論。宋人的國家，已不是無邊界的「天下」，而是有疆界的「國家」，而且無時無刻受到敵國的擠壓。

現實的無能，反而會激發思想的亢奮。在葛兆光的討論中，還提到宋人的多方面緊張，包括對外族的出入境管制、禁止向外輸出文化典籍等等。在開明的印象之下，真實的大宋並不是沒有「排外」和內向的一面。

正因為當時東亞的國際關係如此均勢和緊張，尊王攘夷、華夷之辯的思想再興，其中的轉折很大。「唐宋」經常被視為一個詞語，但盛唐時期的天下氣象，胡漢混雜，不可與宋人的處境同日而喻。宋遼、宋金、宋蒙的敵對關係，為之後「漢族中國」的模型定下了基礎。即是本來的天下帝國，慢慢縮減為「中華」、「漢人」（即使是胡人歸化或冒認）之國，外族是不包含的。

正如蘇軾所說：「王者不治夷狄」，現實所限，他們已不再妄想治理天下，而是想區隔外族，管好自己就算。這個思想流傳下來，導致之後的中國即便已通古斯化，成為蒙古人、女真人帝國的一部份，單一民族主義還是其文化底蘊。

漢族一旦翻身建國，也要針對屠殺異族。到了清末革命季節，大量滿州人被屠殺，也是絕少提於歷史書，而革命黨之後強迫滿蒙藏疆四族，與漢族「共和」，但國家實際上卻是宋型、大漢的國家，領有清人吞佔的外族土地，卻希望區隔外族；外族被迫做「中國人」，卻同時慘變少數以及被殖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也是強敵圍堵，先後與蘇美敵對，其處境之緊張，也無異於當日的宋國。國家現實上越積弱，思想上就越自大、越單元。現代中國繼承的是一個多民族帝國，但兩個共和國治理異族的手法，皆為宋型，沒有多民族帝國的氣象。這幾種思想和現實的交纏結合之下，就變成這樣：「土地我們是要的，但那裡的異質性，我們不想要。」再落地一點說，那就是「人滾地留」的出處、殖民清洗政策的遠源。

宋以後的「中國」越來越內向，它治理不到多民族帝國。元帝國和清帝國都是通古斯民族主導，後者可以成功製造一個統治多個民族的模型，並不是偶然。女真人可以，但漢人就是不行。漢人作為民族，已經在趙宋時期凝固。即使共產主義來了，它還是沒能搞多久世界革命或世界主義。在早期，中共曾經打算用「階級」來團結這幾個民族，但不久就失敗了，之後又回歸內向：大漢主義和區隔異族。

納粹中國的文化基底

這裡就是所有事情的弔詭之處。內心和現實情勢越緊張的「中國」，就越要強化上述的儒家型思想。中共的政權合法性緊張，所以更要強調「統」那方面，就是共產黨政權能保衛領土完整、是反獨希望；華夷區隔，體現於異族集中營；宋型的內向精神，可見於中國不接受「普世價值」的國情特殊論；正統論，無日無之，看中國不斷打壓台灣（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活動，以及不斷強迫全世界國家跟她那一套「一個中國」，即已明瞭。

這些合起來，就是傳統「大一統」思想的現代發揮。很多人認為共產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一切都很好，實乃過度簡化。很多東西，在中國歷史文化之中早已具足。

所以香港人那一種「我不愛黨，但我愛中國歷史文化」的自以為乾淨的企位，是一種對不公義傳統敬意溫情過度的容忍。

西方特別是美國，近來才感嘆自己的中國政策有問題，當初認為支持中國走出孤立、發展經濟，就自然會開出民主、憲政、人權等意識，那是太少看了中國文化。等於他們太少看伊斯蘭文化一樣。今日中國官民的納粹式行為和思想，倒是有不少轉化自傳統文化。「君子位居正，王者大一統」的追求，實行起來，和納粹德國主張的「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有甚麼大分別呢？第一次可考的種族屠殺，不就是秦始皇派兵「南攻百越」，「合天下為一」嗎？

中國人自古以來有一套帝國神學，在它上面，不具備太多民主人權自由生根的土壤，馬克思主義不是唯一的重點。中國人不信神，但信皇帝和國家。對憲政民主而言，她在中國的敵人不只中國共產黨，還有「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底下的大一統神學。怪不得劉曉波會希望中國受外國殖民三百年，因為中國底下的東西，很深很黑暗，它與現代世界的距離、面臨的種族和民族問題，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嚴重。

 

注釋
[1] 港大民研 2018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1515.html
[2] 港大民研 2010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743.html
[3] 關於傳說中「絕地天通」與大一統思想的關係，我在本欄也寫過一篇：「朝代」二字背後的中國式變態 — 從顓頊「絕地天通」到習氏「中國夢」
[4] 黃毓棟：統而不正 — 對魏禧〈正統論〉的一種新詮釋
[5] 葛兆光：「中國」意識在宋代的凸顯 — 關於近世民族主義思想的一個遠源

立場新聞

说明：作者就是那位虎妈

蔡美儿 | 为什么部落主义能够解释世界
原创： 法意Nomos 法意读书 2 days ago

图为2018年5月印第安纳州一高中的特朗普竞选集会现场，By Michael Caterina


法意导言

对群体认同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有时甚至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然而，部落主义的力量鲜少影响政治和国际事务的高层讨论。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Amy Chua）于2018年6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部落世界》（Tribal World）一文，提出要重视当今国际社会中的部落主义因素。她指出，美国决策者对部落主义的忽视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遭遇失败的原因之一。低估部落主义不仅导致了对外政策的失败，还会加剧美国内部各族群的分裂。特朗普的意外当选就是部落主义在美国的表现之一。部落主义的抬头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必须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部落主义能够解释世界

作者：蔡美儿（Amy Chua）

翻译：邵依琳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是部落动物。我们需要从属于群体，这也是我们总喜欢加入俱乐部和组队的原因。一旦人们与群体相联系，其身份会与该群体牢牢绑在一起。即便无法获得任何个人利益，他们也会寻求使群体成员受益。他们会无偿地惩罚外人，为群体牺牲，乃至杀戮和死亡。


这听上去像是常识，但部落主义的力量却鲜少影响政治和国际事务的高层讨论，特别是在美国。在解释全球政治时，美国的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通常关注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作用，倾向于把民族国家视为最重要的组织单位。这么做低估了群体认同在塑造人类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许多地方，最重要的身份 - 人们会为之牺牲的身份 - 不是国家的，而是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宗派的或宗族的。美国决策者常常未能把握这一事实，导致了过去5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严重的几次失败：其中阿富汗和伊拉克最为突出，还包括越南。


对部落主义力量的忽视不仅影响了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看法，也影响了他们对自己社会的理解。发达国家的人们，特别是世界主义精英，常认为他们生活在后部落世界。“部落”这个词似乎代表着一种原始和落后的东西，远离西方的复杂性，在那里人们选择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公民身份，而抛弃了原始冲动。但部落主义在各地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实上，近年来，它已经开始撕裂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甚至动摇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要真正了解今天的世界及其前进的方向，必须承认部落主义的力量，否则只会使它变得更强大。


本能


人类群体认同的本能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实验证据反复证实了它在生命早期的表现。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一个心理学研究小组将一群年龄在4到6岁之间的儿童随机分配到红色组或蓝色组，并要求他们穿上相应颜色的T恤，然后给他们看其他孩子的照片，其中一半穿着红色T恤，另一半穿蓝色，并调查他们的反应。虽然他们对照片中的孩子一无所知，但是受试者一致报告说他们喜欢那些看上去和自己一组的孩子，选择为他们分配更多资源，并对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潜意识偏好。此外，当被告知照片中儿童的故事时，这些孩子表现出系统性的记忆扭曲，他们更倾向于记住组内成员的积极行为和组外成员的消极行为。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性的社会信息”的情况下，孩子们对其他孩子的看法“仅仅因为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而被普遍歪曲”。


神经学研究证实，群体身份甚至可以带来满意的生理感觉。即使我们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看到小组成员的成功似乎也会激活我们大脑的“奖励中心”。在某些情况下，当我们看到组外成员失败或遭受痛苦时，我们的奖励中心也可能被激活。负责哈佛大学Intergroup神经科学实验室的心理学家米娜·西卡拉（Mina Cikara）指出，当一个群体害怕或嫉妒另一个群体时，上述现象尤其容易发生，例如双方“有很长的竞争历史且互不喜欢”时。


这是部落本能的黑暗面。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森（Ian Robertson）写道，群体纽带提高了催产素水平，从而强化了“将外部群体妖魔化和去人道化的倾向”，以及在生理上“麻醉”一个人可能会对一个受苦的人感受到的同情。这种效应在生命的早期就已出现。最近有两项关于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和犹太儿童的群体内外态度的研究。在第一项研究中，犹太儿童被要求画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和一个“典型的阿拉伯人”。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犹太学龄前儿童中，阿拉伯人被画得比犹太人更负面，“更具侵略性”。在第二项研究中，以色列的阿拉伯高中学生被要求对涉及阿拉伯或犹太儿童的意外死亡（与战争或族群间暴力无关）的虚构事件作出反应 - 例如，触电造成的死亡或骑自行车事故。超过60％的受试者对阿拉伯儿童的死亡表示悲伤，而只有5％的受访者对犹太儿童的死亡表示悲伤。事实上，近70％的人表示他们对犹太儿童的死感到“高兴”或“非常高兴”。


意识形态之上的认同


对群体身份力量的洞察很少影响美国精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美国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从地域性民族国家参与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看世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民主与专制主义，“自由世界”与“邪恶轴心”。该思维常常使他们忽视了更原始的群体身份，这种盲目多次导致华盛顿陷入海外失误。


越南战争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羞耻的军事失败。对于当时的许多观察者来说，超级大国输给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的“一个小小的，可怜的小国” -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该国的一半，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众所周知的是，美国政策制定者通过严格的冷战视角来看越南，低估了南北越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积极性，而非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但即便在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了解越南民族主义的民族层面。


美国政策制定者将北越的共产主义政权视为中国的小卒 - 如军事专家杰弗里（Jeffrey Record）所说的“北京在东南亚用于掩护的假马（Stalking horse）”。这种看法大错特错。河内接受了北京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但主要是为了方便而结盟。毕竟一千多年来，大多数越南人都害怕和憎恨中国。中国在公元前111年征服了越南，然后殖民了一千年。每个越南儿童都知道他们的祖先为了使自己的国家从中国解放而战斗至死的英雄功绩。1997年，曾在越南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会见了越南前外交部长Nguyen Co Thach。 “麦克纳马拉先生”，他后来回忆起Thach说，“你肯定从未读过史书，否则你就会知道越南不是中国的小卒。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和中国人打了一千年了吗？我们为争取独立而奋斗。我们会战斗至最后一个人。任何轰炸和美国的压力都无法阻止我们。”


事实上，就在美军退出越南的几年后，越南与中国开战。


华盛顿还忽视了冲突的另一个民族层面。越南有“主导市场的少数”，这是我在2003年创造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拥有巨大不可分割的国家财富的外来少数族群。在越南，一个深受憎恨的中国少数民族称为Hoa，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在历史上曾最多控制着越南商业和工业的80％。换句话说，越南的大部分资本家都不是越南人。相反，他们是被鄙视的Hoa的成员 - 越南的共产党领导人故意夸大其词，声称“华人控制着南越国内100％的国内批发贸易”，并称Cholon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地区， “资本主义的心脏在社会主义越南的身体内跳动。”


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完全忽视了冲突的民族层面，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在越南采取的几乎所有支持资本主义的措施都促使当地人对抗美国。华盛顿的战时政策扩大了少数民族的财富和权力，他们作为中间人，处理了美军大部分的供给和后勤（以及越南的妓院和黑市）。事实上，华盛顿在西贡安置的政权要求南越人为了保持华人富裕而战斗和死亡，并杀死他们的北方同胞。如果美国想要积极破坏自己的目标，恐怕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方案了。


普什图力量


华盛顿在越南的失误是美国外交政策模式的一部分。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派兵到阿富汗铲除基地组织并推翻塔利班。华盛顿完全通过“反恐战争”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任务，专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作用 ，而再次忽略了民族认同的核心重要性。


阿富汗是复杂的民族和部落群体的家园，拥有悠久的竞争和相互仇恨的历史。200多年来，最大的族群普什图人统治着这个国家。但1973年普什图君主制的垮台，1979年的苏联入侵，以及随后几年的内战颠覆了普什图人的统治地位。1992年，由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控制的联盟夺取了控制权。


几年后，塔利班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塔利班不仅是一个伊斯兰运动，也是一个民族运动。普什图人成立并领导塔利班，并构成其绝大多数成员。对普什图人主导地位的威胁刺激了塔利班的崛起，并赋予了该集团持久力。


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家几乎没有关注这一种族现实。2001年10月，美国与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军阀领导的、被广泛视为反普什图人的北方联盟联手，在短短75天内入侵并推翻了塔利班政府。然后美国人建立了一个政府，许多普什图人认为该政府将他们边缘化了。虽然是华盛顿精心挑选的阿富汗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是普什图人，但塔吉克人领导政府中的大多数关键部门。在新的美国支持的阿富汗国民军中，尽管只有27％的阿富汗人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占军队营指挥官的70％。塔吉克人富裕了起来，而美国空袭则主要集中在普什图地区。阿富汗的普什图人说：“他们获得了美元，我们得到了子弹。”尽管许多普什图人对塔利班深恶痛绝，但很少有人愿意支持一个将他们的利益置于他们深深怨恨的对手之下的政府。


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十七年后，塔利班仍然控制着该国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仍在继续。今天，许多美国学者和政策精英都意识到阿富汗的种族复杂性。不幸的是，这种对群体身份中心地位的认识来得太晚了，而且仍未能有意义地影响美国的政策。


事情发生了


低估集体认同的政治力量也推动了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2003年美国入侵的策划者和支持者未能看到（或积极地最小化）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分裂的深度，以及部落和宗族忠诚在伊拉克社会中的核心重要性。他们也错过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主导市场的少数群体的存在。


逊尼派统治了伊拉克数个世纪，首先是在奥斯曼统治下，然后是在英国统治下通过逊尼派精英间接统治，再是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他本人就是逊尼派。萨达姆偏爱逊尼派，特别是属于他自己氏族的人，并无情地迫害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在美国入侵前夕，占人口大约15％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统治着这个国家。相比之下，什叶派组成了该国城乡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


当时，少数批评者（包括我）警告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伊拉克的迅速民主化可能会严重破坏稳定。2003年我提醒说，选举很可能不会产生一个统一的伊拉克，而是一个心存报复的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它将排斥和报复逊尼派，这一结果将进一步推动强烈的反美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不幸的是一语成谶：民主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和平与繁荣，而引发了宗派战争，最终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出现，一个致力于杀害什叶派“叛教者”和西方”异教徒“的极端主义逊尼派运动。


2007年美军进入伊拉克的结果证明，如果华盛顿更加关注伊拉克群体身份的重要性，最初的入侵和占领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2万名士兵的增援很重要，但这次增援有助于稳定伊拉克是因为它伴随着美国对当地人态度的180度转变。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第一次对该国复杂的宗派和种族动态进行了自我教育 - 用美国准将约翰·艾伦（John Allen）的话说，“部落社会是伊拉克的构造板块，一切都依赖于此。”通过建立什叶派和逊尼派酋长之间的联盟以及使温和派对抗极端主义分子，美国军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括宗派暴力以及伊拉克和美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的急剧下降。


特朗普部落


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看起来是远离美国的世界，但美国人不能免受那些蹂躏这些国家的部落政治力量的影响。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民主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伊拉克表明，并且美国人现在正在直接学习，在某些条件下的民主实际上会催化群体冲突。近年来，美国已经开始展现出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中典型的破坏性政治动态：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机构和选举结果的信任受到侵蚀，仇恨的煽动，对既有体制和外来少数族群的普遍对抗，最重要的是，从民主到零和的政治部落的转变。


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转变。白人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即将失去其作为国家多数的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的少数族群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倍感脆弱和威胁；而今白人也体会到了这种感受。201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白人认为“白人已经取代黑人成为歧视的主要受害者。”当群体感到受威胁时，他们就会退回部落主义。他们抱团取暖，变得更加孤立，更具防御性，更专注于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在白人多数萎缩的情况下，这些反应加剧了对抗，在已经两极分化的社会气氛中引发了紧张局势：白人，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异性恋和同性恋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男人和女人 - 每个群体都感到被攻击、欺凌、迫害和歧视。


但是，新的部落病症在今天出现还有另一个原因。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未产生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相反，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受到相对统一的白人多数人的支配 - 一种稳定的，或许是不公平的状态。


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部分由于经济不平等达历史高点以及地域和社会流动性的严重下降，美国白人的阶级分化比几代前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可能会看到其自身版本的主导性少数族群的出现：常被称为“沿海精英”（coastal elites）的群体。可以肯定的是，“沿海精英”是一个误导性的术语。该集团的成员既不都沿海也不都是精英，至少在财富的意义上。尽管如此，美国的沿海精英与发展中国家中主导的少数族群有很强的相似之处。美国的财富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的手中，他们大多生活在沿海地区。这一少数民族主导着经济的关键部门，包括华尔街，媒体和硅谷。虽然沿海精英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但它们在文化上与众不同，往往怀有世俗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容忍性少数群体，支持移民和渐进政治。与其他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一样，美国沿海精英极其孤立，主要在内部相互交流和通婚，生活在同一社区，并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此外，他们被许多中产阶级认为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甚至持敌视态度。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发生的事情，就像在一个被仇视的少数族群占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举行选举时那样：民粹主义运动的崛起，蛊惑人心的声音呼唤“真实的”美国人，按照特朗普的话说，“把我们的国家带回来。”当然，与发展中国家占主导的少数族群面临的反对不同，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并不反富人。恰恰相反，特朗普本人就自称是亿万富翁，让人不禁好奇他究竟如何使他反建制的选民基础支持他这么一个政策会使超级富豪更加富裕的超级富豪。


答案在于部落主义。对于一些人来说，特朗普的吸引力是种族的：作为候选人和总统，特朗普明确或隐蔽地发表了许多和一些白人选民的种族偏见产生共鸣的言论。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品味、鉴赏力和价值观上，特朗普实际上与白人工人阶级的一些成员相似。部落的本能就是身份认同，特朗普的许多选民在直觉上与他认同。他们认同特朗普说话和穿衣的方式。他们认同特朗普鲁莽的行事方式，甚至是（特别是）当他被抓到犯错误、夸大其词或说谎时。他们认同特朗普因为政治不正确、不够女权、读书少、爱吃快餐等被自由派的评论家——主要是沿海精英攻击。


在美国，反建制与反富裕不同。这个国家的穷人不讨厌财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财富，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致富，即使他们认为这个系统是针对他们的。所有种族的贫穷，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美国人都幻想着过去的美国梦。当美国梦远离他们时——即使它嘲笑他们——他们很快就会控诉建制，或法律，或移民和其他外来者，甚至理性，而不是控诉梦想本身。


扼杀部落之潮


政治部落主义正在分裂美国，一个部落的人不但将其他人视为对手，而且还认为他们不道德、邪恶，不是美国人。如果这个问题存在出路，就必须解决经济和文化问题。


对于数千万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来说，传统的财富和成功之路已被切断。经济学家Raj Chetty表示，在过去的50年里，一个美国孩子比他父母学历高的可能性从大约90％下降到50％。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43％由底层收入者抚养长大的美国人在成年后依然只有底层收入，而70％的人从未进入中产。”此外，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精英可能会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已经变成了世袭。在美国实现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精英教育和社会资本，而大多数低收入家庭无法在这些地方竞争。


政治部落主义在经济不安全和机会缺乏的条件下迅速发展。数百年来，经济机会和向上的流动性帮助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成功地融合了不同的族群。美国向上流动性的崩溃应被视为国家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美国公民需要集体塑造一种能够引发共鸣并团结老少，移民和土著，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奴隶和奴隶主后裔等各种美国人的国家身份。第一步就是要开始弥合海岸和内陆间互不了解且相互鄙视的鸿沟。有一个想法是制定一个公共服务计划，鼓励或要求年轻的美国人在高中后花一年时间在远离自己的另一个社区，与他们通常不会与之交往的人互动，最好是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而不是“帮助”另一个群体的成员。


然而，部落主义的抬头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不宽容的部落民粹主义变种正在整个欧洲爆发，削弱了对欧盟等超国家实体的支持，甚至威胁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例如，英国脱欧是大众对伦敦和布鲁塞尔精英的强烈抵制，这些精英被许多人认为是在远程控制英国，与“真正的”英国人——这片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脱节，这些所有者视移民为一种威胁。


在国际上，和美国一样，统一不是默认的，而是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勇敢的领导和集体意志才能实现。世界主义的精英可以这样发挥自己的作用：承认他们自己是一个高度排外的部落的一部分，往往在原则上而非实践中更为宽容，并在无意中促成了怨恨和分裂。


文章来源：

Amy Chua, Tribal World,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8-06-14/tribal-world


译者介绍·邵依琳

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爱读书，爱音乐，更爱智慧。满怀好奇，砥砺前行，与法意的各位共同探索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