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的话】国共胜负的原因说法很多。毛共时期一直宣称中共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军的飞机大炮；近二十多年来，“小米步枪”神话破灭后，又传出其他“小骂大帮忙”式的说法。例如军科院的刘统教授，一方面承认共军也抓壮丁，而且承认共军的后勤由民伕负责，所以对国军的人数占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否认共军从苏俄拿到大量飞机大炮——刘统的结论是共军获胜还是靠自己本事。还有则是“间谍论”，共谍刘斐郭汝瑰靠情报把两百万国军打败了，浑忘了毛泽东说“最成功”的熊向晖才顶“五个师”。再如传出杜聿明在大陆的所谓回忆，怪陈诚没有接受东北的满洲军导致满盘皆输，而事实是满洲军早在1945年8月15日便向苏军投降，国军次年5月中才攻克四平进入东北，期间林彪早已用“东北人民自治军”之名收编了大部分满洲军。

沈志华教授有文《斯大林的“反复无常”与国共战局的起伏》，点出起伏的关键原因是斯大林。下文是从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摘录的文章，载社科院近代史所网站。此文给出了更多细节。

战争的结局众所周知：苏俄及其支持的中共赢了，中国惨遭苏俄肢解。唐努乌梁海近70万里河山和江东六十四屯被从中国版图抹去，被中共送给了主子苏俄以报扶持之恩。中国人以割地日为“国庆节”，年年庆祝割地。

中国社科院还是有很多极有民族良心的学者，勇敢地把历史的真相告知墙内的百姓。

下面是原文。



吕迅：国共负胜的关键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者按：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紧接着抗战而爆发的国共内战，直接诞生了人民共和国。对于国共内战的展开和结束，以往不乏论述，但《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却提供了不一样的解释。

自1946年7月29日起，美国中止对蒋一切军事援助。由于美械对弹药及补给的需求量较大，在军火禁运的环境下，国民党军战斗力大大受限。一位东北前线的国民党军官承认：“国军的胜利主要依靠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一旦这些军火补给被切断，他们就无法继续取胜”。而曾主导国民党军改革的魏德迈四个月后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讲话中，激烈批评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军绝大部分装备是美式的。如果我们不继续卖给他们军火来补给这些装备的话，他们将在军事战役中极大受挫。同样，还取决于中共自外界获取援助的程度，但那却是非常、非常隐晦的”。

7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它的“冷战檄文”，批评“美国的援蒋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稍后毛泽东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卫战争”，称中共“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他获得了斯大林的秘密支持。苏军在东北大连培训从未见过坦克的华东部队军官如何对付美式重武器。中共明确告诉美国驻华人员：“中共对国共问题与对美态度不能脱离莫斯科之关系”。

7月13日，战火又由苏北燃起。当日，毛泽东给华中局的指示原本是“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华中局粟裕则“先发制人，大胆试战”，以6∶1的局部优势兵力率先进攻了泰兴、宣家堡等地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李默庵辖下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两个团。李默庵在黄埔时期曾经陈赓介绍加入过中共，原本对“剿共”就不大积极，这次亦采中庸战术，分进合击。而粟裕则是以老区地利，集中一点，坚持以多打少。随即国共在如皋、海安、黄桥等地大规模交火。双方损失惨重。讽刺的是，双方高层都获报捷。粟裕说，谨遵延安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精神，“灵活出兵，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以1.5万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并5个交警大队（原戴笠“忠义救国军”改编）共5万—5.3万人。李默庵则报告说，占领重镇海安，“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使“苏北共军大势已去”，伤亡“二三万人”，自身损失约4万人，他后来回忆说“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赛注：李默庵的话是在大陆说的，基本附和《粟裕战争回忆录》，只是在李堡之战等小节上提出分歧。事实上，据当时的《徐州绥靖概要》，从开战到8月底（所谓“七战七捷”期间），国军官兵伤亡总数只有8731人，按双方自报己方数字来算，粟裕不仅失地而且丧师】。

蒋中正从7月14日起避居庐山，不是避暑，而是避马。7月18日，马歇尔携新任驻华大使、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飞到庐山见蒋，两人又起小摩擦。据司徒大使叙述，“餐后，各位先生齐聚一堂，蒋总统即询问马歇尔将军对最近事态的看法。马歇尔将军……非常直白地谈到了昆明两次不幸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恶劣影响。总统显然有些尴尬”。而马歇尔将军事后解释说，“是蒋总统那时问的一些问题自己招惹的”。经历这次小摩擦，马歇尔更加确信中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蒋中正和他的国民政府。在停火整军无一兑现之际，马听从司徒建议将调处又转到组织国府委员会上去。这实质上重蹈了赫尔利的覆辙。国共双方遂于外交上展开了争夺画饼的口水战。

7月26日，马歇尔再次登庐，转述周将停战与改组政府相联系的建议。8月5日，蒋中正提出对案，即中共须接受5个条件：（1）退出苏皖边区；（2）退出胶济线；（3）退出承德；（4）退出东北除新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延吉以外地区；（5）退出6月7日后所占领的晋鲁地区。在刘斐假意的奉承声中，蒋还以为由于亲自指挥，山东陈毅部已被歼十之六七。他满心欢喜地告诉马歇尔：如果阁下有耐心的话，就能看到瓜熟蒂落——共产党将会主动寻求马的帮助并做出必要让步来达成协议。马歇尔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其时周恩来只需抓住两点即可无往而不利，一是政协决议，二是国共对等，都是蒋的软肋，而又是马歇尔所提倡的。

蒋马都不知道仅在7月15日至8月7日，苏军就秘密由海路运给陈毅步枪12145支、重机枪182挺、轻机枪56挺、掷弹筒167个、大小炮7门、刺刀11164把、子弹10212840发、炮弹43588发（2000发九二步兵炮炮弹，余为山炮弹）、掷弹筒弹6700发、炸药219900斤。这条补给线除8月中旬将弹药运去东满之外，在1946年5月下旬至10月25日期间一直工作，而且运送武器弹药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水平。

自7月开始，中共东北局正式在平壤以“利民公司”名义设置办事处，一直经营与朝鲜和苏军之间的物资交流，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军火货物经由四条交通线路秘密流动：苏联以大连为中转，实现朝鲜终年不冻港南浦、罗津至山东半岛的海运；陆路运输则利用朝鲜的铁路网，以南满的安东（今丹东）——新义州或辑安（今集安）——满浦和东满的图们——南阳为进出口岸。有据可查的包括：“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硝酸钾和丙酮是主要制爆品。除此之外，输入的军用品还包括硫酸、甘油炸药、苦味炸药等。1946-1949年，苏朝通过上述线路运给中共的，有两千多车皮的日军作战物资，另外还有苏军的“国际主义支援”。据不完全统计，输入物资在1947年1-7月达到21万吨，1948年更有30.9万吨；过境人员1946年7-12月达3000人次，1947年过万，1948年仅图们一口就有8685人次。同期中共方面则至少输出了5万吨粮食及其他物品。陈毅的参谋长陈士榘为了证明当时山东野战军炮兵实力强劲，曾在回忆录里透露：“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比较充足，随时可以补充”，“从东北军区、东满军区经海上运到山东的，储存在滨海山区，可以随时补充”。因此，中共当然不会同意蒋中正的要求。

更有甚者，中共部队还收到来自美国的“额外”援助。美国际救济总署从是年初开始向中共提供大量的药品、食品和纺织品，还有汽车、汽油、柴油、机油、润滑油等物资和工农业器材，总重约61105吨，约值美金1000万元，超过救总援华总吨数的2.5%。按照协定，运费、工资约548亿元法币尚需国民政府支付，而运载工具则由美国供给。有两个美籍救总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出生北平的詹姆士•格兰特（James P. Grant，后来赤脚医生运动的鼻祖），和宋庆龄、叶剑英关系密切；另一个是路易士（Lewis），他与陈纳德组建的CAT空运公司（CNRRA Air Transport）签立合同，用飞机在几天内将一大批贵重物资和现金经开封运至晋冀鲁豫或苏皖边区。

中共将救总援助的物资几乎都用于军事。山东作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在一份有关美国救济物资发放的总结报告中称：“大部物资均用于支前或军工建设，对于自卫战争实起了相当作用。”为了军用，干部会做两本账，“表面计划”由美国共三方讨论决定，但实际上，美国救济品运到中共辖区后，由其派去的司机、工人卸运，完全控制了物资的发放和使用。联总虽有代表到场，但根本无法监督；共产党方面有时亦会主动邀请联总代表参观某些有组织的发放，以去疑心。救总一次就拨给卡车、吉姆西（GMC）牌货车、工程车、加油车40多辆，外加零配件和汽油，这些物质“主要用于军运”。正是救总给予的汽车装备，使得晋冀鲁豫军区的现代化运输初具规模（之前用畜力和木炭车），“汽车和修理工具才得到初步改善”，及时完成了战场前线的“军需运输任务”。中共还对救总方面“申明参加军运的是缴获的国民党汽车，一面编造运输单据争取了不少零配件和油料”，长此以往竟未暴露。黄河工程款也被用于抢购布匹药品等物资。另据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周志坚回忆，“抗战胜利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援山东的物资，一直存放在仓库里”，他曾为自己的部队要来一批毯子，每个人发一条，每匹马发两条，垫在鞍子下面，“这些毯子当时确实解决了部队野外露营和防雨防寒的问题”。

8月10日，马歇尔向媒体发表公开声明，再次为调处失败铺路。也就在同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像他的前任一样，签署了一封马歇尔拟定的给蒋中正的警告信：“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15日，恰为中国抗战胜利一周年之日，蒋中正接到了杜鲁门来电，悲愤莫名，认为语意侮辱，殊难忍受，对共产党一味迁就，而对自己“反以专用压力，以余为可欺也”，遂自欺欺人地故作宽大：“美之幼稚只可一笑置之”。16日，马歇尔又赴庐山忠告蒋，政治解决比武力解决更有和平的希望，武力只会使国家走向灭亡。他相信周恩来有关中共愿意加入政府和愿意停火的表示都是真诚的。蒋中正反问马歇尔：“中国非共党参加之政府，即不成其民主政府乎？”然而，他不可避免地产生逆反心理，不仅对美国的任何建议都拒之门外，也不希望司徒雷登介入有关政协决议的讨论。

本文摘选自《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http://jds.cssn.cn/xwkx/xsdt/201605/t20160506_33185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