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大陸海外留學生來台訪問

在我的认知、理解，并且在心目中认定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第一人是王炳章博士。王炳章于2002年6月在越南境内被不明匪徒绑架扔进中国，次年被中共当局判处无期徒刑，现在仍然在中国广东韶关监狱服刑，已近10年。

我初投入民运的时候，先投入的是中国民联的旗下，也就是王炳章1983年在美国创立的海外第一个中国民运组织。那个时候王炳章已经离开了民联，我能听到有关于王炳章的以负面的为多。93年2月纽约的辩论会上，新组织民联阵的新主席徐邦泰说到了一个有关王炳章的故事，说徐邦泰当年就读加州伯克利大学，王炳章寻声而来找到了徐，邀请徐加入民联。在校园里漫步的时候，王炳章信手摘下了一棵树上的果实，既不知道这是什么果子，也不知道口味如何，摘下后直送嘴里，咬了一口才发现又苦又涩，忙不迭地吐了出来。我记下了这个故事，对王炳章的个性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98年初，蛰伏了多年的王炳章又一次“横空出世蟒昆仑，风风火火走九州”，用了化名潜入中国境内，旨在推动境内的民主党的组党运动。王炳章的动作很快就被中国政府侦破逮捕，随即礼送出境。王炳章此举在北美民运圈中招致一片骂声，多位著名的、重量级的异见领袖人物联名签署发表声明，谴责王炳章。罪责有二：使用假名证件属于违法，导致了国内民主人士的牢狱之灾。然后民联和民阵也发表联合声明，加入这个大合唱。我虽矮子看戏，对这一局没有看得真切，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还是会的，对这些谴责和批判很不认可。根据直觉，王炳章是一位敢于作为的人，敢于为天下先的人。这就好理解“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所表示的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了。当年5月末去加拿大多伦多开民阵会议，向民阵主席杜智富提出了异议。杜智富告诉我，他也不是很认同这些声明的说辞，所以民阵在联署的时候已经尽了力在字里行间调低了批判的调门，只以一个空壳子形式对外宣布，来满足当时海外民运声望最高领袖人物的心理要求。2002年4月杨建利博士进入中国与王炳章博士1998年进入中国可谓异曲同工，但是两个方面的反应不一样。在海外的本阵营方面，杨建利没有因为持非本人证件“违法”入境而遭受非难，这是“对人不对事”双重标准的表现还是知错认错纠错，我到现在没有找到答案。在敌对方中共那里，对杨建利的和王炳章处理也是双重标准，王炳章快速礼送出境，杨建利则被收监5年。也许是时空的变化，中共的策略已经改变，两例前后4年，等量齐观就是刻舟求剑。

99年6月中王炳章风尘仆仆访欧洲到澳洲，继续推动中国境内的组党运动。这个时候，93年辩论会上被提到过的王炳章个性在澳洲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回。没有向主人有丝毫客气礼貌地咨询，王炳章反客为主，操起电话就猛往中国境内拨打，给澳洲民运圈按不同城市和地区分片包干分派任务，悉尼负责包干某几个省的民主党党员的联系和资助，墨尔本负责包干某几个省的民主党党员的联系和资助。不问下达的任务是否有效地执行。据我事后所知，那次分派的任务基本在炳章走后全都扔到了脑后，几乎没有人去执行。这就是王炳章的个性，效果与伯克利大学品尝未名果子一样，不调查，不研究，先做了再说。王炳章这一次环球之行更坏的一点还不在于此，而是在欧洲的冒失行为。1999年5月8日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澳洲民运圈内有人要求我组织人去美国领事馆抗议。我一口回绝，这不是我们民运宣誓主权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没有搞清楚，背后的猫腻没有弄明白去胡乱表现“民族大义”，我不同意这么干。等一等，看清楚了再说。王炳章倒好，想不起来在欧洲哪个城市，带了一批人去美国使领馆抗议侵犯中国的主权。也凭直觉，这是不明智之举。以后王炳章被中共绑架判无期徒刑，明面上没有美国官方有为王炳章说项的举动，是否与这个事情有关？这个只能“阴谋论”猜测，不会有解答。传闻有这么一个故事，数年前上海建立交桥，有一处无论如何作业也打不下某个桩。只能问高人。高人解释，有神在下，这个桩正好打在它的背上，只有某时某刻可以打下这个桩。在高人的指点下，按时作业，打桩成功。就在当晚，泄露天机的高人就被请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

不过那一次与王炳章的相对深度的交往，也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做事努力、仔细、礼貌、体贴，更经得起批评攻击。我陪伴王炳章参访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拜访北悉尼联邦独立议员，出席公开演讲会，王炳章都有体现。他建议我过后都需要去信或者去电话感谢他拜访过的议员，以保持今后继续往来的一个渠道。我还发现，他不非议人。这一点后来得到很多与他有交往的人的肯定。也就在那一次，王炳章告诉我，当初他北美启动中国之春运动的时候，蒋经国派人找到了他，来人饱含眼泪，总算有来自大陆的仁人志士开始了二十世纪的“揭竿而起折木为兵”，蒋经国还怀有希望有朝一日王师北定中原。第二年中国民联成立。那个时候，中华民国与中国民联的关系是一种政治合作关系。体谅中国大陆人士的习惯思维，台湾方面接受中国民联站位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个政体中间的立场。根据我二十多年海外民运体会和认知，中国海外民运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就属这段时期最为默契。以后的两边关系发生变化，台湾虽对民运仍然有支持，远不能与蒋经国时代同日而语。

王炳章走后，我比较认真地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如果89年初的“倒王事件”不发生，后来中国爆发学运的时候，作为当时海外唯一的民运组织中国民联的作为将会是怎么样？ 王炳章是行动型的人，王炳章没有对中国的学运置身事外。作为个人，王炳章89民运一开始马上搭乘日航飞机返回中国，准备投入天安门运动，但在日本机场被堵送回美国。（日本政府接到中国政府的外交照会不允许炳章通过任何第三国进入中国）。中国民联也曾考虑返回北京去影响学运，最后只有一人返回来中国，这人是刘晓波，21年以后成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里面还闹过一个笑话，徐邦泰也是民联定下的回国人员之一，飞机票都买好了，临上飞机前，徐通知民联他不能去了，因为护照被他的太太窝藏起来，无法上飞机。但是无论“倒王事件”是否发生，八九民运的结局不会改变，共产党的力量强于人民的力量，强于民运的力量；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强于西方民主社会，强于曾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

王炳章是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有他的仔细，也有他的漫不经心。用民联人的话来描述王炳章，王炳章把中春和民联当作“家”全心全意，悉心照料。听说这么一些轶事：1、中春初创时期，王炳章去一位朋友家做客，朋友的老岳丈进门，王炳章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丝毫没有起身招呼的意思，朋友在后面踢了他一脚，长辈前来还不赶快起身致意，王炳章才起身。2、送一位民联盟员去地铁站，没有等盟员上车，扭头就走了，那位盟员气坏了，以后就成了王炳章的对头了。3、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王炳章不经过大脑深思熟虑的言语，就算是原封不动不经过加工传到当事人的耳朵，是否也会加重对王炳章的心结？所有这些点点滴滴都汇集成了“倒王”的种种因素。其实更重要的，王炳章的行事风格棱角太明显，让人很难接受，尤其是与台湾方面具体经手人的关系。蒋经国1988年1月去世以后，台湾岛内主持对中国民联支持的机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中共对于王炳章会有比较正确的研判，对症下药易如反掌。按照“阴谋论”来推断，“倒王”应该是国、共合作，通过民联内部的程序完成。程序执行者并不一定非听命于国、共的指令，却是“形势比人强”。

2001年底王若望先生逝世，王炳章早早到了追悼会现场，希望说几句话，但是没有被准许。炳章那天神色凝重，见了我漫不经心地回应了我的招呼。当时觉得奇怪，事后搞清楚原委才理解，人遭受排挤，受了很大委屈再要装得大度若无其事的确很不容易。

2002年6月王炳章在越南境内被绑架以后，被判处之前，我们曾经拜会澳洲外交部，希望西方国家影响中国政府，争取王炳章早日获得自由。澳洲外交部告诉我们澳洲已经关注王炳章案，就在两个多月前，当中共当局公布了王炳章被捕的消息后，澳洲外交部致函中共外交部询问王炳章被捕的原因。中共外交部回函的口径与中共官方媒体一致。

王炳章究竟为何去越南冒此风险，蒙此劫难，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最让我接受相信的还是王炳章的夫人宁勤勤提供的一个推测版本，知夫莫如妻。因为是推测，我这里披露没有意义，还是等炳章获得自由的时候由他自己说出来为好。有一点可以相信，中共绑架炳章也好、诱捕炳章也好，都没有做错，因为炳章的作为最让中共感到心惊头痛。我认同王希哲的中国海外民运的分类法，“人权民运”和“政治民运”。前者自1989年以后长期的占据主导地位，在我看来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浅水嬉戏。后者则比较被边缘化，而且是“风急浪高”多有凶险的，王炳章从事的就是后者的。这让我回想起一件事情，发生在1999年的8月中的时候。一位神秘人物到澳洲找到了我。他知道我将要迎接魏京生到访澳洲，那个时候江泽民也要经过澳洲前往新西兰参加亚太峰会，魏京生通过北京设下的澳洲“警戒线”在此专事“迎候”。我们通过复杂繁琐的联系方式约定在悉尼市中心见了一面，那人带着墨镜，坐在室内也没有把墨镜摘下，所以我到现在仍然无法知道那人是谁，就是那人现在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无法辨认。那人让我称他“国”先生，“国”代表中国国家安全部。若以后失去他的信息，请我一定记住他，等到中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会来找我们。国先生告诉我，所有海外民运，就属王炳章走的路数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小儿科。王炳章98年初闯入中国推动组党运动，是动真格地挑战中共，其他的在海外呼吁中共改善人权之类声明和集会，都是无关痛痒的玩家家。

2003年3月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大牢里面一坐就是10年。很长一段时间，炳章的案例得不到关注和重视。我不知道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政府是否为炳章向中共提出过交涉。炳章坐进了大牢，原来对他的负面评议或者妖魔化开始逐渐减少，民运圈中有一点反思，重新认识他。辛灏年热情讴歌王炳章具有多数知识分子所没有的卓越品格，羊子把王炳章比作展翅高空的飞鹰，尽管有低飞的时候，甚至低于平地越起的一只公鸡。据闻中共可以对炳章从宽处理，条件是炳章必须认罪。炳章宁把牢底坐穿决不屈服，决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中共的面子和炳章的理想意志发生了对撞而无法妥协。2011年8月为谋求香港民主派领袖带领民众争取香港民主从而带动和影响中国境内的“茉莉花”革命而到纽约，看到了羊子家中挂着炳章隶书唐诗崔颢的“黄鹤楼”，同去的钱达惊叹炳章书法的神速进步，又一次勾起老民运人士对炳章的怀念。在从华盛顿返回纽约的车上，商定了民联、民阵、民联阵合三为一回归为中国民联的计划，组织的英文名称用民阵的FDC，遥推狱中的王炳章为重新合并的组织的主席，杂志“北京之春”和“中国之春”合二为一，民联阵取消番号。把目前有限的民运热情重新集中起来，把离队的老民运人士呼唤回来，重新集合再出发，让重新合并的组织和旗下的民运人士时刻牢记着中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仍在中共的大牢里，让民运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悬梁刺股。营救王炳章，唯有中国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别无他途。薛伟、钱达、黄奔、汪岷和本人达成了共识，各自回到家进一步推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阻力主要的来自于我们半壁民阵。我的理解是“武大郎开店”的心态，是不明白民运格局演变，民运处于困境采取突破和超越的能力和见识短缺的缘故，五人共识不能被理解被接受，就连的王炳章的家人得知信息以后来电表示了相左意见。此议束之高阁。

最近到台湾拜访了王炳章夫人宁勤勤，我看到了这位女性的伟大。她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为炳章牺牲三十多年，她的人生被王炳章所“绑架”。第一个十年从旁协助王炳章从事民运，第二个十年独自哺育与王炳章生育三个孩子，第三个十年为狱中的王炳章奔波，任劳任怨，默默承受。她轻松地说起王炳章民运之路，是她不经意的辅助，促成了王炳章把想法付诸于行动，从此王炳章走上求民主反专制的不归路。今天王炳章蒙受牢狱之灾，源于她当时不经意种下的因，实在是“罪孽深重”，因此情愿被“绑架”，义无反顾地关怀着王炳章。

近年来经常见到炳章的女儿王天安为父亲奔走呼号，颇似缇萦。为纪念八九民运，王炳章给他1989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女儿取名天安。在我的眼里，炳章获得自由之日也就是中共倒台中国政治变化之时，而中国政治大变化迹象已露端倪，很快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磅礴于全中国。炳章实际上在与中共进行赛跑，我坚信炳章会以胜者的姿态到达终点，如果中国的政治演变速度再快一点的话，炳章还有望成为一位政治领袖在未来中国的变局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