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后不久，中国公安部于1989年6月13日向全国发布对21名学生的通缉。值此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多维新闻梳理发现，这些学生中的三分之二已流亡海外，三分之一留在了中国大陆，如今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

上述21名被通缉的学生中流亡海外的有王丹、柴玲、刘刚、封从德、吾尔开希、周锋锁、梁擎敦(梁二)、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熊炜、熊焱，留在中国的有翟伟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王正云。

1，王丹（1969年）：高校自治联会常委及广场副总指挥，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现居台湾。多次要求回国，遭到拒绝。仍活跃。

六四后拒绝逃亡，王丹在安徽亲友处短暂隐蔽后，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1993年2月获释后继续在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筹集“互助捐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并担任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1995年5月21日，再次被捕，并于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先后关押于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和辽宁省锦州监狱。由于身体问题，经过中国人权等组织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中国政府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1998年7月进入哈佛大学就读，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4年8月至2005年4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2005年4月至2006年4月起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年10月3日，其父母已在锦州监狱办妥了他的刑满释放手续。2008年4月30日，王丹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要求发还护照，以争取回国的权利。2008年6月5日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

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研究员。自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在台湾史研究所开授主题为“1950年代两岸国家暴力比较研究”的硕博士课程。2011年5月，与来自台湾、香港及中国海外学术、社运与民主人士，集结起来成立“华人民主书院”。2012年9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为期三年，并兼任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2012年12月5日，《王丹回忆录》新书发布会于台北小艺埕举行。

王丹同时担任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青年中国”主席，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国际组织“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ARDA）执委会委员。曾为台北市驻市作家，并以“在夜雨中素描三首”获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诗歌首奖。

王丹现居台湾，曾多次要求回国，遭到拒绝。2014年3月19日，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台北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前往学生占领的议场给予声援。

2，柴玲（1966年）：广场绝食团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现居美国波士顿。每临近六四便会发声。今年反复重提“宽恕”。

1990年4月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后与丈夫封从德分居，转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企业管理硕士，于1993年6月毕业，曾任“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执行局主席。1997年5月，她曾来港作私人访问。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离婚后在美国再嫁美国人罗拔?马丁（Robert Maginn），同年与其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电脑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至今。2009年12月4日她成为基督徒，并于翌年4月4日正式接受洗礼。2010年6月1日她成立“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争取维护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和权益。2011年10月出版英文著作《A Heart for Freedom》，中文版《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11月出版。

柴玲在2012年6月4日以英文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的公开信，信中说“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们；我原谅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他们仍然继续压制着自由并实行残酷的一孩政策。”2013年5月，柴玲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再次表示因已信奉基督教并受洗的关系，已原谅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及进行镇压的士兵，更表示对六四纪念日的到来由痛苦转为感到喜悦。

不久前，柴玲发表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信中柴玲对自己在六四中的行为及其后在讲到血腥镇压时表示自己“要求生”、“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言论进行辩护。公开信又指，应该提出平反六四的诉求，但“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柴玲说，只要怀着感恩的心等待神的降临，心境自会不同，呼吁关注人士用平和的宗教心态，去面对当局不平反六四的问题。反复重提“宽恕”，引发如潮批评，有人说柴玲疯了。柴玲则强调“饶恕不是忘记，也不是背叛”。

3，刘刚（1961年）：八九学运的主要组织者，发起成立高自联，一直是运动核心人物。现居美国纽约，专注网络宣传推动中国民主、平反六四。

六四事件后，刘刚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辑，于6月16日在河北保定火车站被捕。1991年2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狱中，他曾遭受毒打和折磨，不过他还是组织了狱中其他政治犯进行绝食等活动，并给各国领袖写公共信以示抗议。1993年12月，中国官员下令中止他的家人探望权利1年。监狱当局这次举动，看来是惩罚刘刚家人于年初将他的信件偷带出狱。1995年他刑满释放，在家中受到监视。由于他拒绝每星期向警察汇报思想的规定，他被龙山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他因此向龙山区法院起诉公安局对他的迫害，要求取消汇报思想的规定和取消行政拘留15天的规定。但是刘刚找不到敢于为他辩护的律师，法院也不提供条件让他在国内找辩护律师。刘刚家人屡受骚扰及被警察公然抢劫。7月16日他与弟弟刘勇出外散步，被公安截停并带返公安局扣留超过一小时。后来法院判决书中声称，刘刚不向派出所警察汇报思想，是不接受监督管理，因此驳回上诉。1996年5月初，他因受不了当局的长期迫害，并希望当局不要再骚扰及迫害其家人，逃亡到美国波士顿。

199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计算器系硕士，1998年结婚，2006年于美国纽约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8月，刘刚父亲刘贵春处于病危状态。刘刚在中国的亲属多次和中国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让刘刚回国看望病危的父亲。但是被明确告知“不可能”。2011年2月，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是解放军军官。后刘刚与妻子发生家庭摩擦，美国警察介入，他本人搬离原址，与妻子分居，办理离婚。刘刚曾说，发现太太收过来自大陆的款项，而用的，是两人的联名银行户口。

刘刚曾出版书籍《中共政权解剖》、《天安门，路在何方？》。

4，封从德（1966年）：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曾为高自联主席，亦是原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现居美国，仍活跃，推动民运。

六四事件后在国内逃亡的十个月中感悟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1990年4月3日流亡法国巴黎，就读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念中国宗教及哲学，并于巴黎“民主之家”推动民主工作。1995年获硕士文凭，1996年通过博士候选资格答辩。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家学说，1999年回法国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道教和中医，200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8月至2008年4月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2010年六四21周年前夕，封从德写信给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要求回国公开审理他的通缉案，结果信件被中领馆退回。封从德建立“六四档案网”，积极参与人权活动。2012年任“孙文学校”网站主持人、“中国人权”发言人，亦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人道中国理事。2013年5月，封从德推出重新修订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详细介绍1989年爆发天安门广场学运的过程，包括血腥清场、学生被抓捕和流亡海外的细节。修订版随书发表增订手记《史实与史识的求索》，手记分为3部分，包括作者对八九民运的总体看法、对此书客观性、史实细节和作者勘检进行辨正，以及对一些极具争议问题展开响应。

5，吾尔开希（1968年）：1989年曾为高自联主席。现居台湾，多次要求回国，遭到拒绝。仍活跃。

六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经香港逃离大陆，流亡法国，开始其漫长的流亡生涯。他与严家其等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担任副主席。离开中国后，他后转往美国柏克莱大学修读英语，后转往加州旧金山阳百瀚大学修读商业，在美国旧金山多米尼加大学毕业。他后来在该校就读硕士课程，研究内容以亚太及中美关系为主。他在民联阵并没有参与工作，只担任“明日中国基金会”理事长一职，致力筹办学术性和推进内地民运的活动。他成立“明日中国”论坛，希望组织一些以前曾参与民运，现在散居各地的人士，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重要问题。

1994年8月30日，他在台湾台中全国饭店与台湾留美学生陈慧玲结婚。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毛高文担任证婚人，黑教林云大师是吾尔开希的主婚人。1997年，他获台湾居留权，但在美国定居。6月4日，他和其他民运人士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进行六四8周年抗议活动时，因驾车强闯警方设置的路障，与日本警察发生身体碰撞，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两位理事李松和林国辉被逮捕。9月13日，他单独一人持中华民国护照以真名进入澳门，17日返回台湾。曾在台湾任职电台节目主持。2004年1月，罕有地获香港特区政府批准入境参加歌手梅艳芳的葬礼。2005年曾被银行追讨63万元台币卡数。2008年在台湾开设科技公司。

2009年6月3日晚上，澳门治安警察局根据《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吾尔开希入境；他表示回来目的是向中共自首，并要求中共“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协助他返乡探亲。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认为是政府镇压维族人和平示威，呼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施行民主。2010年6月4日，吾尔开希再次透过自首的方式，要求与中国大使对话，因不得其门而入，而想硬闯入中国驻东京都港区大使馆，随即被日本警方逮捕。当月6日下午由于没有逃亡之虞获释，他的刑事处分尚未决定，将在日本停留并接受日本警方的调查。2011年1月初，支联会元老司徒华病逝，吾尔开希及王丹等民运人士希望出席司徒华的丧礼，但港府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两人的入境申请。王丹及吾尔开希认为是北京施压所致，二人对特区政府做法感到愤怒，认为事件显示“一国两制”已死，对香港未来感到非常担忧。2012年5月18日，吾尔开希试图向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自首，但大使馆不应接。2013年11月25日，吾尔开希乘坐往曼谷在香港转机期间向香港入境处表明是中国的通缉犯并要求自首，冀香港方面能拘捕他予中央政府，以换取与家人见面的机会，但最终入境处把他遣返台湾。2014年3月19日，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台北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前往学生占领的议场给予声援。

日前吾尔开希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说，与亲人25年来的分离，对他来说如同酷刑。吾尔开希一直被禁回国，父母也被限制出境。2009年起在网上开设博客“吾尔开希流亡笔记”，收集过去十几年所写的一些东西，作为“流亡笔记”。2013年5月出版《为自由而自首：吾尔开希的流亡笔记》，这是吾尔开希24年来首度出书，表明他为何多次向中国投案自首的心路历程。

6，周锋锁（1967年）：原高自联常委。现居美国三藩市，仍有发声。

六四事件后遭到通缉，回家中躲避，其姐姐向当局告密揭发，于6月13日被捕。中共当局将此作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后据其本人说，这是中共造谣的，设的局。周锋锁被关秦城一年后在国际压力下释放。安全部门不让他回校上学，流放河北做了两年技术工作，后来与共同经历六四的兄弟一起开公司，也被官方捣垮，直到1995年离开中国到美国。出国前10天妈妈去世。初到美国没有任何资助，他打过餐馆工，1998年得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商学硕士，获优等毕业生奖。2002年周锋锁、王丹、刘刚、熊焱、张立明等在纽约代表六四受难者起诉李鹏在八九年犯下的侵害人类罪。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2007年创办“人道中国”组织，2008年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常捐款资助国内受难人士和民运活动。“人道中国”出版了维权人士刘飞跃所着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群体录》。

现在美国任职金融界。不久前，他接受采访时说：“我真正想做的还是中国自由民主的运动，特别是与八九有关的事情。这是当年那么多人在一起并为之牺牲的梦想，作为幸存者有这个责任让这一天早日到来”，还说，“当局重提或道歉并不重要，我相信会有一天中国民众会公开纪念八九民运的意义，毫无疑问”。

7，梁擎墩，又名梁兆二（1969）：原高自联常委。现居澳洲，曾要求回国被拒。近年甚少与民运人士联系。

1989年6月流亡美国洛杉矶，入读杨伯翰大学。1994年5月29日，他向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申请回国遭拒，遂决定在领事馆门外进行48小时绝食，争取回国权利。“民联阵”主席徐邦泰和另外两名民运人士汪岷、沈烈也参加绝食。他曾任“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工作委员会主席。1995年在旧金山已经改名为Jay Liang，在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就职调查不正当的安全交易。2009年居台湾。2014年居澳洲。

8，王超华（1952年）：原高自联常委，组织各种活动，直至1989年6月3日因病住院，离开天安门广场。现居美国洛杉矶，会就时事发表评论，并积极把国内异见人士的著作和文章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

现流亡美国，居住在洛杉矶，曾就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并获该校硕士及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教中文。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自由撰稿人，课余致力整理八九学运史料。2009六四20周年临近，她原获邀来港出席一项与六四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但后来北京不容许王超华等多名民运人士入境。2011年2月27日，王超华从台湾乘搭飞机抵达香港，准备出席司徒华追思会，但入境处拒绝她入境。

王超华曾说，我以为，支撑我坚持到逃亡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我的求生本能。因此，在海外每当面对欢呼或花环之类的场面，我就有小丑做戏的自惭。这一点加上我对符号式生存的恐惧，使我得以继续自己对普通人生活的追求。我当然无法忘记六四，但我也怀疑我真的能为国内的人们做什么？加上六四带给我的害怕承担责任的后遗症，我选择了和其他许多流亡学生领袖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活动靠拢组织，个人生活坚持独立。

我们相识于一九八九年，我们分手在六四镇压后，六四是中华民族肌体上的溃痛，持久损害着我们的民族健康，只有重扬八九民运的精神，才能为中国找回青春，找回正义，找回真正的民族精神。感谢你们坚持不懈的关注、努力和奋斗，我们战斗在一起——王超华于2008年10月言。

9，王有才（1966年）：原高自联最后一届秘书长，六四后被控企图组织上海学生继续反抗。现居美国芝加哥，仍有发声。

1989年6月到8月被公安部通缉。1989年8月到1991年4月，在北京秦城监狱期间长期单独关押。1991年1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次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1年4月到1991年11月被关押在浙江余杭浙江省第四监狱，单独监舍。1991年11月因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访问中国，列入其要求释放的三人名单之一，而后获假释。1992年10月到1998年1月在东方通信集团（原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期间因多次参与王东海、傅国涌、陈龙德、毛国良等人联名公开信及与陈树庆、徐光、高建松、朱春华、赵旭明等人聚会多次被短暂拘押，长期受监视跟踪，盘问。1994年10月与王丹分去西安访问林牧，与郑旭光、杨海、张鉴康、吴双应等友朋见面被市公安局拘押3天。1995年5月在四川成都在访问廖亦武，肖雪慧等友朋后被扣留3天，重庆扣解7天。1998年2月27日，他联同毛国良、王东海、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和张金林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第九届人大代表不要选举李鹏任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同年6月25日，他与王东海及林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当天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前往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申请注册。29日下午，公安人员将王有才从杭州的家中带走，在拘禁8小时后予以释放，公安警告他停止一切有关“中国民主党”的行动。30日，他与王东海前往浙江省民政厅登记，但民政厅表示无此先例而不予受理。7月10日晚上，他在家中被公安“刑事拘留”。13日早晨，他和朱虞夫的家人获公安的通知为两人送去了换洗的衣物。23日，他的太太胡江霞向杭州公安局递交了申请，要求将王有才取保候审。29日，胡江霞要求与丈夫见面，公安以“危害国家安全”涉机密而不让见面。8月7日下午，杭州市公安局第五处公安致电胡江霞，表示王有才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被捕。30日下午，王有才突然获释回家。但公安宣布对他监视居住，没有公安批准不得出门。11月2日，公安再将王有才带走，后来被控以五大罪状：一．起草的“中国民主党”宣言中：“只有建立反对党，才能消除暴政”一句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身为“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创会者，当局更列明了王有才组党的经过。三．7月10日晚，企图以茶聚形式召集“中国民主党”成员开会。四．透过电邮将18份建党文件传播至海外。五．在监视居住期间与海外反动组织头目王策见面，更接受境外四千元人民币及三百美元的资助。12月1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讯，21日将他判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9年1月29日送押于浙江衢州浙江省第一监狱。1999年9月29日，因王有才咳嗽已有一个月，监狱不仅没有带他去看病，连治咳嗽的药也不发给他，故胡江霞特地送药给他。11月30日，王有才哥哥王有华往监狱送药被拒。12月11日，胡江霞在监狱规定的一个月一次探视时间，被当局拒绝他们见面。2000年6月4日，王在狱中绝食一天纪念六四。10月30日，妻子胡江霞联同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等5人的妻子致信全国人大要求人大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12月，王有才一直咳喘，痰中更带有血丝，在他同房间同一床的上铺的犯人已证实患上肺结核，但监狱至今未对王有才进行检查。2001年9月30日，胡江霞探望王有才时，知悉王有才所在的中队130名犯人中5人证实患上肺结核，但王有才一直未获安排作彻底检查。2004年3月4日，王有才获准赴美保外就医。

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访问学者。2005年1月到2006年8月在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2006年8月获硕士学位，参与筹备未来中国网站，参与筹备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2009年居美国洛杉矶，2009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任顾问（兼）监察。2009年10月10日担任《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协理。2011年4月22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2014年，王有才于美国华尔街做风险管理，业余研究中国宪政及民主转型，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

10，张志清（1964年）： 高自联常委。现居美国，已淡出。

张志清于1991年被捕，后获释移居美国。

11，张伯笠（1957年）：当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副总指挥。现居美国华盛顿。已淡出，偶有发声。

六四后躲藏在中苏边境一个中国基督徒家里，1989年12月15日流亡至苏联申请政治庇护，但被克格勃遣返回中国，途中偷渡往黑龙江，在深山黟林里渡过了两年野人般的生活，并成为基督徒。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警方逮捕也没能逃到海外的通缉犯。

两年后（1991年）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获准流亡。曾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还曾任《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并与刘宾雁等民运人士参加“中国学社”，就八九民运进行为期二年的研究工作。他于1993年2月获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著有《逃离中国》，详述他的逃亡经历。1995年底，张伯笠获洛杉矶正道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2000年成为牧师，开拓并牧养中国海外学人背景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2012年任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新加坡神学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教牧学博士候选人。

张伯笠现居住在华盛顿郊区，已重新组织家庭。育有一子一女。现今张伯笠投入宣教事业，不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曾有制片商欲将其赋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拍成电影，但未成事实。

12，李录禄（1966年）：当年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定居美国旧金山，近年常回中国，国内也有生意。采访避谈六四。

1989年，李禄是天安门广场叱咤风云的带头人，秘密逃往法国，最后抵达美国纽约。1989年末，他抵达美国后，随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关于六四事件的演讲。出版英文自传《移山》，并拍成电影，同时以学生领袖身份演讲，收取每场数千美元的演讲费，赚得第一桶金。。李禄赴美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以6年时间完成9年的课程，1996年同时获哥大经济学学士、商管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三个学位，是哥大两百多年历史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学生。毕业后，李禄加入洛杉矶一间投资顾问公司，起薪点达年薪12万美元（约93万港元）。后因美国科技股蓬勃，李录看好网络概念股，返纽约自立门户，1997年，自行创办Himalaya Partners(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管理风险创投基金及对冲基金。

帮人搞创业投资，成为千万富豪。2000年4月8日下午4时，在洛杉矶巴沙迪那古教堂，李禄与相识6年同是南大同系的小师妹李节结婚。2003年，他认识了巴菲特的副手、巴郡副主席查理?·格，使巴郡成为其基金的主要客户之一。2008年，他向巴郡推介入股中国电池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使巴郡获得高达12亿美元的回报。2010年，李被指有机会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之一，共同管理巴郡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但后来李表示没有此意。2010年跟随巴菲特还有微软创办人盖茨在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慈善行。在当年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当中，李禄是第一位能够公开回到大陆的人物。

13，熊炜（1966年）：原高自联常委，现居美国，已淡出民运。

1989年6月14日在辽宁省由母亲带去自首。1990年6月免于起诉获释。判监一年，出狱后赴美。出狱后一度意志消沉，曾卖生果为生，以及下海从事商业活动。现定居美国，工作不详，已淡出民运。

14，熊焱（1964年）：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常委、绝食发起人之一，曾入人民大会堂与李鹏舌战。定居美国，不时接受采访谈论六四。

1989年6月15日被捕，1991年1月26日未经审讯获释，被开除学籍。1992年6月流亡美国，后来成为基督徒。曾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念书，并担任“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1993年，其妻亦为八九学运参者与钱立筠赴美团聚。1994年初熊焱投笔从戎，加入美国陆军。经过6个月的密集军事训练，熊焱以20项军事技术全部合格的优异成绩和百步穿扬的枪法通过考试，于7月14日自美国陆军行政学院毕业。1998年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攻读神学，后成为美国驻伊拉克军队的随军牧师。2002年成为牧师，曾以军中牧师身分身份随美军前往伊拉克前线执行任务。2004 年3月至2005年3月随第一装甲师第四旅驻扎离伊拉克巴格达40多英里的地方。2009年曾到港出席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现在定居美国，任职美国军官学院军队牧师。

15，翟伟民（1968年）：原高自联常委。现在河南，不接受任何采访。

六四一周年前，他曾宣布进行着有效的抵抗活动，于1990年5月在新疆被捕。1992年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4年，先囚于北京市秦城监狱，后转往河北省第一监狱。1993年9月13日获释。1994年3月再被捕。

同年5月26日，他与王丹、马少方、邵江、李海、郑旭光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998年10月23日，他和其他三名河南异见人士签署一份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的申请书，寄到北京的中国民政部及河南省民政厅。1999年1月26日早上8时，翟伟民被新安公安局人员从家中带走，至晚上10时，3名公安将他押回家中搜查了约半小时又将其带走。据翟伟民家人表示，翟伟民中午曾在派出所绝食，抗议当局无故将他拘留，现已获释。他被公安列入长期监视名单。2004年5月30日，他被河南洛阳公安警告不得离开家门。他表示：“六四已经过去15年了，这15年当中，我们感慨颇多，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这么长时间了，我自己总感觉到头上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罩着自己，说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找谁去解决。有些东西，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人的观念、有些人的认识，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有时候，感到非常的压抑，自己也感觉无能为力，经常有这种感觉”。“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确确实实考虑过出去。出去的话，起码思想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可是，我们的朋友都建议不要走，不愿意看到国内的人越来越少，一个一个出去。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大家都劝我不要走。我呢，确实也不愿意走”。翟伟民表示不会选择出国。他说，就像当年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一些朋友通过种种管道获得释放，他当时的反应是，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尽快出去，但是他自己绝对做不到。

他表示只会留在大陆从事与维权无关之专业工作，而他也不接受任何媒介采访。翟伟民现在河南洛阳一家私人企业工作，现为私人企业行政人员。

16，郑旭光（1969年）：原北京高校提请对话代表团副领队，亦为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首任总指挥。现居北京。长期受监视。

1989年7月被捕，1990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开审，1991年1月5日被判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囚北京秦城监狱，但于同年7月获释，曾在北京任职商界。出狱后仍致力争取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因此两次被收容审查。1993年11月14日与马少华等人在西安一间小酒店内举行异见者讨论会，并发表声明。声明称：“我们希望全体公民以理性和非暴力手段，团结争取人权状况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十分差劣”。“我们希望全体公民团结起来，保障人权”。同年11月下旬，他赴京探望“和平宪章”的签署人，于27日下午2时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酒店拟探望友人之际，被公安人员带走，解回西安。1994年2月26日获释。同年5月26日，他与王丹、马少方、翟伟民、邵江、李海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士，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995年5月26日，他与方政、方蒙及吕江台因筹备发表公开信被捕，稍后获释。现在北京市开出版公司，买卖股票，活跃股坛。长期受监视。

17，马少方（1964年）：原高自联常委，亦是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发起人之一，还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

现居深圳，接受过不少境外媒体采访谈六四。最近还接受了《苹果日报》的采访。

1989年6月9日逃亡广州，同年6月13日在广州受审，1990年10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其中2年囚北京市秦城监狱，一年在江苏看守所。1992年6月获释，身体病弱。马少方获释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1年，原本至1993年6月13日止，但由于他与王丹交往密切，并拟一起南下广州，1993年5月22日在北京机场遭公安人员截留，并强制搭火车遣回家乡。1994年5月26日，他与王丹、翟伟民、邵江、李海、郑旭光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士，抚恤死难者家属。1998年8月中旬，他和杨涛致信最高检察院及法院，要求释放王有才。1999年1月，他因公安骚扰而失去工作，现在深圳一家大公司任形象策划及电影评论员。2004年5月，马少方与一家深圳高科技公司商谈合作，但深圳公安局找到合作公司，要他们不要同马少方这样背景的人合作，公司于5月20日正式停止再与马少方合作。每年的人大、六四以及10月份的党代表大会等敏感期，警方都会对他进行监控。他还是《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人之一。2014年5月，马少方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继续疾呼还原六四真相。现居中国深圳，自由职业者。

18，杨涛（1970年）：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亦是高自联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现居上海。已淡出。

1989年6月16日在甘肃省兰州市被捕，1990年9月获释，被开除学籍，赴广东省经营计算机生意。1998年8月中旬，他和马少方致信最高检察院及法院，要求释放王有才。1999年1月，他因公安骚扰而失去工作。5月5日，他因筹备纪念“六四”活动在广州被捕，稍后获释。19日，他因计划参加纪念“六四”十周年的活动时，被广州公安局以“煽动颠覆”罪名逮捕。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犯“颠覆罪”。后于11月指控他“偷税”上万元人民币。11月17日，第一次开庭，但根本没有通知律师到庭，在律师提出抗议指审判无效后，法院不得不在12月23日再次开审。虽然杨涛的生意额每年仅数十万人民币，其税额很小，而当局指其“偷税”完全无单据上的证据，法官仅靠几位证人所谓的证词判断。2000年1月5日，广州天河区法院以“偷税漏税”的罪名将他判刑4年。2003年5月19日，杨于广州刑满出狱，但一直被严密监视。现居上海经商。

19，王治新（1967年）：当年为高自联常委及秘书长，现居山西，已淡出。

1990年10月在新疆被告发拘捕，12月押返北京，1991年初开庭审讯，同年6月获释，送返山西。

他其后在各地打散工，最长的是在广东一间港人开设的工厂当管理工作，维期一年半。出狱后很长时间找不到稳定工作。有传在山西私企工作 。

20，张铭（1965年）：原天安门纠察总指挥。现居吉林，已淡出。

1989年9月在深圳被捕，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991年1月被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早期，他与北大的郭海峰等人关在秦城监狱的八号仓。4月与刘刚一起从北京秦城监狱转往辽宁省凌源县凌源第二劳改支队九大队一中队囚禁，遭受过电刑、毒打和一丝不挂在雪地挨冻等肉体摧残。1991年6月获释，曾与马少方一起在北京工作及在上海市经商。2002年9月9日，国家安全局声称张铭“涉嫌计划爆炸大楼”，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他刑事拘留。上海公安局在10月16日改以“职务侵占罪”将张铭逮捕。2003年9月26日，上海市中级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张铭判处有期徒刑7年，此前已经查抄了安格公司及其所属的大部分子公司。张铭在被抓关押期间，还遭到过警察毒打。由于张铭抗议审判不公并绝食，他曾经被用绳子捆绑在床上113小时，期间不能自己洗脸、刷牙、小便和大便，人格尊严备受侮辱伤害。张铭为了抗议对他的诬陷判刑、司法程序不公，于2003年11月18日开始在上海狱中绝食至2004年4月中旬。2006年获保外就医。

21，王正云（1968年）：曾为高自联常委。现居云南，已淡出。

1989年7月在云南省被捕，获释后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1991年年7月刑满出狱，在山东任职推销员。1998年，他参与山东中国民主党，于12月4日被指参与非法社团活动被捕，其后获释。2004年曾参与声援中国民主党人的绝食，2004年参与纪念六四15周年绝食。2006年封从德采访“六四口述实录”时曾与王正云通电话，当时他正在云南红河州金平县务农种植香蕉，但后来失去联络，可能继续受到当局监控，生活状况较差。

如 何 处 置 刘 青 ？ 海 外 民 运 界 反 应 热 烈

送交者: 《世界周刊》 于 February 22, 2005 11:07:02:

据《世界周刊》报道，纽约“中国人权”组织目前每年近三百万美元
的经费预算，用于薪水和办公室的费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余又以
合作方案、工作合同等形式，与其它组织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只
有不到十万元用于人道援助基金，其中六四受难者家属仅获一万多元
，而该组织的主席刘青给自己定的年薪竟高达八万美元。本来“中国
人权”的经费是以营救和援助中国政治犯和异议人士为名而募集的，
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刘青等人侵吞和私分了，而实际被用于人道
援助的部分只有不到三十分之一。真是够黑的！

黑幕曝光在民运人士之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用“炸开了锅”
来形容也不为过。有人呼吁对黑账进行彻查，迫使刘青等人退赃；有
人则扬言“一刀捅了刘青，不留后患”。四川的民运人士邓焕武先生
最近与移居美国的民运人士王希哲先生通信，谈及“中国人权风波”
丑闻的主角刘青诽谤诋毁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
清先生的几桩往事，读罢信函内容更令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 究竟谁是“特务”？

１９９６、９７年之间，邓焕武先生到西安拜访林牧先生时，第一次
通过越洋电话同远在美国的刘青进行交谈。刘青告诉邓焕武先生，卢
四清先生是“中共特务”，其依据有两条：一、卢曾与刘通电话，结
果他们的通话内容被中共所知；卢创办“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是为了同“中国人权”组织对着干。刘青这番荒诞无稽的毁谤令邓焕
武先生感到愕然，他当时便断定刘青决不是什么好人。

据邓焕武先生所述，重庆的民运人士许万平先生坐牢多年，两次出狱
后生计无着，家境窘迫，无奈之下只好请林牧先生向刘青转达请求“
中国人权”组织援助之意。不久，许万平先生便从电话中得到了刘青
的答复----“给钱可以，但条件是要经常提供情报”。许万平先生听
后气得发抖----难道要我们国内的民运人士也象你刘青一样，做台湾
、美国的特务吗？后来，刘青又让林牧先生传话给许万平先生，说“
资助的条件是今后重庆方面与海外联系只能同‘中国人权’组织独家
联络。”这种无耻的要求当然被心怀坦荡的民运人士一口拒绝了。

２００３年春夏之交，许万平等民运人士集体撰写了一篇悼念李慎之
先生的短文。当时正值“非典”疫情，网吧被关闭，而重庆的民运人
士家中都没有电脑，他们无法将文章发送到海外发表。于是许先生打
电话给纽约“中国人权”办公室，请求对方将电话录音，再整理成文
字予以发表，不料却遭到拒绝。从这样一件小事上，许万平等民运人
士不由心寒：刘青他们光顾着在国外捞钱和内斗，哪有心思为国内民
运做一点点实事啊！

２００５年１月，“中国人权”理事林培瑞先生在给伯恩斯坦主席的
辞职信中写到：“好几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曾经建议给卢四清一些
帮助（他住在香港的一个很小的公寓内，发出很多关于人权的讯息）
，但‘中国人权’里面有人却说卢四清‘不可靠’，甚至可能是‘特
务’----这些都使我感到相当不安。”我们可以想象，卢四清先生在
开展民运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工作时，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在同一条
战壕里，刘青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背后向他开枪。而另一方面，那些
身处危难绝境的国内民运人士，他们在遭受专政机关的恐吓和逼迫的
同时，也还要受到刘青的警告和威胁，这使令他们左右两难，举步维
艰，慨叹世道黑暗。

● 靠什么如此霸道？

不光如此，一些已经移居美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同样也经常遭受刘青
一伙恶势力的打压和诋毁，很难获得在海外投身民运事业的经费资源
，心寒之余他们大多离开这个是非圈，另谋生路。许多海外民运组织
在向美国及台湾某些机构申请资助的过程中，都曾受到过刘青的疯狂
攻击，甚至被诬为“特务”。刘青反复向这些机构强调：“那些项目
我们‘中国人权’已经在做了，他们没有必要做重复的事，而且他们
也不可能做得好。”此外，刘青还雇用了陈破空、唐柏桥、魏泉宝、
高平等人，安插到海外民运各派系之间进行监视和离间，设法使他们
的组织趋于式微或分裂，刻意营造“中国人权”一家独大的假象，以
便垄断所有的资源管道，从而挟制海外民运。

１９９６年王希哲先生来到美国之后，刘青对于王支持卢四清先生的
态度大表不满，一再向王指出“卢四清是特务”。刘青摆出的“疑点
”居然是：我们“中国人权”组织有那么多钱却办不了事，而他卢四
清声称没有钱却为什么能办得到！（主要指卢四清为各省民运人士购
买了传真机，使国内民运消息不断被传至境外一事。）王希哲先生不
同意刘青的说法，刘因此非常恼火，于是对王进行了报复。１９９７
年江泽民访美之际，刘青在华盛顿举办一次民运会议，王希哲先生前
往参加时却遭到刘的驱逐。刘青甚至不准王挤在朋友的房内过夜，于
是，吴方城先生、杜智富先生只好连夜开车把王送到刘晓竹先生那里
。事后，王希哲先生质问刘青为何这样对待他，刘明确告诉王：“就
为了你支持卢四清！”王希哲先生火了，责骂刘青：“你是奴隶总管
？我非要服从你的鞭子？听从你的指挥？”

刘青凭什么如此霸道？是谁在撑他的腰？经常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岳
武先生在《是谁逼得方励之等人哑口无言十三年？》一文中一针见血
地指出：“谁？台湾！有钱！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看见钱
，大眼瞪小眼！台爷叫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台爷不让监督咱就看不见
。台爷不让举手咱就别瞎选，台爷不让说话咱就别发言。刘青吃肉我
喝汤，大河有水小河满，稀里糊涂十三年。”

《大纪元时报》和“自由亚洲电台”为什么聘用不学无术的刘青当编
委和评论员？《北京之春》和“中国人权”在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关
系？胡平、薛伟、倪育贤、唐柏桥、陈破空这伙人为什么总是跳出来
给刘青撑台面？其实很简单，这都是某个给他们经费的机构暗地里授
意这么做的！

从表面上看，刘青对民运人士蛮横霸道，摆出一副嚣张跋扈的架势，
而实际上他在主子面前又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卑躬屈膝，惟命是从，
干着告密求宠的勾当，否则，他早就被解雇了。

●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在从事推动人权和民主的职业队伍中，出了刘青、万润南、徐邦泰、
倪育贤这样的蛀虫和败类，为祸不浅，海外民运既没有办法从制度上
防范和杜绝他们作恶，也似乎没有办法惩罚和制裁他们。数十万、数
百万美元的秘密经费已经落入刘青、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的腰包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舆论的空泛谴责，即使被大家啐一脸的唾沫也值
了。

有人提议向法院起诉万润南、刘青、徐邦泰、倪育贤，其实这种想法
很难付诸实施，因为遭他们侵吞的钱大多来自一些不愿公开身份的机
构。这些机构宁可丢了钱，也不愿牵涉诉讼而暴露其背景。以“中国
人权”组织为例，《中国人权２００３年财务简报》透露：“收入四
百十六万美元，开支七十四万美元，资产七百六十九万美元，负债三
十四万美元”。也就是说，２００３年“中国人权”可以被公开的开
支只有七十四万美元，何等奇怪！据网站资料获悉，这一年美国民主
基金会给“中国人权”组织的资助是三十五万美元，只占它的经费总
收入很小的一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二万美元来历不明，与台湾的情
报机关难脱干系。

“这个圣洁的光环被打破了，”居住瑞典的莫莉花女士撰文写道：“
人们看到，人权组织一如其它地方，也有人性的贪欲和丑陋，有官僚
的诡计和霸道，有制度的荒废和失灵。”为了不劳而获过上权贵们的
奢华生活，刘青、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不惜伤害自己所从事的神
圣事业，甚至伤害那些潦倒困苦而不灭其志的同志。一方面，许多国
内的民运人士和政治犯得不到援助（即使得到一些，也是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以救济他们为名而募集的巨额经费却又被人移作它用，
刘青竟然心安理得！他与同伙不断酝酿和策划着种种更为巧妙的侵吞
方案。十三年来，刘青一会儿把钱投向股市，一会儿投向赌场，几个
酒肉朋友、算命先生（如曾慧燕的老公艾端午等人）也不断向刘青借
钱，或者用于还赌债，或者用于收藏古董字画，或者用于经营洗衣店
、木地板商铺、按摩院、电脑维修店、房地产公司，等等----反正“
刘青的钱”来得容易。

邓焕武先生和居住巴黎的岳武先生不约而同都把刘青比作《水浒传》
里那个妒贤嫉能的“白衣秀士”王伦。王伦为了稳坐梁山泊第一把交
椅，不但排挤“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赶走前来投奔山寨的晁
盖、吴用等英雄豪杰，林冲一怒之下把王伦杀了，拥戴晁盖为王，从
此山寨势力迅速壮大，一百零八将共举义旗。岳武先生认为，对付民
运队伍中的王伦，也应象林冲那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邓焕武先生也大声疾呼道：现在到了彻底解决刘青问题的时候了！他
指出，“一些持调和态度的友人，不管出于什么考虑，都不过象在林
冲与王伦之间搞中立平衡一样可笑。客观上，这种不分大事大非的和
事佬态度，是有害无益的。”

“中国人权”组织出现如此触目惊心的丑闻，而刘青的几个喽啰却依
然说什么“除了刘青没有人做得好”这样的胡话，刘青也声称还需要
两年的“过渡期”才可以把位子交出来，否则“中国人权”组织会乱
。多么荒唐的说法！梁山的寨主王伦突然间被林冲杀了，晁盖取而代
之，山寨非但没乱，反而上下齐心，弟兄意气相投。台湾情报机关曾
经制定了一套针对海外民运的政策，如“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
“防止民运势力做大”等等。平心而论，“中国人权”组织只是海外
民运中的一支分队而已，台湾方面大可不必担心搬开刘青这块挡路石
，民运势力就会趁机做大，变得难以操控。相反，主动撤换刘青，不
但能平息大陆民运界的愤怒，而且还能赢得人心，使他们对台湾心生
敬意，有利于将来广泛合作。

关恭惠
２月２１日

2007年6月12日 - 会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声明”，决定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王策主席、徐邦泰主席分别代表 ...

民運人士認為臺灣選民成熟令人鼓舞

1995-12-12本報訊  投書及徵文

典藏宏觀

民聯陣主席徐邦泰三日透露，民聯陣和自民黨將於明年三月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前，以自願、自費的原則組織「觀選團」，前往臺灣實地觀察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的選舉實況。徐邦泰表示，儘管離選舉還有三個月，但已有不少在美的民運人士對此事「深感興趣」，表示屆時將報名參加。

徐邦泰在談到臺灣立委選舉結果時表示，站在一個大陸民運人士的立場，他對此次選舉結果表示滿意。徐邦泰說，選舉結果充分顯示了臺灣選民在政治上的成熟。三黨得票結果與預先估計相去不遠，說明各自都有自知之明。作為一個海外中國人，他對臺灣在政治民主方面的進步深感鼓舞。

徐邦泰說，事實上，海外民運人士對臺灣的立委選舉和明年的總統選舉都表現了極大的關注，除了因為同是中國人，更深一層的因素是，臺灣現時在民主政治方面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值得大陸今後在進行政治民主化時借鏡。

徐邦泰說，他曾先後以第一批進入臺灣的大陸傑出人士的身分，及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和臺灣社會民主黨朱高正的邀請，三次訪問臺灣，每次都感到受益良多。徐邦泰說，海外民運人士需要學習，因為他們往往知道「不要」什麼，比如，他們知道不要專制，不要獨裁，因為他們經歷過那樣的時代；但是，他們在抽象地知道「要」什麼時，卻不知道「怎樣去要」。

徐邦泰舉例說，這次看臺灣立委選舉，看盡了各候選人「拉票」、「配票」的過程，從選舉結果來看，這些程序十分重要，如新黨雖然候選人不多，但由於配票成功，一舉拿下廿一個席位，大有斬獲；而除去暴力介入及賄選等負面的因素，如果不是各候選人「花招百出」的拉票活動，大多數人並不認識的選民如何會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你？但對大陸來的民運人士來說，以前的觀念中，「拉票」、「配票」都是貶抑詞，認為有實力根木不需拉票，沒本事才要靠「拉」。徐邦泰笑言這些對民主過程的認識，正需通過觀察民主社會的運作來加以修正和提昇。

徐邦泰並對長期以來積極參與灣區民運的錢達入選僑選立委表示祝賀，他說，錢達一向有政治抱負，對大陸民運也相當支持，這次終有機會進入臺灣立法院殿堂，得以參加神聖的立法工作，可喜可賀。

在談到中共最近一連串的軍事演習對這次立委選舉有否影響時，徐邦泰表示，他認為對選舉結果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不過間接地，這些軍事演習起了正告臺灣選民臺獨可能造成惡果的作用。徐邦泰說，這次海外民進黨表現得十分克制，與這些軍事演習不無關係。就如施明德、彭明敏自己說的，中共軍事演習的目標，是衝著李登輝、民進黨來的；而如果真有影響，國民黨也過不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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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聯陣主席徐邦泰三日透露，民聯陣和自民黨將於明年三月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前，以自願、自費的原則組織「觀選團」，前往臺灣實地觀察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的選舉實況。徐邦泰表示，儘管離選舉還有三個月，但已有不少在美的民運人士對此事「深感興趣」，表示屆時將報名參加。

徐邦泰在談到臺灣立委選舉結果時表示，站在一個大陸民運人士的立場，他對此次選舉結果表示滿意。徐邦泰說，選舉結果充分顯示了臺灣選民在政治上的成熟。三黨得票結果與預先估計相去不遠，說明各自都有自知之明。作為一個海外中國人，他對臺灣在政治民主方面的進步深感鼓舞。

徐邦泰說，事實上，海外民運人士對臺灣的立委選舉和明年的總統選舉都表現了極大的關注，除了因為同是中國人，更深一層的因素是，臺灣現時在民主政治方面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值得大陸今後在進行政治民主化時借鏡。

徐邦泰說，他曾先後以第一批進入臺灣的大陸傑出人士的身分，及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和臺灣社會民主黨朱高正的邀請，三次訪問臺灣，每次都感到受益良多。徐邦泰說，海外民運人士需要學習，因為他們往往知道「不要」什麼，比如，他們知道不要專制，不要獨裁，因為他們經歷過那樣的時代；但是，他們在抽象地知道「要」什麼時，卻不知道「怎樣去要」。

徐邦泰舉例說，這次看臺灣立委選舉，看盡了各候選人「拉票」、「配票」的過程，從選舉結果來看，這些程序十分重要，如新黨雖然候選人不多，但由於配票成功，一舉拿下廿一個席位，大有斬獲；而除去暴力介入及賄選等負面的因素，如果不是各候選人「花招百出」的拉票活動，大多數人並不認識的選民如何會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你？但對大陸來的民運人士來說，以前的觀念中，「拉票」、「配票」都是貶抑詞，認為有實力根木不需拉票，沒本事才要靠「拉」。徐邦泰笑言這些對民主過程的認識，正需通過觀察民主社會的運作來加以修正和提昇。

徐邦泰並對長期以來積極參與灣區民運的錢達入選僑選立委表示祝賀，他說，錢達一向有政治抱負，對大陸民運也相當支持，這次終有機會進入臺灣立法院殿堂，得以參加神聖的立法工作，可喜可賀。

在談到中共最近一連串的軍事演習對這次立委選舉有否影響時，徐邦泰表示，他認為對選舉結果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不過間接地，這些軍事演習起了正告臺灣選民臺獨可能造成惡果的作用。徐邦泰說，這次海外民進黨表現得十分克制，與這些軍事演習不無關係。就如施明德、彭明敏自己說的，中共軍事演習的目標，是衝著李登輝、民進黨來的；而如果真有影響，國民黨也過不了「半」。

1992「民聯」「民陣」鬧華府 海外「民運」大內訌

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合併大會

DAXing

Aug 21, 2017

王若望获李登辉接见和八万美元资助 欲统合海外民运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開會方始，朱嘉明跑來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陸鏗身邊。他說：「關於究竟選不選王老師，我很困惑，想向你請教。」還說，「自從你批評邦泰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度以後，他這次決定要大開大闔了。」他們約好下午找個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談談。 三人會談之前，陸鏗對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還是不想當主席，雖然這個決心在眾人的壓力下開始軟化。他認為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風口浪尖，犯不著。民聯五大的時候他就沒有出來選，結果是于大海選上主席。正因為徐不是衝在第一線，所以他的人縁比較好，其他幾個當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況慘不忍暏。民聯「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勸說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們故意誇大形勢的危險，他們說，如果徐不參選主席，胡、王對選，胡平可能勝出，他們說了許多理由。總之，聯委會不想給胡平任何機會，對有很多傳聞的萬潤南也沒有好感，對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顧慮。伍凡和汪岷嘻笑怒罵，「邦泰，你是個膽小鬼，關鍵時刻不敢衝，以後我們都不和你玩了。」從一開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陣反萬派組成了同盟軍，他們聯合起來，操縱著主席團，并左右著大會的局勢。他們正在給性格沉穩，不想當主席的徐邦泰越來越大的壓力。現在徐逐漸認識到，要在這個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除非今後不再搞「民運」。他開始重新估量形勢，把希望寄托在選舉方法上，他相信搭檔選和混合直選是有利於王老的選舉方法。 王當第一把手，他當掌握實權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會談在大廳的一個角落進行。徐邦泰向陸表示并沒有改變初衷，還是支持王出來。徐說，如果主席、副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到時，選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亂，萬潤南掌握票很可能改投給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萬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會輸。這一席話曲曲彎彎，王可能會輸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會贏，而為了不讓胡贏，徐必然要親自出馬競選主席。徐出來選，王老也就當不成主席。陸是個直心直腸的好人，卻沒有搞政治和選舉的經驗，他當了一輩子的記者，現在又上了年紀，哪懂得這麼多的花樣，一時不知所以然。只是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抬上去了，現在又想把他拉下來，果如此你們會變成千古罪人。」話好象很重，其實不得要領。徐心裡嘀咕：「如果我能把誰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選舉了。我又不是毛澤東、蔣介石。」

陸介紹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開選，王當主席，配三個副主席，萬和徐以外，再加一個亞太區的人當副主席。多幾個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對立體現大團結。跟徐搭檔王老是願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聯合，民陣總得有一個。徐不正面回應，卻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王為正，他為副，一定能取勝。朱嘉明則直言不諱說，不希望王老和萬潤南搞在一起。等朱先離開，徐對陸說，「其實我對萬并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你當然知道。」陸原話不動向王若望轉達了三人談話的經過。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覺得這裡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對方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復雜關係，所以仍然堅持正、副分開選。而且說，只要是分開選，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輸給胡平，他也心甘情願。陸又轉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這樣想，如果分開選，他必須參選主席，同時希望大會在選舉方式上能通過搭檔選或混合直選。 石磊雖然年輕，卻很聰明，這時候他是王老的親信，王老有什麼事都會和他先說，有時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擔心王今後會受制於人，所以一直主張聯合萬潤南，以制衡徐邦泰。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堃 去王若望房間交換意見。朱培堃名為徐邦泰的代表，立場卻與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象是朱嘉明的人。兩朱力主排除萬潤南進領導層。王說，你們如果有證據證明萬有問題，我可以放棄萬，否則的話，這是我的權力。王曾許諾過萬，當然不肯輕易翻悔，陷己於背信棄義的地步。朱培坤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你選萬潤南為你的搭檔，那你也別想當選，因為我們掌握了九十張鐵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員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威脅他，血立刻往上湧。

等他們走了，王若望一個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煙，終於作出了痛苦的決定，萬一不行就在大會上宣佈退選并退出會場。「原本我都不想當這個主席，還不是你們再三推我。等我答應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卻又變卦，叫我的面子往哪裡擱？」他越想越氣，一陣晕眩差一點倒下去。羊子趕緊來問，「是不是不舒服？」 王老說，「欺人太甚。」王若望的退選決定與陸鏗有關，陸主張萬一選不上就退選。現在他正在勸萬潤南退選。他說，「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反萬已形成一股強勢力，你即使當選副主席也不會愉快的，為什麼還要死乞白頼地參選呢。為什麼不在海外發揮自己的所長，暫時從民運淡出，轉而經商呢？」 陸和萬都認為參選和退選是一種權利，一種方便自己的權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願意當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兩副，王為正，徐為副，另外再在萬潤南之外選一個民陣的人當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距離正在縮短。現在只要大會認可搭檔選舉方式，那麼這兩個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會最終沒有通過一正二副搭檔選舉方式，也沒有通過混合直選的方式 ，而是最終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直選，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舉，當場可自由報名競選正、副主席的規定。 萬潤南等人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好比下棋，下棋的規則可以改，但改動的規則不能對正在下的這盤棋發生效用。但他們沒有公開提出他們的意見，因為大勢已去，提了也沒有用。這個新選舉規定的得利者是民陣反萬派的楊建利，他報名參選副主席。同時也封殺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在會場上，徐對王老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動氣地說，「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叻浮．敵跄銓ξ胰绾蔚赝瞥纾�結果你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後果要由你來負。」徐遲遲沒有向大會正式報名競選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再過幾個小時，選舉大會就要開始。在徐的房間，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選票預測結果。他倆肯定地對徐說，「邦泰，不要怕，我們穩贏了。就是你不出來選，我們推任何一個人都能打敗老萬。」就這一句話，使得徐下了決心。即使徐不參選主席，那麼自然也會有人出來。子夜臨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間。開門的是羊子，羊子客氣地說了句，「這麼晚還忙？」聽說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來意對王說了，還說，「我們建議你當名譽主席，我們保證把你推上去。」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那就算了。」

早上， 大會進入候選人演說。徐說他在九二年報名競選的時候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他現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諾言。又說他和王若望之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沮喪的萬還在房間裡睡覺，從床上被人叫了起來。王若望和胡平演講完就宣佈退場，萬潤南和馬大維也退了場，姚勇戰、倪育賢等人流著淚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緒開始迸發，整個大會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好象天塌了下來。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罵，也有人以頭撞墻。退場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們代表一些組織分部，後來陸續有人回來，最後的統計是十九名代表退場。

選舉開始。在一百十一張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張，華夏子 得票五張，十七位代表投了棄權票。有些人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為「民運中的爾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老資格的胡安寧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贜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徐邦泰當選為主席，楊建利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會宣告，中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現在成立了。站在一邊的徐邦泰卻一臉凝重，他怎麼也笑不出來。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後不能和台灣搞好關係。他和他的朋友們都不主張台獨，即使在壓力下，他們也不可能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徐邦泰還想緩和和王若望的關係，他在大會上以主席的名義提議王為名譽主席，同時他又讓錢達 去勸說王回來。不一會，錢回來大聲說，王老決定回來了。會場掌聲雷動，許多人破涕為笑。「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震驚了整個會場。 眾人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嚴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上前台，一改以往書生本色，大聲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看，從來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贊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王若望念著大局為重，剛回頭走了兩步，有人，好象是馬大維，勸羊子說，「他要回去你必須勸阻他。」羊子說「我怎麼勸他？」那倆又說，「他要回去你就說要離緍。」那時羊子也已經暈頭轉向，不加思索，轉頭就說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腳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嚴家其，王老還可能走回會場，然而內外夾擊實在使王若望無法抵禦。他的心在流血，因為沒有人理解他。

會後，退場的那批人公開表示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支持萬潤南的德國民陣分部依然存在；萬也仍然以民陣領導人的身份發號施令。民聯在美國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認民聯陣的權威，自行獨立；吳方城成了吳記民聯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國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認大會合法性的，在大會的最後一刻，他還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數不多的新組織──民主黨。然後他們各顯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資源，終於生存了下來，成為海外「民運」的奇觀異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是條溫馴的狗，可以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為自己所用，那麼就不是一條好狗，那是寧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擔心是對的。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就中斷了對民聯陣的一切支持。原來徐在「中國之聲」電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現在也斷了。徐邦泰為了尋找糧草，要去台灣，也沒有人願意出面邀請他。最後不得不請原是學者的朱高正先生 幫忙。會後二個月，徐等人正在為糧草發愁，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焦仁和突然來到舊金山邀請徐邦泰喝早茶。然後，朱嘉明一行來到了台灣訪問。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焦把朱介紹給一些富商大賈。他們很客氣地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只要把銀行帳戶告訴我們，就行了。」十分簡洁，十分明暸，沒有更多的話，以後朱的帳戶裡每月多了二萬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為民聯陣理事長的朱嘉明表示要離開這個組織。他私下說，他以前的朋友現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領導，要為以後的退路著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棄政經商。據說揚州有一個紡織廠是屬於朱的。朱先後在澳洲和東南亞經商，最後成了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常駐代表處的一個美籍僱員。而朱在合併大會上的朋友們和對手們還被死死釘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國之春」的董事長。朱沒有向伍交代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和帳戶。十多年了，仍然沒有人知道朱是否現在還在拿這每月二萬五千美金的台灣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紀青、孫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員抓捕。審問時，一個高級警官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我們對王若望的情況和合併大會了解得很清楚，連他泡茶用什麼茶葉我們都一清二楚。」這話傳到王老夫婦的耳中，因為有施濱海的前例，他們不得不當真。那又是誰呢？中共國安部為海外民運的合併大會召開了慶功會。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海外「民運」的八字評斷：「不成氣候，不足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