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6日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民进党惨败。现任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认为，在两次选举过度扩张的效应下，民进党的票数萎缩是开票前多数人的共识，然而结果出炉后，绿营选民与支持者发现这已不是单纯的钟摆效应，而是另一场吞没民进党政府的政治海啸。
    
    张宇韶指出，高举公民社会内涵与政经改革诉求是民进党2016年全面执政的基础，然而选举结果的胜负并不意味对于价值理念与台湾主体意识的全盘否认，也不该导致两岸关系的陷入僵局的因果关系。对于进步价值的工具思维与扭曲才是民进党应该得到教训与启发的重点，如果忽视这一点，而将主要责任归咎于韩国瑜民粹旋风或是中国锐实力介入这些众所皆知的常数，反不利选战的实质检讨与政党重建。
    
    不可否认的是，政党转型与路线调整是民进党目前的当务之急。因为2005与2008年两次败选，恰是蔡英文以非典型的理性形象与领导风格，为民进党的政党文化建立新的典范，改变绿营支持者的群众基础，获得新世代、妇女与中产阶级的认同，也让民进党转型成为温和左翼改革政党。即使2012年总统大选不敌马英九的连任之路，但是在太阳花学运出现后，民进党结合当时的社会氛围，并在2014九合一大选进行战略性的合作，民进党的改革诉求同时汇集公民社会的价值与白色力量的矛头，是民进党一举赢得2016年大选的关键。
    
    张宇韶认为，民进党在野时期成功扮演推动各类进步价值的角色，推倒国民党既有政经秩序也是各方政社会力量的共识。惟执政后急于推动各种类型的政经改革，在欠缺战略设定与政治沟通下，使各方社会力量陷入碎裂化与冲突的状态，遂构成大绿小绿的内部矛盾，这可从民进党政府在一例一休、同志平权、两岸关系等议题中，与劳权、宗教团体与独派的对立关系得到解释。因为在这些社会团体眼中，民进党若不是太保守就是过于激进，同时也丧失了道德的高度。
    
    另一方面，密集的改革以及权力的操作，同时也激化被改革者的相对剥夺感，蓝营支持者仇恨的社会能量始终积蓄中，在传统国民党无力对抗的假象下，民进党始终低估保守势力的反噬。当韩国瑜现象出现时，民进党成为「反建制」的革命对象与情绪出口。当高层发现此一效应犹如病毒蔓延扩散时，始终无法提出危机处理方案与赢得策略，最有效的反制其实就是彼时的白绿合作模式，但与柯文哲决裂之后，民进党只能将选举调性拉高为中国介入与价值制度之争，这或许是事实，但是已经无法说服民众的集体意志并挽回选战主导权。
    
    张宇韶分析，对于蔡英文而言，当务之急是重拾民进党过去群众路线的传统，所谓的改革不该是过多的文青口号，而是从实践面走入基层重新建立与社会的对话与连结，相较于虚幻的网路声量与韩国瑜包装的庶民形象，民进党绝对有足够的道德正当性成为被剥削者、市井小民与青年世代的代言人，因为这才是人们所熟悉的政党品牌。民进党更需放下执政党的身段，重新与柯文哲与小党建立对话与合作的基础，毕竟国民党与韩国瑜的「新政治」，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高举九二共识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仍与公民社会价值与台湾主体性格格不入。
    
    三立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