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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都已经注意到刚刚结束的习近平西班牙之行至少有两大“亮点”，其一是西班牙政府并未依习近平所愿与他签署两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其二是习近平率众出席西国国王宫廷宴会时换西装为“国服”。



习近平夫妇访问西班牙时穿亲自设计的“国服”。

被外界误认为还是传统“毛服”也就是“中山装”的习近平身上的那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服”，简称“习氏国服”与传统“毛服”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北京时间11月29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表示，在西班牙方面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包括中国国务委员王毅在内的所有中方官员都身着“中山装”（中式礼服）出席活动，这种情况是否是首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据了解，在类似西班牙国王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这种正式场合上，中方领导人穿中式礼服应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随后记者追问，之前曾看到过中方官员穿“中山装”出席活动，但是所有中方官员都穿“中山装”参加活动是否尚属首次？  耿爽称，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穿中式礼服出席符合这个场合的着装要求。

事实也确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外界媒体居然没有注意到习近平出访外国在“对等”场合把西装领带换成据说是他习近平和彭丽媛亲自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礼服”早在几年曾就发生过，特别是在访问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也就是有国王的国家时，习近平必有换穿他认定的“民族服装”的机会。

2014年习近平访问荷兰时，中共一家驻港媒体发表《白领结VS改良中山装   习主席出访首穿中式服装》一文。文中说：3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会见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在王宫为习主席举行盛大国宴，并以欧洲王室最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夫妇的到来，习主席更是首次穿着中式服装出席正式外交场合，彰显“中国范”。习主席的这身中式服装乍看上去很像“中山装”，但仔细看会发现有很多不同之处。从上世纪20年代，因孙中山先生而兴起的“中山装”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最爱穿着的服装，由于毛泽东主席经常在公开场合穿着中山装，西方世界更是直接将中山装翻译为“毛装”。

该媒体还介绍说：中山装是以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服装，是在日本学生服装（诘襟服）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由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经常穿着中山装示人，所以西方人称呼中山装为“毛装”。  除毛泽东外，许多中国著名人物如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都常穿中山装。

接下来，当年江泽民到访英国觐见英国女王时的上装才是标准的“中山装”，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正装”一模一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金正恩在访问中国获习近平礼遇的过程中，金总书记穿的就是标准的“中山装”，习总书记则穿西装打领带。而如今“习氏国服”，因为已经是“中山装”和“唐装”的杂交，被掺杂进去了“更多的中国元素”，所以习近平当局似乎已经把它暂时命名为“中式（中国）礼服”。

正儿巴经的”中山装”是什么，科普一下就是：样式为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造型并赋于新的含义，并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中山装的五大内涵：　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其二，门襟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其三，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毛泽东和中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后，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中山装”为“国服”，但事实上它成了所谓的“干部服”，当时的所谓“四个兜”的军队干部服，可称之为“简易中山装”。

有西方媒体解读中国政权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服装革命”的进展经过，说是   中国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世界少有的经济和社会剧变，期间中国官方着装风格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而且受到外部关注。文革时期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在公开活动中就开始改变了清一色中山装的风格，开始穿夹克和西装。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大力推行对西方开放，领导人身体力行穿西装，开始了中山装（在西方被称为“毛服装”）被取代的过程。在1984年中国人首次在电视上看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穿西装发表讲话。1987年当时中共的代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记者会上谈到自己穿的西装：“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国内做的……,李鹏、胡启立同志穿的西装也都是中国做的，都很漂亮。”一时间中山装似乎成了“左”和“守旧”的象征，西装成了“西化”和“开放”象征。八十年代，西装盛行超过了过去的中山装。街边台球桌和田间地头都有穿各种本土西装的人在娱乐或劳作。

如上媒体注意到了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四国期间穿了一套类似中山装的礼服参加荷兰王室举办的国宴，一改人们习惯的西装领带的形象。那是一种使用暗扣，中式与西式相结合的服装。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开始的官员服装西化潮流并没有一往无前，同英美风格衔接。

读罢这一段，笔者特别上网搜寻了习近平几次在欧洲国家着“中式礼服”的图片和视频，总结出的规律就是，习近平外访过程中，对方着西装领带，他也着西装领带，但只要是对方男士穿燕尾服或者黑领结晚礼服的场合，他习近平就会穿上他的“中装”。比如在觐见英国女王时，因为英国女王的丈夫身着燕尾服，所以习近平就一定要和人家“对等”，把西服领带换成“中装”。

如上媒体分析说：中国并没有对应英美国家黑领结晚礼服的正式礼服，因此驻欧美的中国外交官在参加晚宴和其他正式场合往往会面临择装的尴尬。被久违的中山装有时候就成了救场的好东西，成了既庄重，又有中国特色的礼服。

对习近平的这一身貌似“中山服”却又不是正儿巴经的“中山服”的所谓“中式礼服”，中共自己的媒体当然要对它大唱赞歌。

一家中共媒体在2014年习近平访问荷兰后报道说：上周末在阿姆斯特丹王宫，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设“白领结”宴会招待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白领结(white  tie)”是最高级别、最正式的宴会着装要求，比如诺贝尔颁奖晚宴、皇室的正餐场合等会要求与会者以“白领结”级别着装出席。

“白领结”着装通常要求男士着黑色燕尾服，配白色领结、白色马甲和上浆的折翼领衬衣，女士则需着及地晚礼服，佩戴高级珠宝，外加礼服鞋、手包等配饰，还可以搭配白色长手套。在有皇室出席的宴会上，也可以佩带勋章、绶带之类的饰物。除了以上着装选择外，来自欧洲之外的出席者也可以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出席。于是，从荷兰皇室出席此次宴会成员威廉－亚历山大国王、马克西玛王后、前女王娅特丽克丝的着装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正是欧洲王室的最高规格礼遇。受邀出席的习主席夫妇也选择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重视服装，展示独特的中华文化风采。这也是习主席首次穿中式服装出席正式的外交场合。

该媒体分析说：不少网友和媒体也把习主席的这身改良中式服装称为“国服”，毕竟在西方，出席“白领结”宴会时，代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穿着燕尾服会有不伦不类的感觉，但仅穿着西服又会略有“冒犯”的嫌疑，于是民族服装无论如何都是最好的选择，女士可以着旗袍，男士却难有一种代表中国自己的服装，“中山装”似乎是最能代表中国的男士服装，但它也有过于严格、死板的弱点，和如今蓬勃发展的中国似乎有些不太搭调，在这个时候，习主席的这身改良“中山装”的出现让大家眼前一亮，不管今后它能不能真的成为“国服”，它都为今后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又增加了一种选择！紧接上文，该中共媒体访问了中国境内的“时尚专家”多人进行“解读”。北京服装协会副秘书长刘亚桐说，习近平所穿中式服装在颜色选择上稳重大气，而立领间露出的白色衬衣显得层次分明、清爽精致。中国独立设计师李铂楠认为，这套服装加入西式礼服中的口袋巾元素，在传统中山装的样式基础上做出改良，这一中西元素的巧妙结合为庄重的外交场合带来时尚气息。她相信，这一经典中山装的现代演绎一定会引领中国时尚的风潮。

此番，大家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了习近平的喉结处的那个小白方块，思索片刻，一致认为这简直就是基督教牧师袍剪去了下半截。

我们的讨论当然有调侃的成份，因为习近平的一身“中装”毕竟不是纯黑色的，但有心人可以上网调看一下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宴会的中共央视报道，为了有所区别，有资格尾随习近平出席人家宫廷宴会的中方官员杨洁褫、王毅等都是一袭纯黑，只露出一寸见方的小白块遮掩喉头，再加了这几个人，特别是王毅的那一副黑脸，说他们是牧师扮相真是抬举他们了，修修图，单把他们几个的形象“特写”出来，真还是为他们是在出席某党和国家领导领导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呢。

当然，在中共媒体笔下，习近平及部下的这身“习氏中装”绝对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有中国大陆境内媒体采访到的中国形象礼仪协会教育副主席张玲女士接受采访称：“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以中式服装亮相国际晚宴，这也是我国国力增强的一个表现。”

这位女士特别强调：“这里要重点说一下习主席的袋巾细节，一般在西方礼仪中，袋巾设计常出现于晚宴当中。如果这一套着装去掉袋巾便可做日常的商务着装使用，而加上袋巾便成为了晚宴着装，从这个细节也可看出，领导人对国际文化的了解与尊重。”

读完这完这则中国仪礼专家的“重点说明”，她的意思好象是习近平的这套“中装”可以一服两用，胸前口袋里插块“袋巾”就是出席西方国家晚宴的中国“国服”或者说“对等”于人家的燕尾服，如果口袋里没插那块被中国时尚人理解为于餐巾的“袋巾”，那这“国服”就变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工作服了----即所谓“商务着装”。

在网上看到习近平夫妇与西班牙国王夫妇合影时，也注意到了习近平左胸口袋里塞了一块深色手绢，让中国人解读为因为合影过后就要开吃宫廷宴，所以擦嘴的手绢是必备的，一幅习近平在英国宴与凯特王妃碰杯的照片里，习近平左胸前的口袋里也是冒出来一小撮黑布头的。不过当年的江泽民访英过程中，在英国国宴上就没有在上衣口袋里插块布。

曾担任29届奥运会形象总设计师的易茗评论说：“之前的领导人们其实在服饰上多是中规中矩的……。我也曾提出过一个建议，那就是解开西装的一颗扣子，要知道当时这个建议是被否决的。而现在习近平主席不但解开了那颗扣子，更是对着装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这个大改变传递了他的自信。”

读到这里终于弄明白了“习氏国服”与“毛装”的最重要区别，那就是在“毛装”的基础上解开一个扣子，加上一条手绢。

集体卖血催生「血浆经济」　河南艾滋病患保守估计30万




2018年12月01日

    
    
    
    
    
    
    
    
    周六（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大陆的媒体舆论引导艾滋病的传播，主要在于性接触与吸毒等。长年深入实地调查大陆艾滋病的专家就认为，河南集体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群体，一直使官方隐隐作痛。没有中国官场的贪腐，何来催生集体卖血的产业。（马立克/霍亮乔 报道）
    
    陈秉中是中国退休干部，曾任职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他在国际艾滋病日前撰文，「要痛揭河南血祸黑幕，呼唤老天张目，为血浆经济的受害者鸣冤。」
    
    陈秉中对本台记者说，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在河南，保守统计患病人口30万。造成这一灾难，起因是90年代河南官方发起的血浆经济。
    
    陈秉中说：在河南90年代初形成了卖血挣钱，给卫生部门创收，抽血卖钱血浆经济。导致甚么呢？几十万人感染艾滋病。而且至少有十万人已经死了。可是河南反而相反的越干胆越大，为甚么呢？有上级中央给我当后台呀。这李长春到中央当政治局常委，那么李克强也当常委了，谁还敢查河南哪？你查我就收拾你呀。
    
    陈秉中在揭露血浆经济的文中写道：「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河南血祸，由于三任党总书记百般阻挠，20年也未查处。更不能容忍的是，制造这一重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不仅未受到惩处，反而官运亨通；几十万受害者因上访不是被遣返，被以寻衅滋事或敲诈勒索被拘留或判刑。」陈秉中说，「有夫妇竟双双坐牢、著名维权人士也被逼背井离乡。」
    
    前河南省社科院的研究员刘倩，《血殇》一书的作者，在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则向读者讲到，「许多人以为爆发于上个世纪末的河南艾滋病是很遥远的事。可艾滋病问题至今在河南依然是敏感问题，而且越来越敏感。不得不引发人们对体制内部深层问题的思考。」
    
    刘倩对本台表示，河南的这场血灾，当下最紧迫的是让人们知道，灾难已经发生、而且在蔓延。刘倩说，河南保守统计有30万艾滋病人，社会危机紧迫。从开始的卖血贪腐制造血灾，如今救助艾滋病患者的医疗救助系统又变成了贪腐官员的摇钱树。
    
    刘倩说：而且这个里面也贪得也可厉害。（政府发放的救助药品）有一个数，它会把大部分做一个统筹使用。实际上就不给你了，只给农民很少的一部分。然后他就给艾滋病人用的药，比普通人用的药要贵很多。你输不了两次液就完了，另外还有假药。是不是又成了他们一个产业？我说是他们的一个黑洞。医院里有些人他们就把这个药买呀，包括抗病毒药。里边因为它是鸡尾酒疗法那种，就是好多药种配在一起，有的药不光治疗艾滋病，它也是治疗丙肝、乙肝这样重要的药，他们也都拿起卖掉了。
    
    河南商丘市一位因卖血而患艾滋的病者对本台说，他身在河南艾滋病救助的模范村，全村每户都有艾滋病人，政府每月发一次药，提供2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但是，药物已经使用多年，几乎30%的病人都产生了耐药性。至于新药，价格非常高，要自己买。
    
    该患者对本台说，就在接受采访前两天，村里就有人自缢。当地基层官员，到村里来，不是解救帮助这些病人，现今的主要工作就是维稳，打压恐吓艾滋病人，不让他们提要求，不让他们上访，把盖子捂死就能升官发奖金。到感染艾滋病人的村里当干部，成了他们河南政府官员的肥差美差，升迁的垫脚石。
    
    艾滋病患者说：公安系统的，它驻俺村，有一个机构，它叫疫情派出所。他如果对俺村打压的厉害，没有上访的行为，他就维稳有功。他就回去都能够升迁。省工作组、河南省工作组在我们村，因为我们村是艾滋病重点村是高发区、高发村。省民政厅也有人在我们这驻扎，每三年换一个人，这个人三年之后，他们过来就是来镀金，三年以后回去以后他们就升迁了。到我们村来就是说对艾滋病人维稳有功。回去以后都升迁了。在我们乡当书记的也能升迁。在我们村工作的都能升迁。他们实际上都是来镀金的。
    
    现年年80岁的陈秉中在退休前后，一直就为河南的这场人类灾难奔走呼号。他要揭露，这30年来，中国有血浆产业，引发现艾滋病蔓延。之后，官方严控消息，地方官员就吞噬国际援助，假炒作政绩。他指，有地方官员克扣冒领救助款项，申请大笔的维稳经费等。河南省地方官员对陈秉中说过，「再查，我就让你得艾滋病！」。
    
    据陈秉中调查统计，至今，当时搞血浆经济的上下官员，包括血站经营者，采血的医务人员没有一个受到追究惩罚。
    
    自由亚洲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痛揭河南血祸黑幕




博讯北京时间2018年12月01日 转载


     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河南血祸，由于三任党总书记百般阻挠，20年也未查处。更不能容忍的是，制造这一重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不仅未受到惩处，反而官运亨通；几十万受害者因上访不是被遣返，就是以“寻衅滋事”或“敲诈勒索”被拘留或判刑,其中一对夫妇竟双双坐牢；著名维权人士也被逼背井离乡。这样倒行逆施，就是中国历代暴君发生瘟疫也没有这样生灵涂炭；查考世界人类史，除了德寇法西斯，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受害者大张挞伐；更令人发指的是，十八大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竟以弄虚作假中央巡视篡改河南血祸历史为其翻案，成千上万受害还以为 “包青天”来了欢呼雀跃，结果是挂羊头卖狗肉。如此凶狠毒辣，仅举几例就可洞悉其邪恶之端倪。
    
    其一、榨取农民生命精髓的“血浆经济”是河南艾滋病泛滥源头
    
    以血致富的“血浆经济”，早在1980年代末就已在豫东南一带出现，后来有“艾滋厅长”之称的刘全喜1992年任卫生厅长后，将其作为卫生系统创收手段在全省大力推广。他说河南省有丰富的人口资源，即使1%-3%的人愿意卖血，将河南省的血卖出去，把国外资金引进来，就可以创造以亿计算的收入。为此他要求河南省要大办血站，口号是：“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特别是由于省委书记李长春严重渎职和怂恿的推波助澜，几年间成为一种产业得到大发展，各类名目的“合法”与非法血站遍地开花。在血站“人血和井水一样，不管你抽出多少，总是那样多”诱惑下，数百万农民蜂拥加入卖血大军。
    
    
    
    成百上千血站为获取高额回报，采血前都不做艾滋病毒检测，采血后除收购血浆外，其他血液成分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严重的交叉感染导致艾滋病泛滥成灾。
    
    其二、灾难发生后不是先控制疫情而是首先打击举报人
    
    早在1995年5月，卫生检验医生王淑平发现商水县西赵桥村许多卖血农民出现艾滋病样症状，经检测多例呈艾滋病毒阳性。为求准确检验结果，她将检测的62份血样送往中国病毒学研究所做权威鉴定，在仅做的15份血样中，13份确定为艾滋病毒阳性，2份为疑似。王淑平去北京做鉴定本无可厚非，但当局指责她泄露了本应于第一时间公布于众的艾滋病疫情是严重“泄密”被停职停薪。省卫生厅长刘全喜还召她来见，应召者刚一进门就当头一棒：你还有脸来，给我滚出去！因她 “视患于微”在河南是罪，无奈流亡美国。
    
    第二位因举报疫情的是原河南中医学院妇产科教授高耀洁。经她调查和诊断，被当局谎称为不明原因的“怪病”就是艾滋病。她的揭露被李长春政府给扣上“泄露国家机密”、“损害河南形象”和“为国外反华势力报务”三顶大帽子被软禁。高耀洁顶着压力救助河南血祸受害者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虽获得国际10多个奖项，但不允许出国领奖。后在美国一位政要干预下才得以赴美，回来后又遭软禁。她也因 “视患于微”，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竟容不下讲真话的老人，无奈亦出走大洋彼岸。流亡期间她写出《血灾10000封信：揭开中国艾滋疫情真面目》等十多部专著，让世人知道是谁把百万计老实巴交农民推向坟墓。
    
    其三、人类疾病史上未曾有过的的瘟疫大洗劫
    
    自19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在卫生部和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任职期间，就对河南省艾滋病大爆发困惑不解。为了摸清其泛滥成灾的来龙去脉，退休后自费深入到河南省30个艾滋病重灾市县上百个艾滋病村调查。在我调查的市县中，死亡100的艾滋病村比比皆是，死亡200的也屡见不鲜，还有死亡300、400的；而柘城县双庙村死亡多达500， 其中30户夫妻双亡或全家死绝，另有30位感染者因病痛难忍自杀，乃全球艾滋病村之最。
    
    如果李长春政府早期能接受王淑平和高耀洁两位学者的举报，就可以将处于萌芽状态的艾滋病疫情控制住。如果李克强1998年接替李长春留下的烂摊子就亡羊补牢，一毫不留情地揭开被李长春隐瞒的疫情盖子，二又能不失时机地对成千上万现患进行抗病毒治疗，三保护举报疫情和上访受害者的权益，就可以将恶化的疫情化险为夷。但只因他忠实执行高度信任他的江总书记要他保护李长春安全转移高就广东省委书记的委托，他应做的一件也没有做。他不仅没有批评过前任一句，还赞其为河南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令可防可控的疫情衍生为一场全球前所未有的人道大灾难。
    
    其四、河南两位酷吏对上访者以判刑为杀手锏令人心惊胆战
    
    李克强任副总理后，河南省两位省委书记为对其恭维献媚，竟以牺牲血祸受害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先是卢展工于2009年首开世界记录给三位上访者判刑，继任他的郭庚茂在李克强当上总理后被判刑的则增至12名。
    
    
    
    一位被判刑的是上蔡县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又母婴传播给孩子的李小贺。艾滋病儿奄奄一息5次下病危通知书，因拿不出医药费，求助村和乡能借给几个钱以解燃眉之急，竟以 “敲诈勒索”罪被判刑二年。因狱中遭受摧残导致下肢瘫痪，出狱时只能坐轮椅回家。
    
    
    
    尤为恐怖的是，李小贺的丈夫王二轩为瘫痪妻子讨公道，今年4月又去北京上访，由于河南省上把上访率与官员乌纱帽挂钩，恼怒的上蔡县委书记胡建辉一声令下，继给妻子李小贺判刑后又将其夫抓进大牢被判刑二年半缓刑三年。查考疾病史，盘古开天地后发生过无数次大瘟疫，但从未发生过因受害者诉求被判刑，更没有夫妻都被打入监牢的。有道是：“上帝要让你灭亡，必定让你先疯狂”。当局给李小贺夫妇二人都判刑，就是这种“疯狂”的真实写照 。
    
    
    
    然而，王二轩被判刑后县和乡并未善罢甘休，乡委正副书记又把李小贺全家都召到乡政府，既要检讨以往上访是“非法“，还要写下从此永远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并要求全家老小都要签字才可回家。因被王二轩夫妇拒绝，王二轩当即被关进拘留所，李小贺这位已经狱中致残的艾滋病重患也被弄进刑警队关押一天一夜。面对如此的穷凶极恶，李小贺夫妇二人苦思冥想后，既然全家要活下去就要食人间烟火，离开乡和村的施舍就要断炊，无奈在“卖身契”上签字画押了。当今将无辜的一家欺负到这种程度，打掉的牙只能往肚里咽，令人好不心酸。这是什么“特色”？！。
    
    
    
    又一位被判刑的是汝州市20岁的年轻农妇马霞，因做人流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只因上访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警逮捕她时给戴黑头套还背拷受尽凌辱，狱中两次绝食以死抗争。冤哪去啦！
    
    
    
    再一位是因喷撒农药中毒到新蔡县医院救治被输了从“血头”那里买来的四袋血感染艾滋病毒的26岁农妇杨春芳。10多年间多次上访屡遭摧残，再加上“只有不三不四的女人才得艾滋病”猛于虎的社会岐视，为表明洁白无暇，趁家人熟睡在猪圈佝偻着身子上吊自杀。
    
    
    
    因夫妻间传播丈夫也被染艾滋病毒，爱妻走后7个月也撒手人寰。
    
    
    
    还有一位是卖血感染艾滋病毒32岁美艳如花的陈金凤，令她最难忍受的是浑身剧痛，医院本可以给镇痛药却被拒绝，去北京上访被关进 “黑监狱”久敬庄，曾几次想服农药，也想上吊，还要求丈夫用手巾捂死，因得不到救治痛苦中告别难舍难分亲人而独自西游。
    
    
    
    其五、210名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宁陵县及其妇幼保健院
    
    在李克强任职河南正值艾滋病高发期，宁陵县210名产妇因分娩被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50例发生在县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除非大出血，一般不需要输血，但为了创收都被输了由“血头”提供的污血，其感染人数之多全球独一无二。
    仅据我对50名产妇的追踪调查，她们感染艾滋病毒因为不知情， 25名产妇传染给了丈夫，夫妻间传播率达到50%； 30名母婴传播给孩子，传播率达60%。
    
    
    
    由于被当感冒发烧治疗越治越重，50名产妇已病故12人，死亡率24%；被感染的25位丈夫已病故10人，死亡率40%；被感染的30个孩子病亡8人，死亡率为27%。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河南当局反过来竟对上访告状的产妇倒打一耙。第一位上访的李喜阁在县妇幼保健院分娩输血液感染艾滋病毒，因不知情母婴传播给大女儿，生第二胎时又传播给二女儿。大女儿四岁不治病亡后，李喜阁从此连年上访，因要求与卫生部长高强对话，被以冲击国家机关刑事拘留21天又监视居住三年。
    
    分娩入住县妇幼保健院的赵凤霞，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后同样在不知情情况下传染给孩子和丈夫，丈夫不治病亡后，赵凤霞因屡屡上访被抓入狱。更恶毒的是，因病历被妇幼保健院藏匿起来不予提供，法院则以无病历为由说她是对县妇幼保健院敲诈勒索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保外又上访，被重新收监“二进宫”。
    
    
    
    
    
    其六、河南著名社会学家刘倩因揭河南血祸黑幕遭追杀
    
    自2004至2010年背着锅碗瓢盆深入艾滋病最严重的艾滋病村田野调查六年的刘倩，只因2016世界艾滋病日发表《河南艾滋病事件真相必须大白》一文，本与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无关，但因该文涉及到提拔她的顶头上司，竟联手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对其追杀。刘倩调查所见，河南到处都开办血站，尤为渗人的的“胡采不验”，在洗澡堂子、私家院落、猪圈旁、庄稼地都采血，省卫生厅一位处长看了也不无感慨：这简直就是屠宰场！副总理吴仪来河南很生气说：血头血霸不杀几个不足以平民愤！然而，河南当局对调查的刘倩竟挥舞由时任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主管的中宣部下达的对河南艾滋病“不准宣传、不准报道、不准调查、不准研究”的“四不准”大棒令其闭嘴；当局还向她传达 “你不能站在艾滋病人一边，对艾滋病人的打击要比平常人力度大”的指令。这岂不是当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翻版！更恐怖的是，刘倩调查的艾滋病村家家户户都躺着要死的病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跟着乡亲埋了多少死人。河南当局对血祸受害者的暴虐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其七、胆大包天竟敢为河南血祸翻案的王岐山
    
    2014年3月，由十八大中纪委派驻河南省的第八巡视组，本应将发生于90年代的河南血祸作为此次巡视一大焦点，然而两个月的巡视竟没有发现河南曾经发生过艾滋病，睫在眼前不见睫，客观存在20年的河南血祸历史，就这样被中央巡视组篡改大翻盘，河南血祸两位责任人则成了漏网之鱼。
    
    这种以中央巡视为名行为河南血祸翻案之实的巡视，要保护的绝非前总书记江泽民“铁杆”李长春，而是前总书记胡锦涛最得意弟子以及十八、十九大最高领导人最可信赖的搭档李克强。为此竟效仿历代统治者惯用的篡改历史手法，以弄虚作假的中央巡视将其漂白而 “咸鱼翻身”。史学家说“只有昏君赵构身边才有秦桧”，而当今则出了个比秦桧还秦桧的王岐山。简直非你所想，历史就这样重演。
    
    其八、惊煞世界令人目瞪口呆的两个对比
    
    一是先从历史角度以孱弱的宋朝同已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比。公元1054年“京师大疫”，为尽快将疫情消除，降低疾疫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宋仁宗当即令太医配置药方免费提供医药，而且还从自己私人财物中拿出两只犀牛角，其中一只是极为名贵通天犀，内侍官说这宝贝只能皇帝专用。仁宗却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当即“碎之”，掺入药中救济灾民。苏轼在杭州当太守时发生瘟病，除了药品，还给百姓提供大米等食物救济品 “朝暮给食，所活不可胜计”。宋仁宗的“生命至上”让中国当局的脸往哪搁？
    
    二是再从世界角度同外国比。1981年6月，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后的二三年间，先后有法国、加拿大、美国和利比亚等国，因输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制品，造成数百数千法国则上万患者被感染艾滋病毒。但他们均进行了查处，肇事者被判刑，受害者获数百万美元约合一千万人民币高额赔偿，法国总理坐在被告席上，卫生部长引咎辞职。然而，比法加等国受害人数总合还大20倍的河南血祸却包庇20年不查处。然而，面对如此恶劣的人权状况，《环球时报》社评竟大言不惭道：《中国的人权建设经得起世人评说》，真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
    
    其九、我因揭露黑幕虽未被弄死也被扒层皮
    
    河南爆发艾滋病后，卫生主管部门本应争分夺秒进行危机干预，然而他们不这样做却对我危机干预横加阻挠。以其昏昏，怎能令人昭昭。
    
    一是2012年本应主导危机干预的卫生部，却指控我发表揭露河南血祸黑幕公开信，“仅凭一人之见”就举报，严重损害了广获国人称赞的李长春和李克强良好形象，为部党组所不容。
    
    二是后来由卫生部改称为国家卫计委的主任李斌，对我前去河南更是大动肝火。她指派的官员声色俱厉：一趟一趟去河南调查，你疯了；几经劝阻又一趟一趟去河南，你活腻了。知道吗，中央正对你调查呢，不回头死路一条。
    
    三是原卫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的副部长更是放肆，因他是原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老乡，多年前就亮出河南艾滋病大流行“无过错论”，妄图让应追究刑责的河南血祸责任人“金蝉脱壳”，也为他包庇刘全喜洗清身。
    
    四是我去河南省为了揭开柘城县双庙村死亡500艾滋病患者和30位感染者自杀又30户死绝之谜，三次去那里都因警察在村口堵截不能进村。县国保大队长还口出狂言：“你这个XX槽老头子要是今晚不离开河南，我就弄死你”，更有甚者：“你再来河南调查艾滋病就让你得艾滋病”。
    
    
    
    为防止不测被“弄死”和免得艾滋病，已经晚十点多了，在夜幕掩护下生死大逃离， 500名艾滋病患者死亡之谜至今未能揭开。
    
    其十、将希特勒及同伙“基因”与打压河南血祸受害者当局对比竟不差毫厘
    
    以我收录的希特勒及亲信200多个“名句”，与打压河南血祸受害者当局所持“理论”进行“DNA”比照，两者竟是一对“双胞胎”。仅举几例以飨天下。
    
    希特勒 “名句”之一是：“同情弱者是对大自然最大的不敬”。中国当局叫嚣的“你不能站在艾滋病人一边，对艾滋病人的打击要比平常人力度大”，不就是希特勒这一“名句”幽灵在河南上空盘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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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 “名句”之二是：“士兵不用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在这一点上当局则强调每个人的“思想”都应同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保持一致并向其“看齐”，当然在打压河南血祸受害者这一点上无疑也必须以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去“思想”并“看齐”了。如果你“独立思考”不认同，则被讨伐。
    
    希特勒 “名句”之三是：“动员民众不能用爱，要用仇恨 ，仇恨是最好的凝聚力”。仿效希特勒这一“名句”的原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就这样动员民众诽谤我去河南危机干预是“活腻了的疯子”。
    
    希特勒秘密警察头子盖世太保的“名句”是：“重点打击目标是德国坚守良心说真话的真爱国志士”。而最早向当局报警艾滋病疫情的高耀洁和王淑平，就是运用“盖世太保“名句”将她们作为“重点打击”目标。
    
    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名句”是：“德国所有坚持说真话的良心精英都是德奸卖国贼”。多年来为河南血祸受害者维权的医学和律师界被污蔑为“汉奸卖国贼”的成千上万。可是，制造河南血祸的两位元凶竟如同凯旋而归的将军，其中一位荣升为国务院首脑；而极力为河南血祸翻案的王岐山则当上了国家副主席；首开世界记录给无辜感染艾滋病毒上访者判刑的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和追杀揭露河南血祸黑幕的原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已超过希特勒。
    
    有生之年的心愿
    
    我虽已85岁，但为了彻底揭开河南血祸直相，我还要第四次去被河南省“重兵把守”无人能进入的当今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双庙村，彻底揭开在三位总书记这个最大保护伞下的河南血祸铁幕。并衷心祈祷上天秉持公理，对所有打压河南血祸受害者的各级官员和司法人员，将他们一个个都推上审判台接受法律和道义上的审判追究刑责，并首先拿那两位酷吏和 “地头蛇”开刀，并给予受害者国家赔偿，让忍辱负重20年河南血祸受害者获得公平正义 。
    
    我还期盼党的最高领导人能“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进而做到“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日而昨非”。能如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而百世流芳。
    
    鉴于从事健康研究和危机干预是我的天职，而当局对河南血祸受害者打压之残酷已超出了世人的想象，为追求真相尽管有杀身之祸，也要站出来说话。本次举报同以往40多封举报信一样，文责自负，承担法律责任。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陈秉中
    2018年11月28日
    电子邮箱：chbzh2014@126.com
    
    此件特快专递至：总书记习近平、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综合报道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