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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中国经济陆学者：有必要执行财政扩张政策




2019年1月03日


     中国经济学者余永定表示，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幅，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幅进一步下滑，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中国官方日前公布的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49.4，为2016年3月以来最低，这项先行指标预告中国经济成长面临下滑压力；此外，中国财经学者向松祚日前演讲表示，中国2018年的经济可能为负成长，也引起外界关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近日接受陆媒第一财经访问时表示，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
    
    他强调，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辅助，而汇率、房价不应束缚中国央行。
    
    余永定指出，中国有条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未来中国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率可能会突破3%，但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水准。「中国不应该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余永定认为，除了增幅，中国还需要保持合理的通膨。当前中国通膨率仅2%左右，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这两个指标应该会让中国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便实现更高的GDP名义成长率。
    
    但余永定强调，他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成长会很差。中国在经历40年的快速成长后，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2019年保持6%以上的经济成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面对外界认为，经济品质比增幅更重要，余永定虽持肯定态度表示，经济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是经济可持续成长的关键，但又指这类改革和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远水只能解远渴，对抑制经济增速在2019年下滑发挥不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博讯

新年特稿：严家祺：未来中国的新一百年




2019年1月02日 

    

    
     德先生逃往美国，赛先生飞向太空。
    
     2019年开始，中国就像一个世纪前一样，北洋军阀重新登场，东西左右思潮汹涌澎湃。
    
     中国的新英雄时代拉开序幕。
    
    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代。
    
     历史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而不是创造者。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这里谈“创造历史”，是指创造国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作为世界史，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 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
    
     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就是新英雄史观——“创造史观”。
    
     基督徒都熟知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的《宁静祷文》（Serenity Prayer）格言②，事实上，这句话来源于舊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卡莱尔。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认为，人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人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卡莱尔人生态度是，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他在《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一书中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整个世界历史的精神，很公正地说，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③他崇拜英雄变革的力量，特别崇拜一种与上帝所赋予的使命相结合的力量。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賚的先知或神人。
     新英雄史观与舊英雄史观不同在于，创造历史需要“思想种子”，“种子”来源于想象力的世界，而想象力来源于思想自由。种子有“好种子”、“坏种子”、一般种子，还有奇怪的种子——“奇异子”，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胡思乱想不会产生“种子”。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可行的思想，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是“好种子”，袁世凯只想复辟帝制，逆潮流而行，是一颗“坏种子”，哥伦布和郑和都是“奇异子”，一个发现新大陆，另一个在哥伦布前就开辟了那个时代的“一带一路”。
    
     一切成为政治史、技术史、艺术史、科学史的事件，特别是成为国家史和世界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离不开个人的思想、毅力和谋略。从我们平常尺度的时间来看，在五年、十年或稍长的时间内，掌握巨大权力的个人，可以预测历史变化的趋势，或者顺应历史变化，创造历史。我们可以离开许许多多具体的人去分析、研究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但一个国家和世界政治史，离不开具体人的参与。创造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种子”，是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是人民群众。是英雄、枭雄、首脑人物、战争、革命和无数偶发事件，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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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大地震、流行病等引发的历史事件外，一般历史事件都是人参与的结果，有些事件是人“刻意”造成的，有些事件是“无意”中创造的。苏联解体过程中，虽然有叶利钦等人的“有意”作用，但总的说来，是一个“自然过程”。历史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的“合力”，如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那就是“无意中”创造了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无意中“创造历史”的现象不可胜数。公元四世纪匈奴人的向欧洲的大迁移，导致了一百年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七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一四九八年五月，到达印度，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些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地中海---埃及---印度贸易路线为全程水路取代，欧洲与美洲之间的交易不断发达。这些变化，产生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就是有二千年历史的地中海文明的衰落和大西洋文明的兴起。
    
     在这之前，中国明朝太监郑和曾率领比哥伦布大得多的船队到达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除了显示明王朝的强大和“盛世”外，没有造成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在西欧国家大规模发展海洋贸易时，中国的明王朝在郑和七下西洋後却实行“海禁”，闭关自守成了中国的国策。
    
     匈奴人西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创造了历史”，但他们都是在“无意”中“创造”的。个人的有意努力，就能创造历史，使原来不会发生的事发生。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往往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发起的。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
    
     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
    
     基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物种相应；同样，心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的乐曲、设计、技术、与特定“人造物”或特定“历史事件”相应。
    
     人类个体与动物个体一样，生命历程中都有苦难，但只有人类能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人类大脑中“心因”和“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为了人能够去追求幸福。
    
    出处：约稿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