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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名媛”章含之的傳奇人生/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壓力和災難
發佈時間： 1/27/2008 11:13:21 PM 被閲覽數： 18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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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7 《世紀風采》 |
“末代名媛”章含之的傳奇人生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的養女。曾做過毛澤東的英文教師，是我國著名外交家喬冠華的夫人。在她的一生中，父親章士釗、領袖毛澤東、丈夫喬冠華三位人物都對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毛澤東鼓勵她同已有外遇的丈夫離婚的故事，更使她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成績優異考入北外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1949年4月，章士釗作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成員，隨張治中去北平。不久，張治中和章士釗宣布脫離國民黨，投向人民方面。
1949年11月，章含之和母親按父親的吩咐遷居北京，章含之進北京貝滿中學讀書。1953年高考前夕，章含之想報考水利專業，將來投入到經濟建設第一線。臨近高考時，學校黨組織找她談話，希望她報考外語專業。她當時思想很矛盾，不愿意報外語，又覺得應該服從組織需要。她征求父親的意見，章士釗說：“我看你學工科不一定合適，說不定學外語倒是蠻好的呢！”既然如此，那就服從組織的意見吧。盡管她的考分很高，足以考入清華，卻因第一志愿而“優先”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錄取。1957年夏，章含之從外國語學院畢業，去農村勞動鍛煉一年，又經過兩年研究生學習，1960年留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
做了毛主席的老師
1963年對于章含之來說，是值得永遠紀念的一年。這一年她成了毛澤東的英文老師。
章含之獲得如此幸運的機遇，完全根源于她父親和毛澤東的關系。誠如章士釗所說，他和毛澤東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0壽辰。除了親屬，毛澤東又請了程潛、葉恭綽、王季范和章士釗四位湖南老鄉去赴家宴。邀請時特意說明，不帶夫人但可帶一名子女。章士釗便帶了章含之去。
這是章含之第二次見毛澤東。第一次，還是13年前的事。1950年國慶節，毛澤東舉行了一次國慶招待會，那時章含之才15歲，隨父親去了中南海。因為是小孩子，對大人的談話不感興趣，毛澤東看出來了，說：“小孩子和我們在一起沒意思吧？你們都到外面去耍，吃飯時再回來。”
這次不同了，章含之已是年近30的英文教師，毛澤東問了她的工作情況后說：“章老師，你愿不愿當我的老師啊？我跟你學英語。”章含之以為毛澤東是在說玩笑話：“主席，我哪敢當您的老師，您是我們大家的老師。”毛澤東卻很認真：“教英語我就當不了老師了，還要拜你為師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親來打圓場了：“主席什么時候要含之來，告訴她就是了。”
一周后，毛澤東的外事祕書林克打來電話要章含之定個開始教英語的日期。
于是，從1964年元旦后的那個星期日開始，章含之到毛澤東那里教英語，每次一個多小時，持續了半年。每次讀完英語，毛澤東要和章含之談論一會別的事情。
有一次，章含之和毛澤東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問英語教材以什么題材為主。章含之答以文學題材為主，也有新聞、政治等內容。毛澤東主張應以政治題材為主。章含之則堅持認為以文學題材為主，還舉例說明其觀點。毛澤東說：“七分政治三分文學，可不可以？”章含之則堅持七分文學三分政治。毛澤東說：“你這個章老師很厲害，不讓步，還蠻講策略。我們可以休戰，實踐一段時間再看。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再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
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進了外交部。先在亞洲司四處做一般工作，爾后是副處長，不久又提升為副司長。但她經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種外事場合擔任英文翻譯。特殊的工作崗位，使她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又像在中南海教英語那樣多起來了，但時過境遷，她再也找不到60年代那種坦誠、寧靜的氣氛。
此時，章含之的丈夫有了外遇。夫妻關系破裂，分居已經几年。章含之受傳統觀念影響，怕別人議論，遲遲沒有辦理離婚手續。
主席批評她“愛面子”
1972年9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剛離開北京，毛澤東就聽取中日首腦會談情況匯報，章含之也參加了討論，談話氣氛很輕松。毛澤東心情很好，談了很多。突然他話鋒一轉，說起了章含之：“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章含之以為主席在開玩笑，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批評，是沒有出息！”毛澤東說：“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么不離婚？你為什么怕別人知道？”突如其來說到傷心處，章含之哭了：“主席，別說這事，好嗎？”毛澤東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人都很驚訝，誰也不好插話。章含之鼓起勇氣：“主席，你批評的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澤東對章含之的批評，在剛剛死去夫人的喬冠華的心中掀起了波瀾。過了几天，喬冠華問章含之：“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章含之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當知道后，她顯得有點慌亂，簡單介紹了自己婚姻的不幸，一種心靈感應在兩人心中暗生。
與喬冠華暗生情愫
此后，在章含之正式辦理離婚手續之前，兩人總要通几次電話。他們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控制。終于有一天，喬冠華在電話中突然發問，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章含之說快了。喬冠華停頓了好几秒鐘，說：“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章含之哭了：“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
深夜，章含之給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你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真摯的。但是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嘩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我們此生恐怕只能成為朋友。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她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除了子女反對，社會輿論壓力也非常沉重。兩人一個已60歲，一個才38歲，相差22歲。他們戀愛的消息傳出后，可以說整個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揚揚。
兩天后，她收到喬冠華的回信。他在信里極其生氣說根本不信那套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什么自我犧牲。如果我們真誠相愛，為什么要怕別人說三道四？他說，她那些托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沖破世俗的鎖鏈，去得到自己的愛。
喬冠華的信深深地震撼了章含之。之后喬冠華每隔一兩天便要給章含之打一次電話，他的痴情深深打動了章含之。最后，她決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同喬冠華相伴一生。
小插曲
1973年6月中旬的一天，喬冠華沒有打電話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時間急匆匆去看她。見面后他說：“今天開黨組會傳達了一件事，和你有關。主席昨天指示，我們要培養女外交家，他點名說他的章老師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國的女大使。這對你是個難得的機會，就是不知道我們的事怎么辦。”
顯然這時的章含之面臨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她后來這樣認為：我的一生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永遠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時此刻，當我弄明白這不是玩笑時，我几乎沒有考慮一下，就脫口而出說：“我不可能去國外工作，我既然對你做出了承諾，就會遵守自己的感情的選擇。”
后來，章含之向主席請求不去當這個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堅持。
1973年，章士釗在香港去世。喪事完畢后，周恩來建議喬冠華搬到章含之那里住。毛澤東聽說這事，也連說這樣好。12月11日，喬冠華遷入史家胡同51號，與章含之正式結為伉儷。他們共同經歷了十年幸福、但也充滿風雨的生活。
事后証明，章含之深深地愛著喬冠華，陪他共度患難。章說過，“他（喬）本來一直在世界頂峰，他不僅是在中國，在世界上他可以說是Top of the World，而一夜之間他就到了黑暗的地獄，這種經歷不是常人所能夠忍受的。在我看到他的七年苦難中，他不僅失去了權力，被人誤解，而且受著癌症的痛苦。”
“也有朋友問我，你后不后悔？我想我的回答是，愛是不可以后悔的。”
喬冠華逝世已經20年了，章含之透露，曾有朋友問她，是否考慮過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引用黃宗英一句話，“曾經經歷過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末代名媛”章含之的傳奇人生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的養女。曾做過毛澤東的英文教師，是我國著名外交家喬冠華的夫人。在她的一生中，父親章士釗、領袖毛澤東、丈夫喬冠華三位人物都對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毛澤東鼓勵她同已有外遇的丈夫離婚的故事，更使她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成績優異考入北外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1949年4月，章士釗作為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的成員，隨張治中去北平。不久，張治中和章士釗宣布脫離國民黨，投向人民方面。
1949年11月，章含之和母親按父親的吩咐遷居北京，章含之進北京貝滿中學讀書。1953年高考前夕，章含之想報考水利專業，將來投入到經濟建設第一線。臨近高考時，學校黨組織找她談話，希望她報考外語專業。她當時思想很矛盾，不愿意報外語，又覺得應該服從組織需要。她征求父親的意見，章士釗說：“我看你學工科不一定合適，說不定學外語倒是蠻好的呢！”既然如此，那就服從組織的意見吧。盡管她的考分很高，足以考入清華，卻因第一志愿而“優先”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錄取。1957年夏，章含之從外國語學院畢業，去農村勞動鍛煉一年，又經過兩年研究生學習，1960年留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
做了毛主席的老師
1963年對于章含之來說，是值得永遠紀念的一年。這一年她成了毛澤東的英文老師。
章含之獲得如此幸運的機遇，完全根源于她父親和毛澤東的關系。誠如章士釗所說，他和毛澤東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70壽辰。除了親屬，毛澤東又請了程潛、葉恭綽、王季范和章士釗四位湖南老鄉去赴家宴。邀請時特意說明，不帶夫人但可帶一名子女。章士釗便帶了章含之去。
這是章含之第二次見毛澤東。第一次，還是13年前的事。1950年國慶節，毛澤東舉行了一次國慶招待會，那時章含之才15歲，隨父親去了中南海。因為是小孩子，對大人的談話不感興趣，毛澤東看出來了，說：“小孩子和我們在一起沒意思吧？你們都到外面去耍，吃飯時再回來。”
這次不同了，章含之已是年近30的英文教師，毛澤東問了她的工作情況后說：“章老師，你愿不愿當我的老師啊？我跟你學英語。”章含之以為毛澤東是在說玩笑話：“主席，我哪敢當您的老師，您是我們大家的老師。”毛澤東卻很認真：“教英語我就當不了老師了，還要拜你為師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親來打圓場了：“主席什么時候要含之來，告訴她就是了。”
一周后，毛澤東的外事祕書林克打來電話要章含之定個開始教英語的日期。
于是，從1964年元旦后的那個星期日開始，章含之到毛澤東那里教英語，每次一個多小時，持續了半年。每次讀完英語，毛澤東要和章含之談論一會別的事情。
有一次，章含之和毛澤東發生了爭論。毛澤東問英語教材以什么題材為主。章含之答以文學題材為主，也有新聞、政治等內容。毛澤東主張應以政治題材為主。章含之則堅持認為以文學題材為主，還舉例說明其觀點。毛澤東說：“七分政治三分文學，可不可以？”章含之則堅持七分文學三分政治。毛澤東說：“你這個章老師很厲害，不讓步，還蠻講策略。我們可以休戰，實踐一段時間再看。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再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
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進了外交部。先在亞洲司四處做一般工作，爾后是副處長，不久又提升為副司長。但她經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種外事場合擔任英文翻譯。特殊的工作崗位，使她見到毛澤東的機會又像在中南海教英語那樣多起來了，但時過境遷，她再也找不到60年代那種坦誠、寧靜的氣氛。
此時，章含之的丈夫有了外遇。夫妻關系破裂，分居已經几年。章含之受傳統觀念影響，怕別人議論，遲遲沒有辦理離婚手續。
主席批評她“愛面子”
1972年9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剛離開北京，毛澤東就聽取中日首腦會談情況匯報，章含之也參加了討論，談話氣氛很輕松。毛澤東心情很好，談了很多。突然他話鋒一轉，說起了章含之：“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章含之以為主席在開玩笑，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批評，是沒有出息！”毛澤東說：“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么不離婚？你為什么怕別人知道？”突如其來說到傷心處，章含之哭了：“主席，別說這事，好嗎？”毛澤東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人都很驚訝，誰也不好插話。章含之鼓起勇氣：“主席，你批評的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澤東對章含之的批評，在剛剛死去夫人的喬冠華的心中掀起了波瀾。過了几天，喬冠華問章含之：“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章含之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當知道后，她顯得有點慌亂，簡單介紹了自己婚姻的不幸，一種心靈感應在兩人心中暗生。
與喬冠華暗生情愫
此后，在章含之正式辦理離婚手續之前，兩人總要通几次電話。他們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控制。終于有一天，喬冠華在電話中突然發問，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章含之說快了。喬冠華停頓了好几秒鐘，說：“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章含之哭了：“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
深夜，章含之給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你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真摯的。但是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嘩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我們此生恐怕只能成為朋友。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她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事實上，除了子女反對，社會輿論壓力也非常沉重。兩人一個已60歲，一個才38歲，相差22歲。他們戀愛的消息傳出后，可以說整個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揚揚。
兩天后，她收到喬冠華的回信。他在信里極其生氣說根本不信那套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什么自我犧牲。如果我們真誠相愛，為什么要怕別人說三道四？他說，她那些托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沖破世俗的鎖鏈，去得到自己的愛。
喬冠華的信深深地震撼了章含之。之后喬冠華每隔一兩天便要給章含之打一次電話，他的痴情深深打動了章含之。最后，她決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同喬冠華相伴一生。
小插曲
1973年6月中旬的一天，喬冠華沒有打電話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時間急匆匆去看她。見面后他說：“今天開黨組會傳達了一件事，和你有關。主席昨天指示，我們要培養女外交家，他點名說他的章老師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國的女大使。這對你是個難得的機會，就是不知道我們的事怎么辦。”
顯然這時的章含之面臨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她后來這樣認為：我的一生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永遠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時此刻，當我弄明白這不是玩笑時，我几乎沒有考慮一下，就脫口而出說：“我不可能去國外工作，我既然對你做出了承諾，就會遵守自己的感情的選擇。”
后來，章含之向主席請求不去當這個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堅持。
1973年，章士釗在香港去世。喪事完畢后，周恩來建議喬冠華搬到章含之那里住。毛澤東聽說這事，也連說這樣好。12月11日，喬冠華遷入史家胡同51號，與章含之正式結為伉儷。他們共同經歷了十年幸福、但也充滿風雨的生活。
事后証明，章含之深深地愛著喬冠華，陪他共度患難。章說過，“他（喬）本來一直在世界頂峰，他不僅是在中國，在世界上他可以說是Top of the World，而一夜之間他就到了黑暗的地獄，這種經歷不是常人所能夠忍受的。在我看到他的七年苦難中，他不僅失去了權力，被人誤解，而且受著癌症的痛苦。”
“也有朋友問我，你后不后悔？我想我的回答是，愛是不可以后悔的。”
喬冠華逝世已經20年了，章含之透露，曾有朋友問她，是否考慮過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引用黃宗英一句話，“曾經經歷過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壓力和災難
2008/01/27 南方人物周刊 |
外交官章含之：悲哀、壓力和災難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劉天時
2006年的第一天，北京雪后晴朗的上午，章含之在回憶30年前的往事。她一邊回憶，一邊表示，1976──是她最不想回憶的一年。
她70歲了。她不想回憶。她說她不想回憶那一年，因為那一年，對她來說，“非常沉重、非常壓抑”，“沒有任何歡樂可言，沒有任何輕松可言”，僅只意味著──“悲哀、壓力和災難”。
一張紙條改變命運
那一年沒有節日。 “不記得新年怎么過的。大概也就是愁吧。年前已經開始批鄧，剛剛點燃的一線希望又熄滅了。總理已經病危，外交部老干部的命運難測，喬冠華最讓人擔心。以老喬一貫的脾氣性格，如果總理離去，沒有賞識了解他的上頭的人，是不會有什么好的。啊，接下來的事情……果然！我真的不想回憶了。”
章含之不想回憶的那一年，是她個人家庭、她個人家庭背后中國之命運，急劇變化的一年。1月周恩來去世、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垮台，而10月她的愛人、外交部長喬冠華因為“倒向四人幫”被貶斥。
1976年前后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變動之中，喬冠華與“四人幫”、與毛澤東、與華國鋒、與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真實關系是什么﹔他與誰的利益更契合、與誰的立場更接近﹔他在哪一件事情上哪一個時段曾向哪一方傾斜﹔在堅持和搖擺之間，是出于灼灼信念還是無奈的自保﹔……還原30年前中國高層政治圈內祕密復雜微妙朝夕變化的派系關系，就現在的圈外人來說，還有多重的“不可能”。
而當年圈里人──章含之，這位當年的外長夫人、中國最活躍的外交官之一，她當然一方面堅信丈夫的清白無辜蒙冤遭陷（后來她曾為丈夫的冤屈尋找証據）﹔另一方面，30年時光流逝，洗滌憤懣，讓悲哀清澈，如今70歲的喬的未亡人，她說，她相信“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命運的安排！按照章含之的回憶版本，這“命運的核心”是“一張條子”。1976年某日，華國鋒覲見毛主席。華談到批鄧工作，認為現在的一些做法不夠好，并談了一些新設想。于是當時已經口齒不清的毛寫了個字條，上面是：“你辦事，我放心。”華從毛主席那兒出來，碰見喬冠華，給喬看了條子。喬問什么意思，華就說了他請示批鄧并得到毛的允諾。喬表示理解，并沒放在心上。
“而后來，天下人都知道了這張條子──那成了毛讓華接他班的詔令了。而卻有一個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條子不是那個意思，那你說──這個人，他能活嗎？”
章含之確信正是“條子”帶來了厄運，“至于其他，比如說老喬不批鄧、借刀殺人，后來又說老喬倒向‘四人幫’批鄧，那不過是說法而已。事情是同一個，可以有完全相反的解釋。”
什么都是政治
時世荒謬、命運難測。章含之說，在那個沒有一點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沒有自己的時間，沒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謹慎，甚至女人愛美都要藏藏掖掖。
說到穿衣。是要說一說穿衣，說說30年前這位章美人的美，以及為了美的小小的努力。那是生活最基本的微小樂趣﹔那是壓抑慘淡的回憶里，明滅的惟一亮色──我們要請眼前這位老人，這位當年非常美麗的女人，說一說她是怎樣美的，怎樣突破丑的封鎖的。
“當時從事外事工作，每次出國前，都統一到紅都時裝店去做衣服。紅都不是一般人能去的，要么單位開介紹信，要么就是高干子弟。紅都是惟一可以挑料子的店。說是可以挑，其實也就那么几種，藍的、黑的、咖啡的。樣式呢，就更沒什么了，甚至男的女的都沒什么區別。
“說到這個，還有個笑話呢。有一回，代表團去蘇聯訪問，開會出來穿大衣，吳桂賢（女）和姚文元穿錯了，竟然穿了對方衣服，到后來發現口袋里的東西不對。
“我呢，總想有點變化。我記得去聯合國開會那一年，我選了一塊沒人選的翠藍的料子，樣式上也動了點心思，比如，掐了點腰，方領子改成圓領子，最最過分的是，我還加了個可以拆卸下來的灰皮領，翠藍配灰，很好看……
“發型呢，當時也都是北京飯店做的，一個樣。我呢，還是稍微變換一下。結果，哎呀，據說，有人去做頭發，專門點名要做‘章含之發型’……
“和別人不一樣，人家當然要批評了，說我標新立異。我還有更‘過分’的呢。大會堂大廳衣帽寄存處邊上有個鏡子。每次存了衣服，進會場之前，我總是在鏡子前照照，整理一下。這就不得了了，成了罪狀了，說我資產階級作風。但我不明白鏡子如果不是用來照的，放在那兒干什么……
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處政治旋渦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卻懷疑自己原來對政治茫然無知。
“回過頭來看，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懂政治的，是不可能懂那個時候的政治的。老喬也不在行，他也是個性情中人。而在當時，搞政治是要懂很多技巧和手腕的。很多事情，我們當時以為是懂的，還非常認真，非要較個勁。
“真是挺復雜的。我們稀里糊涂被弄得團團轉，你以為你是在捍衛什么，你以為你是在反對什么，可是后來發現都不是那么回事。
“最后把老喬趕下台，說是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是毛主席說，喬冠華借刀殺人。毛主席真會這樣說嗎？他怎么會這樣說呢？那之前我一直以為毛主席對我們特別好……
“我是多崇拜毛主席啊。1976年毛主席逝世，全國人民悲痛萬分，以為天要塌下來了──那時候人真是那么想的，包括我自己。毛主席真是我們心中的神啊。你怎么可能懷疑神？如果有問題你想不通，你不會懷疑是神的錯，而肯定會認為是自己的錯，是自己思想有問題。”
但是1976年之后，章含之還是迷惘了。
“比如，我們有個在軍隊的朋友，‘文革’時被抓進監獄。先讓他交待怎么反對林彪的。他是林彪的部下，怎么能反對林彪呢？但是不行，他要交待。于是他冥思苦想。等他終于找到了自己‘反對’林彪的証據，關押他的人又不干了，改讓他交待如何協助林彪謀反叛亂的。他趕緊否認，說，不不不，我是反對林彪的。可是這時候人家不准他反對林彪了。他想來想去，忽然有點恍悟──哦，是不是外面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林彪出事了下台了？”
人生軌跡錯位在哪里？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對過往歲月里周圍世界的迷惑，也有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懷疑。
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欽點下由北京外國語學院進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喬冠華下台牽連離開，對于那風光短暫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評價是復雜的。
“當然有幸運的一面，比如參與了像中國加入聯合國這樣的重大的外交事件，新聞紀錄片也常會有你的影子……﹔但是，這風光背后的苦衷誰能理解？我可能還是走錯了路。我這樣的人，可能最適合的還是留在學校里。”
章含之回憶起在北外做學生做老師的時光，她和同學朋友們用英語演出《奧賽羅》。她是戴絲苔蒙娜，她是莎士比亞的女主角，不知政治權朮為何物，她是美是真是愛是一切浪漫想象一切光明希望的追隨者。“那時候，真是一腔的熱情，為和家里划清界線，搬到學校里住，還一心要參加抗美援朝。那時候覺得自己什么都能得到，只要真誠努力，以為世界是玫瑰色的……”
“可是”，很快，“文革”來了。“一切都變了。什么都沒有了。我在挨斗，我的師長挨斗，我的同事跳河。我害怕、迷惑，人也變了。我天性本來是非常溫和快樂的，可是卻變得非常容易激動，容易哭，恍恍惚惚的。有一次從北外出來，走著走著，走到天安門，竟然都不自知。得了輕微的癔症，就是歇斯底里症，要去醫院的精神科拿藥……”
“我怎么變成這樣了呢？”章含之說她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明白。她不明白那個特殊的時代生活對個性的扭曲怎么誰都不放過﹔她不明白自己人生的意義在哪里﹔如果說她的人生沒有意義，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生，那她最初錯在哪里？
“真實地剖析是很難的。比如這么多年，你以為你忠誠，可是你忠誠的（對象）是什么？你的忠誠里有多少盲目的成分？我是1957年就入黨的老黨員了，當年也似乎參與了國家的核心，政治局的會議也參加過，但是我真的弄明白過嗎？
“再回到我自己。我看到原來的大學同學出書帶博士，真的很羨慕。可是除了帶著傷痛的記憶，我得到了什么？就連愛情，也是轉瞬即逝的悲劇……”
70歲的章含之回憶30年前，是這樣悲觀，也是這樣安詳﹔是這樣迷惘，也是這樣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個女人心碎夢破的悲哀，有整個中國山雨欲來的愁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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