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他对其驻华大使任期末一些事件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六四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退缩和示弱的立场。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被称为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当时美中之间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交流取得很大进展，而且社会开放程度高到异议人士和官员可以同桌讨论。

　　今天不可想象的开放

　　“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来参加的有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也有政府和党的官员，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讨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邓小平废黜，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洛德大使说：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大使表示，尽管在6月的那次活动中并没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让他回复，‘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任期中最失望痛苦的事情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George H. W. Bush）作为新总统首访中国。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Homecoming）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洛德大使回忆道。

　　在大使馆草拟布什总统宴请中国人的数百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官员，也应该象征性地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获批准。

　　北京软硬兼施的手段

　　北京方面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但在布什与赵紫阳会晤、宴会举行前数小时，北京突然软化了立场，表示杨尚昆会出席宴会。而就在美方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总算顺利时，北京的安全人员却在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了方励之夫妇赴宴。当时洛德大使还蒙在鼓里。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国际媒体广泛报道，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洛德大使说，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洛德大使在美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里谈到这一事件时说，从专机抵达北京、他上飞机去问候的一刻，就发现布什总统明显对他不友好，认为他搞砸了事情；宴会次日的总统早餐会他作为大使居然未被邀请。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无视已经允许方励之出席的承诺，是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他把攻击矛头对准我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将一份背景材料发给美国主流媒体，把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在背景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有关新闻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上，然后被台湾、日本、香港和美国的报纸转载。洛德在口述历史中说“这份背景资料使事件看上去像是我们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布什访华后两个月洛德大使离任，接替他的是已故李洁明大使。那时距离六四镇压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极为紧张的时刻熟悉情况的洛德大使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这次专访中洛德大使透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在争端面前退缩不是好方式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信通过中央情报局给斯考克罗夫特，说我愿意为总统做出牺牲，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话。但我认为这是错的，第一，我核查了事实顺序，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在做几件事，他们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他在削弱他们带给国会和邀请改革派到国会的人权活跃人士的善意；他这样做正在给中国的改革派泼冷水，正在削弱我对中国人的信誉。”

　　洛德表示，虽然他保持沉默，也要求使馆对此保持沉默，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

　　洛德回美后不久发生了六四镇压。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布什总统密使在六四发生几个星期后密访北京，向邓小平示好。同年12月，他再次访问北京，那次被公开报道。洛德随即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批评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软弱、不重视人权。当时他还不知道斯考克罗夫特半年前就已首次密访北京。“这是我对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越来越不耐烦的最后一根稻草。”洛德在口述历史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