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難燃劫後灰──讀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

Monday, January 1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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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

 

一九七三年，余英時向哈佛大學告假兩年，準備赴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臨行前給老師楊聯陞寫下的一首贈別七律，其中有兩句是：「火鳳難燃劫後灰，僑居鸚鵡幾旋廻。」

 

這兩句詩的典故來自於胡適多次引用的一段佛經。胡適眼見中國處於「大火的時候」，不忍袖手旁觀，願意效法以翅膀沾水以圖滅火的鸚鵡，就算「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只盼善盡一己「微弱的力量」。余英時回憶，自己讀到胡適這篇文章，「非常興奮」，此後既始終信服不渝，更還展現與胡適同樣的風範，屢鳴正義之聲，願濡羽救火而獻力不輟。

 

正如胡適研究專家潘光哲所説，作為「有尊嚴的知識人」的余英時的人生旅程，「絕對不是汲汲營營只為著述藏諸名山而苦守書齋者流，可堪比擬」。與許多「愛惜羽毛」、戀棧中國這個無比龐大的文化與學術市場的學者名流相比，余英時高聲批判中共暴政，譴責六四屠殺，創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幫助中國流亡文化人，支持臺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佔中運動，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譴責被旺旺集團控制的謊言製造機器《中國時報》，其道德勇氣堪稱「以一人敵一國」。

 

余英時的回憶錄是一部「自由人心路」，雖然只是「上半部」，卻已足夠精彩——作為排山倒海的大時代的見證者，余英時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共產黨席捲中國，他從安徽潛山到沈陽、北平再到香港，最後遠走美國。儘管他沒有像流亡學生王鼎鈞那樣九死一生地走過大半個中國，卻也因著中國政局的劇變，選擇在大洋彼岸美國潛心著述、教書育人，在那間天空有飛鳥、池塘有遊魚的書齋中，重建了「文化中國」與「學術中國」。

 

余英時的回憶錄是一部「自由人心路」，雖然只是「上半部」，卻已足夠精彩。圖片來源：允晨文化提供。

 

在華人文化圈中，余英時是極少數將中國文化和國家、民族認同區隔開來、以自由為最高信仰的知識人。在回憶錄中，作者直率地談及自己與另一位考古學大師張光直之間的隔閡，這種隔閡起源於張光直的「心向祖國」——張光直在美國取得第一流的學術成就，但其故國情懷十分濃烈，拒絕參加美國代表團而希望以「個人身份」回去，「這明明是表示希望『國內』接受他是身在『國外』的自家人」，但其請求遭到「祖國」冷漠無情的拒絕。余英時諷刺説，張光直的一往深情與中共當局的僵化猜忌相比，如同明清小說中的兩句話——「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與之相反，余英時堂堂正正地宣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斷然拒絕中共拋出的橄欖枝，「六四」屠殺後絕不踏入中國一步，這才是孟子所説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余英時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存有一種「溫情」和「同情」，當然是受到老師錢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少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縣官莊鄉生活了九年，親身見證了中國農業文明的最後一抹餘暉。這是一個尚未經歷近代化的傳統鄉村，「那裡沒有電燈，只用油燈照明，也沒有自來水、汽車之類的現代設備，鄉親依然過著原始的農村生活。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互相聯繫，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織成了一個大網，大家都是親戚朋友，靠家族都族規維繫生活秩序」。

 

據余英時的觀察，這個傳統鄉村並不存在共產黨後來煽動的「階級矛盾」和「階級仇恨」。地主與佃農相安無事，有些佃戶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還要向他磕頭。那樣的生活及社會形態，雖然不是世外桃源，倒也粗茶淡飯、人心單純。中共建政之後，在「全能式極權主義」統治下成長起來的知識人，沒有機會體驗這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鄉村生活，對中國傳統文化不再存有情感上的眷戀與想像，像劉曉波和我，都自然而然地持「全盤西化」和「全盤反傳統」的立場。

 

余英時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存有一種「溫情」和「同情」，當然是受到老師錢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少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縣官莊鄉生活了九年，親身見證了中國農業文明的最後一抹餘暉。圖為民國時期的農人，1939年攝於雲南昭通。圖片來源：© 2007 Joan Edith Clara Cottrell,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CC BY-NC-ND 4.0)。

 

如果那天的火車沒有發生故障

 

余英時的回憶錄中有一個「於無聲處聽驚雷」的細節：一九五零年夏，已經到香港探望父親的青年余英時，過完了向燕京大學請的半年假之後，決定北上完成學業。沒想到火車入境中國後，竟在一個名叫石龍的小站發生故障，修理了四、五個小時。這幾個小時，讓余英時重新思考北上的計劃。他考慮到年事已高的父親在香港需要幫助和照顧，乃轉而返回香港。

 

余英時沒有宣稱自己具有「先見之明」，對共產黨政權的邪惡本質有深刻洞察，並遵循孔子「危邦不入」的教誨，返回香港乃是家庭的原因；但無論如何，這一看似偶然的轉變，永遠改變了余英時的一生。

 

無獨有偶，一九五二年，作家張愛玲從上海赴香港，然後到美國，從此再也不曾回中國。張愛玲對中國為何如此決絕？有一個小小細節可見端倪：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召開，文學藝術界五百多人出席。夏衍點名張愛玲作為代表之一與會。張愛玲這次不僅赴會，還盛裝出席。

 

當她進入會場，卻發現只有自己穿著一身旗袍，其他的人，不論男男女女，都是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張愛玲不願穿或灰或藍的共產黨幹部服，更不願扭秧歌，她在審美上無法忍受這種醜陋卑賤的共產黨文化。後來，她在充滿超越時代的洞察力的小說《秧歌》中寫道：「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無獨有偶，一九五二年，作家張愛玲從上海赴香港，然後到美國，從此再也不曾回中國。後來，她在充滿超越時代的洞察力的小說《秧歌》中寫道：「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當時，與余英時和張愛玲逆向而行的，是正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青年學者巫寧坤。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發電報急聘巫寧坤到燕京大學任教，巫寧坤毫不猶豫地放棄完成一半的博士論文，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從舊金山搭乘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經香港回中國。一年前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李政道前去送行，對新中國充滿憧憬的巫寧坤問李政道為什麼不回歸祖國，為建設新中國添磚加瓦。李政道回答説，他不想被「洗腦」。巫寧坤一頭霧水，不明白腦子如何洗法。直到他回歸祖國之後，被迫捲入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最後被送進勞改營，才慢慢懂得什麼是「洗腦」。

 

三十多年後，巫寧坤的中國夢徹底破滅，經歷千辛萬苦得以赴美定居，而其回憶錄《一滴淚》正是由余英時作序。兩人擦肩而過的人生，形成讓人感慨萬千的對照。

 

有人出，有人進，有人北歸，有人南渡。有時候，人生確實需要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説的「決斷」，是「因真理，得自由」 ，還是「自願為奴」 ，天壤之別往往始於一線之間。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當事人林榮基，經歷了跟余英時類似的「猛回頭」的轉折點。

 

林榮基被扣押在中國數月之後，中共安全人員放他到香港帶回書店的硬體資料。他帶著電腦乘坐港鐵返回，距離邊境只有半小時車程時，心有所動，在九龍塘站出了閘，在站外抽煙。他本以為，一枝煙的時間就可以下決定。但他抽了第二枝、第三枝。煙霧裡的林榮基想起許多事，想起這不僅是五個人的事，而是有關香港人言論及出版自由的事。將第三根煙頭丟進橙色垃圾筒，林榮基決定不再回中國受監控，反之他找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幫助，在全港市民眼皮底下，開記者會公開事件。一夜間，林榮基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對余英時來說，香港不是旅途的終點，卻是一個通往自由的重要驛站。在兵荒馬亂的時代，若沒有香港，他不可能在新亞書院完成學業，更不可能由新亞書院推薦成為哈佛大學訪問學人。

 

誰不曾被共產黨洗腦？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寫道：「共產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年）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二十多年的『無國籍』（stateless）的生活，便完全是受這一大事之賜。」很多人寫回憶錄，只寫自己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刻意回避自己的失敗、恥辱和悔恨，那樣，寫回憶錄就成了一種假大空的自我造神運動。余英時的這本回憶錄最為可貴的地方，就是坦然承認青年時代自己也曾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洗腦。

 

童年時期的鄉居生活，使得余英時對共產黨軍隊印象惡劣，他的家鄉發生過新四軍像綁匪那樣綁架並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在他十四歲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陰影。然後，他閱讀與父親有交往的胡適的著作以及《觀察》雜誌，思想上打下了自由主義底色。但即便如此，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依然未能抵禦鋪天蓋地的左派思想的侵襲，一度滿口共產主義理論，甚至被吸納進共青團。

 

這一段思想歷程，余英時此前很少提及。在回憶錄中，他反省自己同意申請入團有兩個原因：一是「性格上的大弱點，往往因為顧全情面，不能斬釘截鐵地對別人的要求一口回絕，使對方永遠覺得有機可乘」；二是「虛榮心，認定自己有很高的『為人民服務』的潛力，一種自我陶醉的心理不免在潛滋暗長」。在此期間，他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和「左傾幼稚病」。

 

童年時期的鄉居生活，使得余英時對共產黨軍隊印象惡劣。他閱讀與父親有交往的胡適的著作以及《觀察》雜誌，思想上打下了自由主義底色。但即便如此，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依然未能抵禦鋪天蓋地的左派思想的侵襲，一度滿口共產主義理論，甚至被吸納進共青團。圖為中共開國大典。隨著中共建政，逐步掌握教育文化體系，共產主義在中國境內掀起了新一波熱潮。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這本回憶錄中，余英時寫到一個從來沒有對人說過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下旬，一位身為基督教牧師的安徽同鄉來訪，告知共產黨地方幹部怎樣殺人逼錢的殘酷行為。余英時卻聲色俱厲地駁斥對方的事實陳述，讓對方狼狽而去。

 

在書中，余英時誠懇地反省説：「我當時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幾。……時間愈久，我的愧悔之感也愈益加深。六十年了，我每一思及此事便覺得無地自容。如果説這件事對我起過甚麼教訓作用，那便是我認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噬掉。」此種懺悔，類似於奧古斯丁之《懺悔錄》；而余英時所謂的「人心中深藏的邪惡」，正是思想史家張灝所説的「幽暗意識」。

 

    「入乎其內」，方能「出乎其外」，最徹底的反共者，往往都是那些曾經被共產思想蠱惑的人。青年時代的這一段歧途，使得余英時一輩子都在反思近代中國的激進主義思潮。在此意義上，余英時也對汪精衛當年的選擇有「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他在為汪精衛的詩集《雙照樓詩稿》所寫的序言中為汪辯護，讓某些信奉「民族大義」的「國粉」、「蔣粉」為之抓狂。

 

在這本回憶錄中，余英時更指出，汪精衛、周佛海等人一意求和，甚至不計一切，去日本佔領區建立傀儡政權，是因為估計到戰爭持續下去必為中共提供擴展勢力的機會，最後則將中國送進蘇聯的懷抱。汪精衛原本是國民黨左派領袖，與中共關係最深，周佛海更是中共創黨領袖之一，陳公博也曾一度參加過共產黨，他們對中共的認識很深，憂慮也遠遠超過他人，他們對於中共利用戰爭以奪取全國政權的估計十分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