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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材

作者：苏诚忠  于 2019-1-19 --贝壳村

 

一个大国的最高统治者，无法照顾到国民的方方面面。因此，选拔人材是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汉朝时，皇帝要求官员推荐人材，算作政绩，而且如果此人将来出事，推荐者要负责。谁能保证自己推荐的人不出错？当然是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于是，被推荐者逐渐变成推荐者的党羽或亲属，谁都不能出事，因此常常掩盖事实。这种制度被中共采纳后，就出现了入党介绍人。唐朝以后，出现了科举制度，但它即无法避免腐败，也不能选出真正的人材，最终，在上个世纪初被取消了。

金一南在讲普京如何上位时，说了这样一件事：为给总统叶利钦舒缓压力，有人安排了一场围猎活动。当所有人庆祝战果时，突然出现了一头未经安排的棕熊。总统大惊失色，眼镜掉在地上。他的七个助手，借口帮总统找眼镜，钻到了桌子下面。唯独副市长普京，镇定自若，操起猎枪，连发两弹，击毙棕熊。 从此，普京受到叶利钦的赏识，一路升迁。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高俅。还有，三国时期，每次曹操率军出征，曹丕和曹植随百官送行。曹植吟诗，赞颂父亲的丰功伟绩。辞藻华丽，文采飞扬，大家听了赞不绝口，曹操也点头称奇。曹丕啥也想不出来，一筹莫展。有人告诉他，“等到大王要走的时候，你流眼泪就可以了。”从此，曹操怀疑曹植华而不实，因而选择了曹丕。《史记.殷本纪》上说，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站在当时的角度，纣王自然是天子的不二人选。

历史却残酷地告诉人们，这些方法，往往是错误的。打熊、踢球、眼泪、科举和旅力，既不是政纲，也不是治国措施，怎么能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但这就是小康文化、独裁体制无奈的选择。白居易曾经叹息，“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也是中共给组织部的一个，无法完成，又负不了责的工作。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太注重过去的表现，即使你几十年如一日的勤恳，未必证明你能担当大任。认清了这一点，现代的大同社会就采取另外的方法；用制度来约束每一个人的未来，而不过分追究其过去。既然国家机器是人民的公务员，那就简简单单地让人民来评价好了。给你一个任期，到时候由人民再次认可。根本不相信任何人的道德操守；那些表现出来的东西，永远不能代表真实的你。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才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在两千年前，当人们还不理解它时，有人找到了可乘之机。中国为什么骗子那么多？因为儒家反复宣传，世界上有一种专门为别人着想的动物。当人民相信了这种鬼话后，骗子就有了市场。他们取得圣人地位后，又学会三件事：堂而皇之的送礼，大义凛然的投降，温文尔雅的甜菊。《孟子·滕文公》:“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要是三个月见不到主子，就像丢了魂；每次出国，必定要带上给外国君主的礼物。没了主子不能活！儒家的这个特点，使得每当外族想要统治中国时，必先捧出儒家。它使得儒家在千年的历史中通吃，也使得中国人把犬儒文化视若至宝。美其名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它使国人不相信自己能当家做主。即使毛拿中国实验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对过一次，依然有人把他当圣人，这完全归功于犬儒教育。邓小平做过对的事情，比如恢复高考和包产到户。但那是因为毛错得太离谱；谁都能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圣人，只是大乱之后，一个权力者说了真话，他就被描绘成圣人。中国人只对拨乱返正记忆犹新，却不知道，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于个人就是毁了一辈子。因此，人民最知道自己的痛苦。没有人民的裁决，只能今天造乱，明天拨乱。所谓制度的约束，就是按照民主程序，依法治国。集权国家的法，只是独裁者的想法。民主国家的法，才是老百姓的想法，是国家的想法。懂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后，就明白，制度不同，选拔的人才就不同。民主国家各级选拔人材，最终都服从一个民主选出的机构。同理，集权国家各级选拔的人材，最终要服从于一个独裁者。民主国家的高级官员，来自社会，鱼龙混杂。而像中共这样的体制，官员必须在大染缸里泡上几十年才能上位。结果，思想单一，找不出一个例外的来。

对“异议”与“民运”人士的心理剖析

作者：kylelong  于 2011-1-6 --贝壳村

 

 

 

所谓“异议人士”，就是与一个国家、政府或集团的潮流（或主流）思想有强烈不同政见（或见解）的人士；所谓“民运人士”，就是积极推进一个国家的贫民和大众的民主运动的人士；所谓“人权分子”，就是强烈要求自己人权至上的人士。这三个名词是具有不同使用范围的，但如果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就是特指当今世界上最热门、最火爆的人士了（这里用汉字表达，也就是特指某些具有中华血统的中国人）。虽说“异议”或“民运”人士是良莠不齐的，但本文不讨论那些“初级阶段”的“异议”或“民运”人士。

 

从某种意义上讲，孙中山和毛泽东，也算是“异议”或“民运”人士，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利益是与当时当地政府或统治阶级不一致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所以才要“革命”或“政变”，以获取自己认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同样，我们也可以试着这样推测：当今世界上的“异议”或“民运”人士，他们的思想和利益也是与当时当地政府或统治阶级不一致的，是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暂且将这类人士与孙中山和毛泽东相提并论，虽然不合适，因为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伟绩是公认的）。不过，有人说他们没有“革命”或“政变”的雄心或野心，所以说，无论他们如何“异议”或“民运”，都不可能获取自己所要求的利益，以及自己认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有人认为，他们并不想推翻统治阶级，只是计划或谋划“革命”或“政变”而已，那就犯了大忌，也就是违反了宪法，当然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人认为，他们进行“革命”或“政变”的能力不够、智慧不够、胆识不够，所以失败，这似乎是真理，但也怨不得他人。更有人认为，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并不想与统治阶级有利益冲突。但这还是犯了大忌，违反了宪法，实际上还是与统治阶级有利益冲突。不要说中国的宪法如何黑暗，西方的宪法如何光明。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与本国最高利益一致的；一个人要想在一个国家生存，必须遵守自己国家的宪法，否则，要么革自己的命，要么革他人的命。

 

一些人喜欢把政府、政党、宪法、人权等等一起来探讨，鉴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本文只是探讨“异议”与“民运”人士的“人权观”（有关政府、政党的关系，见文末的衔接）。“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以及“人权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外乎是人权、自由、民主。其中，人权是主要的，自由和民主是附属的。因为他们认为当今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所统治的中国没有人权，而认为有人权的国家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思想的基础有两点：一点是美国所建立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或人权观）”，另一点是联合国人权宪章。

 

这第一点不合逻辑。一个中国人要想统治中国，治理中国，必须立足于中华文化和中国民众。即使是孙中山或毛泽东，他们统治中国所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或西方“共产主义思想”，也是要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自己的理论，并不断修改和完善。直接搬用“西方普世价值观（或人权观）”肯定是走不通的。再说，孙中山成功了吗（虽然推翻帝制的伟业不可磨灭）？毛泽东成功了吗（虽然建国的伟绩不可磨灭）？当今中国的治国方略，是孙中山的？还是毛泽东的？还是西方的思想？虽然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是换一个政府或政党就可以立马解决的。新中国政府不过60多年，中国共产党也才90年。当今中国的成就，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相比呢？再看看那些在“西方普世价值观（或人权观）”治理下的亚洲或非洲国家，有几个是国富民强的？

 

这第二点也是个幌子。不要讲什么联合国人权宪章的条条框框，要一条一条列举的话，有哪个国家遵守了？美国政府推翻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就是人权？因为我恨你，就可以用我的人权剥夺你的人权？美国政府能够代表伊拉克或阿富汗平民的人权和利益？英国人从欧洲来到美洲，侵占印第安部落的领土几百年，并建立美国政府，这就是“人权”？美国航母和军舰在中国南海、黄海和台湾海峡游荡，就是“人权”？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无时不刻提醒着中国人：唯有中国强大了，西方国家才会低头！

 

从上述分析来看，这两个基础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再仔细分析“异议”与“民运”人士关注的“人权”，也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希望达到的某种过度的欲望或不当的利益没有得到，或者说因为违反宪法而被统治当局剥夺了，就要寻求一种新的途径“夺回”来。而这种途径，不外乎就是通过外力，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所谓的外力，也就是上述的两个思想基础。这种以自己的利益来确立自己奋斗目标的思想理念或精神寄托，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奉行的“金钱教”是异曲同功的。不可否认，“异议”与“民运”人士的某些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实现这些积极思想的途径，仍旧不是可以通过“暴力”、“金钱”或其它凡俗手段可以达成的。从修身与律己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学会了放弃自身的利益之争，才能真正算是有高尚人格的人，才可能成为治国安邦的伟人。相比之下，那些“异议”与“民运”人士就连“民运”捐款也要贪污、鲸吞，或者想方设法也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何谈治国之道？

 

有人又问，为什么特权阶级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为这也是与国家宪法相违背的。没错！特权阶级在每个国家都存在，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平民百姓不可能参与国家治理，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即使是可能会出现的“共产主义”，或者“大同世界”，也仍然存在特权阶级。如果看到与自己同根的民族有特权，自己就不能忍受，而看到与自己不同根的民族有特权，就可以忍受，这又是何种心态呢？从这个“忍”与“不忍”，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具有高尚人格。再者，暂且不说这是一种嫉妒心态，一种心理不平衡的心态，就算是一些“异议”或“民运”人士希望为广大民众利益着想，要废除这个特权阶级，也得有一个理论基础和实施方案，一种切合实际的治国方略；而不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从而“乱中取胜”的招术。更有甚者，那就是利用西方敌对势力的扶持，对中国民众做出不道德、不人道、没人性的勾当，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八国联军的兽行！极易激起广大民众的反对。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异议”或“民运”人士所选择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即使是李自成、洪秀全、朱元璋这类“异议”或“民运”人士，做了皇帝，也还是失败的结局。当代“异议”或“民运”人士的结局，充其量也只是类似于谭嗣同之路。由此可见，没有广大民众支持的革新与变革，也就是没有把民众的利益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任何在意识形态或国家治理方面的新思想、新观念，终究会流产或失败，即使可能有短暂的成功。这是首要的治国之道。除此之外，要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异议”或“民运”人士，修身与律己也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然后才能走上“国家管理”与“人权民主自由”的探索之路。治国者，必须加强自己的人文素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塑造自己的完美人格，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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