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红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遗憾的是，4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爷爷、爸爸与我

听我奶奶讲，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他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到西南角的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自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

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们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四季风云，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亲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40年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