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风筝》 捕个“影子”

朱立平

看过《风筝》，回顾《潜伏》，感慨之余，捕个“影子”。

演绎国共之争的谍战剧，如过江之鲫，虽然史实背景大同小异，但具体演绎八仙过海，历史真实往往模糊不清。

如果看官对国共之争的历史有所了解，还是能够从那一大票剧中依稀看出，主角们大都有史上原型的，尽管是片段的或截面的。

显然，剧中军统六哥的原型有沈之岳的影子，后者可以说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最成功的一位，没有之一。

那么，剧中女主角“影子”有没有历史原型呢？显然有，例如“影子”在剧末的生存状态与一位善终大陆的女军统很神似。

本文试图从历史背景、历史资料和历史作用，跟风捕个“影”，请看官明鉴。

一、“影子”们的来历

       众所周知，国共之争，谍报先行，双方均千方百计往对方营垒里插“楔子“、派”影子“。

中共党员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的人数不胜数，著名的有“龙潭三杰“、傅作义身边的阎又文和傅冬菊、陈布雷身边的女儿、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沈安娜、汪精卫身边的秘书、汪伪76号的顾问，岩井公馆里的中共五重间谍袁殊、陈公博的亲信李时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国民党国防部的刘斐和郭汝瑰、吴化文的小舅子、儿子和副官、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儿子，共产党一大代表、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张克侠的弟弟张树棣和张克侠自己、国民党南京军话总站十几号人、北平铁路局调度室的十几号人、北平联勤总部的少校参谋、傅作义司令部中负责刻蜡板的甘霖、蒋介石精挑细选的侍从室里的段家兄弟、白崇禧的秘书、卫立煌的秘书、李宗仁的参议、宋美龄的亲信阎宝航、宋美龄的舞伴张默坚、等等、等等人

很搞笑的是，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要真变节，向上司坦白，也是卧底上司听完直接动手锄奸了。

       国民党特务机关也不是省油的灯，不仅不遑多让，而且在训练和派遣特务的方面有更雄厚的物质力量。

戴笠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开始布局，训练了无数批男女特务，尤其是为了向延安渗透，特别招收了很多家境富裕、厌恶共匪、天资聪颖的女学生，签生死状，严加培训，单线掌握，派往延安等根据地。戴笠专门开办的一个培训渗透延安人员训练班是汉中特别训练班，简称汉训班。

这是“影子“产出的历史背景。

二、“影子”们的作为

       不同的“影子”有不同的使命，但无论何种使命，无法完成任务，或者一旦暴露，“影子”们只有自我了结，献出生命。

       一个典型事例发生在金门炮战期间的上海。

1958年9月10日，上海人薛钟铭向上海市公安局反映情况：当天上午11时，其妻在里弄传呼电话间接到一个差点使她昏过去的电话：他们9年前随国民党特务机构撤往台湾的女儿薛鸣琴打电话给说：“女儿已经走上不归路，今生今世已经没有再在父母面前出现的可能，希望父母多多保重身体；希望弟弟妹妹努力工作，要靠真才实学谋生。”

薛鸣琴是薛钟铭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孩子，1925年出生于上海，自幼聪颖。薛家祖上以经商为业，家境富足，因此一直把薛鸣琴培养到高中毕业，那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年。薛钟铭夫妇的意愿是把这个在薛氏家族中出类拔萃的女儿送进大学，但薛鸣琴本人不愿意。她经人介绍，进入了当时刚刚由军统局改名的“国防部保密局”，当了一名特务。1949年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薛鸣琴突然返回家中，向父母和弟妹道别，说她奉命撤往台北。

　　跟父母道别以后，薛鸣琴再也没有跟家里通过音信，时隔9年后，她竟然会以电话方式跟家人联系。公安局听了薛钟铭的反映，极为重视。时任市公安局长的黄赤波当即下令：立即进行调查！

　　侦查员找到管传呼电话间的女工解接到这个电话时的情况。这位女工说那是个嗓音有点沙哑的女人，要求叫薛钟铭家人听电话，她说好像还听到耳机里传来了一个上海男子的叫声：“阿三头，快！15路来了！”侦查员分析，薛鸣琴这个电话应该是在上海打的。上海市公安局立刻决定组建专案小组，对薛鸣琴进行专案侦查。

　　第三天，有人在位于上海市区西南侧与浙江省交界处的一条小河里，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死者约30多岁；身上没有任何表明其身份的物品。女尸被打捞起来后放在岸边不远处的草棚里，由警察看守。中午时分，上海市公安局法医赶到现场。经解剖认定：死者年龄在32岁到37岁之间；没有生育史，生前营养良好，非体力劳动者；死因系溺水；死亡时间大约在36小时前，无搏斗痕迹。县公安局判断，该女是投水自杀。当地有关机构临时制了一口木棺，将尸体入殓，并在附近挖个深坑埋掉了。

　　同一天中午，在薛家周围执行秘密监视任务的侦查员发现薛家收到了一张邮包通知单，这份包裹单很快转到了专案组。包裹从闸北区一家邮局寄出，寄件地址写的是上海一家保密工厂的代号，寄件人姓名是“薛芙蓉”（“芙蓉”是薛钟铭给薛鸣琴起的小名），寄出时间是两天前的上午。

　　侦查员前往邮局取包裹，在确认包裹里没有爆炸物后打开。包裹内有以下物品：男女式外套5件、两块高级毛料、两盒巧克力、两盒饼干和10瓶鱼肝油丸。一件男式外套口袋里装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面有100公斤全国粮票、500元人民币和一封信。

　　信是薛鸣琴写给薛钟铭夫妇的，用的是繁体字，只有短短几十字，且是一份绝命书。信中说，她奉命从台湾赴大陆执行“极端机密的重要任务”，因无法完成“难以返回台北”，不得不自尽，希望父母保重。

经鉴定，包裹里的所有衣服、食品、药品都是上海产品，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也是真品。但专案组还难以确定薛鸣琴是否自杀，于是联想到郊区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当地公安局布置民兵将刚下葬的棺材重新挖了出来。经薛钟铭夫妇辨认，确认死者就是他们的女儿。

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分析后认为，薛鸣琴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潜入上海后，肯定时时处处注意言谈举止，不大可能拿着偌大体积的一个包裹招摇过市，应该住在该邮局附近。专案组立即组织人力对该邮局附近所有饭店、宾馆、旅社旅客登记资料进行调查，但均未发现线索。警方一筹莫展时，一名叫宋寄萍的人自称接待过与薛呜琴相似的妇女。

　　宋寄萍，女，35岁，已婚，军人家属，其夫系解放军营级军官，她本人是上海新跃进化工试剂厂技术员，与一女一子及婆婆生活。1958年9月上旬，宋家来了个说上海话的青年妇女，在她家住了8天后不知去向。

　　根据当时的治安管理规定，市民家里来客人过夜或居住3天以上必须去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宋寄萍拿了客人出示的户口簿、工作证到派出所申报了临时户口。客人的名字叫薛倚倩，是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工程师，住在本市长宁区延安西路。申报理由是家里修理住房，到老同学家来寄住一周左右。

　　警方查阅申报临时户口登记资料后向长宁区和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打了电话，两头均称没有“薛倚倩”其人。随即，专案组立刻传讯了宋寄萍。

　　宋寄萍一头雾水地进了公安局，侦查员向她讲明了薛鸣琴的情况后，她才大惊失色，哭了起来。

　　稍微平静以后，宋寄萍陈述道：薛鸣琴原是宋寄萍小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两人分别考取了两所不同的高中，但每年还是要碰头一两次。在此之前，她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初春，那是几个老同学聚会，薛鸣琴那天是穿旗袍，还说自己在银行工作。之后，两人就断了联系。

　　1958年9月2日傍晚，宋寄萍下班刚刚回到家，薛鸣琴突然登门。薛鸣琴先向宋寄萍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又讲了这次找上门来的缘由。考虑到是自己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宋寄萍同意她暂住在自己家里。薛鸣琴当时就主动提出要去报临时户口，但时间太晚了，所以第二天才由宋寄萍陪着去了派出所。

　　报了临时户口之后，宋寄萍就上班去了。宋寄萍下班回家时，薛鸣琴一般都在家里。每天晚上，薛鸣琴总喜欢拿着一张上海市地图，边看边作长时间的沉思。宋寄萍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没有问。9月11日上午，薛鸣琴向她告辞。临走时还留下50元，说是作为她的房钱和饭钱。钱是由宋寄萍的婆婆收下的，当时宋寄萍上班不在家。

　　随即，侦查员去宋家进行搜查，但只找到了那张上海市地图。地图上留下了一些用铅笔勾画过，又被橡皮擦掉的痕迹。经仔细辨认，这些地方大都靠近铁路和港口。

　　专案组联想到最近正在进行的金门炮战，初步判定薛鸣琴潜入上海与此事有关。当时，金门炮战所需的物资、器械，许多都是从上海或者经上海中转再由海路和铁路向福建方面输送的。由于上海方面防范森严，薛鸣琴没有下手的机会，而她又奉了特务机关的死命令，完不成任务，无法回台湾交差，所以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得选择了自杀。

　　如果上述推断属实，那么薛鸣琴就不可能是空着双手潜入上海的，她肯定携带了特工器材。据宋寄萍回忆，薛鸣琴去她家时，的确带了一个中型旅行箱。现在她自杀了，那个箱子到哪里去了呢？侦查员们分析认为，很有可能被薛鸣琴携至自杀地点，沉入河底了。

　　专案组随即二赴郊区，会同县公安局一起在事发地点进行深入调查。果然，在距薛鸣琴浮尸大约一里半的地方，打捞人员捞起一个旅行箱。箱子里，有两台美国制造的间谍相机，一台只要稍加改装就可以用于收发报的小型收音机，两瓶密写药水，几个经过伪装的用于测定军用飞机和舰艇型号、速度等性能的仪器。

　　至此，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终于结束。

三、“18号案”

1954年3月下旬，在杭州休假的江青收到一封从上海发出的匿名信，信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第二天，江青找到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王芳，让他看匿名信。

王瞄了一眼，就不敢再往下看了。

江青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王芳一看，匿名信主要写的是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因为信是用华东文联的稿纸手写的，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显然，江青心里已经有怀疑对象了，故问王：“你熟悉扬帆吗？”

王随口答：“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江青接着道：“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扬帆同志提供。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把这份报告交给了江青。

所以，江青此时接到匿名信，第一怀疑对象就是扬帆。

江青又问王：“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

王答：“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

后来，王芳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公安机关应立即组织侦破。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这封18号接到的匿名信定为“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专案组先后暗暗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一一进行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被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在华东文联工作过的曾菲，因为她字迹与匿名信的字迹很相似。然而，经过长时间追踪，始终未发现任何直接证据，整个案件几乎变成了死案。

华东党政一把手柯庆施是中国政坛可以与军队林总比肩的毛泽东接班人，在此案中枉费了大把心血，乃至成为积劳成疾、突然病亡的原因之一。

因为“18号案”迟迟未破，逐渐祸人众多，其中，头号怀疑对象扬帆，两次下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才得以平反，但人已经被逼疯了。

一直到1961年，“18号案”专案组偶然查对一封信的笔迹，终于发现了写匿名信的“真凶”。

4、革命女青年王钧壁

王钧璧是安徽定远县人，生于1919年，她家在太平天国时即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过给皇家管库的官。王钧璧幼时听父亲说过，家里大厅的柱子上曾被“长毛”砍过几刀，至今还有伤痕。到了民国初年，家境渐衰，但随着铁路的初兴，父亲又投资做大生意，结果破产更速。

　　王钧璧在母亲家长大，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学者，舅父们多学农工医等实科，母亲和姨母接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每日晨起临摹《灵飞经》等法帖，平日里要抚琴吹箫，演习《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一类曲子。所谓三岁念唐诗，十二读“红楼”。

　　大户人家的女眷几乎不出门，王钧璧的母亲她们也很少看戏和旅游，购物多是让佣人到铺子里去把东西拿回来先看，选好了再买。王钧壁回忆，“记得我几岁的时候母亲她们都很喜欢宝石蓝的绸缎衣裳，后来因为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到处流行，她们就说宝石蓝不好看了，以后不再穿了。”

　　言不露齿，行不露裙。王钧璧从小接受淑女的训练：吃饭要慢且不带声音。说话要轻声莺语，浅笑含蓄。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笔直。所谓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要风骨凛然，仪态万方。听到的启蒙故事，外国的如安徒生的童话，多是讲公主、王子的奇遇，飞行船、玻璃鞋等幻想；中国的总不离帝王伟业、忠孝节义、英雄美人等等。王钧璧的家长口中，霸王虞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游玩南京胭脂井时，家长们说，梁武帝当初投井时，嫔妃也跟他下去，井水都变成红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是说女孩子应当尽忠其夫。玩点将台，他们也大发感慨，说做人当如此英雄，至今还会不断有人凭吊……

家里属意王钧璧多懂女学，多读一些文艺。而她从小就心有灵犀，喜欢风格婉约的唐诗宋词，喜欢印象派的风花雪月，诸如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戴望舒的一句诗为其最爱：“月亮装饰着她的窗子，她点缀着别人的梦。”

抗战爆发后，王钧壁随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钧璧准备动身到延安，路上没有护照，虽说是以去西北联大读书为借口，可路上关口设禁盘查，说这条路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只好回四川等待机会。

抗战之初，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上层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议论，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于是王钧璧相信了：“国民党人说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长话短说，女青年王钧壁钓上了林伯渠，去了延安。

1945年，改名为朱明的26岁王钧壁嫁给了时年59岁的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像江青嫁给毛主席、王光美嫁给刘少奇那样。

1960年，林伯渠去世。走在送葬队伍前面的未亡人朱明哭得无比凄惨，看得随后走着的宋庆龄感佩不已，还是人家两口子感情深啊。

不久，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申请帮林伯渠整理文稿等。

“18号案”专案组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

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当天自杀身亡。

5、王芳等人的回忆

王芳是一位传奇式人物：早年，他担任锄奸科长、保卫部长、敌工部长。解放后，王芳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肩负毛主席在杭州时的保卫工作重担，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

那年，就在江青收到匿名信前，林伯渠和夫人朱明曾来杭州住了五六天，也是王芳负责接待的。

王芳考虑到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她，于是让朱明的女儿去陪江青。

“18号案”侦破后，江青怀疑朱明的匿名信很可能就是那次住在杭州期间写成，到了上海后发出的。不仅如此，江青还以为王芳是朱明写匿名信的知情者，所以后来也因之遭到迫害，曾被压解北京、武装看管审查达7年之久，后经毛主席亲自批示才获得自由。

“四人帮”倒台之后，王芳担任预审组长，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两案”结束后，出任浙江省委书记。1987年重履公安，担任公安部部长兼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

以下是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曾任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回忆。

我初次见到朱明，是1957年春天，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节目，在中南海怀仁堂会演期间。有时，在西楼大厅看电影也能见到她。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工作，主要工作任务是现场招待服务，所以没有说过话。真正因工作与她交谈并对其情况有所了解，是在林伯渠逝世前后的两三年。

　　从1958年起，林伯渠的健康问题就比较突出，配餐方面变化较大。为保证林老临时需要，朱明常会亲自打电话，要总特灶去人商量安排。那次主管人员正好去玉泉山参加干部定期劳动，领导便派我代替前往，还叮嘱我带上笔和记事本。

　　林家离西楼很近，就在怀仁堂后花园北边，一幢庭院略大，建筑严整的四合院，名叫“福禄居”，（林伯渠去世后，经过大修，又成为刘少奇、王光美的住地。刘少奇家在中南海里搬了3次，直到这次搬进“福禄居。）。

一见面，她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近来首长哪些食品吃得比较好，哪些吃得不对口，并根据保健医生建议，让我们多写些菜单出来，供她挑选。因我是代人去的，又是第一次当面受示，故必须恭恭敬敬边听边记。诸如：首长年纪大，肠胃功能差，加上时有心痛感觉，又得过痔疮。因此要避免吃油大的，质地偏硬的菜肴，也不能吃容易引起便秘的东西；对于鱼或猪肉，最好请厨师剁成泥酱，打成丸子，用砂锅炖透；素菜可多用些木耳菜、南油菜、菜苔、苦瓜，禁用辣椒；至于药用参汤，则一定要兑水适量，加盖，大火蒸足两小时以上等等。她见我一条一条写得很认真、清楚，满意地点点头，说“好”。

　　没过两天，一个包括食谱在内的，备什么、做什么，如何派厨师到林家协助做菜或在总特灶定人为林家烹饪的具体方案出来了。朱明赞同新方案，也很欣赏我们说做就做，办事认真的作风。不过她似乎还觉得对年轻人，仍有多讲几句的必要。她笑着问我：“你们除了业余时间上文化课外，还有政治课吗”？我回答：“文化课每周6—8小时，政治课每周三下午，就是读报或听传达文件”。她又问：“学过党史吗”？我答“没有专门学过”。“那你知道多少林老和毛主席的关系呢？”我摇摇头：“不知道”。

　　于是她提起精神一口气给我谈了五点：“第一、上世纪20年代初，各地产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湖南有毛泽东，上海有林伯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共合作并担任要职的，有林伯渠、毛泽东。至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委员有林伯渠，候补委员有毛泽东；第二、1933年，在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林伯渠任委员；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任财政部长；第三、1934年，快到50岁的林伯渠又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他们同吃苦、共患难，为了革命，奋勇向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全党的领导地位，林伯渠继续担任后勤保障的负责人；第四、延安时期毛主席是全党全军的主席，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五、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总之从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末，整整三十年，林老总是同毛主席在一起，又在毛主席领导下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 朱明顿了顿，接着讲：“林老常对我说‘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者；是驾驭革命航船正确前进的高明舵手’。而毛主席也在成都会议期间，与林老交谈时，颇为动情地说：‘林老，不老。你的思想和行动总是像年轻人一样，有朝气、有活力，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你哪一次落后过？你能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这就是我们之间几十年在一起不变的老同志、老战友的思想政治基础’”。

　　听完朱明这一席话，我十分感动，不禁想到1956年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时，97名正式委员里，按得票多少排列，林伯渠的名次仅在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位居第三。连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云这些重要人物，都在林老之后，可见他在党内是多么的德高望重，受到拥戴。

　　朱明身材高挑，五官端秀，言谈举止，自然大气，虽贵为首长夫人，却不以首长夫人的身份自居。她话语中的用意极为明显：一、平等待人，关心下级。二、为拥有林老这样的丈夫而自豪，并且用行动证明，她是一位深爱林老，又能让林老非常满意的好妻子。事实的确如此，接下来的两年，由于朱明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林老的胃口有所好转，体力也得到一定恢复。

1960年5月，身体逐步好转的林伯渠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噩耗传来，全党悲恸。朱明更是痛上加痛。因为林老在住院的20余天里，开始十来天并无病危症状，头脑清醒，思维正常。朱明以为像过去一样，再治疗几天就能回家调养了。可紧跟而来的严酷现实几乎将她击倒。接连数天，她常常一人呆坐在林老生前的书房兼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谁劝也不管用，整个人完全变样了。尤其在对丈夫遗体的火化问题上，一再明确请求不要火化，变换为棺木土葬。她强调，林老虽是共产党员，但早年也当过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有过几种身份的老人，可以变通对待。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总书记邓小平在西楼大厅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如何劝她理智对待林老的后事，并正确支持中央办好林伯渠的治丧事宜。前去做说服开导工作的杨尚昆回来在餐厅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时说：“朱明听不进去，我只好郑重告诉她，实行遗体火化是组织决定，不是家庭问题。这个规定是在毛主席倡导下，全体中央委员开会一致同意通过并都自己签名的，包括林老在内。文件尚在，你要冷静思考，不能违反。”其实，中央领导也清楚，朱明要比林老小得多，痛失丈夫，态度激动，语言出格，可以谅解。后来朱明自己也承认：“当时我确实有些失态了，是不应该的”。

　　虽然她口头上认了错，但心里仍有难言之苦。有一件事让工作人员议论纷纷。在会客室里，陈设了一幅非常显眼的林老生前标准像，是用彩色油墨画成的，约有二米多高，一米多宽。见过的人有的公开说：“太大了”。有的私下议论：“有点镇人”。而朱明则理直气壮地回应：“大有大的好处，不容易拿走，我天天都能看到他、想念他”。
 

三个月后，在经历过林老逝世的悲痛，请求土葬及油画像种种波折之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警卫局领导得到上级指示：林老去世了，对于他的夫人还是要照顾好的，毕竟她也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老干部。同时，朱明自己为了改变眼前冷清哀伤的处境，提出要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

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领导指派我第二次到林家。朱明见到我来，神情凄淡地说：“林老一走，我个人也吃不了什么，还是你们提供给我菜单，我选好以后，叫人打电话或是派人送去。每天按照菜单做就是了，如果有特别需要，我会通知让厨师来的”。

　　这一次除了谈伙食问题外，没想到还跟我讲了些“题外话”。她说：“现在来我家的人少了，有些人也得离开这里，你们能和以前一样照顾我十分感谢，看来我也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了”！她说着说着，径自回忆起过去和林老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给我看了一些照片后，朱明随手挑选了几张对我说：“你看这些照片好不好？送给你几张作为纪念吧，这段时间你也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拿去吧。”我接过照片说：“谢谢朱明同志。”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以后不要叫同志，称大姐好了。你们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不是都叫大姐吗？我比他们都小，不要那么严肃。”我回答：“我们称呼江青，也叫江青同志”。她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就说：“我同她不一样，她是过去上海有点名气的人，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不能跟她比”。

这次见面，直觉告诉我，朱明似乎处在一种看不到光明与希望的状态之中。同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说这些平常不说的话，看这些平常不看的照片，超出常理，必定事出有因，但因在何处？当时我是无法知道的。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映，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

　　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日传来朱明去世的消息，开始时界定为“错服安眠药过多”，几天后又说是“自杀”。

自杀！太不可思议了。林老夫人出这样大的事，那时上面不明说，下面当然不敢问。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把她忘了。而我却是异常纳闷。好端端的为何要走上自尽之路？怀着疑问并埋藏着有关三次谈话和相赠照片的秘密，四年的时间就这样一晃而过。

　　文化大革命中，一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开会，我在现场服务，断断续续听到谈朱明的事。自杀已数年的她此时被叫作反革命，而由她引起牵涉到林老的话也出来了，什么“林伯渠骨子里的旧东西太多”，“直到他去世时，还想着国民党内的右派朋友”，“表面上他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支持同情彭德怀、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的一批老家伙的”，“朱明的反动行为，林是有责任的”等等。我听到这种没有公开的议论，半信半疑，毕竟还不知道朱明曾写匿名信痛戳江青不光彩的历史问题。

　　直到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她是解放后敢于让江青难受的第一人。“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为朱明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匿名信”里写关于江青的事，没有错误。

　　朱明这一生喜在参加了革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与林老恩爱有加地度过了15年的美好生活；悲在她与林老的年龄差距过大，终不能白头偕老，并且在已经变化了的特殊环境下说错话、办错事、不知自我保护，过早地告别了她亦喜亦悲的人生。

综上而言，在谍战剧泛滥的今天，回头看朱明引发的“18号案”，其历史作用多像亚马逊雨林中一只蜻蜓的翅膀，从一个点逐渐祸及一大片，至于朱明算不算一个“影子”，我没法儿断定，谁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