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習近平財經智囊劉鶴獲獎 左派學棍心生妒嫉借題發難

在新的歷史視野中走近張春橋


　　雖然人們常說歷史是由戰勝者來寫的，但是戰敗者的歷史卻絕不容忽視。且不說這種逆向思維的敘事常常可以提供鮮為人知的史實，成為對勝利者歷史的一種難得補充。更為重要的是：牠常常在不經意的細節中剝落勝利者歷史中人為的油彩，提供對完整的場景進行觀照和審視的多維視野。

　　近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鄭重的《張春橋：1949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下簡稱為鄭著）就是一本專為失敗者的立傳之作。作者是一位學者型的資深記者，自196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後，在《文匯報》工作了四十余年。除了數以千百計的工作上的報道采訪，作者還出版有《毛澤東和文匯報》等學術著作和《謝稚柳傳》、《張珩傳》等多部書畫大家和收藏大家的傳記。[1]談及他的人物傳記的主旨，鄭重曾自喻“不歡喜趕熱鬧，歡喜寫一些被忽略的或者受冷遇的人”。[2]按作者的說法，他這本耗時十余年的傳記的目的并非是“為張春橋開脫翻案”，而是為了“尋找張春橋，特別是尋找真實的張春橋。……在尋找張春橋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我不是審判者，張春橋也不是受審判的人。他是這本傳記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礎上，我和他進行平等的對話。我是以誠實的態度對待歷史素材，更是以誠實的態度對待張春橋”。（頁viii）平心而論，讀者是不難在掩卷之際體味到作者竭力追求的治學的公正與赤忱的。

　　鄭著縱篇近七十萬字，共分為“重返大上海”、“批判《海瑞罷官》”、“實踐毛澤東奪權理論（上）：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十月事件”和“現在還不是說話的時候”等22章。其中描述張春橋文革活動的有18章，佔了81%的篇幅。作者并不是一個能接觸文革機密檔案的人，除了公開出版的資料，他的史實大多來自他作為一個專業記者在巨量的訪談中的仔細挖掘。除了因為官方的嚴密限制，作者無法采訪獄中和保外就醫後（換一種監禁而已）的張春橋本人外，所有能夠找到的張文革前的同事，上下級；文革中的秘書、“同黨”、家人、親屬他都采訪到了。以這些口述史料為主線之一，又和現有的所有出版物一起映襯堪比、構成了鄭著的鮮明的記者型的特色：一種在不懈的采訪挖掘中把被遺棄的歷史碎片還原成完整真相的不凡功力。
　　歷史定位：毛、張之間的互動和互需
　　毋庸違言，在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公眾視野里，張春橋是一個被臉譜化了的人物。他帶著眾多的政治標簽，諸如“叛徒”、“篡黨奪權的陰謀家”、“野心家”等等。鄭著不從政治是非上來給人物的定位，而采取了一種較為中性的概括：“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作者認為：跟隨和理解毛澤東的步伐和思想，是相當一部分、包括延安走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的普遍心願。但不幸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毛澤東身邊的筆桿子都一一被淘汰出局，而張春橋卻和毛相知始終，并被毛視為知音。之所以如此，“靠的并不是對毛澤東的高調吹捧”，而是因為“他把自己定位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想在理論上制勝，或許認為理論比權力的壽命更長”。總之，“他只不過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顆棋子，沒有這顆棋子，毛澤東晚年的棋可能是另一種下法”。（頁viii，ix）
　　這一歷史定位，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以為還可以進一步發掘毛和張之間的互動，即毛澤東身邊的筆桿子集團——極左派的理論精英們對毛澤東晚年思想形成的主動貢獻和反饋影響。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對于毛澤東的馬列理論素養都有過高估計的傾向。事實上，毛澤東從沒有過什麼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義的零碎的、不成係統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只語。但是，毛要打倒劉少奇的欲望和陰謀都要比他在理論上的創造要強烈千百倍。毛澤東又是一個自負甚高的“革命導師”，他不想讓他對劉的斗爭被認為是簡單的權力斗爭而失去道德制高點，他需要制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論來美化他發動的政治運動。這些理想和理論其實是毛和他的筆桿子集團一起創造的。比如，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直到一月奪權以後才由王力和陳伯達為他在馬列著作里找根據總結出來的。而當時總結的匆匆忙忙，還因為是1967年2月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導卡博和巴盧庫來訪，必須要給他們一些文革的馬列理論根據。[3]這一過程，用現代漢語的大白話來說其實是“共謀”；而用中共官方的漂亮套話來說，便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了。[4]
　　其實，鄭著也已經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張和毛之間的這種互動。其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性的文件，除《5·16通知》外，還有主要由張春橋起草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此中，張春橋發明了一個“黑線專政論”，即“文化戰線上都存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毛澤東在看後大加贊賞，他在進一步的修改中加上了“搞掉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係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听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如果說張春橋的“黑線”大約還只是指當時的文藝界領導週揚等人，而毛澤東則受張的啟發，把牠發展成“全盤的係統的”兩條路線斗爭的理論問題了。（頁176－177）其二，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另外的幾個綱領性的文件，張春橋還起草過提出“巴黎公社原則”的《十六條》，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1966年林彪的國慶講話等。前者張是被毛譽為“出力最多”的兩個起草人之一（另一個是王力）。後者則張是唯一的執筆人。此外，張春橋還是九大、十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其三，林彪事件發生後，毛因接班人問題的失誤而長期處于一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處境里。最後他又想到了制造玄妙的理論來轉移和掩蓋自己錯誤的舊招術。于是，1975年張春橋和姚文圜受毛委托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篇重頭文章。[5]不僅把林彪集團硬和地主資產階級強行掛鉤，還把復闢資本主義的危險怪罪到人類社會在一定的文明階段的必然產物頭上，諸如商品制度、貨幣交換、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等。其實馬克思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雖然偏頗，但是還遠沒有荒謬偏激到要對商品和貨幣等“全面專政”的地步。張春橋等極左派理論家口口聲聲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而他們所闡釋的毛的最新思想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倒退性的修正。張春橋不僅有其言，還有其行。1975年他就想在上海干部中重新實施供給制，只是因為當時管經濟的市委書記馬天水測算後告訴他其花費會數倍于現行的工資制，市里的預算根本無法承擔，張才只能悻悻作罷。（頁630）其實，這種“革命理想”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和人類文明的倒行逆施是顯而易見。好比現代社會中的食品難免有對人體有害的化學成分，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因噎廢食，甚至倒退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去。從毛澤東“五七指示”到張春橋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理論的要害，就在于用歷史和社會形態的倒退來避免人類的高級文明發展階段中難免出現的弊端。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用手里的獨裁權力來“全面專政”、強行推行他們的烏托邦幻想，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
　　張春橋在中國大陸沒有成功的“全面專政”的實驗，後來在柬埔寨由紅色高棉在毛的直接支持下實現了。張春橋在1975年12月曾秘密訪問柬埔寨，高度贊揚紅色高棉廢除貨幣，做了“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把柬埔寨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意識形態的試驗場”。[6]張春橋當然沒有提到這一試驗的慘絕人寰的後果：柬埔寨全國在數年內變成了一座大兵營和大監獄。監禁、酷刑、處決和饑餓造成了近兩百萬柬埔寨人的死亡，佔了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強！[7]
　　寫到這里，我們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張春橋直到臨死都不肯放棄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因為他本人也是這一思想體係的構築者之一，而政治人物最難的便是否定自己。張春橋即便在1998年保釋出獄後還是一塊毛澤東文革理論文庫中的活化石。然而，如果我們要就此得出張春橋就是一個純粹的革命理想主義者的結論，那就太單純幼稚了。鄭著客觀地描述了一些歷史事實，揭示了理想主義者背後的功利背景。上海市委的原第一書記陳丕顯，是紅小鬼出身的長徵干部。在文革發動期中，他對江青到上海來組織張春橋、姚文圜寫作批判吳　的《海瑞罷官》的活動，曾是大力支持的。為此，毛澤東對他也曾寄予厚望，希望不要把他“燒焦了”，多次暗示他“出來工作”。其實，陳已經在竭力出來工作，作為上海“一月革命”的兩個基石性的文件《緊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就是陳和造反派一起擬定，并由他直接簽署的。因為這兩個文件得到了毛澤東的極力贊賞，便對張春橋在上海第一把手的地位造成了威脅。于是張就長期對毛隱瞞真相，并采用不光彩的伎倆和深知內情的朱永嘉等人統一口徑，貪天功為己有。（頁326－327）以後，張又一直借口群眾的反應阻礙陳丕顯的解放，直到1974年毛澤東直接批示，才為陳安排了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虛職，并迫使陳向中央要求調出上海。（頁393－395）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來探討一下為什麼中央文革其他的筆桿子（如早期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後期的陳伯達）被毛逐步拋棄，而張會始終不倒的問題了。除了張和毛澤東在文革理論上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外，鄭著還列舉了多種個人性格和政治經驗等原因。比如，張在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從不別出心裁地開風氣之先。1966年十一屆八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批評過戚本禹關于軍隊可能搞“熱月政變”的講話，指出：軍隊的事你們不要亂講……你看張春橋從來就不亂說話。（頁195）。又如，有時即便是毛澤東講錯了，張春橋原來只是跟進的，他也願意出來為毛承擔責任。一月奪權後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秉承毛的原意。但一旦毛出爾反爾地改變了主意，張主動認錯，為毛承擔責任，自然深得帝心。（頁376）再如，張春橋進京後從來不和其他中央領導有工作以外的關係，時時擺明了自己是一個目不旁顧的只忠于毛的人，可謂用心良苦。（頁195）然而，這些都還不是最關鍵的。鄭著在講到張春橋的自我定位時還寫到：“他首先是一個地方官，其次再是京官，或者說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則進有據、退有援，可以從容應對越來越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頁389）換句話說，張春橋把他擔任第一書記和革委會主任的上海，當作了他實踐毛澤東文革理論的試驗田和根據地——這才是毛澤東所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筆桿子卻都沒有這樣的條件和實踐。如果說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中張在沒有毛耳提面命的情況下簽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要求是冒險揣摩聖意，[8]那麼在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張主政的上海在烽火連天的全國，主動為毛提供了一個他的文革理論完全可以“成功”的樣板。文革中流行的口號“全國看上海”，并不是一句虛言。論大聯合，張在上海基本上未經大規模的血雨腥風就搞成了一派，即便是在1967年8月全市鎮壓反對派“支聯站”和“聯司”的行動中也沒有動槍炮和死人，為此得到毛澤東的稱贊[9]。論大批判，張春橋控制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一直有全國影響，張手頭還有“羅思鼎”、“丁學雷”等一流的極左派寫作組。1968年，其他省市還在忙著成立革命委員會，上海已經搞出了第一批文革斗批改的成果。無論是“赤腳醫生”、“七·二一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教育革命”的調查報告，都被毛直接批示，作為重要成果指導全國。[10]更為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毛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典範。即便在文革中，牠的工農業總產值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1966－1970），上海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增長10%。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1971－1975），年增長7.38%。共增長41.9%。[11]尤其是上海工業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文革中也達到了平均每年16.91%的水平。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中是首屈一指的。[12]盡管毛的文革搞亂了全國，但是他決不會認為是自己的理論和決策的錯誤，相反一貫把責任推到劉少奇、林彪等政治對手和一切“階級敵人”的身上。同時，無論是自我安慰還是堵人口實，毛都急需一個穩定的省市作為他理論的成功佐證，而張春橋主政的上海正不斷提供了這種樣板。這樣，毛澤東和張春橋之間的關係，就決不僅僅是鄭著所言的毛澤東多次“救了張春橋”，應當還是毛澤東通過“救張春橋”來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實踐。總之，毛張之間除了理論上的互動，還有實踐上的互需。
　　“另類史實”：宮廷政治中的明爭暗斗
　　鄭著的另一個值得稱道之處，是作者打開了“失敗者”看歷史的逆向視域，提供了不少對官方的中心敘事具有顛覆性的“另類史實”，從而展示了一種新的觀照文革中中共高層爭斗的史觀。對此，作者借原王洪文政治秘書，張春橋的知音之一的蕭木之口說道：“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多，和他們（這里指張春橋、週恩來、華國鋒等——本文作者注）距離比較近，在我眼里沒有壞人，但他們都是悲劇人物。”（頁713）中共上層宮廷政治中黑幕重重，常常有興衰而無正邪、有成敗而無是非、無論哪一方都不干淨。而一直佔據“好人”的歷史大義的“四人幫”的反對派，在權爭的手段伎倆上有時遠比他們要反對的一方更陰險狡詐一些。
　　林彪事件以後，張春橋、江青等文革派和週恩來、葉劍英等圜老派處于對壘狀態。毛澤東出于制衡他手下的權力體係的需要，其實對兩個宗派都是有批評的。除了我們都耳熟能詳的毛對“四人幫”的批評外，1975年1月，毛澤東提議張春橋當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遭到週、葉、李的聯合反對，毛就批評他們說：“你們三個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幫’”。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還批評葉劍英不要搞“廣東幫”（頁679－780）由此可見，“幫”一詞在毛澤東口里不過是對黨內派係活動一種揶揄式的評語而已，把毛澤東對張春橋等人“同志式”的批評上升為“四人幫反黨集團”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使人比較震驚的還有鄭著所揭露的週恩來為打倒政治對手所搞得工于心計的活動。（頁670－671,850－853）因為毛澤東對張的格外器重，使張有可能接週死後的總理的班，週恩來便開始對他進行種種打擊，主要是在歷史問題上硬把張說成是“叛徒”。說張春橋是“叛徒”的所謂材料來自林彪軍人集團成員邱會作支持的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旗”。邱會作和張春橋之間有很大的個人恩怨。張在運動初期支持“紅旗”的對立派“紅縱”造了邱會作的反，邱為了報復便支持（或指使）“紅旗”炮打張春橋和搞他的材料。週恩來听說了此事，便暗示邱讓“紅旗”以“群眾來信”的名義把這些材料寄給自己，再轉給毛澤東。[13]週這麼做一來撇清了自己和林彪集團一起搞張“黑材料”的嫌疑，二來又以文革中流行的“群眾揭發”包裝了自己整政治對手的真實用心。
　　其實，張春橋在歷史上從沒有被捕過，“叛徒”一說實為為子虛烏有。筆者在上海文革中親身參加了炮打張春橋的活動，也見聞過“紅旗”等組織搞的張的“叛徒”材料。平心而論，實在都是一些捕風作影和道听途說的東西。比如，其中有一傳說是張春橋1940年間在國民黨的南京的江甦反省院寫過“自首書”和“反共啟示”，其實那時張已經去了延安，又如何能在南京寫“自首書”呢？以週恩來幾十年的地下工作的經驗和一貫為人稱道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他應當不難一眼看透那些明擺著的破綻。何況他本人就有過這樣的遭人誣陷的“歷史問題”。1967年5月，南開大學紅衛兵在舊報紙中發現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示》，而“伍豪”是週恩來在黨內的化名之一。此事源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誣陷。但鬧到江青和毛澤東那里以後，週恩來立刻做了多次反駁，其中最有力的理由便是：在這一《啟示》在上海各大報刊登出的1932年2月，他已經人在江西中央甦區了。[14]比較週、張這兩個為人誣陷的案件，應當說張案更容易令人一眼穿透，因為連一份類似週的書面《啟示》都不存在。奇怪的是：週恩來竟死死地抓住張所謂的“叛徒”問題不放，明明暗暗地打擊張春橋。1973年，週恩來和鄧穎超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來上海，鄧穎超特地拜訪了上海市委大院中幾乎所有的新老干部的家，卻有意不去張春橋家。還公開地揚言：“只有一家沒有去。不去的原因，你們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的。”（頁861）這顯然是暗示張春橋太太文靜的歷史問題和張的“叛徒問題”。[15]1974年12月，週恩來還在他最後一次見到毛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時，當面提出張的“歷史問題”，以阻止張可能當總理。[16]除此以外，週還把這些從來未經證實的問題不負責任地擴散。1973年4月9日，週恩來非常肯定地對來看望他鄧小平夫婦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17]而當時的鄧小平還在被審查之中。週恩來作為一個因所謂的“歷史問題”在文革中受誣陷的受害者，對另一個受害者張春橋卻不斷地用別人迫害他的方法加害。這實在是很能說明中共的宮廷政治的經典特質：無原則的暗算、陰謀、攻訐。
　　或許，鄭著所披露的葉劍英對王洪文的暗算更能引發經久的震撼。在1973年7月的十大上，毛澤東決定培養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在當時的政治局里，圜老派挺王最力的是週恩來和葉劍英。王洪文當時被毛調到中央學習各方面的理論、方法和經驗。但是葉劍英卻老是邀請王洪文到中南海釣魚，去郊外打獵，還在軍委所在地撥給王一套高規格的樓房。平時葉常邀請王赴宴。王為得到圜老派的支持無法推辭，葉卻常常指令部下用茅台酒把王灌醉。（頁719）對這些，張春橋雖然也設法勸阻王洪文“不要上這些人的當”，但王并不听勸。令王洪文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葉在他背後又把他的林林種種表現都向毛作了匯報，造成王是一個不堪培養的紈褲印象，以緻毛失望地感嘆說：“釣魚台無魚可釣”。（頁792）更具諷刺意義的是：這些後來又都出現在華、葉中央列舉“四人幫”罪證的文件里，作為“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王洪文的罪證”，證明他“大量貪污盜竊、侵吞揮霍國家資財。”[18]葉劍英這麼做可謂一箭三雕。其一，使王對他感激涕零。如果王洪文接班成功，他便有從龍之功。其二，拉攏王洪文，分化他和其他文革派——如張春橋、江青的關係。最後，在毛那里破壞王的名譽，使毛對他選的接班人失望。對于曾被葉劍英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洪文被抓以後有過錐心的懊悔，曾在秦城監獄里對著張春橋的囚室窗口大叫：“我錯了！”（頁798）
　　鄭著還揭示了中共宮廷政治的另一個特質：持續不斷的內斗。週恩來逝世以後，華國鋒被毛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以華為代表務實派和以張為代表的務虛派又發生了矛盾，結果竟在毛澤東尸骨未寒之際發生了1976年10月6日的宮廷政變。華國鋒聯合葉劍英等圜老派動用軍隊一舉抓捕了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圜。按官方長期以來的說法，這是因為張春橋等人搞陰謀詭計，要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對此，鄭著有截然相反的看法。首先，根據鄭著對大量史料的調查梳理，張春橋和王洪文對于毛澤東最後選擇華國鋒作為第一副主席都是“完全擁護，保證支持”的。[19]尤其是張春橋，如果他要在華和王之間做一個選擇，甚至可能還是會選華國鋒。[20]本來華、張、王三駕馬車還是可以穩定地運行幾年的。只是“華國鋒太急于想‘獨掌乾坤’了，結果後來自己也沒有好下場。”（頁767）其次，無論是華國鋒、葉劍英，還是汪東興在實施十月政變時都說過的“四人幫”已經在布置搞“武裝政變”了，他們必須“先下手為強”。鄭著在經過詳細的考證後，說明沒有任何事實依據，不過是一種為打倒政敵制造的倒打一耙的借口。對此，現在的文革研究界也逐漸有了一定的共識。[21]最後，出現在《中共中央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圜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中徐景賢有關張下令武裝政變的證詞其實是一種“偽證”。[22]其原因是在徐被監禁期間，華國鋒通過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趙蒼璧派人告訴徐：只要承認張春橋給上海下過武裝叛亂的指令，徐就可以免于起訴和處分。為此，徐做了假證。（頁790）
　　有關華國鋒發動政變的必然性，鄭著借蕭木之口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分析：
　　帝王制度的本質是皇權由一人獨擅，不準旁人分享，不容許有不同政見，更不能容忍出現派別。歷史上，大凡立而又被廢的皇太子，一旦新皇帝繼位，他們的命運幾乎全都是一個字：死。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時間略有先後。此類實例，古代史上可以找出一大堆。不過華國鋒根本用不著去翻那些老古董，他只要一接班也即繼位，便可以無師自通。道理很簡單：左邊一個是曾經有可能入選的接班人張春橋，右邊一個是已經定了三年的接班人王洪文，華國鋒坐在這用一個位置上心里能踏實嗎？于是這位原來曾經厚道的人便有了不那麼厚道的想法，等到毛澤東一去世，便與功臣派聯起手來，發動了一場稱之為“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十·六政變”。（頁880）
　　這一體制性的分析是耐人尋味的，牠至少證明了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從沒有跳出過封建王朝黑暗的宮廷政治的怪圈。
　　接受理論：誤讀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
　　在談到1974－1976年間的政治事件時，鄭著對牠們作出了非常實事求是但又引人深思的解讀。當時，群眾對張春橋、姚文圜掌握的宣傳部門非常不滿，認定他們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利用梁效、羅思鼎等寫作組寫了不少含沙射影地攻擊週恩來為“現代大儒”、“批宰相”和“批折衷主義”的文章。（頁586－588）此外，憤怒的讀者還認為：1976年在週過世後，張還繼續指令《文匯報》發表暗批週恩來的文章。其結果是引發了全國性的群眾抗議，成為爆發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頁725－728）
　　確實，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直接領導的梁效寫作組寫了《孔丘其人》等文章。上海市委寫作組也不甘落後，先後發表的文章有：署名康立的《漢代一場儒法大辯論——讀鹽鐵論札記》和羅思鼎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闢與反復闢斗爭——兼論儒法斗爭的社會基礎》等等。《孔丘其人》中有這樣描寫孔子的句子：“71歲重病在床的時候”，“還掙扎著爬起來，端著一只胳膊，搖搖晃晃地走去見昏君”。（頁586）這在當時被不少細心的讀者認定是影射週恩來。但後來據該文的作者範達人說明：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因為此文是江青經毛澤東同意才寫的，而且還經週恩來看過才發表。[23]至于上海寫作組那幾篇文章，據鄭著的調查：文章的組織者朱永嘉堅決否認和張春橋有任何關係。這些文章也曾被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央專案組立案審查，但最後都否定了朱的利用批林批孔或批鄧來“批判週恩來”的罪名。
　　週恩來逝世後上海《文匯報》還有過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的“三·五”和“三·二五”的報導：1976年3月5日，《文匯報》夜班編輯在編排一篇新華社關于部隊學雷鋒的電訊稿。因為已經拼好的版面篇幅關係，便刪去了包含週恩來題詞內容（并非題詞本身）的段落。時值週病逝不久，這一正常的編輯工作便被細心的讀者憤怒地指責為“反對週恩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25日《文匯報》刊登了一篇上海儀表局通訊員對該局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道，文中有一句“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按該基層通訊員的解釋，“黨內那個走資派”是指當時受批判的鄧小平，後者是指週榮鑫和胡耀邦等。但憤怒的讀者并不這麼理解，他們認為前者是影射週恩來，後者才是指鄧小平，于是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浪潮。南京的群眾還在上海和北方之間的來往列車上刷上“《文匯報》的文章是反黨奪權的信號，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把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的張春橋揪出來示眾！”（頁727）當時中共為平息這一全國性的風潮，經毛澤東圈閱批準，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指出“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轉移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24]鄭著也指出：盡管這兩個事件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是中央專案組的清查重點，但事與願違，他們最後也只能得出其中實際上不存在反週陰謀，相反只是讀者的誤讀誤解的結論。
　　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讀者的誤讀和誤解引發的政治風波？鄭著認為：這些事件“雖然使群眾產生了誤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歷史上一些偶發事情而引發出重大的歷史事件那樣，牠們激化了群眾憤怒的情緒”。（頁728）鄭著能夠看到歷史發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更深一層透析為什麼群眾會產生這種定向的誤讀和誤解。如果我們借用西方文學和歷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來作一觀照，或許會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論或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國康茨坦斯大學文學史教授堯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聯邦德國提出的。[25]他認為，作品的美學實踐應包括文本的生產、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個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讀者通過自身的審美經驗“再創造”作品的過程，牠常常發掘出作品中的種種讀者認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蘊。當然，讀者接受活動受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從而產生一種對某種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準”。如果我們把上述讀者接受活動中的“自身審美經驗的積累和政治歷史條件的限制”理解成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傳部門對讀者進行的長期的“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捕風捉影的教育，和發表在各種報刊的牽強附會的影射史學的文本，便不難理解為什麼讀者會對張春橋等人控制的《文匯報》產生“陰謀批週”的誤讀。因為他們在文革這一特殊的“政治歷史條件”中積累的“審美經驗”，便是任何談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對當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這就是他們的“期待水準”。細究起來，張春橋還是文革中這一導緻讀者誤讀的“期待水準”的創世鼻祖之一。他參與寫作的姚文圜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發表在《文匯報》）[26]，就誤讀了吳　，把寫于1960年的這一歷史劇硬和1961年的所謂單干風、翻案風聯係起來。當然，張春橋和姚文圜的“誤讀”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眾對《文匯報》有關文章的誤讀則出于無意的憤懣，其接受方式不過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罷了。然而，誤讀畢竟是誤讀，不是事實真相。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積澱，我們沒有任何必要再讓歷史保持沉默。
　　余論
　　總而言之，鄭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敗者”的傳記。牠開拓了觀照歷史的新視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實的歷史人物張春橋，從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邁出了堅實可貴的一步。
　　然而，鄭著也還有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點和可以商榷的立論。首先，全書的篇幅達七十萬字左右，顯得過于冗長，寫的不夠精練。在一切都趨向于快速電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鴻篇巨制會使一般的讀者、尤其是年輕人望而生畏。在筆者看來，這一缺點和鄭著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傳”和“史”的區別，即張春橋的個人傳記和整個上海文革史的寫作不同有關。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他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但并不等于說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無巨細地描述和討論。比如，鄭著在第八章“市委心髒爆炸：寫作班造反”中，用了整整一節、七八千字來理論性地討論“奉旨造反”，便有稍稍離題之嫌。
　　其次，鄭著中的有一些立論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鄭著第十五章“難識廬山真面目”中，貫穿一種對毛澤東、林彪沖突的起源和看法，即“林彪以《第一號通令》向毛澤東挑戰，毛澤東以更換接班人來向林彪應戰”。這一說法及引用的史料都有需要再審視之處。第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簽署的關于備戰的緊急指示并沒有挑戰毛澤東權威的主觀意圖，不過是履行他作為國防部長的職責罷了。第二，毛澤東在1970年4月25日和林彪談及林的接班人人選時并沒有讓張春橋“更換”林彪的意思，而是討論一個“接班人的接班人”問題。據文獻記載，這也不是毛澤東第一次和林彪談及張春橋作為林的接班人，九大期間毛澤東提名張春橋當大會秘書長，還就第二代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在談到“你年紀大了誰來接班”時，毛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27]因而毛并沒有利用張春橋來向林“應戰”的意思，只是表露了毛澤東在未來的國家體制上想逐步回歸“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的談話也尚在討論的層次。第三，據最新透露的葉群的毛林談話記o哄A張春橋并不像鄭著描述的在談話現場。[28]鄭著所引證的高文謙的《晚年週恩來》一書其實也沒有說張在毛林討論他作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現場。[29]不過，毛澤東這一有關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軍人集團過度激烈的反應，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策劃了向張春橋的主動進攻，最終導緻了毛林之間的分道揚鑣。這大概又是毛林兩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後，鄭著在談到張春橋的“野心”時，多次引用了張春橋時常掛在嘴邊的“我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寫一部《毛澤東傳》”一說（頁654）。其實，我們大可不必把牠當真——此說不過是政治人物掩飾自己胸中抱負的戲言罷了。野心（ambition），無論在英語還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個貶義詞。不同于中共虛偽的政治道德，從現代政治學的觀點來看：一個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負絕非是一種要譴責的事，關鍵還是在于他的主張正確與否。此外，張春橋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場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為政治局常委級的共產黨政客，在中共政壇上混了風風火火幾十年的張春橋怎麼可能還是一個只想到寫一部傳記的文人呢？
　　【注釋】
　　[1]《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謝稚柳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張珩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2]宋炯明：“畢竟文匯人——高級記者鄭重素描”。
　　[3]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86－87頁。
　　[4]這一提法第一次出現于中共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5]這兩篇文章分別刊載于《紅旗》雜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6]王友琴：“2016：張春橋幽靈”，載香港《開放》雜志網絡版，2017年1月28日。
　　[7]宋徵：《毛澤東主義的興亡：中國“革命”與紅高棉“革命”的歷史》，（華盛頓：美國陽光出版社，2013年），第834－890頁。
　　[8]張春橋的親信徐景賢在論及此事時說：“在安亭事件中，張春橋做出了毛澤東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的範圍內把群眾發動起來，更廣泛地動員群眾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證這場運動的勝利”，見《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o哄n（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65頁。
　　[9]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II》（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年），第901－908頁。
　　[10]這三個報告分別是“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斗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紅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和“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紅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11]孫懷仁主編：《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2到489頁。
　　[12]朱婷：“20世紀50－70年代上海‘老工業基地’戰略定位的回顧與思考”，《上海經濟研究》（2011年），載《中國權威經濟論文庫》。
　　[13]邱會作：《邱會作回憶o哄n（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35頁。
　　[14]高文謙：《晚年週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第220－224頁。
　　[15]文靜在1943年被日本軍隊俘虜後有過變節行為，但沒有出賣組織。為此，1949年已經批準她重新入黨。這一歷史問題應當已經解決了。因而此處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多地是指張春橋的所謂“叛徒”問題。
　　[16]高文謙：《晚年週恩來》，第540－541頁。
　　[17]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第250－251頁。
　　[18]《中共中央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圜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年3月6日，中發（1977）10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2002－2017年。
　　[19]見毛遠新1976年1月31日奉毛澤東之命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後的報告。轉引自《張春橋：1949及其後》第716頁。
　　[20]王洪文原是張春橋一手扶植起來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頭頭，對張言听計從。1973年他被毛澤東選為接班人進京後，和張發生了一些矛盾。一是因為上面提到的葉劍英對王的拉攏，損害了王和江、張等文革派的關係。二是當時上海發生了一個《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小兄弟們對張春橋下屬市委寫作組編的《朝霞》發動圍攻，責令停刊檢查。這使張和王的關係產生了很深的隙罅。詳情可見鄭著第610－615頁。
　　[21]詳可參見劉健“回顧‘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陰謀篡黨奪權而不是四人幫”，美國《當代中國研究》，2016年第2號，第95－118頁。還可以參見韓剛“有關粉碎‘四人幫’事件的史實和疑點”，廣州：《同舟共進》，2013年第5期，第48－55頁。
　　[22]《中共中央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圜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發（1976）24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23]範達人：“梁效幾篇重點文章的寫作經過”，北京：《炎黃春秋》，2014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關于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1976年4月1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
　　[25]堯斯的代表作可見：Jauss，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26]載《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27]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頁。史雲：《張春橋姚文圜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第372－373頁。
　　[28]于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29]鄭著第533頁提到：“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樣？有張春橋在場，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這里恐有史實錯誤。毛林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關張春橋當第二代接班人的談話，不會讓他在場。鄭著所引的高文謙的《晚年週恩來》第276頁上，也沒有如此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