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案”被称之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第一案，现在很多文字都指向其在抗战期间，“会见汪精卫”成为他后半生飘零的最大的桎梏。可是，掠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再度重新审视这一段隐秘的“刀尖岁月”，翻看“潘汉年案”的审判书，发现作为第一“重罪”的内容，还不是抗战往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的三项“罪名”，第一项就是认定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潘汉年的一生》，第267页）这项内容明确界定的时间就是“1936年”。

 

其实，也就是用只有潘汉年才心知肚明的语言，告诉他判刑的理由。至于这一理由从何而来，和众所周知的来自最高层的“震怒”，很多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往回锊一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风雨飘摇的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少帅张学良和绝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失去了家园。“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响彻中国大地。

九一八后日军横行中国东北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刚刚历经了千难万苦，到达了陕北，为了站稳脚跟，向当时驻扎陕北的东北军发起了攻击，取得了胜利。但站稳脚跟尚需很多必要的条件。其中，在中共内部，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马上和失去联系许久的远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以来确认彼时领导班子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且，虽然与张学良部交战取得了胜果，但要建立根据地苏区，装备和兵力远优于红军部队的东北军仍然是最大的对手。而东北的境况，让中共领导人开始尝试统一战线的秘密联络，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外。这首先对中央红军在陕北的生存是重要的基础。

林育英（张浩）烈士

恰与此时，同样历经千辛万苦的张浩（林育英）带着莫斯科的指示到达了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与上海的宋庆龄建立了电讯联络）。这是中共历史上又一个关键的时刻，由此确立了以领导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及党务的领导层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

这里，要说明的是，除了张浩，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还派出了一位密使，他就是潘汉年。不过，他是在隔年的春天奉命回国的。

潘汉年

1935年12月初，张学良秘密探监会晤因《闲话皇帝》一文开罪日本天皇，却被国民党下了大狱的著名报人杜重远，杜向他转达由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报人胡愈之提供的中共《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劝他下决心联共抗日，张为之心动。胡愈之获此重要信息后，却因无法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便决定亲赴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此事。

胡愈之

1936年初，胡愈之去共产国际汇报张学良联共抗目的情况，他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而当时潘汉年的直接领导正是彼时炙手可热的王明。

1936年2月9日，当胡愈之尚在赴苏联的途中，身在莫斯科的王明就给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写了封绝密信：“我们得知，同情中共的著名记者胡愈之已于1936年1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巴黎，以便来苏联作短暂逗留并考察苏联。”“我认为允许他到苏联来是合适的。。。从他那里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与近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构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

王明

为了掌握张学良的动态，王明亲自写信请求季米特洛夫批准，可见其对胡愈之到来的重视。

胡愈之完成任务后，王明要他陪同潘汉年回国。

1936年4月中旬，潘汉年与胡愈之以旅游者的公开身份，告别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后从巴黎乘车至马赛，再从马赛乘船直达香港，时间已经是5月中旬。

《潘汉年传》，这部公安系统编撰的专著在其前言中说：“本书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具体、生动地记叙了潘汉年一生的丰富、奇特和坎坷曲折的经历，首次披露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材料。”

 

该书中记述，潘汉年回国前王明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单独回国去执行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联络谈判的任务。同时向他交代了另一项使命，要他回国后设法找到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机关，以便恢复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自长征开始后就已中断的秘密通讯联系。”为此，“潘汉年特地在罗镜如的陪同下到‘国际’的有关部门专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新编密码办法，用强化记忆的方法准备回国之后提交给陕北的党中央机要部门使用。”但是，这两项任务的轻重缓急一目了然，前者只是双方在莫斯科的继续，需耗时日久从长计议；但后者却是火烧眉毛，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都在竭尽全力建立双方的电台联络，中共中央更是只争朝夕。因此，按照常识和逻辑，潘汉年回国后无疑应该直奔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密码以免夜长梦多，更何况当时宋庆龄已经建立了上海与陕北的秘密交通（联系），并开始不时向红军提供各种援助。

中共老资格的情报人员，曾任宋庆龄秘书的李云回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当时上海局还没有建立电台，冯雪峰显然已经知道宋庆龄的电台可以“打通”共产国际。

此时间段里，潘汉年却一直盘恒在港沪两地，《潘汉年传》说：“在香港逗留、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反映时，潘汉年不失时机地拜访或约见了在港的各方面人士，积极向他们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的步骤。”但潘汉年在约见的人里面，显然没有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先生

那么，不找宋庆龄也不去陕北，却耗时费日地展开根本不是其回国任务的宣传工作。因此，考据潘汉年在港沪所费的时间这一基本事实，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潘汉年的回国其实还肩负着一项只能由其“单独”执行的秘密任务，而且必须在港沪地区限时完成。这就迫使潘汉年不得不展开各种其实无关紧要的宣传以掩饰他在港沪的真正目的。潘汉年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秘密任务，竟然比向中共中央传达密码与国共谈判更为重要？

再回到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的统战默契，翻阅资料，也许，这个占据了优先的任务是那个“护送”任务，关于张学良的私人代表秘密赴莫斯科事宜。

张学良

1936年4月10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天的延安）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是允许张学良“派代表赴友邦，他的由欧洲去。”

1936年5月12日，周恩来应张学良要求到肤施再次会谈，表面看是进一步协商双方的合作，实质是张学良催促中共中央让其代表早日赴莫斯科。因此，第二次肤施会谈对张学良而言最重要的一项协议就是“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作为对等条件，中共中央也必须立刻让张学良的代表从欧洲赴苏联。

1936年5月中旬，即第二次肤施会谈后不久，上海隐蔽战线负责人冯雪峰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他护送李杜（张学良代表，后为中共特别党员）赴苏联。据冯雪峰回忆：“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时间上节点就发生在此，几乎就在同时，潘汉年与胡愈之也到达香港。

李杜将军

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向张闻天、周恩来发出第一份报告，说“李杜赴俄转满洲联络义勇军”，“他本周即动身，介绍他到莫后，由那方给他任务。”1936年的5月28日是星期四，也就是说李杜将在两三天内动身，而且冯雪峰根本没有提到有孩子（杨开慧烈士的二个儿子）要一起前往。

1936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苏联情报机构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莫斯柯文给斯大林一份专门报告，说李杜“化名王原华，一行6人，3个孩子，要求来莫与苏方商谈援助东北抗日等问题。”这份报告由苏联情报部门操作，由斯大林亲自批准，李杜的出行因此被紧急叫停。

冯雪峰当时没有电台，只能以信件的方式报告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叫停的指令来自于莫斯科，只能来自潘汉年。

冯雪峰

在这里，只是一种推断和猜测，最大的可能，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就是潘汉年已经通过宋庆龄与冯雪峰取得了联系。毕竟，潘汉年在香港与上海的宋庆龄电信联络相对快捷。

李杜赴苏临时中止，张学良照理不会高兴，但事实恰恰相反。

1936年6月10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送中共代表邓发到兰州准备进入新疆，并为他办理了一切手续，其积极态度令中共中央惊奇不已。张闻天在致王明的电报中说张学良“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张闻天也许不知，张学良的积极和对李杜被拒绝入境的释怀其实是他即将赴沪秘密会见潘汉年。

确实，李杜之行的变化不仅要给张学良一个交待，而且随后的行动还必须要张学良配合。当时能够担当这一任务的，也只有来自莫斯科，当时在莫斯科的王明，其直接下属潘汉年。

因此，张学良送罢邓发后立刻直飞上海。（未完待续）

作者：半杯馊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