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衆朋友們，大家好。您現在收聽的是自由亞洲電台的「軍事無禁區」欄目。我是欄目主持人亓樂義。在上一集欄目，我們談到中國軍機3月31日越過海峽中線的問題，因爲媒體大篇幅的報導，而忽略另一個重要消息，就是在中國軍機越過海峽中線的前一天，中國空軍7架戰機以分批次的方式，經由宮古海峽飛往西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期間在某海域和中國3艘軍艦進行海空聯合操演。這是一次非比尋常的境外海空聯合行動，是中國軍力從本土防禦向境外投射的能力展現，它的軍事意義要比軍機越界來得更爲深遠，對周邊區域安全帶來更多不可預測的因素。

從公開的數據顯示，類似的行動最早出現在2017年12月7日，中國空軍4架轟-6K轟炸機與1架海軍運-8海上預警機，在宮古海峽東側與1艘江凱-2型導彈護衛艦”益陽號”，進行小規模的海空對抗操演。當時，中國運用的海空兵力雖小，但能在離岸相當遠的陌生海空域，以整合戰力執行海空對抗演練曆年罕見，日本和台灣軍方都密切關注，並預測這次行動是一個開頭，之後在海空演練的次數上會增加、在兵力的規模上會增強，由小而大，由近到遠，直到形成一個戰區戰役級的聯合打擊兵力，在第二島鏈海區之內進行有效的指揮控制爲止。

201912月18日，台灣國防部表示，解放軍軍機轟6（圖）、運8、蘇恺30及2艘軍艦，在台灣東南防空識別區外的西太平洋海域進行遠海長航訓練。（台灣國防部）

這是解放軍對前出西太平洋方向進行聯合作戰所規劃中的理想狀態。1年後，中國空軍多型戰機在2018年12月18日從廣東惠陽等基地陸續出海，飛經巴士海峽向西太平洋進行遠海長航訓練，並在台灣東南防空識別區之外的海空域，與中國2艘軍艦進行海空聯合操演。這次行動證實先前的預測，參與操演的中國軍艦從2017年的1艘，到2018年的2艘，到2019年增爲3艘。台灣國防官員指出，以往中國空軍實施遠海長航訓練，除了在目標區海域安排海警船擔任通信中繼與待命救援等角色之外，鮮有與海軍艦艇演練協同作戰的案例，說明中國近年推行軍事改革，從7大軍區轉型爲5大戰區，強調”戰區主戰”，同時加強戰區內各軍種的整合戰力已獲得一定的成效。不過，這些成效從”一體化聯合作戰”的角度來做檢驗，還需要克服一些障礙才可能出現結構性的改變。講到這，我們先來聽一段音樂，稍後繼續爲您講述……。

好的。剛才談到”一體化聯合作戰”，這是習近平軍改的重頭戲，也是”戰區主戰”的基本作戰形式。美國智庫「蘭德」（RAND）公司的資深研究員庫伯（Cortez A. Cooper III），他在2018年提出一份名爲《解放軍現代化的驅動因素》的評估報告，指出解放軍向聯合作戰的目標邁進面對4項障礙，除了軍改需要時間磨合、今後中國經濟放緩可能削弱對軍費資源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放軍並未建立一種文化，使指揮官在信息飽和的環境中，指揮複雜的聯合行動，所謂創建一個有“聯合作戰思維”的幹部隊伍仍是一種期望；還有”大陸軍思維”雖在轉變，但建構聯合作戰的專業軍事教育體系和思維轉變的過程會很曲折。庫伯的研究評估不是偏見，而是實情。解放軍中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某後勤保障單位的一位女性總工程師，2018年4月向媒體表示，她手下有40多名來自各軍種和院校專研信息技術的年輕碩、博士生，當他們面對新體制、新職能和新環境時，能夠派上用場的技術骨幹不多。

這些剛出校門的高智商信息新兵，理論很多，但如何向聯合作戰保障能力轉化則摸不清路數，理論和實踐的巨大落差讓他們容易迷失自我。她說：這需要一個過程，讓人才有足夠時間和空間適應部隊，也讓部隊逐漸適應人才。換言之，這些專業技術人員適應部隊尚且不易，而部隊指揮官要適應新的信息技術也同樣困難。

在硬件方面，解放軍各類作戰平台的信息系統並不落後，關鍵是指揮信息系統的整體效能不高，主要是戰區內各軍種的信息系統互不兼容，因爲各軍種信息系統數據庫的體制不一、技術標准不同、封閉獨立，導致信息無法實現”互聯、互通，以及相互操作”等問題。目前，解放軍正在加快建立戰區內各軍種聯合作戰專用的數據鏈系統，並以預警機爲中心，作爲實時發送信息的統一指揮平台。由此可見，預警機在境外進行聯合作戰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至今，解放軍在境外的海空對抗操演，派出的是運-8海上預警機，主要作用在于空中警戒和巡邏，指揮功能有限，除非派出空警-500這類專業預警機，才能對規模較大的海空兵力實施有效的指揮控制，而且指揮信息系統要做到互聯互通，而這些條件都需要時間磨合，不可能在短時間一蹴可及。講到這，我們先來聽一段音樂，稍後繼續爲您講述……。

好的。我們再來看聯合作戰的法規問題，解放軍開始從事真正意義上的聯合作戰理論研究和實踐是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之後，直到1999年1月頒發《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戰役綱要》，作爲各軍兵種實施聯合作戰的准則，隨後在南京軍區和廣州軍區進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改革試點，作戰想定就是因應台灣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上台後可能推動”台獨”，而做出應急式的改革，當危機緩和時，改革試點也就落幕收場。直到習近平的軍改，才真正執行結構性的改革，解放軍近年在境外的海空對抗演練是在軍改的要求下而展開的，帶有改變地區平衡的強烈企圖，但至今並沒有看到相應的作戰條令，可能是境外聯合作戰的演練不夠，不足以推出新版的聯合戰役綱要。

前面說到解放軍1999年頒發首部《聯合戰役綱要》，是累積1990年代在台海、南海、渤海灣，以及昆侖山腹地所舉行一系列聯合軍演的經驗綜整而成，這和美軍從實戰中打造出的聯合作戰條令大不相同。美軍1991年11月頒發《美國武裝部隊的聯合作戰》。這是美軍首部被各軍種一致通過，經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批准頒發的聯合作戰條令，內容直接取自1991年初美軍在海灣戰爭的實戰經驗。此後，每隔一段時間，美軍都從實戰中推出新的作戰條令。

美軍作戰條令的演進大致經曆4個階段：理論引導、法規界定、實戰經驗到條令制定，環環相扣，形成良性循環。不過，在實戰中，法規賦予戰區司令的統一指揮權，往往要靠司令的積極爭取才能充分確保。比如，1986年經美國國會通過的《高華德－尼可拉斯國防部重構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明文規定聯合作戰由各聯合作戰司令部的司令統一指揮，直接向國防部長和總統負責；而各軍種主官則扮演支持和顧問的角色，向各戰區提供軍隊和各種作戰物資。

2001年美國因反恐發動阿富汗戰爭，當時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因《高尼法案》而擁有戰場統一指揮權，很多國家相繼效法。（圖源：wikimedia）

由于聯合作戰司令部沒有所屬的部隊，而必須向各軍種”借調”兵力和裝備，因此在協調的過程中，美軍參聯會的各軍種首長都會趁此機會提出意見，往往幹擾戰區司令的作戰計劃而橫生枝節。比如，2001年美國因反恐發動阿富汗戰爭，當時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弗蘭克斯（Tommy Franks）向各軍種調兵，結果陸軍參謀長堅持要用更多的地面部隊、海軍作戰部長建議增派更多的航空母艦、空軍參謀長則強調空中力量最具威力……，每個軍種都希望力求表現，提高預算，爲此在兵力上不斷加碼，氣得弗蘭克斯大聲回應：「是我在打這場仗，不是你們！」接著，他尋求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的保證，必須確保他擁有通行無阻的統一指揮權。

美軍況且如此，就可以想見那些法規不明、缺乏實戰曆練的軍隊，在實戰中確保戰場中所有的指揮關系是多麽艱難。聽衆朋友們，您現在收聽的是自由亞洲電台的「軍事無禁區」欄目。我是欄目主持人亓樂義。謝謝大家收聽。下次再會。

亓樂義(本節目主持人爲長期關注兩岸和印太軍事安全事務的軍事評論員，文章代表評論員個人觀點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