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别人写文章，讲到汉武帝时代“腹诽而心谤”的典故。我索兴再读了一下汉武帝时代主要的君臣相争与臣臣相争的历史，也颇有感慨。这篇文章摘抄一些历史事件，加些点评。

武帝初即位，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任窦婴为丞相，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田蚡为太尉 (今总参谋长)，提拔了一大批倡导儒家思想的官员，如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等。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王臧建议不必向太皇太后窦氏请示朝政。太皇太后大怒，将两人下狱，窦婴和田蚡也因此被免官。从此以后窦婴在政治上便走上了下坡路，尽管窦婴跟太皇太后窦氏是亲戚。

由此看来，皇太后干涉朝政，很少不出乱子。

武帝舅舅田蚡相貌丑陋，巧于文辞。魏其侯窦婴掌权时，田蚡还是个郎官，往来于窦婴家，陪窦婴饮酒，时跪时起，对窦婴的恭敬就好像是窦婴家的晚辈一样。

太皇太后窦氏去世，田蚡被封为丞相，好儒术，立五经博士。独断专横，“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改道南流，十六郡遭严重水灾，他因封邑鄃（今山东平原）在旧河道以北，没有受到水灾，力阻治理，使治河工作停止二十年之久。

田蚡拜相之后，入朝奏事，一坐就是很长时间，他所推荐的人，有人从平民直奔二千石级，任命大批官员，不让皇帝说话，皇帝忍耐不住了，于是说：“你封的官吏已经完了没有？我也想封个几个官呢！”田蚡也曾经要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收归己有，让自己扩建住宅，皇帝讽刺他说：“怎么不把兵器仓库也拿去！”从这以后才收敛一些。

田蚡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是地位已经很高了。有一次，他请客人宴饮，让他的哥哥盖侯王信南向坐，自己却东向坐在尊贵的位置，田蚡自认自己是当朝宰相之尊，就算是私下跟兄长饮酒，也不能委曲自己，从此更加骄纵。他修建住宅，其规模、豪华超过了所有的贵族的府第。田地庄园都极其肥沃，他派到各郡县去购买器物的人，在大道上络绎不绝。前堂摆投著钟鼓，竖立着曲柄长幡，在后房的美女数以百计。诸侯奉送给他的珍宝金玉、狗马和玩好器物，数也数不清。

田蚡得志后，与窦婴有许多纠纷，包括相约迟到，与索求土地不遂等。元光四年（前131年）田蚡娶燕王刘定国之女为夫人，办婚宴，王太后命令大臣都得去喜酒场上祝贺，灌夫不愿去，魏其侯窦婴却强迫灌夫一起参与，田蚡在酒席中受到众人推崇，而窦婴却遭到冷落，灌夫很生气。恰好灌夫的结谊亲戚临汝侯灌贤（灌婴的后代）与卫尉程不识窃窃私语，没有回窦婴的敬酒。灌夫为人刚直，大骂灌贤：“你平时说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敬你酒，你却像是女孩子一样跟程不识说悄悄话咧！”田蚡知道灌夫尊敬李广，就出来劝解：“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卫尉，你当众侮辱程将军，不是也骂了李将军？”灌夫说：“今天把我杀了，我都不在乎，管什么程将军、李将军！”，田蚡向汉武帝弹劾灌夫“骂座不敬”，大毁灌夫平素横行不法，将灌夫处死。窦婴怒而揭露田蚡与淮南王刘安来往，田蚡心生怨恨。

元光五年（前130年），魏其侯窦婴曾经受汉景帝遗诏“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灌夫被灭族前，诸位大臣没有再敢进言相救的。窦婴就上书言之，书奏上，而案尚书却找不到遗诏的记录，就弹劾窦婴矫先帝诏，罪当弃市。十二月，窦婴在渭城被以“伪造圣旨罪”灭族。窦婴死后，春三月乙卯，丞相田蚡也得病去世。田蚡病倒时，病中喃喃口呼谢罪，家人请来能视阴阳鬼事之人，得知是魏其侯窦婴和灌夫两鬼守住田蚡，鞭笞索命，群医束手，只能眼睁睁看着田蚡不治。

这个故事引起一个成语叫做灌夫骂座：简言之如此：公元前131年，田蚡娶燕王的女儿，失势的魏其侯窦婴与将军灌夫奉王太后的命令前去祝贺。窦婴给他们敬酒，田蚡的手下不理不睬，灌夫大骂他们，田蚡抓了灌夫全家。王太后出面杀了灌夫，窦婴也被流言蜚语所杀。

从这段历史性描述看，田蚡就是个蝇营狗苟的小人，仗着是武帝舅舅的身份又趁着武帝刚上台没几年，骄横害人。

其实灌夫也是一介武夫，到人家的婚宴上责备自家人不懂礼貌，引起这么大的纷争，能说他是谦谦君子吗？况且虽然他叫灌夫，可是同灌贤也不是真的亲戚，灌夫的父亲在灌家干得好，主人就让他改姓灌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灌夫平时对田蚡不满，喝酒不小心耍了酒疯，得罪权贵，丢了性命。更因族人横暴被灭族。窦婴为了拯救灌夫，也被牵连，最后也被灭族。说明在皇权下，大臣和全家都可能随时赴黄泉路。当然，又一次，皇太后多事，她哥哥(或弟弟)一个破老头结婚，还命令大臣都得去喜酒场上祝贺。

古代灭族的事，是人类历史上极其残酷的事情。想像多少为功名而奋斗，都是精英能干之人，一旦犯上事情，不但要丢掉自家性命，而且牵连几个亲族。这个灭族的祸害在明朝方孝孺身上最为显著。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但是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拒绝，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 ，并灭十族(包括他的朋友学生)，连坐死847人（也有说873人)。

封建皇帝，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权力，发起疯来六亲不认，乱杀无辜，这可以在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中看得出来。

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因为贪污北军公款被捕入狱，公孙贺为了给儿子抵罪，亲自抓获了当时被通缉的阳陵的知名游侠朱安世。安世出于报复，在狱中上书揭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宣称公孙一家在甘泉宫驰道埋木偶人诅咒汉武帝。公孙贺父子被下狱后死在狱中，家人全被斩杀，同时还牵连阳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另一个女儿诸邑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卫伉全部被杀。卫氏在汉廷内部的政治盟友也因此损失殆尽。

当时汉武帝的宠臣江充曾得罪太子刘据，江充见武帝日渐年迈体衰，担心太子刘据继皇位后，对自己不利，见可利用巫蛊除掉太子，便对武帝说：“宫中充满蛊气，巫蛊不除，陛下的病就很难好起来。”于是汉武帝任命江充追查巫蛊之事。江充先从失宠的后宫夫人查起，一直查到皇后和太子的住所，把屋里屋外都掘遍了，连一块木头都没有。所抓之人皆以酷刑逼供，导致冤狱横行。为了陷害太子，江充把事先准备好的桐木人拿出来，并宣扬说：“属太子府挖到的木人最多，还发现了太子诅咒陛下的帛书。我们应该马上奏明陛下，办他的死罪。”

刘据被逼得走投无路，想要面见当时正在甘泉宫养病的汉武帝，但是每次都被江充和黄门内侍苏文的手下挡了回来。刘据苦于无法自辩之时，太子少傅石德用赵高藉秦始皇之死逼死太子扶苏的事为例，劝说刘据起兵剿灭奸臣。刘据别无他法，便以谋反的罪名命武士将江充斩首示众，并在母亲卫皇后的支持下开始清剿江充余党。但是御史章赣和内侍苏文脱逃，并跑到武帝告太子造反。武帝起初不信，叫身边的一个小宦官到京城诏太子面圣。不料那个小宦官害怕太子会把他杀了，不敢与太子见面，没有进城就回去谎称：“太子的确造反了，太子还要杀我，我是逃出来的。”武帝信以为真，便派遣丞相刘屈牦发兵镇压，太子也释放了京城内的囚徒抗拒。

刘据命令长安的囚犯如侯持太子节杖，假冒圣旨领兵长水及宣曲的胡族骑兵。刚好侍郎马通从皇帝身边出使长安，对胡兵们说如侯的节杖有诈，并将如侯斩首，反过来率领胡兵进入长安交大鸿胪商丘成指挥。刘据也派人持太子节杖去命令监北军使者任安出兵协助。但任安在这次动乱中采取观望态度，既不应太子，也没有向丞相方面靠拢。

太子与丞相双方兵马在长安街巷激战五日后，刘据兵败带着两个儿子出逃，皇后卫子夫随即自杀。驻守城门的司直田仁放过太子和两个皇孙从身边逃出。刘屈牦得知后，要杀田仁，被御史大夫暴胜之劝止。

刘据逃至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市）藏在一位好心的穷人家里，那家人以卖鞋为生，生活贫困难以负担太子一行人的吃住。太子恰好有一位朋友住在湖县，家里有钱，便使人去找他，却被官吏发现。县令李寿和官卒张富昌就带兵捉拿太子，刘据无处可逃，自缢而死，得年38岁。两位皇孙和屋主也在搏斗中被杀。李寿、张富昌两人随后带着刘据尸体进京领赏。

刘据逃亡时，汉武帝正在震怒之中，朝中无人敢出面为太子求情。此时壶关三老令狐茂冒着死罪上书，阐明了太子不可能谋反的道理。汉武帝随后也意识到巫蛊之乱很可能是一件冤狱。刘据死后，汉武帝出于承诺不得不赏封了捕杀刘据一行人的官吏。之后一段时间，有关巫蛊案件破绽重重的消息逐渐被揭密，此时负责看守太庙的田千秋自称被托梦，上书汉武帝，讼太子冤：“子擅自玩弄父亲的兵器，其罪仅止于笞刑。太子有误杀人，是什么罪呢？臣曾经梦见一白发老翁，叫臣对皇上进言。”

汉武帝深感后悔，族灭江充全家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焚宦官苏文于横桥上，后又作思子宫。

这个巫蛊之祸，仿佛皇帝身边所有人都中了邪，告密陷害杀人，整个皇宫成屠宰场。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各色人等被毛泽东蛊惑起来抓坏人，结果大家成了坏人，相互残害。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乱害人导致太子自保反抗逃走自杀，跟毛的文革之乱致使林彪出逃摔死，实为一脉相通。都是老年独裁者昏庸恐惧大权旁落而掀起的一场恐怖运动。

现在也有端倪，一场新的蛊惑运动兴起，要定于一尊，任何有可能悖逆一尊理念的语言和行为都有可能被告密，受害者往往被解职。以后发展成什么样子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人学历史，就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对制度性的罪恶和传承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所以总是在低级的相互陷害中不能自拔。

4/9/2019

谢选骏：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另类作为基础
   
   
   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另类作为基础——希腊罗马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现代西方民主是建立在殖民主义之上的。严格地说，如何没有奴隶可以压榨，古典民主就会瞬息而亡，后来罗马推广了公民权，结果只能走向灭亡。现代也是这样。二战以后，西方渐渐丧失了对于殖民地的控制，所以霸权不再了，民主依靠借债度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球逐渐平面化，发达国家的普及，不仅不会扩大全球民主，反会葬送最后的民主——因为丧失了剥削的对象，民主这种奢侈品所需要的代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承受得起。一个没有外人可以剥夺的社会，只有自产自销，自己剥削自己，自己压迫自己。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没有印第安人可以压榨，只有压榨自己的农民。美国的早期民主，以牺牲印第安人这个另类为立国之本，后来是牺牲黑人和华人这些另类，现在找不到牺牲对象，所以只好退群，等于是把世界各国当作另类，通过牺牲世界各国，以便让美国再度伟大。美国的前车之鉴大英帝国，就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另类而土崩瓦解、名存实亡了的。不信可以看看各个福利国家，都是靠着盘剥他国的冤大头——债权人或是消费者这些另类来生存的。
   

   
   《袁腾飞的上等人民主论不成立》（2019年4月9日 博讯来稿 美人观）报道：
   
   89后，华人圈出现了告别革命论、党主立宪论、儒家宪政论、红色基因论以及“上等人民主”论，都是满纸荒唐言！“只给上等人民主”，上等人压迫下等人会更厉害，下等人更倒霉。“上等人民主”就是寡头专制，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的升级版。袁腾飞的观点是“顶层设计、严禁妄议中央”的产物！权力归上等人，下等人只能发财后养活上等人，本质上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袁的谬论就是凯迪包装设计出来的，反驳的主贴无法发表，即使发了，马上被锁住！
   
   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主张：给少数人以民主，给多数人以经济自由。其意思是说，政治民主权利只给达官贵人等少数人，多数百姓主要有发财的权利就行了！至于什么言论自由、示威自由、集会罢工的自由以及自由竞选等政治性权利不能给予老百姓，给他们这些权利天下就大乱了！所以，只能搞经济自由化、政治专制化，这就是新权威主义！显然，无罢工自由的劳动者就是奴隶，无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老百姓就是行尸走肉！当时人们认为，“新权威主义”就是“新专制主义”。袁把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变成了“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发财的）自由”，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无任何创新！唯一不同的是，袁把这种谬论说成是“历史规律”！恰恰相反：古代民主一开始就是全民参与的民主！荷马史诗中记载的原始民主就是全体士兵参与的民主。最古老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的民主也是全民参与的！当冰岛人建立最早的议会的时候，当瑞士人独立于德国实行民主的时候，也是全民参与的民主！到今天，瑞士是全球全民公投最多国家！全民公投当然是全民民主！
   
   《我和中国“民主派”不是一伙的》在网上很风行，见https://mp.weixin.qq.com/s/tWbKLvzFUdGhLMwFgCOXFg袁腾飞说：中国“民主派”大多没我了解历史，特别是英美民主史，都以为“天赋人权”是指“政治选举权”。都错了！所以我和这类人不是一伙的。不是指“民主选举权”，是指“人身自由权”。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只给上等人民主，给下等人什么？（发财的经济）自由！
   
   袁在胡说八道。事实上：1265年孟福尔在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者有僧俗贵族和每个郡两名骑士代表，每个大城镇两名市民代表，史称“孟福尔议会”。这是市民进入议会的开端，人们把1265年议会看作英国下院之起点。市民就是城市的普通老百姓，由他们选派代表参加国会，这就是人民参与宪政、享有政治权利的表现！
   
   其实，没有国民政治权利的发财的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1931年11月7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完全抛弃了人权价值观。它规定：“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这些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敌人”比印度的“贱民”还惨，“贱民”可以经商发财，“敌人”连“发财自由”也没有，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毛先用“全盘公有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谋生权”；再用“城乡户籍制”剥夺了全民“自由迁徙权”。即使在宪法保护私有制的今天，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在歧视非公有制经济，何来经济自由？如果你的财产被官府强取豪夺了，你到何处找个说理的法院打官司？因为司法不独立呀！可见，没有民主（政治权利）的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
   
   更为恶劣的是：袁编造了民主派认为天赋人权就是指“民主选举权”，而且袁说“天赋人权”是指“人身自由权”，也是似是而非。天赋人权包括了平等权、财产权、生命权、幸福权、自由权，等等。1789年8月26日，法国《人权宣言》把人权具体化为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四种权利。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人权概念的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
   
   袁腾飞说：人分三六九等，势必存在等级之别，西方人毫不避讳这一点。西方的“人人平等”是一种理想和目标，用来激发下等人求上进。结果，你追我赶，社会发展。中国人也鹦鹉学舌“人人平等”，骨子里还是“不患贫，患不均”，不怕大伙一块穷，只恨别人比我富！导致仇富心态扭曲人性。
   
   其实“人人平等”是指人在理性面前的人人平等，由此引申出人的尊严和权利平等，并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平等！众所周知：“领导”与“民主”是截然对立的意识。在民主制下，没有哪个党派胆敢自封为领导。你是不是领导、能不能执政，要由选票来决定。在民主制下，任何党派、团体与个人，在法律和选民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预设“领导”（所谓“领导阶级”、“领导党”）并强迫民众服从，这本身就是专制。声称某阶级、某党最先进、最正确、最科学，天然的享有领导的资格，如果你持有异议而不衷心拥护，就是反革命；这是极权主义逻辑。在民主制度下，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将国民分为不同的等级。美国法庭一直实行陪审员制度，陪审员都是从公民中随机抽取的，根本就没有等级的概念。袁腾飞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天然反民主的！
   
   袁腾飞说：看看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就明白了。黑奴不是因为政治上有了选票才变自由的，黑人的自由是从重获“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开始的，简称经济自由。政治上哪怕一时没选票，只要黑人获得经济自由，立刻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了堂堂自由民！
   
   这表明了袁的奴隶主立场！南北战争后，1868年7月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的通过，使黑人获得了选举权。南方的几个州不给黑人选举权，联邦政府对此进行了制裁，居然被袁腾飞肯定了——无选举权好！
   
   袁腾飞说：“英国、美国，都是发展在前、民主在后，经济发达之前没一个搞普选的”；也就是承认英国、美国以前也是有选举的，只不过没有搞普选，只是部分人享有“政治选举权”，黑人、女人、穷人没有。他还说：“台湾、韩国、新加坡同样如此，二战后穷人居多时都不搞民主，只赋予穷人自由(自由谋生权和自由迁徙权），等到几十年后穷人变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普遍壮大，分别跻身成为亚洲四小龙后，才放手民主（施行普选）。”
   
   这显然是胡说八道！台、韩、新，二战后一旦成为和平社会，就开始了普选，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就在搞全民民主！
   
   袁故意把二战后的“四小龙”的历史分解为“经济自由”致富时期和发展民主的“政治普选”时期是不成立。新加坡自治政府于1959年成立。新加坡于1959年5月举行第一次大选，所有选民直选议员，人民行动党在51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43席，成为执政党。新加坡一开始就实行了全民普选，哪里有两个时期？
   
   韩国一成立就实行了全民普选！1948年韩国老百姓就直接选举国会议员了，1951年底，韩国选民就可以直选总统。由于朝鲜半岛的战争，韩国官方对选举和舆论管制过多，从而使民主打上了威权的色彩。但韩国绝不是什么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后的少数人的民主！韩国人不断地反抗军方的压制，经过了光州起义，1987年新宪法全民公决，取消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和解散国会的权力，保障了多党公平竞争的展开。金大中在1971年与朴正熙竞逐总统失败后，1997年12月，73岁高龄的金大中登上韩国第15届总统的宝座，象征着民主的彻底胜利。前两年，朴正熙女儿朴槿惠总统被人民抓进了监狱。说明，韩国的民主已完全成熟！
   
   1950年4月24日，台湾就开始了县市长、县市议员、各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的多党竞选。竞选人到田头、地间、超级市场去拜票，希求民众把票投给他，选民把手一摆，现在认得我，当年干嘛了？那条路早该修了怎么不修？专制时代“跑官要官”，通过竞选的周期运行，变成“跑民要官”。这是巨大历史进步。1950年10月15日，花莲市开始了一人一票选县长。这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老百姓头一次有权决定自己的父母官。6人竞选，经过2轮投票，10月22日，中华民国第一位民选县长、由无党籍的杨仲鲸胜出。华人世界的第一道民主曙光，就从太平洋岸的小城花莲射出。杨仲鲸三年任期卸任后孑然一身，还必须租房子。
   
   在1954年的县市长选举中，非国民党人士获10%议席。1969年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选举，允许多党竞选；在1969年的立法院选举中，党外人士获8个议席中的3席。1969年底，20岁的加油站工人康宁祥在竞选的演讲台上，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72年，他竞选进入了“立法院”。在1977年的地方选举中，党外势力获得了30%以上的选民支持。非国民党候选人获得了22%的省议会议席和4个县市长职位。1977年11月19日，桃源县城中坜投票所出现舞弊；结果被当场捉住，而警察却予以袒护，引起民愤。上万选民包围了中坜警局，抗议对嫌疑者的包庇。混乱中，两人死亡。桃源县出动镇暴车，被群众砸毁；选民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与漠视民主。晚8点，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4部警车和60多辆民用车被烧毁，6栋警察宿舍被烧。第2天凌晨台湾官方宣布涂污选票的姜新林被移送法院审判，并宣布反国民党的许信良以61.5%的高票率当选桃源县长。1980年代“党外”力量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1987蒋经国终结了戡乱条例。1996年台湾多党竞选“第一号”。

    翁衍庆曾经是全球独家掌握邓小平死讯的情报员。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70年，两岸的情报战一直未有停歇。很多渗透敌方的人身为情报员，终生都不能暴露身份，不过在90年代尾，台湾情报员翁衍庆曾全球独家掌握，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离世的新闻，比很多西方国家情报主管更厉害。
    
    现年75岁的翁衍庆，在军情局工作38年，官拜中将副局长后退休，其中35年是负责两岸情报工作。
    
    18岁就报考情报员的翁衍庆称，他参军时的背景，与现在有很大分别，当时国家政策是「反攻大陆」，从军后他想：「要当军人就是要找一个挑战性比较大的！」陆军、空军他都没考，反而在1962年军情局招生，他说：「当时基于爱国，也觉得情报很有挑战性！」于是便去投考，一去就38年，直到他退伍只做个一个职位，就是情报员。
    
    当时翁衍庆受的训练是「全能情报员」，包括无线电收发报、游击作战、化学、武术，甚至气象学等样样都要学。他解释说：「我们要学会怎么看云、温湿度等等，来判断未来天气状况，以支援海、空军的作战。」至于武术，他还自负的说：「我们的武术老师还是前清的武状元，所以学的武术都是很踏实的。」
    
    翁衍庆称，2年半的受训期，教官多数都是抗战时期的知识青年，质素很高，又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也让他们收获丰富。
    
    当年情报局的情报干部训练班有2个名称，一个是「国防部情报局情报干部训练班」，对外则宣称「国防部干部训练班」，刻意将「情报局」3个字拿掉。另外还有一个外界不知道的名称，就是「石牌训练班第一分班」，当年，他们开学、毕业典礼，都是由蒋介石的儿子、国防部长蒋经国亲自主持，翁衍庆说：「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准备往大陆送的。」
    
    1960年代情报局对于派员突击大陆非常积极，翁衍庆回忆说，当时班上的同学都很年轻，也很爱国，所以很多人都申请到突击大队服务，但由于他当时才刚满18岁，在同学中年龄是比较小的，翁衍庆说申请被退回，原因是「我太小了」。
    
    翁衍庆1965年从情报干部训练班毕业，并被派到局里面工作，让他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学了这么多本事，就应该马上出去出任务，到敌后发展组织、吸收人员、要去找情报······但局里面硬是让翁衍庆在台湾多磨练5年，直到1970年，翁衍庆25岁时才被派去滇缅打游击，当时他的女儿才出生4个月。翁衍庆说：「好在太太也支持我！」
    
    翁衍庆在滇缅的游击作战有4年，除了打游击之外，还要做情报工作，用游击工作掩护情报工作，并随着游击部队渗透进入云南，准备发展情报组职。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正在推动「人民公社」，把人民集中生活、劳动，因此连粮食都集中。
    
    翁衍庆说，渗入敌营的情报员在云南连粮食都找不到，从境外运粮也相当不易，「人民公社」妨碍了他们敌后组织发展。但是，翁衍庆一行人还是建立2、3个很大的游击基地，不过最后，还是被中共倾全力消灭。
    
    后来碰到「文化大革命」，许多知识青年外逃，当时逃亡路线除了香港，就是往西南边区。因为西南边区仍有少数民族的反共部队，对中共的警戒心相当高，他们对于逃难的知识青年，只要有一点点疑虑，都认为是「匪谍」而直接解决。
    
    翁衍庆说：「我们则比较能分辨，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只要问一问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跑出来，况且大陆的情况我们也比较了解，所以光是这样子，我们救了相当多的逃出来的知识青年······我们保了很多人的性命！」因此许多知识青年都加入翁衍庆的部队，有些人还被成功策反，返回大陆为他发展组织，也有很多知识青年被接到台湾，由政府供他们完成学业，甚至还有医学院的学生被接回台湾后，送进台北医学院，现在还在开医院。
    
    回忆滇缅打游击战的战况，翁衍庆说除了常常进入中国境内去打中共外，他说：「中共也常常越界，进入缅甸变成缅共来打我们。因此，晚上睡觉都是全副武装，只要一有枪声，就立刻拿起枪、踏进松好鞋带的鞋子，直接跳进入战壕，而且因为是打游击，经常更换阵地，甚至遭到突袭时，什么东西都来不及拿，拿了枪就跑，有时连饭都没得吃，生活很艰苦。」
    
    不过，翁衍庆说他会把女儿1岁时的照片带在身边，他的女儿现在已经50岁了，他也把那张照片给了女儿，还特别跟她说：「这张照片，包括镜框，说什么妳都不可以丢掉，因为我带了妳打了这么多仗、走了那么多路、吃那么多苦，从来都没有把这张照片丢掉过！」
    
    中华民国政府1975年第3度从滇边撤军，翁衍庆则在前1年被调回台湾，并在军情局里担任参谋工作，执行组织、布建工作，当然包括海 的组织布建，后来他还到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攻读硕士，返回军情局仍担任组织布建、大陆情报搜集与分析等工作。由于他的努力与精准情报研析，让他晋升中将副局长，并在60岁退伍，结束他长达35年的情报生涯。
    
    在情报界打滚35年，翁衍庆最得意的情报，就是全球独家掌握邓小平的死讯。翁衍庆透露，从1994年起就不断传出邓小平死亡，在邓小平离世前1、2年，当时的军情局长胡家麒出国，由翁代理局长职务，一名国防部长官打电话来说：「邓小平死了！」翁立即回覆：「没死！」人在国外的胡家麒也碰到一位外国情报单位驻外主管，说同样的事，他致电给翁衍庆，他也是说邓小平没死。
    
    当胡回到台湾后，翁衍庆提出10多项情报证据，包括大陆没有提升战备、没有大部队调动等，所以研判邓小平没死。胡家麒接受翁衍庆的判断，并向当时的国防部长蒋仲苓报告，但蒋仲苓当时还半信半疑。
    
    在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离世那天，有敌后消息跟翁衍庆说：「死了。」翁立即向胡家麒报告，并自豪地向胡说：「你可以打电话给部长、总长、国安局长，说『死了』，这一次我开保单！」翁更透露，除了邓小平的死讯，当时中共党内的第2号人物陈云1995年离世时，都是军情局先公布。
    
    翁衍庆自豪的说：「光是陈云、邓小平的死，就让我们军情局露了脸！」这是台湾最优秀的情报员，在冷战年代，在看不见的战场上的汗马功劳。
    
    翁衍庆小档案
    
    年龄：75岁
    婚姻状况：已婚
    学历：情报局情报干部训练班毕、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硕士毕
    经历：中共研究杂志社发行人兼社长、情报局中将副局长、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
    
    台湾《苹果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