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萬潤南評習: 中共或以健康理由逼其退位(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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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潤南



八九六四後，鄧小平扶植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然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成爲中共建政史上出現的一個強人，他掌控權力的程度可以說僅次于一九八零年代以前的毛澤東。然而國力強盛，氣勢高漲，中國並未得到與“大國地位”相對稱的尊重。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麽？三十年前的那場流血沖突爲世界，爲中國留下了多大的揮之不去的陰影？萬潤南繼續爲我們回首八九六四，解讀當下中國命運。

　　法廣：八九六四最終的結果給人的感覺事與願違，不僅沒有把中國導向更加民主，結果發生了悲劇性大屠殺，從今天看，這場運動對中國的命運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萬潤南：三十年以後回頭來看，應該說後果的嚴重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本來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現在我們真的看不到那種和平轉型的希望了，而非和平轉型付出的代價將會非常大。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地方割據、兵荒馬亂，甚至文革時期的全國武鬥，都殷鑒不遠。問題出在什麽地方呢？問題是今天的共産黨已經沒有像樣的領導人。在鄧之後，共産黨一代不如一代。江沒有鄧的眼光，胡就是不作爲，習更是倒退，而且又回到了一人一姓的習天下。毛以十年文革把黨天下變成毛天下，在文革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之後，鄧十年改革，把毛天下回歸到黨天下。過了三十年，習又把黨天下變成一人一姓的習天下。

　　如何評論一個政治人物，就看他的一些代表性話語。鄧說：黑貓白貓，發展是硬道理，不爭論，不當頭。這些話，務實，很有政治智慧。江呢，悶聲發大財。腐敗的根源就是江啊。而且，習之所以能夠上位，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胡則是不折騰，不折騰當然比瞎折騰好，但也是不作爲，不做任何事情。這麽說吧，江得了癌症，胡讓癌症拖到了晚期。習現在是“定于一尊”，這是他的心腹栗戰書說的。習之所以能夠上位。是因爲江和曾打破了原來的接班安排，把他提拔上來，其用心是還想繼續當太上皇。認爲習這個人，文化不高，大愚若智，好擺弄。有時候機關算盡，反而誤了卿卿性命。政治這個東西，真的不能有小心眼，做人做事要大氣，打小算盤，最後坑了自己，坑了他們那個黨，也坑了國家。讓習近平接班，那是江澤民的小心眼，大國政治，你玩小心眼，最後是一塌糊塗，一團糟。

　　法廣：您剛才說，鄧小平之後，中共一代不如一代，江澤民是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是不折騰不作爲，習近平是定于一尊，現在是習近平在執掌中國，他幾乎兼任了所有中央領導小組的組長，今天的總理以及政治局，幾乎無人與他抗衡，在這種情況下，您怎麽樣評估中國今天的形勢，中國未來的走向，換句話說，您和您的八十年代的朋友們所期望的所奮鬥過的，實現民主，人權，憲政，人的價值，包括有一天，在中國開啓民主化，現在在這種狀況下，有可能嗎？ADVERTISINGinRead invented by Teads

　　萬潤南：這些都談不上了，八十年代曾經非常有希望，現在則完全看不到希望。現在已經倒退到准文革狀態。好像VOA網上有個調查問卷：你認爲文革的整人運動有沒有可能再來一次？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回答文革已經開始了。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要把習近平的那個終身制，不叫皇帝的皇帝，把黨天下變成一人一姓的習天下，這個局面一定要扭轉過來，起碼回到黨天下，然後逐步過渡到民天下。習現在表面上權力無邊，他兼了所有領導小組的組長，實際上說明他已經是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作壁上觀，看著他耍單。這種局面會永遠持續下去嗎？

　　民主政治有糾錯機制，有權力制衡，定期選舉，任期制，再加上輿論監督。最後選票說了算。這些都是糾錯機制，很完善。專制政治其實也有一套糾錯機制，第一種就是政變，曆代王朝的興替許多都是從宮廷政變開始。文革的毛天下回歸到文革後的黨天下，就是抓四人幫，就是一次宮廷政變。所以說，中國目前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下去。習兼了所有小組的組長，所有的事都得由他“定于一尊”。他是超人嗎？不說別的，他的健康早晚會出問題。宮廷政變不成功，便可能是內亂。文革的時候，毛的威望還如日中天，尚且全國武鬥，實際上就是局部內戰。一旦社會失序，什麽都可能發生。還有就是經濟上斷崖式的崩潰。共産黨印了好多錢，你一個國家這幾年發行的貨幣，美國歐洲日本加起來都沒有你發行的 多，而你的生産總值，連美國都不如，所以這種金融危機早晚要爆發的，共産黨的官員也知道面臨金融崩潰的明斯克時刻。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整個局面都將不可控。誰來負這個責任？沒人會替習背這個鍋，因爲什麽都是他決定的，他是所有小組的組長。當然，中共內部的糾錯也可能會有不同的方式，像赫魯曉夫那樣，出國一回去，人家以健康理由讓他休息，這是很溫和的做法；抓四人幫，共産黨已經做過一會；或者像齊奧塞斯庫那樣？我們希望少流血，平和一點過渡。而且我認爲，任何時候，在任何一個政治組織裏面，包括共産黨裏面，都還有健康的力量。

　　法廣：您的意思是說現在雖然不像八十年代那樣，明顯的看到中共黨內存在著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對峙，但暗中還是存在著一種健康的力量？

　　萬潤南：這是相對的。你注意到沒有，肉麻吹捧習的，定于一尊的，什麽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不就那麽幾個人嗎，別的人都不跟風，都不吱聲。所以我說都是相對的，因爲習現在對任何反對力量鎮壓起來毫不留情，實際上把自己置于更危險的位置。

　　法廣：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按照您剛才的分析，中共變化有三種可能，一種通過可能的政變來結束終身制，另外一種近似于文革那種局部性內戰，第三種可能就是經濟的明斯基時刻，社會發生大動蕩。最後，您還指出了另外一種現實：中共黨內還存在著健康力量，哪怕是隱形的？

　　萬潤南；這些結果都有可能。其實要避免發生那種最危險狀態的辦法，就是出現一場溫和的宮廷政變，讓習因爲健康的原因，離開他的崗位，起碼讓明白一點事理的人完成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



背景資料

萬潤南 江蘇省宜興縣人，現旅居法國。1964年考入。曾在日本受過短期培訓，後去美國進修工作。原是的軟件工程師。1984年與同伴共創北京，擔任總經理。一心想辦中國的。

2014年8月13日，《環球時報》刊登文章《“萬爺在巴黎”的講述令人感慨萬千》，內容如下：

英國刊發專欄作家的文章《萬爺在巴黎》，講述了作者與萬潤南的會面和談話。萬潤南是昔日四通集團的創始人，上世紀80年代中關村的頂級風雲人物，後被定性爲1989年政治風波的“幕後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後出走西方，成爲海外民運的重要頭面人物。他對作者談了這些年的經曆和對往事的感受。

萬潤南的一句話令很多人印象頗深：“我們犯的最大錯誤是，低估了難度，低估了共産黨的韌性。”的確，當年那批人跑出去後成立“民主中國陣線”，萬潤南任“秘書長”，他們預言中共政權將在6年內垮台，甚至有人認爲只需3年。這些預言都破産了，作者寫道，這是一個“痛苦的、充斥著幻滅與挫敗的發現過程”。

     1989年5月17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名民主示威者。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时隔30年后，流亡美国的严家祺对美国之音说。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祺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
    
    接近午夜，严家祺离开广场回到家中，他依然没有察觉到危险。
    
    “睡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尖锐得多。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的阳台就在东总布胡同，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开枪了，感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严家祺说。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弄了几车砖头，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站起来，‘哗’，那砖头真的像雨似的砸上去，” 他回忆着当时的场景，“那个砖一上去，战士噼里啪啦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死不瞑目。他的脸看着天，头流着血，”王军涛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头皮发麻。我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进入中国历史。中国的政治可能要有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
    
    “不断有同学在长安街找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了，当然我知道这就是真的了。当天晚上即使这样，我还是不敢相信，”他说。
    
    开枪几天后，这位前天安门抗议运动的学生领袖依然无法从巨大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大概有两到三天的时间，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知道，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所以那两天我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想，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太过于震惊了，”王丹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晓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总撰稿。
    
    “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邓小平从4·27 大游行以后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邓家都躲起来了。他哪里是躲起来，他调军队去了！”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那时候就知道，如果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祺、王军涛、王丹、苏晓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抑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抑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
    
    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晓康说：“89这场屠杀的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的。”
    
    他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风吹草动。总之，赵紫阳一定会下台。而保守派打击胡耀邦、赵紫阳的目的，他认为，就是想安排共产党自己的子弟。用陈云的话说，“看来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
    
    苏晓康说，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形成中国今天的权贵经济。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样的环境污染，不顾一切地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说。
    
    三十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
    
    严家祺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三十年了，中国一定会发生改变，物极必反，” 严家祺对美国之音说，“必须在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是一场大屠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
    
    “只要不恢复‘六四’真相，中国前面的路就走不过去，”他说，“没有正义，这个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