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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报道采访魯德成：在激進與“和理非”之間，天安門一潑，冰封抗爭心火

【六四30年】

原视频网址：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513/20677014

（本文文字转自刘晓东在邮件组转发文章，视频和本文文字只包括鲁德成访谈的小部分内容）


哀莫大於心死，也許正是魯德成的寫照。


三十年前，魯德成、余志堅及喻東嶽雄心萬丈，將顏料及蛋汁擲上天安門的毛澤東畫，震驚全球，象徵「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可惜曲高和寡，創舉被學生打成「內奸」，有學運領袖更將三人押到官方受審，最終分別被判囚十六年至無期徒刑。

魯德成現時在加拿大卡加利隱居，十年來謝絕出席民運活動，不接受採訪，像是自我放逐。

今年六四三十周年，他終在加拿大接受《蘋果》訪問，談到海外民運相當激動：「我對民運年復一年紀念六四，對中共那一種抗爭弱小力度，那一種軟弱，我極大的失望，所以我不願參加這種活動。」

原來昔日最激進的人，心中仍然有火，只是看不慣軟弱，眼看民運走錯路，才變成最冷淡的人。

從民運人士集中地三藩市，坐飛機到加拿大的卡加利需要三小時，途中飛過連綿不絕的冰山後，不久便進入卡加利。卡加利雖然只在溫哥華東面，但群山阻隔，陸路幾乎不通。從飛機上看，卡加利像是一大片黃土，市中心只有三至四座高聳建築物。

下機後細看，也許是正值復活節，城市人流極少，寧靜舒適，大群雁在草地閒逛。魯德成就是在這個與大城市阻隔的城鎮生活十年，自言「一直從事最辛苦的勞動工作」、「總的來說就是艱難，但是我認為我獲得了自由，這才是我最大的勝利」。


被學生送交官方判囚16年


魯德成當時負責向毛澤東畫像投擲顏料及蛋汁，三人被學生逮捕後交官方，同樣控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魯德成判監16年，余志堅判監20年，喻東嶽判無期徒刑。魯坐牢8年8個月後提前釋放，但後來偷渡到曼谷，在當地申請政治避難受阻，反被泰國警方以非法入境罪拘押1年零4個月，差點又被引渡至中國，足足坐牢10年。

現年56歲的魯德成，十年前被多國營救，終由中國流亡到加拿大，獲得自由。事件屬於當時海外民運大事，不少人期望他能加入海外民運行列，結果魯德成幾乎消失了足足十年，發表的文章屈指可數。30年前，三人一心以為行動會獲學生支持，不料被學生出賣；30年後，學生流亡海外，變成海外民運領袖。魯沉默了足足十年，他終於爆發：「當時我剛出來（來到加拿大），我是以為海外的一些民運人士應該總算看清楚中共的嘴臉，我們應該要同心合力，把六四紀念變成爭取自由民主的最高的抓力點，就像台灣「228」，30年後民進黨已經執政了兩次。中國的民主，30年後還是這個狀態！撫心自問，是不是應該感到痛心！我都已經感到無語啦！」

「六四最大的意義是甚麼，是追求真相，追究真兇，其實就是這麼簡單。」年復年、月復月，足足30年。中國民運人士推動民主化未見絲毫寸進，中國反而一年比一年專制，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更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民主不進反退。魯德成直斥海外民運人士：「30年來沒有進步，就是把六四當成產業、當成工程、當成項目經營，衍身出經營反共的生意人。當（六四）作生財之道，怎麼會有反共，口號喊得震天響，但是他們總是原地踏步！」更令他擔心的，是「海外大量的捐款，都不是用到建設民主化東西。」海外民運人士近月更試圖將六四坦克人照片納入世界記憶名錄，魯德成直斥只是「小追求」：「只要追查中共在六四反人類的真兇的話，那麼你這些問題，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幹甚麼要這捨本求末。」


斥海內外民運人士毫無寸進


30年前六四民運，魯德成、余志堅、喻東嶽三人剛到北京，當晚便戒嚴，他們向天安門總指揮部寫建議信，認為行動要升級，呼籲全國罷工罷市罷學來進逼中共。歷史再次重演，他認為不論海內及海外民運，問題同樣出在軟弱，他以香港支聯會為例：「司徒華提出平反六四，乞求於中共平反六四，這是天大的笑話。把整個紀念的意義都降低，對中共已經沒有任何的衝擊作用，沒有任何的壓力啦！」支聯會的綱領除了平反六四外，還有「建設民主中國」，魯再反駁：「如果他真的是要爭取中國民主化，你至少也是有理有節慢慢的不斷的升高，而不是降低呀！而不是原地踏步，年復一年的平反六四。」他更指：「當年支聯會號召了100萬人上街，30年後的今天變成怎麼樣，每下愈況！」他認為，中共至今對港步步進逼，正是香港在民運上沒有向中國施壓，以致中共羽翼已豐。

魯德成認為就算成功平反六四，「就是跟當年的胡耀邦平反右派，只是黨內的一個小動作，對他們沒有絲毫的衝擊。」運動最終只要靠巨大的壓力，才能夠步步推上。對於諾貝爾和平得主劉曉波及名言「我沒有敵人」，魯直斥虛偽及軟弱，「和平理性非暴力，最核心的東西就是不合作，但是劉曉波呢，他只懂皮毛，沒有不合作，他有的是跟中共的合作！」魯指的是劉曉波六四屠城後接受官網訪問，指「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劉在出獄後寫下六四回憶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自我批評當時向官方認罪是「出賣自己良知來換取自由」。


指劉曉波「我沒有敵人」虛偽軟弱


魯德成直斥劉曉波：「孤獨的自白，中央電視台作證，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有多大的影響，已經不是追查真相，追究真兇！中共已經把你弄成這樣，你還說是沒有敵人。大肆歌頌監獄給你人道的關懷，多麼的友好。（他們）可能是對你很好，對其他千千萬萬的囚犯，他們的野蠻、虐待，因為他的影響力，導致西人以為中國對囚犯是多麼的文明，多麼的友好。這就是跟（他）當年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是不是一樣的道理，欺騙世人！」「他沒有敵人？他視中共不是敵人，當然就沒有敵人！」一輪嘴說完，他重重舒了一口氣。這些話，在他心底下埋藏了十年。

三名兄弟，最後走至魯德成孑然一身。在訪問的最後，魯向記者感慨說：「喻東嶽在20年前就已經廢掉（患精神分裂症）了，雖然他（2009年）來到了美國，身體獲得了自由，但是靈魂就沒有了，中共已經把他毀滅了，余志堅兩年前（在美）去世。我們這三個都是孤單的，因為總的來說這30年一路走過來，我們都是孤立無援的」。


我們第一個方案是自焚


外界均稱魯德成、余志堅及喻東嶽為天安門三君子，魯德成稱，他與余志堅是小學及中學同學，余與喻東嶽是大學同學。八九學運時，余邀請了當時擔任長途車司機的他同行，必要時由他駕車到北京。他透露當時戒嚴令已下，中共必定會鎮壓，但學生訴求仍維持在反官倒，對學生的溫和感到失望。因此他們決定將行動升級，令激進與溫和結合。他說「要學生主動採取激進的方式，可能做不了。如果有一個爆發性的舉動引領整個運動，學生們可往更高的層面發展。」

當時他們對學生存有幻想，源於當時聽到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的街頭演講，直指「毛澤東就是一個黑太陽，萬惡之源」，他們以為學生會支持，決定用激烈方式，第一個方案就是三個人自焚，但認為旁觀者可能曲解他們的理念，導致白死。他們亦考慮用長樓梯把毛澤東的頭像拿下來，象徵否定獨裁政權，但他們認為中共一定出手阻止。這個方案衍生出他們向畫像擲顏料及蛋汁的理念。


原盼引領溫和學運升級


魯德成還記得他們撿了幾十個雞蛋殼，然後中山公園把顏料、雞蛋殼包裝好。魯笑說：「（行動之前）在王府井大街好好的吃一頓，把身上的錢幾乎都用完，我記得我還特意買了一瓶從來沒有買過的西鳳酒，想等搞完以後好好的慶功。」魯是家鄉投擲比賽冠軍，當時出盡全力，毛澤東畫象的眉心、衣服都沾上污跡，他說：「我用力過猛，雞蛋與染料都散到我的背上。當時也有一些不相熟的市民加入我們投擲的行列，至於投了甚麼就不記得了，但後來他們看到勢頭不對，那就跑掉。」他特別提到一件有趣故事：「我投擲的時候把顏料都灑到別人的身上，那一個人他就揪著我，我把他的衣服搞髒了，他要我賠償，我當時覺得很好笑。」

在他們看來學生會支持、帶來激進溫和合作的行動，萬萬想不到學生首先過來扣查他們，還表明行動與學生絕對無關，最後更由學運領袖楊朝輝將三人送往官方。楊朝輝是當時的絕食發起人兼糾察隊長，但六四之後沒有出現在民運界。


附文一

关於八九民运的反思

——对刘晓波观点的质疑--—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

作者：王若望

刊登于纽约《探索》1993年8月号


刘晓波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狱以后所作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八九抗议运动，了解了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呈现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当时的心态”。这本“独白”成了记述八九民运的第一手现场实录，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於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弱点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拜读了他的“独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发表於《中央日报》上“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发觉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面，诸多论点本人不敢苟同，乃采用对话的方式提出来与刘先生商榷，这里把刘先生的原话引录在前，后面就是我的批评和质疑。


“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诠释


“独白”的扉页上“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标语，似乎只有这两句警句可以涵盖“独白”全书内容。刘作了如下的诠释：“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引自“独白”的“引言”）

“中国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但事后，‘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这其中，有官方的谎言、民运精英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谎言。”（引自“独白”的封面说明）

刘说：“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著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报》）

王：你的论点所以偏颇，实由於你没有区别各种谎言不同的性质，没有指明倡导谎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头一节头一句话，“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连四个排句，如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之类，这就把在专制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说谎求得生存安全混为一谈，而且把因果关系也颠倒了。

你举广场上的若干谎言为例：传言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这些流言广泛传播，这是由於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没有知情权，中共权力斗争又是在绝密的幕后进行的，这样就滋长了小道新闻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学潮兴起后，邓、杨、李等当权派躲在幕后，久不露面，必然引发对当权派的种种猜测，而群众内心的主观愿望，宁信其真，一来表明了公众对顽固派的愤怒，二来有利於鼓励士气，这是特定环境中群众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鹏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说谎在前，他一个月不露面，起初说他患了感冒的假话不攻自破，於是外界传说纷纭，反而暴露了说谎者的弄巧成拙。我们怎么能把“传说纷纭”的公众与说假话的当局等量齐观，讥刺他们在说谎上跟当权派“合作得天衣无缝”呢?

由於你所设的命题，混淆了不同质的差别，又犯了倒因为果的不分先后不分敌我的毛病，从这里演绎出来的论点没有一条站得住。例如：怎么可以把官方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谎言以及自己的谎言一股脑儿放进一个情绪化的篓筐里，一同嘲笑，一同鞭挞呢?所谓阶下囚的谎言，那是为了保护自己，又不株连战友的英雄行径，而专制政府却是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你上钩屈服，因而政治犯善於说谎，乃是坚贞不屈的表现。

至於你说的“民主斗士们”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我且不谈这种主观判断是对民主斗士们的伤害。我只说一条：揭穿袁木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国外电视台广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现场录影，观众看了录影，就不会说摄影记者“夸大了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只有毫无心肝的人才会这么说。即使最后撤出广场的侯德健和刘晓波一齐作证，解放军在天安门清场中没开一枪，没打死一人，也不能改变中共血腥屠杀人民的历史真实。侯德健说他从天安门撤出时，躺在一辆汽车上，他能看到的视野是极有限的，我相信刘和侯所说的都是真话，由於“六·四”大屠杀的地区是广阔的、时间持续十二个小时（另一说法是五小时），并不妨碍别人说出他们目睹的真相。如果别人讲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与刘先生所说的口径不一致，怎能责备人家是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说谎夸大呢?只要中共和军方对其屠杀人民的伤亡数字坚不吐实，谁都没有可靠数据评判某人是“夸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实”。

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报》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听说日本电视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别节目时，其中有你说天安门广场有坦克从帐篷中辗过，压死熟睡中的学生的证词，并播出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打死人的镜头，你现在如何看这个问题?”

柴玲小姐回答：“至於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我们知道消息是确实的，比如广场那么大，很难说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全面，现在没有必要作这种评论，也不能因为你没看到，就认为别人看到的是撒谎。”我认为柴玲所说的是可信的。


朽木不可雕也


刘晓波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在《中央日报》刊出时（以下简称“击倒”），编者的按语中有句话概括为：“刘晓波对这个运动（八九民运）所持否定态度，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刘在“独白”的前言中介绍“有的朋友说我对八九抗议运动的评价不公正，‘八九抗议运动’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应该用一种圣洁化的尺度来苛求它。运动的意义决不像我（指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消极，灰色调不是运动的基调。”编者按语的评价与刘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评刘对八九民运的总估价，只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调来反思八九民运。

刘：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还在於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随著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间的恐惧和仇恨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引自“击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著当年黑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触及已成历史定论，确认击倒了八九民运的是中共领导的罪魁元凶，却独树一帜，宣称参与八九民运的“我们是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打括弧的“正义”是什么呢?你说“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而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想主义”，尽管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和市民本身有许多弱点，并带有党文化的传统烙印等等，他们终於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致抗议中共的专制腐朽的统治，它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举世赞誉的，无可争议的。（刘先生对“革命”一词深恶痛绝，我以为：不能因中共滥用“革命”、“人民”等美丽词藻就废弃不用。故这儿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即通过英国BBC电台发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吁书，你写道：“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引自“独白”二四七页）

当年，你所写的呼吁书气贯长虹，何等理直气壮!这是可爱可敬的真实的刘晓波，时隔四年整，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灰色的、被自己的“正义”击倒的刘晓波，恕我直言，你是从当年的呼吁书水平大大后退了。

方才你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言下有不胜惋惜之意。而我则认为，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岂止是“削弱”，由於下令屠城的是邓小平，以“六·四”惨案为起点，连同他的政权和解放军、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积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后一点信心。邓的威望从“六·四”后一落千丈，人民中诅咒邓、掼小瓶子等已成为发泄不满的流行方式，对王震、胡乔木等老人的死，公众的心态可概括为：

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这个群众心理也适用於邓小平、陈云以及李鹏身上。

你既然对八九民运持灰色的否定的态度，你就低估了当年曾热烈赞颂的“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荡，这种巨大震荡除直接报应到首恶者自身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共目前的领导层，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虚弱最缺乏权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后重组的领导班子，更得了心有余悸和神经衰弱综合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在上者便表现出手足无措、心惊肉跳、大动干戈，这才叫做“世纪末的恐惧”，而你却把这句形容词套在老百姓的头上，有张冠李戴之嫌；第二，如果说八九年前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共产党干部还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称自我完善），那么，在“六·四”大屠杀随著天安门一声炮响，这一幻想也一同灰飞烟灭了，只有几名新权威主义加上新保守主义者还在做着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

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包含的要求其实只有一条，即认为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根本性的大变革不可避免。达到这一觉醒高度的认识并不是凭主观愿望和个人恩怨而来，它是考察大陆政治经济面临不可救药的危机得出的推论。例如：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只能给人民带来苦难和灾祸，远的不说，最近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如，近两年来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湾等乐土，而这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同胞，是从经济开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这就显示出中国同胞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力和厌恶，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党等，人民并未安居乐业，不仅此也，在大陆抛荒土地到处流动的游民已达一亿人，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吏依然醉生梦死，上下交争利，以至贪污成风，五毒俱全，人人都从内里挖空中共这棵老树，以至这棵大树至今虽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药的朽木。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至今还在指望它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功的特技气功师了?





黑白岂容颠倒





刘：在“六·四”使中国的全面倒退持续了近三年的现实面前，在充满著世纪末恐惧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的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们，是否会从心底里产生深重的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引自《中央日报》“击倒”）我干么要面对社会舆论?……呵，我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你们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手里拿著望远镜，欣赏著我的发抖和乞求，还他妈的横加指责，这公平吗?那些跑到国外的王八蛋们，更没有理由评价我的功过。你小子挺住，别跑呀!我太清楚国外的民主斗士们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恨不得广场上流血成河，尸横遍野，恨不得我们这些在国内的阶下囚都被判重刑、被枪毙，那样他们才觉得过瘾、有戏唱，才觉得他们自己价值连城，他们在外面就有得干、有得吃、有得花、有得嫖了。（引自“独白”三八页）

王：我发现，你在评价“六·四”的功过是非等原则问题上，几乎全都来了个颠倒，令人不胜诧异。你方才提出“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应反省自己深重的罪恶感，而对制造大屠杀的元凶却惋惜地说出：“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这两句话如果颠倒使用，那是符合正常的理性的评判，如今你却要求受害的一方去承担“罪恶感”岂不是荒唐透顶!再如，你把“持续了近三年的全面倒退”归咎於“八九民运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这又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三年全面倒退，完全是邓、李、杨为首采取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结果，怎么能怪罪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呢?八九民运中所以“酿成不断升级的激烈对抗”，同样是中共刽子手为了保住专制独裁和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寸步不离，顽抗到底而激起的，难道四个人绝食两天也是激烈对抗?在你“呼吁书”里说：“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中共刽子手有何理由下此毒手?

你面对舆论，还是颇注意保住自己的“公众形象”，但你却对一同战斗的伙伴语带讥嘲揶揄，讥之为“革命圣人”、“手里拿著望远镜的王八蛋”，并且骂他们“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润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紧接著，刘先生又自虐地承认“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引自“独白”二一页）你有权利自由地駡自己是胆小鬼和骗子，但却没有权利污蠛那些从血泊中逃出来的幸存者。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刘先生是在受到严重的精神挫折下，发生的“大家彼此彼此”（众人皆醉我也醉），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歇斯底里。


怎样看“天下大乱”?


刘：赵紫阳的倒台而危机四伏，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心理驱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捞一把，民众真切感到邓小平的健在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就会在那死后的天下大乱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有一张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我以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发社论，不必开大会，不必公开张扬，只要私下里抚恤“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如果某位政客在邓小平死后靠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仅是这位政客的灾难，突然平反所带来的爆发性后果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引自“击倒”文）

王：我挑选你所讲的两节文字，说明赵紫阳的倒台和“六·四”平反，可能爆发大乱的忧虑。你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我所说的“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并非虚语。不过你对发生大乱的恐惧是徒然的，尽管你煞费苦心为邓、江政权设想得多么周到、多么低调，只要引发的火种不思早日排除，它随时随地都会星火燎原，它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形成大乱的各种火种，均来自共产党本身对民主人权的深闭固拒。你要“实现社会合作”吗?无奈他无动於衷，甚至还在“十四大”以前，邓还向江泽民提出了不平反“六·四”，不改变动乱性质，不启用“六·四”中被撤换的干部的“三不主义”。所谓“实现社会合作”，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如果中共统治在某种突发的危机中自取灭亡，中国人民从此跳出苦海，这是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也是继续完成八九民运未竟的事业，理应双手欢迎才是。

如果真的发生大乱又如何呢?中国人民从八九民运中受过两个月之久的锻链，充分吸收经验教训，政治上日趋成熟。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有多种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天下大乱。只有中共领导层不断以“大乱破坏稳定”来麻痹人民、恫吓大众。我们不能坠其彀中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倡议与垂死的政权谋求合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彻底一点就是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也好，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今年你到美国来做了两场讲演，无缘识面，深以为憾。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机会两人坐下来进行互通款曲的沟通，当面听到你的回应和批评，则不胜企盼之至。

于纽约

《探索》1993年8月号


附文二：

刘晓波活得投机、死得遗憾

作者：刘晓东（笔名三妹）

一．

“无敌派”、“温和派”、妥协派”的领袖刘晓波走了，我真心希望他在阴间一路走好。因为，他在阳间的路走得不好，他的无敌论调饱受批评，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阻碍和破坏，大大地误导了国内民众和西方世界，大大地帮助了中共的维稳。他的无敌论调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二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并到死都没有改变的论调。他的去世对中国民主进程是一个进步。

纵观刘晓波的人生轨迹，他对中国民主进程没有任何贡献，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他只是一个假借政治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刘晓波最终获个人成功取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他精于算计和投机的结果，更是与他关联的民运利益集团在海外投机运作的结果。实际上，这个靠投机运作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大业没有起到任何促进和推动的作用。刘晓波这样一个政治多变、私德严重低下的人被捧成民族典范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耻辱，也是这个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中国极权社会的畸形产物，更是海外民运畸形运作的畸形产物。

刘晓波最初是靠批判刘再复、李泽厚、方励之、刘宾雁等一批名人而扬名，事后刘晓波又去向他批过的人当面解释说，你们名利房子都有了，我什么都没有，只能这么做。这就是精于算计的刘晓波的人格所在。在批名人的同时，刘晓波还大批特批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大胆地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不敢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

刘晓波一直认为共产党执政合法，并一直认为共产党不是敌人。这些思想和论调最早出自二十八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出自这一天他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写的一个呼吁书中，他这样写道：“通过十年改革，共产党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共产党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是非民主的。”不到一个月后，他在“六.二绝食宣言”中又重复了这个肯定中共权力合法性的无敌之说。刘晓波不是不知道，没有人民选举的政权何来合法性？刘晓波这些误导之说与他精于算计的性格分不开。

二．

刘晓波扬名的又一个重要行动是他在1989年6月2日参与的天安门广场绝食行动。对此行动，刘晓波的机会主义拥趸们不顾历史事实地大力追捧，强调刘晓波与戒严部队谈判的“功劳”。在此，不妨引用我数年前的文章《点评<开放杂誌>专刊，再论原则性分歧》中对刘晓波这段历史的分析：

“万润南在此专刊文章中的第四节‘率君子绝食，功德无量’对刘晓波二十年前的绝食行动给以高度评价；此专刊发表的<开放>杂誌主编金钟对吾尔开希的专访，也对此给以正面评价，吾尔开希也说到‘刘晓波发起绝食是为了取得广场发言权，……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此专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娴也对刘晓波的绝食给以同样的新解释。

“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一看历史，看看刘晓波绝食是为了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呢？还是为了掀起以他为中心的学运高潮？其实只要稍微参考一下刘晓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证实他绝食的真实想法。

“刘晓波发起绝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仅在中共屠杀的两天前，北京实行戒严的十二天后。六月二日前广场的真实情况是：五月十三日发起的绝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为静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那天激起学生异常激烈的情绪，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纷纷到广场去劝说学生退出广场，劝说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时，家在北京的学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广场。这个情况在刘晓波写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简称《独白》）中有所描述，他写到：“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我基本上离开了广场，只是偶尔去看看，呆几个小时就走。广场上的气氛日渐冷清，围观的人已经寥寥，每个帐篷中只有一、两个人。”（见《独白》175页）“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过广场，只有纪念碑附近还有些人。（见《独白》184页）”这才是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历史背景，即，大部分学生已经撤出广场，根本不是吾尔开希所说的‘刘晓波绝食取得发言权说服学生撤离现场’。

“刘晓波绝食的真实心愿也在《独白》中有几页纸的详细描述。其中最能说明他绝食心愿的是这两句：‘我知道我将为不景气的学运注入新的刺激，我们的绝食肯定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成为戒严令发布后的头号新闻。绝食也许真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学运的热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见《独白》197页）’同时，绝食四君子在绝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采访，四个人的采访谈话都没有讲到吾尔开希现在所说的绝食理由。当天，刘晓波又向学生发表演说宣布第二天绝食，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理由，更没有发表要学生撤出广场的任何言论。

“在此书的‘发起绝食’一章中，刘晓波提到了‘通过绝食获得发言权’的几个想法，一是想告诉政府白色恐怖是吓不住人的，二是想结束知识分子只动口不动手的传统，三是想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但他压根儿没说吾尔开希现在替他说的‘他取得发言资格后，再动员学生撤离现场。’

“真实的历史是，在那种严峻形势下，刘晓波没有像其他的大学教师那样去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避免流血。相反，他却发起绝食，吸引媒体的聚焦，把学生吸引回广场，再一次掀起以他为中心的运动高潮。而且刘晓波发起的绝食所引发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写到：‘在我和周舵讨论绝食的细节时，在我与侯德健商量绝食宣言时，在我们四人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在我们刚刚来到纪念碑上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绝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会掀起如此广泛而狂热的社会动员。’

“更能证明吾尔开希的话不是历史事实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两点时，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感到了局势的危机、‘下决心组织留在广场的人和平撤离’，其他两位——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离，四君子中唯有刘晓波提出了三个不撤的理由，坚决反对撤离广场，尽管他最后不得不以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其他三人的撤离意见（见《独白》223页）。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撤离的王蓉芬女士在听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气愤地说：‘刘晓波绝食是作秀，……刘晓波是历史罪人。’”

随后，刘晓波于1989年6月6日被捕，并于1989年9月上央视讲话四十多分钟，粉饰中共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遗憾的是，这是刘晓波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在央视做这个天安门清场时没杀人的见证的。所以，“央视认罪”这一方式是刘晓波的首创，要不是刘晓波挖空心思地想出这么个向中共示好的妖蛾子，中共官方还真一时想不到这种它此后屡屡施行的认罪方式。

根据与刘晓波隔壁坐牢的刘刚的回忆文章，刘晓波要上央视并不是受到官方压力，相反的是，当时他们的看管头头非常同情他们，竭力劝阻刘晓波不要上央视，告诉刘晓波他不会被判死刑，刘晓波不信，坚持要上央视赎罪。最后气得这位看管在刘刚面前大骂刘晓波软骨头。尽管刘晓波的拥趸们认为刘晓波是受到压力才上央视的，他自己在《独白》中的这段忏悔话才真正说明了事实真相和他的真实思想，也说明了他为自己开脱的诡辩人品及其性格的多面。他在《独白》中这样说到：“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确需要勇气。因而，尽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他的另一个上央视的理由是，要和侯德健站在一起，不让侯德健独自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全世界的指责，那么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

而我们最应尊重的事实是，当政府堵住其他见证人的嘴巴，只让你刘晓波一人在央视大谈一面之词，你刘晓波无疑就是在配合政府误导民众。而刘晓波却把自己这个行为归为讲真话、讲道德，这才是最不道德的诡辩。

三．

坐牢一年后，在1990年11月刘晓波写了一份“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悔罪书》，这份《悔罪书》被中共高兴地做为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散发和宣读，起到巨大误导作用，这一运作恐怕也是中国监狱有政治犯以来始于刘晓波的首创。刘晓波被关押一年七个月二十天后，于1991年1月26日释放，释放时，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清楚地说明，释放和免除刘晓波刑事处分的理由是由于他“立功、悔罪的表现”。

1992年4月，刘晓波在台湾发表了他的书《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其中对被释放的心理他这样写到：“我被释放后，在法院里等待去大连的几个小时内，突然得到自由的狂喜使我暗暗庆幸悔罪的高明。太值了，一纸官样文章换来的居然是自由！”回到大连家后，刘晓波的亲人们也说：“太值了，这叫用最少的投资换取最大的效益。小三，咱们又赢了！”可当时社会舆论却一致谴责刘晓波投机的“重大立功表现”，使刘晓波“有些坐立不安”，他又转而感到，如果坐满十一年牢房，“头号英雄的桂冠非我莫属”。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也是现今中国极权社会无所不在的风尚，竟然也由刘晓波的投机行为渗透污染着民运圈子，最终成功体现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投机运作上。

在《独白》里，刘晓波还批评八九民运“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此书一出就遭到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作家撰文猛烈抨击，尤其作家徐星撰文《我所认识的刘晓波》，披露了刘晓波书中的假话，解剖了刘晓波的投机行为，徐星说“刘晓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徐星还说，刘晓波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这样写到：“跟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政论家曹长青也批评刘晓波道：“后来刘晓波撰文，痛斥学生把运动升级，激化矛盾，但却没见他真正反省这最严重的一次激化矛盾（指刘晓波的绝食行动），而且是出于那样一个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出发点。”

如果有人认为刘晓波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投机行为做了深刻剖析和忏悔，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的发展是，有了第一次坐牢的“值”，刘晓波便知道了如何利用以后的坐牢获取政治资本还又可以在牢中享受“人性化”“柔性化”的待遇。而他第四次坐牢使这种算计更加炉火纯青，他当时的一纸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把无敌论调说得更加误导和露骨。这篇典型无敌论的陈述文章还成为他接受诺和平奖的演说词。这真是诺委会的巨大耻辱！我将在此文稍后解剖刘晓波这个演说词的严重问题。

刘晓波的第二次被软禁是因为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周年呼吁书”，为此他被软禁在香山七个月，时间是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八个月后的1996年9月，刘晓波第三次被捕，原因是与王希哲联名发表《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9年10月7日获释。曹长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刘晓波》中对刘晓波这次行动这样不解地写到：“但他（刘晓波）却会忽然（1996年）去找一个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俩人联署给国共两党上书《双十宣言》，呼吁国共两党要尽快联手促进和平统一。要民主政府和独裁政权联手组成‘联合当局’，这真是荒谬不堪！我完全想不通刘晓波这种思想分裂的原因在哪里。”

在我三妹看来，刘晓波所有的被捕都不是因为他彻底反共，彻底认清中共所致，而是中共以言治罪的荒谬特性所致，尽管刘晓波的言论都是奴性谏言和上书，中共也不能容忍。更荒谬的是，被以言治罪的刘晓波自己却反过来感谢中共人权进步。后来在给廖亦武的信中，刘晓波如实道来这三次关押所受的待遇，说他一直受到优待，说自己是“监狱里的贵族”。由此可见，中共对温和谏言派和彻底反对派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

四．

2004年至2006年，正当全国维权运动大潮时，刘晓波冷眼旁观，不参与也不支持，还指责维权领袖高智晟律师过激。那段时间的刘晓波被大众频频抨击，说他狭隘投机，说他嫉妒高律师。

2008年时，刘晓波的又一次政治机会是，张祖桦搞了一个《零八宪章》。其实刘晓波并没有参与写作，他参与签名时，前面已经有两百多人签名，他想提出修改意见时，也已经晚了。《零八宪章》的原则性误导是：它把中共当前恶劣的人权状况说成有了根本性进步。它把中共统治分成毛泽东时代和经济改革时代，它狠批毛泽东时代践踏人权，同时肯定经济改革时代中共的“人权进步”。它认为中共从毛泽东时代的拒绝人权到改革开放后的接受人权，人权得到进步和改善。残酷的事实一次次地证明，《零八宪章》的这个判断与中国人权现状完全不符。《零八宪章》还无视现今腐败透顶的中共利益集团与人民尖锐对立的实际状况，回避了中共执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带给中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灾难。《零八宪章》以谏言规劝的方式企图使中共自行转变为民主政党，寄希望于中共极权的自我改良，都只是无谓的妄想。

刘晓波和他的拥趸们一直把《零八宪章》说成是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事实上，《七七宪章》直指捷克共产党政府践踏人权，明确要求政府履行它对1975年所签署的欧安会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改善国内人权状况，保障公民基本人权。而《零八宪章》则表扬中共人权进步，认为中国人权有了根本性进步，并以大量篇幅重复中国现有宪法中已有的条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七七宪章》形成了捷克社会以及东欧共产党国家集团中旗帜鲜明的反对运动，而《零八宪章》对中国人民的反对运动起的是误导和阻碍的作用。《七七宪章》是反抗当局践踏人权的“抗议书”，而《零八宪章》是向当局谏言的“谏言书”。

下面引用我的文章《点评开放杂誌专刊，再论原则性分歧》中具体对《零八宪章》签名人的两段话的评论：

“沙叶新先生在文中还说：‘两位上海朋友认为宪章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因此在内容上不应该针对权力机构太多，而应该着重针对公民社会，我同意两位上海朋友的意见，……’”

“看来，沙叶新有所不知的是，宪法是制衡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民法才能顺理成章，因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宪章》主要是讨论制定宪法的宪章，它应该是站在人民立场针对政府的，重心应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上。但是，《零八宪章》却是站在中共的立场，正如刘晓波的挚友余杰所言，‘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从余杰到沙叶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见’，我们就能看到《零八宪章》的出发点和动机出了问题。”

由于刘晓波的名声大，中共便以他参与《零八宪章》为由，于2008年12月8日将其抓捕。遗憾的是，当全世界同声抗议中共以言治罪刘晓波的非法行为时，他却在被非法拘留一年后，于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审判中歪曲事实地发出了《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陈词，为中共的司法和监狱美言，还说“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和“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不禁令人发问：如果中共的人权果真像刘晓波所说的如此进步，为什么中共还把无罪的刘晓波抓进监狱，重判十一年？

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词中不但严词谴责苏共践踏人权，还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苏联政治犯名单，由他的妻子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念出来，呼吁苏联政府释放这些政治犯。而刘晓波的同一演讲词中却没有提及任何一个中国政治犯的名字，没有为他们呼吁，反而长篇表扬了中共监狱的三个司法人员和管教；热情美化描述中共监狱的柔性化音乐、人性化管理；高调肯定中国人权的进步。在八九六四民主运动过去二十年后，刘晓波再把他的“无敌论”发挥成“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些还不够，刘晓波在演讲辞中还大篇幅肉麻地描述他与妻子的私情。在这样一个表达思想的黄金时刻，刘晓波竟然发出这样一篇下跪告饶的不堪陈述，而诺贝尔和平奖竟然就颁给了这样一个价值颠倒、逻辑混乱、软弱无骨、人性狭隘的刘晓波，这是何等的荒谬！

五．

刘晓波的拥趸们吹捧说，刘晓波在89年从美国毅然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刘晓波自己也说他已经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一年访问学者的位置。知道真相的曹长青在他的文章《撕裂的刘晓波》中对此有写到：“他（刘晓波）说∶‘八九抗议运动开始时，我还在美国，刚刚接到哥伦比亚大学请我做一年访问学者的邀请信，完全可以吃穿不愁地呆下去。’这说法和事实之间有相当的距离。那个哥大访问学者的邀请，只是名义上的，既没什麽钱，也没有研究项目。刘晓波在纽约期间，邀请他的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连他的面都没见过。他自己也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说吃穿不愁是过于潇洒了点。”曹长青又写到：“刘晓波在89年放弃在美国的访问学者机会回国参加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佳话’之一。虽然在他回国之前的十几天里，我跟他住在一起，了解当时刺激他回国的一些可见因素，但看了《独白》中他坦承的那些决定回国的主要原因——通过‘政治投机’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我仍相当感叹∶他做事情，对其背后的名利得失，竟然可以算到如此这般的骨子里。尽管中国人的‘精明’举世闻名，但能达到刘晓波那种算法的，我相信绝不多见。”

有人会问，既然刘晓波是向中共谏言的“无敌派”“合作派”，为什么中共还抓捕他，还控制他的言论呢？因为，这不是以刘晓波的态度所决定，而是以中共的特性所决定。中共的特性是视所有人民为仆为敌，它不放心任何形式的“奴才”。它不放心说它好话的奴才，也不放心说“老爷，您的袍子脏了”的谏言奴才。在中共眼中，不管你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不管你是合作派还是抗争派，不管你是无敌派还是有敌派，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统统都被它视为敌对势力。出于这个特性，中共才对严控下的人民总是保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戒心。更何况，它还狡诈地想控制和利用刘晓波的极具误导性的影响。

中共对敌策略有所不同的只是，对这些严控下的政治犯的待遇明显不同，对合作派的刘晓波是“人性化”“柔性化”，对抗争派的高智晟和力虹是酷刑。不过，尽管刘晓波说了这么多中共好话，帮了中共这么大的忙去误导民众，却没能达到去海外治病的最终愿望。机关算尽，谁也无法算计死亡何时到来，刘晓波这一把失算了，走得分外遗憾。

随着刘晓波误导的逝去，随着西方媒体爆料中共高层腐败的展开，中共体制的邪恶已经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体制不受人民监督、无视人权、随心所欲地抢占人民财产，这个体制中数百个高官家庭就能掏空国家，就能把人民财产全部据为己有。我们不要再被刘晓波的误导所迷惑，不要看他得什么奖，出什么名，而要看他怎么说怎么写。那些为中共人权涂脂抹粉的都是为其忽悠维稳的几面通吃的投机者。

历史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也不是个人投机的砝码。认清刘晓波的诸多误导非常必要，因为，只有具备正确的认识才能具备正确的行动。只有扫除中共腐败政府渗透污染至民间社会的无所不在的造假说谎、投机取巧、追求功利的腐败行为，才能延续中华血脉，重建有道德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古语道：以巧用兵，以正治国。就是说，搞政治要正，否则就失去公信力。我们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和思维模式，就要从这里做起：正本清源，恢复正气，重建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