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现象：高学历女性选择放下工作选择家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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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5/27/2019 9:52:54 PM 被閲覽數： 29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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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宣含






若政府或学校广设公立幼稚园，将上学时间延长，或提供免费课后照顾，将有助减轻职业家长的负担。图为宾州幼稚园。美联社



更多年轻男性希望拥有更平等的伴侣关系，除了工作外能多加参与家庭生活。美联社



丹妮拉‧詹佩儿（Daniela Jampel）与先生施奈德（Matthew Schneid）都是康乃尔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他们相识相恋，最后都拿到大型法律公司的工作。

两人婚后十年，詹佩儿在纽约市担任律师，每周工作21小时。这份工作让她可以每周有两天在家陪1岁和5岁的孩子，或者有弹性时间处理紧急要事。施耐德则在一间中型法律公司任职，每周工时60小时，大案子快结束前甚至会高达80小时。此外，他晚上和周末都要待命，可能会有工作电话。依每年状况不同，但施奈德的薪水大约是詹佩儿的四到六倍。

施奈德的经济成就，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妻子工作有弹性，让他无后顾之忧。詹佩儿表示：“如果他要工作到很晚或在周末上班，他不会说‘喔天啊！谁要来照看孩子？’他从来不用有这些想法。”



施奈德从事需要长工时的律师工作，同为法学院毕业的妻子则选择兼职，以家庭为重。取自Linkedin


女性拥有高学历，但工作本质造成拥有相同工作潜能的夫妻担任不平等的角色。美联社


目前美国劳动年龄女性拥有历来最高的教育水准。然而，这群教育水准最高的女性却在工作资历和薪资面临最严重的性别差距。在女性各自的工作领域内，她们在大公司担任执行长的比率仅5%，在全美前10%收入者中也只占四分之一。

但是最近出现越来越多证据，让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开始考虑另一个重大原因，而且与性别无关。

长时间工作与无弹性工时可大幅提升报酬，这对于管理阶层和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贪婪职业”（greedy professions）尤为贴切，包括金融业、法律业和咨询顾问等，这也是“赢者全拿”经济的意外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强大到抵销女性教育的效果。

虽然有更多女性获得学历，但需要这些学历的工作开始提供不成比例的薪资，可以全天待命的员工自然有更好的待遇。但同时有更多高学历女性也开始与类似教育背景的男性结婚，生儿育女。当一人在工作上可以随传随到，家里也得有另一个大人待命，通常后者会是女性。

这并非受过教育的女性偏好脱离工作，而是因为工作本质造成拥有相同工作潜能的夫妻担任不平等的角色。

哈佛大学经济学者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表示，为了让家庭收入最大化并养活孩子，一个家长密集工作，另一人则负责较不吃力的工作，这么选择很合理。她表示：“这在多数伴侣间常发生，如果是一夫一妻，女性通常选择退居二线。”
其他富裕国家也有类似情形。在日本，虽然更多女性受到鼓励开始工作，但她们的工作经常受限或选择零工，主要是因为男性可以长时间工作，因此日本还有“过劳死”（karoshi）的说法。欧洲国家有比较友善家庭的政策，但女性仍比男性更难达到高层阶级。

管理工作和“贪婪职业”有极端过劳现象，过劳一词由德国社会学者科塞（Lewis Coser）创造，用来描述“追求独有与不可分割的忠诚”。过劳变得普遍，许多主管加班到很晚或在周末回信，他们也期待下属能照做。

这项转变的原因之一在于科技，现在企业更容易联络到员工，而且员工也能远端工作。企业全球化使得劳工在不同时区工作。越来越多工作要求高学历者在留下或走人之间作出选择，就算他们不抉择，工作变得越来越竞争，长时间工作也会成为某种身分象征。

社会学者车荣珠（音译，Youngjoo Cha）表示，赢家的奖赏可比以前高出许多，你必须在一群劳工中表现亮眼，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长时间工作。

对同为35岁的詹佩儿和施奈德而言，他们不考虑找两份差不多而且工时较短的工作。一来，他们不易找到这样的工作。他们表示：“这些工作是客户服务，如果你不回应客户，可能会有其他人更愿意替你回应客户。”

而且这样的工作选择无法使他们拥有最大收益，现在施奈德长时间投入工作，可以确保未来拥有更高的收入。如果施奈德选择每周工作40小时，他的妻子维持目前每周大约20小时的工作，两人每周总工时为60小时。但他们表示，这样的收入远低于施奈德自己每周工作60小时的薪水。

詹佩儿表示：“额外增加50%的工作不代表可以多赚50%，而是多赚大概100%。时间与金钱的交易并非线性，我花了很久时间才逐渐接受这件事。”

超时工作的奖金并无性别差距，但是更少女性选择超时工作，尤其是母亲。

加州大学经济学者瓦契特（Till von Wachter）表示：“根本问题在于家中要有人照看孩子。”他表示，女性虽具备一切技能并投资自己，但她们无法完全采摘那些果实。

目前有许多方法有机会缩减因为工作分配而产生的性别差距，包括有薪育婴假和反偏见训练等。女性可以多加协商，男性则可以做更多家务事。戈尔丁指出，这些方法多半治标不治本，把这些问题留给家庭自己去妥协。

改变某些作法能减轻家长的家庭负荷，例如普遍实施公立幼稚园、上学时间延长、免费课后照顾以及缩短学校长假。不过研究人员表示，最终解决目的不是要让母亲能够疯狂延长工时，

戈尔丁的研究发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雇主给员工清楚的上班工时，放宽工作完成时间地点的弹性；可行方法之一就是让员工可以相互轮班替补。

员工为了让这件事情成真，必须主动对公司提出要求。企业已经习惯随传随到的员工，通常不会为了表现人道而改变作法。员工必须让公司明白，如果公司不改变可能会失去重要员工，男女都是。

此事已有迹可循。研究发现，年轻男性希望拥有更平等的伴侣关系，并多加参与家庭生活。女性在校表现优于男性，但雇主却失去女性的才能。

史丹佛经济学者布鲁姆(Nicholas Bloom)表示，这代表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工作，但这会涉及很多金钱。企业需要有强大诱因来规画新工作，让他们愿意吸引每周工作40小时而非80小时的高教育知识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