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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美帝落入了中共陷阱

中国人经常说要“合作共赢”，“和为贵”。美国人大概就是抱着这样天真的幻想，开始了与中共的“合作共赢”，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利用经济手段促成中共政治转型。如果要说美帝与中共的合作暗藏着颜色革命的“歹心”，其实也有几分真实。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美帝接纳中共融入世界经济体这件事情，的确给了中共实实在在的利益好处。但可叹的是，美帝的“浪子野心”还是逃不过我们祖宗5000年的智慧！我党看穿了美帝的阴谋，将计就计，布下了天罗地网，诱敌深入，把西方美帝骗进了迷途。从中共混进WTO的那刻起，西方美帝就已经掉进了我党精心设计的陷阱里了。经过20多年的经营，西方美帝已经越陷越深，很难自拔了。虽然美国的不少社会精英已经开始觉醒，已经深深地意识到美国所面临的空前危机。但这种觉醒还没有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很多人还在做“合作共赢”的美梦。现在西方社会面对中国时所面临的困境是进退两难。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绑在一起。如果继续与中共合作，西方世界就会进一步流血，最终很可能会失血而亡。但立刻脱身跳出陷阱已经为时太晚了。双方利益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如果不下壮士断腕的决心，最终必定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拖死。

其实，陷入这种陷阱的，西方美帝并非第一人。中共的传家之宝—“统一战线”，其实就跟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等阳谋一脉相承。陷入“统一战线”陷阱的中国人数不胜数，包括众多的知识分子，著名学者教授等等，最后统统都成了瓮中之鳖。中共在国际上推行的“合作共赢”只不过是国内“统一战线”的又一个翻板而已。到目前为止，中共的战略可以说是极其成功了，只是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西方美帝如果无动于衷，他们将很难逃脱“瓮中之鳖”的命运！

2.“中国模式”的本质

要理解西方美帝面临的险境，万维艺萌网友转载的卢笛文章—“中美冲突的实质与前景”，是个极好的切入点。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中共的发展模式的本质，也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本质。中美贸易战，本质上就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对抗。经过过去20多年的竞争，非常显然，“中国模式”已经占了上风，可谓所向披靡了，“西方模式”溃不成军哀鸿遍野。如果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毫无疑问，中共的经济实力将会大大超越美国。凭借着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中国模式”将会强压“西方模式”，西方只能缴枪不杀了！伴随着“中国模式”的胜利，全球也将中国化。中国化的结果就是民众自由和权益的丧失，以此来换取市场竞争力。西方人不得不象中国人那样受权贵的盘剥才可以生存。在“中国模式”之下，“自由”是没有价值的。西方人不得不放弃“自由”才可以在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中国的今天到时候就是西方人的明天！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是，你只要想想这个现实就可以明白一大半了：台湾国民党的前国防部长郝伯村，本来应该是最坚定的反共斗士才合乎情理，现在居然成了中共的座上宾了，也去中国大陆赚钱乐不思蜀了！金钱的魔力是无穷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毛后的中共深黯此道，所以才有蹈光养晦闷声发财的谋略。中共在经济上的成功已经使香港中国化了，台湾也已经处于中国化的边缘了。全球中国化的进程事实上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可能就是重要的标志！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不到根本扭转，不可能的就有可能变成了可能！中共的钱袋子鼓起来了，他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昔日死对头的台湾国防部长今天可以变成座上客，为何明天的美国总统一定不会跟中国皇帝喝交杯酒？有钱就好办，有了钱一切都有可能！

那么，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竞争力优势？

中国模式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以国营垄断为主导的经济。这种模式脱胎于中共的独裁政治意识形态，是中共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一切资源的思路在经济上的表现。说白了，中共就是要独吞一切，控制一切。所谓集中资源好办事，只是对权贵而言，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掌控国企。所谓制度优势，其实就是权贵自己独吞一切的优势，跟普通人无关。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国内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竟争现象。权贵所掌控的国企在中国国内竞争市场上享有众多特权，吃香喝辣，而私企则象个受气挨骂的小媳妇，整天要看党婆的脸色办事。国企轻易就能从银行得到优惠贷款，有用不完的资金，但私企则挨冻受饿。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中国国企和私企的境况估计也不为过。因此在“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国企当然具有天然的巨大优势，可以所向披靡。相对地，有特权，也必有被歧视的。这些被歧视的群体就是中国国内的私营企业，他们成为中国市场上掠食者的掠夺对象。他们在国内市场上得不到国企那样的公平待遇，是中国模式的竞争中的直接受害者。当然间接的受害者就是广大的中国消费者！

很容易理解会有很多中国精英分子非常崇尚这种“中国模式”，因为他们就是国营企业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看到万维有很多人非常崇尚这种中国模式时，一点都不奇怪。哪个拥有这种特权的人不会从内心里欣赏和兴奋呢？最爱特权的就是中国人。不平等和歧视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垄断性的市场歧视可以说是中国模式的另一个最大特征，这种特征首先就体现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中国国内市场就是一个被国企垄断严重扭曲了的市场。很多重要的行业，不仅外企无法介入，普通的私企，如果没有跟官员合伙，也别想介入。国企垄断本身，其实也是中国市场的一个毒瘤，吞噬着市场资源，窒息了广大私营企业的活力。中国国企垄断的思维，也跟培养尖子学生的思维逻辑一样，是用牺牲其他众多学生的前途为代价，换取一个或几个人的成功。几个人成功了，众多的人失败了。几个国企成功了，无数私企倒霉了，这大概也是中国模式一个侧面！

中国国企掠食完国内的私企，现在又开始向国际市场进军掠食外国企业了。中国混进了WTO，是中国国企在世界自由市场吸血的开始。市场垄断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天敌，这就是为何真正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遏制垄断，不允许任何企业做大到垄断市场的程度。自由经济国家的私企合并，不能随便自己想并就并，必须接受反垄断检验。加拿大最大的两家银行，皇家银行和满地可银行，也曾经想合并，但没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就是因为这样的合并有可能造成市场垄断的嫌疑！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市场垄断很容易变成一条大鲨鱼，挤压其它小鱼的生存空间，恶化鱼类的生态环境。等到其它小鱼都被吞噬干净了，大鲨鱼自己的生存环境也会恶化。其它小鱼都死光了，大鲨鱼自己也没得吃了，也会饿死！所以说，市场垄断是一种会摧毁自由市场的破坏力量。过度的政府干预市场也是。因此，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总是最大限度地遏制垄断并减少政府干预。

但中国经济体则是充满了垄断性企业和政府干预。国企，法院，警察，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是政府开的，政府即是运动员也是裁判。这样的企业比鲨鱼还可怕，当然更有攻击性和竞争力！这就是中国的体制优势。当中国加入WTO后，这样的中国国企进入了国际自由市场，就像鲨鱼游入了渔场，张开血口，吞噬一切。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都在遏制垄断企业，只有中共在精心培养垄断企业，加强政府干预，给垄断国企开小灶加点加菜，这样的国企在自由市场经济里自然会有强大的竞争力，国外的私企哪能得到这样的政府支持和优待？因此，从长远上看，外国企业都不可能是中国国企的对手，因为中国国企的背后有一个强大国家财力的支持。绝大部分外国企业都不可能是中国国企的对手。中国国企将会打遍天下无敌手！

3.“中国模式”下外企的唯一选择

如果“中国模式”成为世界模式，外企必须如何应对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企业要能够跟中国国企竞争，唯一的办法只能跟中国国企一样，也由政府出面。也采用国家垄断经济的办法，倾全国之力跟中国国企拼搏。也压榨劳工，牺牲自由和个人尊严，牺牲环境，以减少生产成本。总之，必须改变自己的体制，向专制独裁体制靠拢。这当然是自由世界的人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继续让中国国企混杂在自由市场里，这一天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情！当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充斥市场的时候，你不改变自己，不向市场低头，不降低成本，你的产品就卖不掉，你的企业就会倒闭，你就会饿死！在你快饿死的时候你就没有了选择，自由和个人尊严就没有了价值！这样的情景其实已经在发生，欧盟中的希腊和意大利最近向中共靠近了就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世界中国化，必定会是中国国企长期游走在世界自由市场的结果！当你抵抗不了中国国企的入侵时，你不投降，不中国化，只能死亡！当“中国模式”在世界高歌猛进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中国模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接受就得死！

中国国企之所以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只有它这样做，其他人让都老实。鱼群中只有它一条鲨鱼时，它就可以所向披靡。如果鱼群中每一条鱼都变成了鲨鱼，它这条鲨鱼也就没有优势了！当大家都守规矩排队的时候，只有它插队它才可以得到便宜。当每个人都不守规矩都在插队的时候，它再来插队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中国国企之所以能占自由世界的便宜，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只有它在破坏规矩，其他人基本守法！

因此，“中国模式”是一种恶性竞争的模式。它会诱使竞争对手采取毁坏自由市场经济环境，让文明退化的方式取得市场竞争力。正常良性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方法无法在“中国模式”下获得成功，获得竞争力。在“中国模式”下竞争，竞争者只能比烂。谁更加压榨劳工，谁更独裁专制，谁就更能获得成本优势，获得更好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逆淘汰竞争模式”。如果全世界的国家都采用“中国模式”进行市场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全世界都要回到丛林中去！中共之所以有那么自信，估计就是中共坚信，西方没有哪个国家敢跟中共一样比烂！他们就是吃定了这一点！

4.对抗“中国模式”的出路

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模式”，自由世界应该怎么办？非常显然，长期上看，自由世界的私营企业不可能是中国国企的对手。让他们参与自由市场竞争，只会毁坏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带来恶性竞争的苦果，导致纷争不断。“中国模式”带来的不仅仅是不公平的竞争，还有各种腐败，文明价值的倒退。这些市场乱象早已经在中国国内呈现出来的。随着“中国模式”向世界扩张，中国国内的市场乱象也迟早会登上国际舞台，污染世界。世界中国化，美国中国化将是无法避免的结局！只要中国国企还在国际自由市场游走，这种可能就会永远存在。

因此，自由世界要避免这种可怕情景出现，必须对“中国模式”作出果断的决定。要不，必须强迫中共接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参与市场竞争（这其实才是真正的双赢），要不，就把中共赶出西方自由市场。“中国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大的污染源。川普坚持中共必须改变经济结构的要求不能有丝毫让步。一让步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依然在西方自由市场里鬼混。这是一个选择“恶性市场竞争”还是“良性市场竞争”的问题。如果自由世界希望有一个良性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中国模式”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如果中共坚决不改变其经济和政治结构，自由世界必须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与“中国模式”作切割。切割的确很痛苦，自己也会流血不止。但至少可以保命。如果让“中国模式”在世界游荡，自由世界连命都会丢。现在是自由世界该作壮士断腕的时刻了！

原文在 http://blog.creaders.net/u/7046/201905/348812.html

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
谢选骏：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
   
   《文明末日：人类正在走向文明瓦解吗？》（BBC 2019年5月7日）报道：
   
   伟大的文明不是被人类灭绝的。是它们自己结束了生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这样总结。这一著作探索了28种文明的兴衰史。
   他在某些方面是对的：通常，造成文明衰落的是文明自身。然而，文明的自我毁灭通常是其他事物推波助澜的结果。
   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过度扩张、气候变化、环境恶化以及缺乏的领导力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同时，让罗马帝国灭亡的还有公元410年入侵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以及455年入侵的汪达尔人（Vandals）。
   文明瓦解通常十分迅速，即便是宏大的事物也无法逃过一劫。公元390年，罗马帝国占地440万平方公里（190万平方英里）。5年后，它的面积骤然降至200万平方公里（77万平方英里）。到了公元476年，帝国已不复存在。
   在人类的历史中，失败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我在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生存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的研究工作之一，就是尝试找出历史上经常发生文明瓦解的原因。历史上文明的兴衰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哪些力量促进或者推迟文明瓦解？我们在当今世界中能看到相似的规律吗？
   观察过去文明的第一个方法是比较他们的持续时间。这会比较困难，因为文明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一个记录文明出现和消亡的数据库。
   在下面的图表中，我将多种文明的生命周期进行比较。其中，我对文明的定义是在其所处的地域内，有农业、有多个城市、占军事主导地位、有延续的政治架构的社会。根据这种定义方法，所有帝国都是文明，但所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帝国。该数据源自两个针对帝国兴衰的研究（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600年，以及公元前600年至公元600年）以及一个非正式、基于社群的针对古代文明的调研（我已修正这份调研）。
   文明瓦解可以被定义为人口持续骤减、身份丢失、社会经济复杂性不断下降。紧接着，随着政府失去了对暴力的掌控，公共服务开始崩溃，社会秩序开始混乱。
   实际上，过去所有的文明都曾面对这样的命运。一些恢复了，一些转型了（如中国文明以及埃及文明）。还有些文明的瓦解是永久性的，例如复活节岛（Easter Island）文明。有时，在文明瓦解中心的城市可能复兴，罗马（Rome）文明正是如此。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像玛雅（Mayan）遗址这样的文明都是像陵墓一样被遗弃，留给未来的旅客。
   这些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未来全球现代文明的事呢？农耕帝国的教训能否适用于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后呢？
   我认为能。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均由人与技术组成。"正常事故"理论认为，复杂的技术系统常常让位于失败。所以文明瓦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与文明涉及的范围和发展阶段无关。
   现代技术可能更先进。但这很难让人相信，我们已经克服了威胁人类祖先灭亡的事情。新发现的科技能力给这复杂的情况加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然现在人类文明是全球性的，但庞大的帝国或者刚建立的小国都一样可能面临文明瓦解。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规模庞大就是对抗社会瓦解的铠甲。我们的全球化经济系统联系紧密，这似乎只会让危机蔓延。
   假如以前的文明对未来有所指引，那会指引向何方呢？一种方法是，回顾历史上文明消亡之前的趋势，观察它们在当代如何演变。
   尽管没有确切的理论解释为何出现文明瓦解，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还是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
   气候变化：气候的稳定性发生变化时，可能造成耕种失败、饥荒以及荒漠化等灾难性后果。阿纳萨吉文明（Anasazi）、蒂亚瓦纳科文明（Tiwanaku）、阿卡德文明（Akkadians）、玛雅文明（Mayan）、罗马帝国（Roman Empire）等在灭亡时都曾经历突发的气候变化（通常是干旱）。
   环境退化：当社会活动超过环境的承载力时，就会发生文明衰亡。曾是畅销书主题的生态环境崩溃理论指出，过度砍伐森林、水体污染、土壤退化以及丧失生物多样性均是诱因。
   不平等以及寡头政治：财富和政治不公可以是社会崩溃的主要驱动力，具有同等作用的还有寡头政治以及领导者的中央集权。这不仅会引起社会贫困，还会导致社会没有足够能力应对生态、社会以及经济问题。
   历史动力学模拟了平等、人口等因素如何与政治暴力相关联。针对早先社会的统计分析显示，这是周期性发生的。随着人口增加，劳动力供大于求，人工变得廉价、社会架构变得头重脚轻。这种不平等削弱了集体团结，接下来便是政治动荡了。
   复杂性：文明瓦解学专家、历史学家泰恩特（Joseph Tainter）主张，社会最终会在其自身积累的复杂性以及官僚主义的重压之下倒塌。社会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集体，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其复杂程度会不断加剧。然而，这种复杂性所带来的回报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随后会反噬这些回报。在此之后，文明瓦解便无可避免。
   能源投资回报率（Energy Return on Investment, EROI）是衡量文明的复杂程度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指的是能源生产过程中能源产出和消耗的比值。和复杂性一样，能源投资回报率也存在一个会降低回报的拐点。政治科学家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其著作《向下的好处》（The Upside of Down）中指出，罗马帝国的环境退化导致其主要能源（小麦与紫花苜蓿）的投资回报率下降，罗马帝国也随之衰落。泰恩也认为，这便是玛雅文明（the Mayan）瓦解的元凶。
   外部打击：换而言之，即“四骑士”：战争、自然灾害、饥荒以及瘟疫。例如，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因为受到西班牙入侵而覆灭。大多数早期农耕国家均因致命瘟疫而迅速消失。在卫生环境恶劣的围城中，人类及牲口聚集在一起，无可避免地导致灾难性的疫情爆发。有时祸不单行，西班牙入侵美洲时带来了沙门氏菌便是如此。
   随机性/运气不佳：对帝国的统计分析显示，文明瓦解是随机的，与时代无关。进化生物学家以及数据科学家兹立巴特（Indre Zliobaite）和他的同事在物种进化中发现了相似的规律。“红桃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是对这种明显随机性的一种常见解释：如果一个物种需要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不断地与大量竞争者作斗争才能生存，那么它们几乎肯定会灭亡。
   尽管已经有了大量的书籍与文章，我们对文明瓦解的原因仍未有定论。現在知道的是：上文所列举的因素均有影响。文化瓦解是一个临界点现象，此时的综合压力已经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范围。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以下危险指数来獲知，文化瓦解的概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以下是其中四个潜在指标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变化：
   气温是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清晰的度量， GDP代表了复杂程度，而生态足迹则是反应环境变化的指标。这些指标已经开始急剧上扬。
   贫富不均则更难量化。经典衡量方法基尼系数（Gini Index）显示，贫富不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轻微下降（但在一些国家内上升）。然而，基尼系数（Gini Index）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仅衡量收入的相对变化。换而言之，如果将两个分别挣1美金和100,000美金的人收入翻倍，基尼系数（Gini）不会发生改变。但两人的收入差距将从99,999美金跃升至198,998美元。
   因此，我也对全球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比进行了描述。1980年，收入前1%的人的收入占全球的16%，这个数字现在上升至20%。更重要的是，财富分化变得更加严重。1980年，收入前1%的人占世界25-30%的财富。到2016年，这个数字激增至40%。由于这些数据不包括来自海外避税天堂的财富和收入，真实情况会更加严峻。
   研究表明，由于化石燃料这种最容易获取、储备最充沛的资源已经耗尽，其能源投资回报率正逐步下降。不幸的是，相比之下，太阳能等大多数用于替代的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投资回报率低得多。这主要与它们的能源密度、稀土元素、以及所需的生产流程有关。
   这让很多文献开始探讨，当能源投资回报率跌至在社会难以为继的拐点时，“能源断崖”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继续改进、能源效率能快速上升，能源断崖才不会是终点。
   复原的方法
   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造成文明瓦解的因素并非全部。社会恢复能力或许可以推迟或者阻止文明的瓦解。
   例如，据经济复杂度指数（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 ECI）显示，如今全球的“经济多样性”（衡量一个国家出口的发展程度和多样性的指标）比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更高。大致说来，国家对单一出口的依赖性比以往更低。不局限于农产品出口的国家更有可能度过生态退化以及丢失贸易伙伴的危机。经济复杂度指数也衡量出口地人群的知识密集程度。技术更为熟练的人能更好地应对危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创新领域，人均专利申请数量也在增加。理论上，如果新技术能够缓解气候变化等压力，那文明在面临瓦解时便不会那么脆弱。
   即便没有“暴力灾害”，文明也可能瓦解。努尔（Rachel Nuwer）于2017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未来栏目（BBC Future）中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文明只是简单的淡去。呜咽一声便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无巨大声响。”
   然而，当我们从整体来看所有这些文化瓦解及恢复的指标时，显然不能自鸣得意。我们有创新和避免灾难的多种能力，的确有理由乐观。但是，从引起过去社会文化瓦解的各方面看来，世界正在恶化。气候正在变化，贫富差距扩大，世界正变得日益复杂，我们对环境的需求超过了这个星球的承载能力。
   没有梯级的阶梯
   这还不是全部。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世界紧密关联，又彼此独立。过去，文明瓦解局限于某个区域之内——那样的文明瓦解只是社会临时退步，人们通常能轻易地回到农耕或狩猎的生活方式。对许多人来说，这甚至是一种从此前受压迫状态的解脱。此外，当时在社会动荡期间流通的武器都比较基础：比如刀剑、箭以及偶尔才会出现的枪。
   如今，社会瓦解变得更危险。在此期间，生物制剂、核武器等武器都能在国家甚至是部分群体中流通。致命的自动化武器等新型暴力武器可能在不远的未来面世。人们变得越发专业化，与食物和基本商品的生产脱节。变化的气候可能破坏我们回到基本农耕活动的能力，让一切无可挽回。
   试着把文明想像成一个简陋的梯子。当你向上爬的时候，你踩过的每一阶都会掉落。从几级台阶的高度摔下来尚能接受，但你爬得越高，就跌得越狠。最终，当到达一个足够高的地方，任何一次从梯子上跌落都是致命的。

随着核武器涌现，我们可能已经达到文明的“终极速度”。任何一次文明瓦解——任何一次从梯子上跌落——其风险都是永恒的。核战本身就可以对人类的存亡造成重大威胁：要么我们的物种灭绝，要么永远回到石器时代（Stone Age）。
   虽然我们在经济上变得越发强大、具有适应能力，但我们的科技能力也展现出此前任何一个文明都没有经历过的威胁。举个例子，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让玛雅文明及阿纳萨吉文明消失的因素有本质上不同。当下的这种力量是全球性的，由人类所驱动，发生的更快、更严重。
   推动我们自我毁灭的并不是敌国，而是我们自己的科技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瓦解是社会发展的陷阱。
   文明的瓦解并非无法避免。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可能走向灭亡，但我们也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吸取过去残存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要做什么：减排、减少贫富不均、让环境恢复到退化前的样子、推动创新发展、让经济变得多元化。政策提案就在那里，缺乏的只是政治意愿。我们还可以投入发展恢复能力。现在已经有很多发展成熟的方案来提升灾后对食物和知识系统的重建能力。不要创造危险而易获得的技术也很重要。这些将阻挡文明在未来遭遇毁灭而变得不可逆转。
   如果我们盲目推动社会前进，文明才会走向瓦解。如果我们对历史充耳不闻，文明才注定会走向灭亡。
   
   谢选骏指出：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为何要正话反说，并用了《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2卷的巨大篇幅，故意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呢？我认为，那是汤因比这个官僚为了帮助英国这个文明杀手摆脱杀害其他的社会与文明的刑事责任！英国不仅用病毒和酒精杀害了北美社会，还用牧场和农场杀害了澳洲社会。中国文明也倒卧在英国的鸦片和枪炮之下。文明确实死于他杀而非自杀，现在也轮到英国自己了。谁是结果英国文明的凶手呢？他已经出生了吗？
(文明死于他杀而非自杀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