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反送中运动要不要“见好就收”？

胡平

港人反送中运动取得阶段性成果。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推迟修例。不少人鉴于八九民运和占中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港人的反送中运动要不要“见好就收”？

在我看来，港人的抗争既然不可能一步到位，“见好就收”自然是必要的。只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情况和八九民运以及占中运动有所不同，因此，“收”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在八九民运中，“见好就收”的“收”，指的是撤离广场（然后转为其他方式，如校园民主，深入民间，等等）；占中运动中，“见好就收”的“收”，是指撤出占领（然后转为对话及其他方式）。这次反送中运动一开始我就指出，香港有集会自由游行自由，人们可以用集会游行等方式自由地表达诉求，而集会游行这类方式本身就是有开始有结束，有放有收的。

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总结占中经验，认为当时太过“有进无退”，感慨群众性的街头运动易放难收。戴耀廷提到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是星期六、星期日才出来行动。戴耀廷认为黄背心模式很值得参考，应该不再进行长期占领，而是有进有退。这次反送中运动基本上采取的集会游行等方式，所以它基本上解决了“收”的难题。

至于说有少数抗议者自发地占领或静坐、围堵，因为群众运动不可能像军队那样令行禁止，这类少量的自发行动很难完全避免，但是它们无碍于运动的主体或主流，一般也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送中运动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勇武”即暴力边缘的行动，例如7月1日的冲击立法会大楼的行动。支持这种行动的人宣称，因为“和理非”无效，所以要“勇武”。《纽约时报》中文网6月17日发表 Keith Bradsher 的文章“习近平治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让步是如何发生的？”。文章说，6月9日，百万港人举行了反修例的和平游行。但政府的立场只是在三天后发生了一场规模更小的示威活动后才开始转变。6月12日的抗议活动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后来发生了某些抗议者撬起砖头扔向警察，警察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予以回击的情况。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学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6月9日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文章引用高敬文的话：“不对当局施加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

我认为，这种以为和平抗议无效，“勇武”即有一点暴力的抗争才有效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港府不是来自民选，因此它常常对民意无动于衷，无论民意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还是以勇武的方式表达。占中运动就是例子。占中期间不止一次发生过“勇武”抗争，但当局并未让步。这次反送中运动之所以能迫使港府让步，首先是6月9日和12日接连两次强大的抗议声浪，还因为港人民意的有力表达引爆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建制派的内部分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尤其是美国国会提出要停止香港特殊关税区等制裁议案。再看2003年反23条立法的那次抗争，港人举行了50万人的和平大游行。那次抗争中并未出现任何暴力成份，但是由于它造成了建制派的内部分化，一批建制派议员反戈，导致立法会无法通过，迫使港府不得不让步。

由此可见，在可以引爆连锁反应从而迫使港府让步的问题上，港人采取非暴力抗争而无需乎加入暴力元素，就可以促成；在无法引爆连锁反应从而迫使港府让步的问题上，非暴力抗争固然不可能取得成效，加入暴力元素也不可能。一些港人采取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高估其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

RFA首发，2019年7月2日。

很多人批评“见好就收”的可操作性，可我认为它背后的体系是更为错误的。它主要包括了对六四运动的反思，大概思路是：六四30年以来中国人不再走上街头争民主是因为六四镇压导致的失败。所以在今后的群众运动中要确保成功，而其中的关键就是避免暴力抗争，或避免向统治者索取“过多”。否则就会被镇压而形成恶性循环，无法实现民主化。

这种论者把（一次）运动成功与否作为考虑问题的最高标准。他们认为“好的”群众运动必须是可控的，每次运动必须是成功的，否则群众看不到胜利的未来就不会加入。并用这套逻辑来解释64三十年来中国民主化的困难。然而，任何群众运动最根本的依靠都是-群众坚持和统治者不同的理念，而不是参与群众相信这次抗争会成功。中国人六四后不再因为争民主走上街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认同中共的统治。本来六四运动争民主的诉求就不是主流，而且民众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相关权利，在30年的洗脑之后，大众更没有为争民主而走上街头的动力了。中国人现在不争民主的直接原因不是由于六四镇压。香港人的争民主运动可能会被中共镇压而暂时失败，但是至少这几代青少年时代没被中共洗脑的，真正享受过民主自由权利的香港人会继续不认同中共的统治。大陆人认同中共统治部分原因还在于，借助文革后的部分开放，借助全球化使得大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而这种收买对香港人则不存在。中共不在乎香港变臭港。新疆人也是类似，虽然更频繁地被中共镇压，甚至上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他们也不会真正认同中共的统治。可见，单单镇压并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想法。群众运动的基础是不认同统治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合作，和平抗争和暴力抗争。“不认同”就是火种，尽管暂时被镇压，只要火种还在，到了下个合适的机会，还会形成燎原之势。而这个基础在多数中国人身上不存在。他们倒不是多么积极拥护中共，而是在中共拥有统治力量时，他们只想服从强者。和80年代的人不同，30年后这种认同背后的恐惧因素变小了。尤其是64后完全在一种洗脑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他们更加主动地认同中共的统治。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确存在由制度冲突造成的文明冲突，不了解这个事实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现状。“见好收”其实本来还包括了“见坏就上”，有“上”才有的“收”。（这些人现在不提“见坏上”了，因为他们的理论无法进行解释）目前大陆的问题是已经没人上了。人们为什么会“见坏上”？是因为他们有是非标准。当他们无所谓好坏时，自然不上了。这才是对中国人现状的完整描述。

见好收论者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人，而且缺少组织、甚至参与群众运动的经验，想当然地认为群众运动应该是可控的，如果不可控就不应该发动群众运动。有类似言论的包括胡平和周孝正。这些赵括纸上谈兵无视常识，其实他们连自己的家人都未必控制的了，还想控制群众运动。而且群众运动是要经历多次失败的，根本不可能总是成功。最后的运动成功总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失败运动的基础之上。这些也是常识。每次运动时，我们应该尽量争取成功，规避损失。但这不等于是，如果一个运动事后证明没有成功，那我们之前就没有必要发起。他们把失败的运动称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一种建立空中楼阁的妄想。搞不懂为什么有理论家花了30年时间进行的六四反思会有这么多的根本性错误。

这种论者极端反对群众采取暴力手段，把反对派采用暴力反抗作为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否采用暴力是由统治者决定。绝大多反对派不会主动发起暴力抗争。所谓的暴力抗争多是防卫性质，政府武力镇压在先。政府想要镇压时，总是会制造出理由，把反抗群众塑造成暴徒。“见好收”论者在客观上是配合中共维稳，把目光紧盯在反抗方是否采用暴力，使反抗方彻底失去道义基础。这些人对暴力抗争的反对是深入骨髓的。面对大陆群众时，他们说暴力反抗不是群众的现实选择，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而采用同样的理由，他们推崇的群众和平抗争也是幻想和无稽之谈）。而面对香港人，特别是他们不屑的所谓勇武派时，当暴力反抗成为可能性时，他们还是要反对。他们仍然无视常识，暴力抗争总是被动的选择。统治者最后做出决定，当压迫过重，而且统治基础出现松动时，暴力抗争就是一种选择。“见好收”论者只考虑当前这种中共占据统治绝对优势的局面，他们似乎暗示这种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他们断言暴力抗争不能作为一种反抗手段。

总之，建立“见好收”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错误的。和西方的拥抱熊猫派类似，他们不了解中国，试图通过一种（很可能是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