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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泰:匿名信事件/30年前的6月4日,你在哪裡/第一批大陸海外留學生來台
發佈時間: 7/25/2019 12:38:52 AM 被閲覽數: 76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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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张敏: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送交者: 幽灵游魂2004/01/29 3:8:35 [文革探索]


言论获罪杀身的徐惠昌
——七十年代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张 敏·

七十年代,上海曾发生过一桩“重大案件”:“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一
位名叫徐惠昌的年轻人,因匿名向中国大陆之外的广播电台写信,反映当时上海的
一些真实情况,而被判处死刑。我访问了两位旅居美国的上海人,当年都是徐惠昌
的朋友。一位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徐邦泰先生,另一位是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的晓龙先生。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记忆回顾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时隔二十多年,细
节的回忆可能会有某些出入。关于七十年代上海的这桩“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一定有很多知情者。希望能借更多人的回忆,补足疏漏,订正偏差,还历史本来
面目。

一、徐邦泰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您出生在一九四九年,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中共建政已经五十年,您
也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和感受?

答: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心里总是觉得很别扭。我觉得这个“共和国”是名
不符实的。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 事关尼克松到上海访问

我八岁来到上海,在上海上小学、中学、大学。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首先就是
文化革命。文革当中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
,黑格到了上海,为尼克松的访问做准备。那个时候,在上海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叫作“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李明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本名叫徐惠昌,
是一个待业青年。徐惠昌因为收听海外电台的广播,后来,就用化名的方式把自己
的想法写出来,投寄到海外的新闻媒体。于是,在当时就构成了一个重大案件。

当时,整个上海都在追查这件事。最后,终于查出来了,他也被抓获了。这个
青年当时只有二十岁,被判处死刑。他被枪毙的那一天,在上海全城游街,我也去
看了,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就体认到这个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
专政,不是吃素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不过就是向海外的某一个新闻媒体投稿,他的所作
所为是新闻自由范畴里的权利。文革以后,他的事情平反了,是作为冤假错案处理
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这个社会当时执行的政策和制度是违反人性
的。

问:您能不能详细谈谈当时的情况?

答:可以。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厂里开会,宣布要查“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
件”。这件事全上海都知道,各单位都在查。我们得知,有一个化名李明的人,向
香港投寄了一封信,内容是他收听了大陆之外电台的广播以后,反映有关上海街道
和一些部门怎样接待黑格,准备尼克松的到访。其中谈到:上海如何要求基层对地
富反坏右和精神病人严加控制,把他们集中起来管理……大概是这类内容。据说,
这封信被发现以后,国务院要求彻底清查,找出写信的人。

◇ 查对笔迹、人人揭发

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发给每一个单位,叫大家查对笔迹,揭发你认识的人中
谁是这样的笔迹。于是我们厂也都在查。我当时是团干部。厂里开大会,党支部书
记传达上面的精神,要求每一个人都看那封信,并且揭发自己周围的人。我也看了
。这件事当时整个上海都惊动了。

那天开完会回到家里,徐惠昌来到我家,把他跟我借的书《约翰·克里斯朵夫
》还给我。当时这种书在社会上还是很难找到的。他还给我书时,还问了我一个问
题。他说:“邦泰,你们厂里是不是也在查一个‘李明反革命事件?’”我说:“
是啊,也在查。”他说:“你看这个人查出来以后会怎么处理?”我不假思索地说
:“肯定得枪毙。”

徐惠昌听到我的这个回答,就靠在了墙上,好一会没有讲话。

这时,我母亲进来了,问他:“惠昌,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是不是生病
了?”他没有吭声。后来我也感到奇怪。

我又讲了一句话:“这个人真笨,怎么写这种东西。”他也没有反应。后来我
又说:“要是真的被枪毙了,那个人就应该像个英雄一样走向刑场,就像《约翰·
克里斯朵夫》书里写的那样。”

他什么也没有说,还给我书,就走了。

过了几天,徐惠昌的一个邻居,也是我的同学,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李
明’就是徐惠昌。”我一听就傻了。在这以后,当然徐惠昌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审
问什么的,结果,就是被枪毙了。

◇ 家破人亡

枪毙的那一天,我去看了。他在上海游街,我看见他在一辆卡车上,被两个警
察架着。那时,死刑犯人的头颈是被尼龙绳勒住的,以防他们叫喊。所以,他的脸
像猪肝那样的颜色,而且舌头都露出了。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我
当然很难过。当时,我觉得他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是总不至于应该被枪毙。
可是,那时候的那种气氛,查办的那种声势,能看出,查出来肯定是要枪毙的。

徐惠昌被捕后,听说他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命,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他自
己写的,结果,他父亲被判刑十年。后来,死在监牢里。他母亲本来就是瘫痪的。
他有个姐姐,姐夫原来是在空四军工作,因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离婚了。他们整
个家庭,真的是家破人亡。

后来我听说他在监狱里也表示悔过,表现出很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但是,最后
还是被枪毙了。文革以后,这个事情经过复查,承认事情处理是过头了,因为不到
枪毙的地步,但认为他还是有罪的。

在文化革命中我曾经参加过很多讨论。当时,有很多案件,有的是所谓“破坏
”什么的,比如,损坏了毛主席像啊,书写什么“反动词句”啊等等。我记得在那
种场合下,一般的革命群众讨论如何处理的时候都不假思索地说“枪毙,枪毙”,
都是这样讲。那时候叫做“群众专政”。有些案子发给大家,一方面“教育”大家
,一方面也听听大家的反应。因为以前讨论别人的时候,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也没
有什么考虑。

可是,这次我看到处理一个我认识的人,他是一个好孩子,很懂礼貌的,也喜
欢音乐,会拉小提琴。因为他家只有这一个儿子,家里不让他上山下乡,就在家待
业。他没有工作。里弄里的婆婆妈妈们都说他很懂礼貌。只是因为收听境外的电台
,当时所谓的“敌台”,关心一些事情,写了这封信,就把一条小命送掉了。我第
一次体认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残忍性。这使我一生难忘。

问:听上去他和你还是很熟悉的,向你借书,你们交往深不深?

答:他是我同学的邻居。有时候,他跟我的同学一起到我家来玩。他跟我年龄上有
差距,所以,只是跟我借借书,我们并没有很深的交往。他喜欢音乐。有些喜欢音
乐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比较容易神经质,他在政治上绝对是不成熟的。当时肯定也有
人收听大陆之外的电台,就是所谓“偷听敌台”。不过他们不会写东西寄到外面去
。因为,显然信是寄不出去的,也很容易被查获。

徐惠昌的事发生在文革时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因为把毛主席
像划破了,或是把报纸上的字污损了而被判刑的,甚至枪毙的都有。可是,听到的
毕竟是听到的,如果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你看着他去被枪毙,印象就完全不同。

〔作者注:徐惠昌之死在徐邦泰的人生经历中似乎蕴涵着某种象征意义。毕业
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徐邦泰,因在大学时代参加竞选人民代表并且当选、后又参与
民主运动,而失去党籍和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格。他来到美国以后,不但
办杂志,还创办过电台。当年这位在上海街头目送自己的朋友徐惠昌上刑场的年轻
人,哪里能想到,二十年后,他自己会在美国创办一个向中国大陆广播的短波电台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在美国创办短波电台的情况?

答:一九九二年我们开始的时候也只有五千块美金,参与工作的都是些义务工作的
朋友。办电台总要有一个录音室把节目制作出来,当时租录音室开价都很贵。在旧
金山东湾一个树林里,有一位越战的美国残废军人涅尔愿意帮助我们。涅尔平时转
着轮椅跑进跑出。他用自己劳动换来的钱在树林里建造了一个印地安式的建筑物,
而且跟两只狼一起生活。公狼放在外面,母狼关在里面。那场战争毁了他的幸福,
他避开一般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很关心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说
那件事给他很大震撼。涅尔帮我们制作节目,他很尽心尽力,有一年时间的广播节
目录音带都是他帮我们制作出来的。〕

二、晓龙谈上海“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

问:能不能请您谈谈您人生中最难忘的事。

答:那就是徐惠昌之死。这件事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往事永难忘怀。

问:能不能请您详细谈谈?

答:当初“李明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大兴安岭。我跟徐惠昌认识是在一九六七
年。我们都是六七届初中生。因为我读书早一年,我比他小一岁。那时候他十六岁
,我十五岁。都是处于那种富于反叛的青少年期。我们都在家待分配。

◇ 他把普希金的一本书全部抄下来

当时,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完了那批具有反叛倾向的十几岁的青少年,觉得这
些人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如果继续让这些年轻人留在城市,可能会威胁到他的
政权。所以,就把他们下放到农村。同时,因为当时各处都在闹停产革命,工作机
会极少。所以就通过“上山下乡”把这些负担转交给社会。美其名曰,“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徐惠昌生病,我也生病,我们都病休在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后,
一起学油画,学小提琴,一起读一些当时的禁书。诸如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作品
:雪莱的诗,《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还有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喜
剧》等,以至于他能够把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这本书全部抄下来。

由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第三年,1969年,我就上
山下乡了,在无可奈何中于十一月份去了大兴安岭。但是,我们互通了很多信件,
两地传书,交流读书心得等。我每年也回上海探亲,能够和他见面。

当时“变相劳改”的千百万知青们,在劳累、苦闷与绝望之中,大多收听大陆
以外的广播,就是所谓的“偷听敌台”,主要是听《莫斯科电台》,那时候苏联是
中国的头号敌人,再有就是《美国之音》,还有一个听得比较少的,就是台湾的《
中央电台》。《中央电台》不像《美国之音》那样比较平和,因此可信度比较低一
些。这些再加上我们阅读的一些文学作品,使我们对于当时大陆情况产生疑惑。因
为当时当局的宣传中有一个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懂得越多,对于他们的欺骗
就越不能相信。

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二年,再具体的时间记不清了。当时,从上海公检法来了两
个人,到大兴安岭,把我隔离审查三个月。那是一种又是拳打又是脚踢的审查。多
亏了在农场有一个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对我不错,事先把我的笔记、信件等都收走了
,使我免了一场牢狱之灾。

那些上海公检法的人问我:“你和徐惠昌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只是书信来往。”

他们问:“只是书信来往这么简单?你在给他的信中说‘多灾多难的中国’,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形势一片大好,你怎么说是多灾多
难?你必须老实交代,否则和他一样的下场。”

◇ 周恩来下令查办

那时候,出了很多事情。结果,我前后被隔离审查关了四个月。到九月份,因
为我受了些伤,加上其它的原因,我回上海养病。九月间,正好日本国总理田中角
荣访华,又是中国国庆节前。共产党每逢大节日常常要杀一批人。当时,在虹口体
育场开了一个万人公审大会。

我那时正好在上海。这次公审的总共有十三个犯人,大多数都是一些刑事犯。
比如说,在上海西藏路、北京路交界的地方,半夜拦截妇女、抢劫的几个人,还有
为田中举行宴会时把和平饭店电路割断的人……刑事犯、政治犯都有。共产党习惯
于把政治犯也说成是刑事犯,直到今天也不分清楚。十三个犯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
是徐惠昌。

据后来我所知,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其实,他一个小青年知道什么
国家机密,他能有什么机密可泄露?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收听了台湾《中央电
台》的广播,里面说你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的话,可以写信到香港的XX号信
箱。年轻人嘛,很幼稚,当时徐惠昌才十八、九岁,按照广播上讲的地址写了信。
他还算聪明,是用左手写的,一共写了三封匿名信,内容是外国元首访华前上海清
理街道,出身不好的被流放边疆……诸如此类。反正写的都是事实。

当时周恩来知道了。他看了以后,提出要把这事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下令当时
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查办,限令他一个星期亲自到上海坐阵破案。据说是十三天破
的案。搞得整个上海鸡犬不宁。到处对笔迹,他们破这案的效率也很高,十三天就
把案子破了。但是,对于徐惠昌来说就很惨。

据我所知,徐惠昌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他好学,愿意学习一些专业性的东西
,他也很向往美好的东西。你想他能够把整本的《叶普根尼·奥涅金》都抄下来。
而且,在他出事情的前一天,他还把向我们家借的东西都还过来。我母亲后来说,
他是感到了灾难就要来临,把借人家的东西都还了。而且,从我和他的接触中,他
没有为了脱罪而出卖任何别的人,没有牵连任何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

一九七二年“十一”国庆前,九月三十号,在虹口体育场进行了万人公审大会
,然后沿着四川路、南京路、当时的西藏路,再转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后到
闸北射击场枪毙的。那时候我就站在天目路西藏路口,在路边想再见他一面。

◇ 游街示众、尼龙绳勒脖子

当时他在囚车队伍的第一辆车上面,是一辆大卡车,车上是戴着柳条帽,拿著
长矛的上海“文攻武卫”队员,车上架着机关枪。徐惠昌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写
着:“现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个字上面打了一个叉叉,是判处死
刑的符号。他的脖子被用尼龙绳子勒着,因为害怕他喊口号。“四人帮”垮台后,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揭露过,辽宁省的张志新,在被枪毙之前,喉管被切断
。对待徐惠昌是把他的脖子勒住。

那天,下着雨。当时的情景对我整个的人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我认为那个政
权是罪恶的。因为据我的亲身经历,徐惠昌不是一个坏人。我所推崇的、在我身边
被共产党关押、杀害的都是好人,对我人生的打击很大。从那以后,我暗中就下了
一个决心,这一辈子应该让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让我们中国人的后代不要因为说
了一句话、写了一封信,就遭受这种杀身之祸、无辜之灾。

徐惠昌仅仅二十岁就默默地去了。许多共产党的高干可以平反,复职以后仍然
位居高官。邓小平复职后,知道要求把他那受其牵连而遭致高位截瘫的儿子送到身
边,照顾他儿子养病疗伤,但是邓小平又在天安门杀了那么多人,这些人的父母亲
人怎么想?

还有特别悲惨的,就是株连九族。徐惠昌的曾祖父二十几岁考上进士,后来当
了吏部尚书。他父亲平时就对他说,要好好读书,争取功成名就。结果,说他父亲
对他进行反动教育,而判他父亲十年徒刑。他的母亲后来疯了。他家的亲戚中有不
止一位在部队当团级以上干部,也都被撤职查办、一撸到底,家道全毁了。徐惠昌
的父亲没有坐满十年牢,就死在监狱里。

问:徐惠昌之死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答:徐惠昌之死直到今天对我的影响都是很深的。多少次深夜梦徊,又见他的音容
笑貌;夜深人静,也常想到他在囚车上被绳子勒住的那一种面貌……我一辈子无法
淡忘。(作者注:晓龙先生说他后来在美国归信了基督教。)

◇ 祸难还会发生吗?

整个的文革十年,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给中国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
毁掉的是几代人,是中国的文明。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和信仰空白。

我不希望徐惠昌的悲剧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再发生。

问:您认为还存在发生这种悲剧的可能性吗?

答:很难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不进行人心灵的洗涤的话,如果还让中国
大陆现在这种政治沦丧、道德沦丧的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再发生这种灾难可能有过
之而无不及。

中南海两边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还挂在那儿。毁掉中国的文明,使
中国倒退这么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二十七年里造成八千多万人死于非命
的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体还放在那里供人瞻仰。人类社会
只有两种社会制度是保存尸体的,一个是埃及的奴隶社会,那些法老保存的木乃伊
;再一个就是共产党国家。仅仅有经济方面的改革是不行的。

我不会忘记徐惠昌之死。

我出国来美前回过上海,还去找过徐惠昌的家,想看看他的家人,却连一个人
也没有找到。徐惠昌的死,对我们这些他的朋友来说,心灵受到的创伤极大。原来
我们曾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但是经过这一切,信仰发生了粉碎性的动摇。

我相信,整个中国是能够改变的,和平演变是在所难免的。

□ 原载《民主中国》1999/3,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30年前的6月4日,你在哪裡?

30年前的64日晚上,我在柏克萊加大的國際樓(International House)。大樓禮堂裡有幾百人主要是柏克萊加大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正要為北京學生籌款,這是一場筹備多日的活動,並非為「六四」而特別臨時舉辦。主持籌款會的,是曾競選上海寶山縣人大代表並當選的前復旦大學(復旦大學在寶山縣境內)新聞系學生徐邦泰。

因為時差的緣故,當天北京發生的事,灣區民眾早就知道了。徐邦泰在台上一開口,說:就在今天凌晨,北京政府向學生開槍了。台下頓時哭作一團。

就在此時,不知有誰大喊:大門口有人指責北京學生。立刻有幾個年輕人怒不可遏,大步向大門跑去,說要揍那家伙。走到大門口一看,卻都住了手。那是一個精瘦長者 ,一拳下去,恐怕會要了他半條命。

此君不是別人,正是之後20多年經常在舊金山中國城街頭或許多活動中,站在塑膠桶或板凳上,大聲疾呼、為中共說好話的早年台灣留學生秦境鈞。現已很久不見這位仁兄,願他平安健康。

那年4月北京爆發學潮後,北京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灣區人的心,主要是「老中」,「老外」也不遑多讓。舊金山中領館前,動輒就有幾千人示威。當時總領事鄭萬珍在北京,館務由兩位副總事高道周和周文重負責。高道周對示威學生比較客氣,「426」社論之前,多次同意把學生的抗議信傳真到北京。周文重則對學生惡臉相向。後來高道周返回中國,不知去了哪裡。周文重則官運亨通,後任駐洛杉磯總領事、駐美公使,再任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大使。

30年前的1989年,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週年,舊金山中國城的親北京僑團,新年過後不久就開始籌備,準備大肆慶祝。隨著北京槍響,他們不但停下手來,而且成立了民主基金會,和其他一些社團如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一起,籌款在中國城花園角廣場重新樹起在天安門廣場倒下的民主女神像。五年後的199464日,銅像正式完成,是中國之外,全世界第一尊在公共土地上的民主女神像。

雕塑民主女神像的負責人,是舊金山藝術大學(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教授Thomas Marsh,但主其事的還有林風眠的學生潘其柳,參與的也有那所大學的多位中國大陸留學生,因為他們有家人在中國大陸,包括潘其柳在內,都沒有公開身份。

在灣區,台灣人社團、大陸人社團、香港人社團,過去很少來往,但30年前的那些日子,「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並肩走在一起。

30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瞬間,但對一個人,卻是很長一段時間不長也不短。對許多灣區人來說,30年前的這一切,也是他們難以忘記的共同記憶。

 

作者/劉暢





1988年12月20日 - 千呼萬喚始出來,在大家的引頸期盼下,第一批五位大陸留學生,徐邦泰、許成鋼、錢穎一、吳牟人,和裴敏欣,終於在今天中午踏上寶島的土地, ...






1993

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合併大會




 范士栋:   老虎

王若望获李登辉接见和八万美元资助 欲统合海外民运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開會方始,朱嘉明跑來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陸鏗身邊。他說:「關於究竟選不選王老師,我很困惑,想向你請教。」還說,「自從你批評邦泰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度以後,他這次決定要大開大闔了。」他們約好下午找個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談談。 三人會談之前,陸鏗對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還是不想當主席,雖然這個決心在眾人的壓力下開始軟化。他認為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風口浪尖,犯不著。民聯五大的時候他就沒有出來選,結果是于大海選上主席。正因為徐不是衝在第一線,所以他的人縁比較好,其他幾個當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況慘不忍暏。民聯「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勸說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們故意誇大形勢的危險,他們說,如果徐不參選主席,胡、王對選,胡平可能勝出,他們說了許多理由。總之,聯委會不想給胡平任何機會,對有很多傳聞的萬潤南也沒有好感,對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顧慮。伍凡和汪岷嘻笑怒罵,「邦泰,你是個膽小鬼,關鍵時刻不敢衝,以後我們都不和你玩了。」從一開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陣反萬派組成了同盟軍,他們聯合起來,操縱著主席團,并左右著大會的局勢。他們正在給性格沉穩,不想當主席的徐邦泰越來越大的壓力。現在徐逐漸認識到,要在這個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除非今後不再搞「民運」。他開始重新估量形勢,把希望寄托在選舉方法上,他相信搭檔選和混合直選是有利於王老的選舉方法。 王當第一把手,他當掌握實權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會談在大廳的一個角落進行。徐邦泰向陸表示并沒有改變初衷,還是支持王出來。徐說,如果主席、副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到時,選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亂,萬潤南掌握票很可能改投給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萬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會輸。這一席話曲曲彎彎,王可能會輸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會贏,而為了不讓胡贏,徐必然要親自出馬競選主席。徐出來選,王老也就當不成主席。陸是個直心直腸的好人,卻沒有搞政治和選舉的經驗,他當了一輩子的記者,現在又上了年紀,哪懂得這麼多的花樣,一時不知所以然。只是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抬上去了,現在又想把他拉下來,果如此你們會變成千古罪人。」話好象很重,其實不得要領。徐心裡嘀咕:「如果我能把誰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選舉了。我又不是毛澤東、蔣介石。」

陸介紹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開選,王當主席,配三個副主席,萬和徐以外,再加一個亞太區的人當副主席。多幾個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對立體現大團結。跟徐搭檔王老是願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聯合,民陣總得有一個。徐不正面回應,卻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王為正,他為副,一定能取勝。朱嘉明則直言不諱說,不希望王老和萬潤南搞在一起。等朱先離開,徐對陸說,「其實我對萬并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你當然知道。」陸原話不動向王若望轉達了三人談話的經過。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覺得這裡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對方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復雜關係,所以仍然堅持正、副分開選。而且說,只要是分開選,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輸給胡平,他也心甘情願。陸又轉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這樣想,如果分開選,他必須參選主席,同時希望大會在選舉方式上能通過搭檔選或混合直選。 石磊雖然年輕,卻很聰明,這時候他是王老的親信,王老有什麼事都會和他先說,有時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擔心王今後會受制於人,所以一直主張聯合萬潤南,以制衡徐邦泰。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堃 去王若望房間交換意見。朱培堃名為徐邦泰的代表,立場卻與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象是朱嘉明的人。兩朱力主排除萬潤南進領導層。王說,你們如果有證據證明萬有問題,我可以放棄萬,否則的話,這是我的權力。王曾許諾過萬,當然不肯輕易翻悔,陷己於背信棄義的地步。朱培坤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你選萬潤南為你的搭檔,那你也別想當選,因為我們掌握了九十張鐵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員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威脅他,血立刻往上湧。

等他們走了,王若望一個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煙,終於作出了痛苦的決定,萬一不行就在大會上宣佈退選并退出會場。「原本我都不想當這個主席,還不是你們再三推我。等我答應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卻又變卦,叫我的面子往哪裡擱?」他越想越氣,一陣晕眩差一點倒下去。羊子趕緊來問,「是不是不舒服?」 王老說,「欺人太甚。」王若望的退選決定與陸鏗有關,陸主張萬一選不上就退選。現在他正在勸萬潤南退選。他說,「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反萬已形成一股強勢力,你即使當選副主席也不會愉快的,為什麼還要死乞白頼地參選呢。為什麼不在海外發揮自己的所長,暫時從民運淡出,轉而經商呢?」 陸和萬都認為參選和退選是一種權利,一種方便自己的權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願意當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兩副,王為正,徐為副,另外再在萬潤南之外選一個民陣的人當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距離正在縮短。現在只要大會認可搭檔選舉方式,那麼這兩個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會最終沒有通過一正二副搭檔選舉方式,也沒有通過混合直選的方式 ,而是最終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直選,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舉,當場可自由報名競選正、副主席的規定。 萬潤南等人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好比下棋,下棋的規則可以改,但改動的規則不能對正在下的這盤棋發生效用。但他們沒有公開提出他們的意見,因為大勢已去,提了也沒有用。這個新選舉規定的得利者是民陣反萬派的楊建利,他報名參選副主席。同時也封殺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在會場上,徐對王老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動氣地說,「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叻浮.敵跄銓ξ胰绾蔚赝瞥纾Y果你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後果要由你來負。」徐遲遲沒有向大會正式報名競選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再過幾個小時,選舉大會就要開始。在徐的房間,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選票預測結果。他倆肯定地對徐說,「邦泰,不要怕,我們穩贏了。就是你不出來選,我們推任何一個人都能打敗老萬。」就這一句話,使得徐下了決心。即使徐不參選主席,那麼自然也會有人出來。子夜臨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間。開門的是羊子,羊子客氣地說了句,「這麼晚還忙?」聽說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來意對王說了,還說,「我們建議你當名譽主席,我們保證把你推上去。」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那就算了。」

早上, 大會進入候選人演說。徐說他在九二年報名競選的時候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他現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諾言。又說他和王若望之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沮喪的萬還在房間裡睡覺,從床上被人叫了起來。王若望和胡平演講完就宣佈退場,萬潤南和馬大維也退了場,姚勇戰、倪育賢等人流著淚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緒開始迸發,整個大會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好象天塌了下來。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罵,也有人以頭撞墻。退場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們代表一些組織分部,後來陸續有人回來,最後的統計是十九名代表退場。

選舉開始。在一百十一張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張,華夏子 得票五張,十七位代表投了棄權票。有些人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為「民運中的爾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老資格的胡安寧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贜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徐邦泰當選為主席,楊建利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會宣告,中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現在成立了。站在一邊的徐邦泰卻一臉凝重,他怎麼也笑不出來。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後不能和台灣搞好關係。他和他的朋友們都不主張台獨,即使在壓力下,他們也不可能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徐邦泰還想緩和和王若望的關係,他在大會上以主席的名義提議王為名譽主席,同時他又讓錢達 去勸說王回來。不一會,錢回來大聲說,王老決定回來了。會場掌聲雷動,許多人破涕為笑。「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震驚了整個會場。 眾人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嚴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上前台,一改以往書生本色,大聲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看,從來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贊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王若望念著大局為重,剛回頭走了兩步,有人,好象是馬大維,勸羊子說,「他要回去你必須勸阻他。」羊子說「我怎麼勸他?」那倆又說,「他要回去你就說要離緍。」那時羊子也已經暈頭轉向,不加思索,轉頭就說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腳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嚴家其,王老還可能走回會場,然而內外夾擊實在使王若望無法抵禦。他的心在流血,因為沒有人理解他。

會後,退場的那批人公開表示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支持萬潤南的德國民陣分部依然存在;萬也仍然以民陣領導人的身份發號施令。民聯在美國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認民聯陣的權威,自行獨立;吳方城成了吳記民聯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國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認大會合法性的,在大會的最後一刻,他還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數不多的新組織──民主黨。然後他們各顯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資源,終於生存了下來,成為海外「民運」的奇觀異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是條溫馴的狗,可以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為自己所用,那麼就不是一條好狗,那是寧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擔心是對的。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就中斷了對民聯陣的一切支持。原來徐在「中國之聲」電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現在也斷了。徐邦泰為了尋找糧草,要去台灣,也沒有人願意出面邀請他。最後不得不請原是學者的朱高正先生 幫忙。會後二個月,徐等人正在為糧草發愁,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焦仁和突然來到舊金山邀請徐邦泰喝早茶。然後,朱嘉明一行來到了台灣訪問。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焦把朱介紹給一些富商大賈。他們很客氣地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只要把銀行帳戶告訴我們,就行了。」十分簡洁,十分明暸,沒有更多的話,以後朱的帳戶裡每月多了二萬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為民聯陣理事長的朱嘉明表示要離開這個組織。他私下說,他以前的朋友現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領導,要為以後的退路著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棄政經商。據說揚州有一個紡織廠是屬於朱的。朱先後在澳洲和東南亞經商,最後成了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常駐代表處的一個美籍僱員。而朱在合併大會上的朋友們和對手們還被死死釘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國之春」的董事長。朱沒有向伍交代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和帳戶。十多年了,仍然沒有人知道朱是否現在還在拿這每月二萬五千美金的台灣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紀青、孫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員抓捕。審問時,一個高級警官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我們對王若望的情況和合併大會了解得很清楚,連他泡茶用什麼茶葉我們都一清二楚。」這話傳到王老夫婦的耳中,因為有施濱海的前例,他們不得不當真。那又是誰呢?中共國安部為海外民運的合併大會召開了慶功會。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海外「民運」的八字評斷:「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访谈万润南-不唱戏了,就做个好观众

2018年06月13日 21:21 PDF版 二维码分享

文章转自网络,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芮虎

万润南,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云人物。八十年代,他创办的“四通公司”是中国当时最具现代化的新兴的大型民营企业,按照他当年的设想,将成为中国的IBM。1989年6月,他因学运流亡海外,在巴黎和流亡知识分子与学生一起创办了“民主中国阵线”,在举起了一面与中共政府对立的大旗,担任秘书长。九十年代初期,先后担任全球民阵总部第二届第三届主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海外民运的重要人物。笔者在九十年代初认识万润南,在民阵分部组织的一些会议上见识了他和其他民运领袖的风采。那时,我就自己对万润南与严家琪的印象,写了篇短文《书生与棋手》。虽然,老万不会下围棋,不过,他常常会用围棋术语来对民运形势加以概括。

不唱戏了,就做个好观众——万润南访谈录
这次值89民运28年纪念之机,笔者来到塞纳河畔,徜徉左岸,缅怀多年前民阵成立大会之盛况。得知老万在巴黎,就乘坐轻轨,转几次车,来到老万在巴黎远郊的寓所,访谈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

来到老万家时,他正在挪动剑兰。多年不见,岁月在他脸上划下深深的沟壑,而心脏病也令他显得更加苍老。然而,心态却很年轻随和。他写的诗句挂在墙上:“渔歌随晚唱,暮鼓伴离愁”,是他此时的心境。

对于过去与当下,他都以平淡语气娓娓道来。采访结束,他送笔者到街口,指给笔者看人们在森林边搭建的巨大的鸟屋。他意味深长地说:“其实,鸟儿还是更愿意生活在自由的森林中”。

(万润南接受《欧华导报》记者芮虎访谈 摄影:李玲)

时间:2017年7月14日

地点:巴黎万润南家

芮:老万,你好,这次我代表德国《欧华导报》对你采访,主题是民主中国阵线巴黎成立大会和民阵民联华盛顿联合大会。

万:好的,不过,由于我的身体状况,医生规定,我只能讲一个半小时。

芮:89年你们在这里成立民阵时,我还在缅甸坐牢。否则,我也定会躬逢其盛。

万:你还是老样子。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

芮:1994年,那时,我刚在博登湖畔开餐馆不久。你和潘永忠,齐墨等人来看我。前不久,我们在德国召开了民阵代表大会,

万:我知道。现在我基本上不出门。言归正传,说穿了,那时众望所归,学生吾尔开希,知识分子严家琪,选他们出来,符合大家的期望。

芮:听说还有

万:他是一匹黑马,在筹备的时候,他没有说要出来竞选。其实,他当时是筹备组员里国内政治地位最高的,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即使不在台前做第一把手,也要在幕后决定民运走向。他觉得自己要决定一切。共产党有个邓小平,他觉得民运也是如此,他要做决定。

芮:他为什么中途才决定出来竞选呢?

万:主要是得到国民党情治系统的支持。这个系统的联合报系老板是王惕吾,在欧洲的《欧洲日报》里有个叫李天多的,属于军情系统,他们关系很好。李天多支持陈一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开会前几天,《欧洲日报》发了篇文章,预测谁会出来领导民运。预测是陈一咨,这匹黑马。事实上,这是用新闻给他造势。我是搞企业的,严家琪是搞学问的,确实不如他老陈搞政治。不过,他熟悉的是共产党政治,民主政治还得从头学。所以,当时,出来一个情况,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具体事情,我认为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学生,出头露面可以是吾尔开希,出谋划策是陈一咨。但是,得有人跑腿,办事,不能说光是头面人物,还得做会议安排,参会者的联络以及交通食宿,大会会场的布置,对吗?就是说,我就是跑腿办事儿。第一届选秘书长,大家选了我。这里就有矛盾了,陈一咨的自我期许,心理预期和大家的想法有矛盾。严家琪比较谦谦君子,他知道自己不是搞政治的,但是也认为陈一咨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太党腔党调了。一开会,陈一咨主持会议,他一开口就是我以民主中国阵线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如何如何。事实上,有一个筹备组,只有一个召集人,当然,他也算是组长,但是,大家觉得不对味,有个朋友说,这老陈今天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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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在北京养成的习惯。

万:当时海外华侨,,对党腔党调非常反感,所以,选举时,陈一咨就没有进入前几名,当然,众望所归还是严家琪,严家琪当选主席。吾尔开希选为副主席。

芮:还是挺顺的。

万:其实不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细节,就是会标摇摇欲坠。我在讲话的时候,突然啪一声斜过来了。原来,开初挂的时候弄得不稳,不过,很快就扶正了,当然,这不是一个好预兆。开个大会,会标差点掉下来了,倾斜了。 我当时说,“看来我们民阵的未来啊还是有风波的,不过,不要紧,你看,我们一努力,它马上就归正了。看来,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芮:这也是你的愿望。

万:民阵一大时,有人说,是“体改所”的决策,“四通”的运作,所谓体改所就是陈一咨,四通是我。当时筹备组的人几乎都是从四通出来的,比如我,曹恩奇,等。当时也有大陆出来的一部分学生参加,看自己没有机会,就退出了,比如沈彤。只有吾尔开希还留下来。吾尔开希这个人感性,聪明,有口才,但不是做具体事情的人。别的学生转得也快,比如李禄回去搞投资。另外,海外的留学生也参与了。后来,陈一咨有一个观点,政治是要操作,你万润南是操作者,他没有当选,是因为你偏心了。其实,是大家的意愿,民主政治,所以他后来就眼里没有严家琪和吾尔开希这些人的。很那个。

芮:大家一起做事,需要相互宽容和支持。

万: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刚开完会,严家琪就给我说,陈一咨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笑)意思呢,搞民运就是这个瓷器活,他有个误解,认为我是操纵。后来的陈万之争就是这么来的。后来老陈用各种力量,来反对我,形成反万派。另外一部分,就觉得老万是做事情的,刚开始反我的人,后来都变成支持我的人了。你们德国的廖天琪,齐墨,李波就是如此。李波开始是陈一咨的人,后来转身就回去了。廖天琪这些人都还在坚持。都不错。呐,我一出来,对民主政治怎么搞,确实不懂,原来是搞、搞企业的嘛,也比较说的不好听,有点霸道,那么人家认为严家琪被我欺负。天琪开始是对我有看法的,但是,一年以后,变成了我的坚定的支持者。华盛顿会议之后,天琪就更支持我了,这是在那种情况下,所谓陈万之争的另一方面。后来,还有一批人,就是留学生,要主导民运,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懂得西方的民主政治。

芮:实事求是,他们在西方留学多年,对于民主制度还是比较了解的。

万:他们有一个组织,叫CC俱乐部,历届全美学自联的领导班子,由他们来决定,谁上谁下。他们也想如此掌控民阵。在民阵成立之前,他们在美国黑堡开会,其中有些成员,比如林开盛,他们当时说我和严家琪,都是从共产党政府出来的,今后要受招安。事实上,他才是机会主义者,结果我们没有回去过,他们却回去了,还说我们被招安,嘿嘿。

芮:能够坚持下来的人确实不多。

万: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海外坚持,他们呢。黑堡会议上,他们也想进来,控制民阵。这个控制权后来多年来都是人们争夺的目标。一,是排除陈一咨,主要是他们的进入,让陈一咨没有当选。他们对陈一咨有反感,认为陈是一副共产党官员的嘴脸,他们接受不了。而在老万和万润南之间,支持谁,要支持严家琪,支持谁,搞掉谁,他们有自己的算盘。他们也提出来,严家琪行吗?是的,严家琪是很好的人,知识分子,没有搞过政治运作,还不如老万,老万搞过企业。当时,他们说,正因为严家琪不行,所以我们才要支持他,我们才有机会,你明白不明白?

芮:是企图制造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领袖?

万:如果,万润南上去了,就没有他们的机会了。所以,一开始,美国留学生支持严家琪,欧洲留学生近距离观察我,还有支持我的。一个组织,谁能承担责任,这很重要。当时海外民运四大人物,人们编了个“四大软”的顺口溜,说方励之嘴软,严家琪肩膀软,刘宾雁耳朵软,万润南心软。因为方励之64之后跑到美领馆躲起来,出来时对政府有承诺,说话不硬气。严家琪肩膀软,不愿意承担责任。,耳朵软,谁给他说什么他都认为有道理。他太太由此责备他,说他总是相信那个最后给他说的人。心好的人就有这个问题。我心软,平心讲,那些人背后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要把他们全部弄出来,这个事情就下不了这个手。

芮:那也是一种宽容。

万:我刚到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我,因为我以前在四通,他们也采访过我。“你原来是搞企业的,现在搞政治,行吗?”我回答,“在搞企业,办四通之前,我是搞技术的,那时也有好多人问我,原来我是搞技术的现在要搞企业行吗?我说试试吧。我还可以,现在,我被迫走这条搞政治的路。”我原来搞技术,后来搞企业都行。他们以为我会说,我搞政治也可以。其实,我说,“搞政治我可能不行,因为我心太软。”说得不好听,心狠手辣没必要,但是有的时候,要敢于动手,这方面,我这么多年民运下来,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甚至是那些特别反对我的人。反对的毫无道理的人也没伤害过。有人写《十问万润南》,我对他说,你应该写《十问邓小平》。我们的政治对手是中共,我们不能把对手搞错,我们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应该相互争斗。

芮:于是,就有后来的华盛顿联合大会,你没有负起责任。

万:在华盛顿会议上我也是这个想法,他们在背后搞的那些鬼,我都知道。而且,他们搞了很多鬼,fax文字的我都有,但是,我总结,还得顾全大局,只要旗帜有人举就可以,我不是非要干这个,我干这个,第一,是逼上梁山,第二,89年,天安门广场死了这么多年轻人,我们总得对历史有个交代,做这个事,是尽一种义务,尽一种责任。有那么多人,当时有个错觉,那么多人反对我,是认为我掌控了民运的资源,在分配资源上,这些人都想得到一份,得不到的人就会反对你。其实,这个资源是很有限的,而且,投资者是带着项目来的,不是说给你资金你就可以自己分配的了。所以,你看,我在台上时那么多人反我,我不干了,就没有人反我了,他们反我的原因就是分配不到资源。现在可能盛雪和老费的矛盾原因也是如此,都认为,资源被对方这个什么了,其实,可能都是一种误会。

芮:确实,需要大家都有解除误会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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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回到当时,后来一年以后,突然,王若望出来了。老的一批三剑客,就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我一开始,就希望刘宾雁和方励之出来,都找过他们,我有一本书,还没有写到那时,只写到89年。王若望出来时,之前的两位都婉言拒绝了。王若望出来,他不是初生牛犊,不过,他不怕虎。

芮:他虽然已经年迈,但是还充满战斗精神。

万:他初次出国,是头老牛,也不怕虎。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当时是诚心诚意给王若望铺垫,希望让他能够上,和他到澳洲,到欧洲各地让大家见面。那时你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吧?

芮:是的,你们也来了德国,当时,我还采访了王若望。

万: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认为,就是说,朱嘉明,杨建利,他们也觉得想要控制民阵啦,第一,必须要把老万搞掉,但是,我不竞选了,推王若望出来了。他们又认为,王若望是个傀儡,他上来还是老万控制,不行,他们要搞掉王若望很大的原因在这里。大会开得一塌糊涂。当然,刘宾雁他们就痛心啊,刘宾雁大叫:天地良心啊!其实,把王若望搞下去,这些人上来也没有干什么,比如徐邦泰,你应该都了解情况。

芮:我当时主编德国民阵分部的会刊《自由魂》,对那次联合会做了许多了解。

万:所以,华盛顿开不成功很大的原因是,本来,民联、民阵默契合作,同一个前提是推王若望出来,最后,民联他们改变了这个默契的承诺。会就分裂了。如果说两个组织从开始达成了一个共识,而临时有人变卦。不但没有将联合付诸实现,反而造成了分裂。

芮:朱嘉明当时任民联什么职务?

万:他没有任什么职务,他原来也是“三所一会”的,搞体改的,和陈一咨一起。不过,朱嘉明在内心看不起陈一咨,但是陈一咨摆着一副朱嘉明是他的代理人的态度,来搅这个局。徐邦泰事实上是一个没有原则,对自己有好处就不坚持原则的人。他原来也是支持王若望的,如果不支持王若望,他民联这个会就开不起来嘛。所以,后来,我责问徐邦泰,他就说,“呀,我也没法。”意思就是,朱嘉明在后面操作。后来,在钱达家里,我当着大家说,“邦泰呀,有人说你是狡猾,有人说你是窝囊,你到底是狡猾还是窝囊?”然后,那个钱达在旁边哈哈地笑说,“老万,你这么问人家,人家怎么回答呀?”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徐邦泰表现得很窝囊,事实上也表现了他内心的小狡猾。所以,我可以讲的就这些,你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芮:想了解一些细节。巴黎成立大会开得很隆重。很多国家外交官员都有来参加,比如美国,派了谁来?

万:具体不记得了,是陈力川负责接待。总得说来,当时法国后来当总统的萨科齐,夏克兰,都到会了。那个,台湾的李胜峰,康宁祥,一个是民进党的,一个是国民党的,后来,胡志强,明居正,都参加了。

芮:是在索邦大学礼堂开的吗?

万:对,那个礼堂,那是很隆重的地方,很多历史性重要的会都在那里开的。

芮:当时,是谁主持?

万:我是做大会筹备,主持是陈一咨啊。

芮:你是怎么到巴黎来的?

万:我是给他们不同,6月8号,有个国际会议,我拿的是香港签证。从香港去了美国。

芮:当时没有限制你出去?

万:差一天。6月9号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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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对,6月9号他们就控制了全国局势。

万:到香港以后,知道有我的通缉令,我就先到美国,因为美国硅谷那边就有我们四通的一个点。给当地学生一起,比如许思可,当时我们在美国就认识了。那么,在美国的时候,严家琪,吾尔开希,还有四通的谁,他们就先到了巴黎。因为那个时候,从非正常渠道出来的,肯接待的只有法国。我是正常渠道。所以能到美国。他们到了法国,正好是7月20日,法国大革命正好200周年大庆,从1789到1989年,那么,对,密特朗总统出面邀请我们来法国参加200周年庆典,我当时在美国,就接受邀请,来参加这个会。顺便筹备民阵的成立大会。给我同一天到的是陈一咨,他是在黄雀行动帮助下跑出来的。他们是爬过蚝田,被人接应到了香港,再辗转来巴黎。在巴黎一个农展所,把我们安置在那里,筹备民阵成立。凭心讲,陈一咨和我起了一个关键作用,在这之前,其他人还停留在悲愤的情绪里,不知道怎么办。那天我记得很清楚,陈一咨和我正好同一天到。我们一起商量,非常有序地开始筹备起来。所以人家说民阵是体改所的决策,四通的运作,这个话是出自陈军,也是美国的一个留学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芮:吾尔开希先到吗?

万: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到的。

芮:美国留学生当时过来多少人呢?

万:过来不少。嗯。有几派,一个是全美学自联的,另外一个叫李生源的,芝加哥的,美国留学生当中呢这么说吧,东部一拨,西部一拨,中部芝加哥那边一拨,都有代表。

芮:德国来的李波啊,齐墨好像第一次没有去吧?

万:齐墨是这样的,什么时候来的不记得了,就是说,李波当时是很明确地跟着老陈,是反万派,德国那边,后来民阵开二大,我去德国有一次讲话,齐墨整理的,整理得很好,《中央日报》头条全版发了。在讲话里,我分析了整个民运面临的形势,我们的对策。那篇文章还可以找来看看,那是齐墨搞的。当然,齐墨就被贴上了万派的标签。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芮:他后来退出民运,写了本书。

万:他说大病了一场,病了之后,感悟了一些。他这个人,他写的也实事求是,角度不一样,对老魏,不应该那样写,老魏有老魏的毛病,你这样写不应该。其实老魏一开始对齐墨还是很器重的,相当器重。当然,齐墨也是鼎力支持。老魏的问题,谁不合他,就是特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老魏有老魏特殊的情况,他有一种受迫害的幻觉。有一回,在美国,他说今天可危险了,开车被跟踪了,我使劲的逃了哎,最后如何如何摆脱了他们,我估计他就是违反交通规则了,于是,哈哈哈,但是,他讲得很认真,他真的那么认为。所以,你给他辩论也没有必要,也辩不清楚,

其实,无论是老魏出来,王军涛出来,我都是鼎力支持的,为什么?因为反对派的力量太弱了,好不容易硕果仅存的几个,你之间还要撕吧来撕吧去,那何必呢?对吧?其实,你给老费,彭小明呀带个话,到这时候了,民运所剩无几了,互相之间还那么,还都把对方看作头号敌人了,这就是位置摆的不正。有些事情,从作风上你看不惯这也正常,那,你说,,共产党官员一个个都是这副样,对吗,还有一个,公的私的一定要分开,说实在。在美国,私人的行为都拿到公开场合下,那有几个人经得起那个?扪心自问一下,好多事情,呵呵呵。

芮:你对自己在海外民运历史上的定位?

万:一个好人。做人,人家没有,能帮人,是你的积福,而这种人没法搞政治。有人让台湾的钱转自己账上,钱达生气,要查,我说,内斗太多,还是给人留面子。不管当时,还是后来的,都没人后来说我什么,因为我也没有说对方如何。肯吃暗亏,坐得起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该唱主角就唱好主角,唱配角就唱好配角,没资格唱戏了,就做个好观众。给人鼓鼓掌,我这个话,不只是说给你听,你应该带给一些朋友。每个人,一台戏,你不可能老在台上唱戏嘛,总得让别人上场嘛,我现在就做个好观众,谁演得好,就鼓鼓掌,对吧?

芮:好的,希望你的这些话能够让大家都听到。另外,你是哪一年去美国的?

万:2000年吧,我孙女出生,2014年回来,14年。后来不能坐飞机,就不能回来了。因为病耽搁在美国,后来养得差不多了,才回来。

芮:你拿的是法国护照?

万:我还是难民护照,居留权,法国绿卡。反正现在我也不出门,出门就要一个专门的旅行证。

芮:你回忆录写到哪?

万:写得差不多了,现在正整理,一共写五本,是《童年记忆》、《清华岁月》、《商海云帆,四通故事》、《政海跌宕》和《诗海余韵,万诗词》。《商海云帆》那本书你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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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没有。

万:哦,那本书出了,潘永忠帮我在香港出的,我送你一本。

芮:谢谢,也谢谢你接受《欧华导报》的访谈。
来源:博讯

禁闻网责任编辑:李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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