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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想要用深圳取代香港为结束一国两制做准备？(图)

看中国





       8月18日，香港170万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的“反送中”和平集会令全世界关注，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美国以及欧洲政界的全力呼吁与正义压力的配合下，中共将武力镇压香港的策略紧急转向为“软硬兼施”，高调宣布深圳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共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送中法案”与中共的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计划有什么关联？深圳可能取代香港吗？我们一起来分析。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高调出台

　　中共在8月18日公布深圳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将深圳市原先的定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圳要在2025年前，在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并在2035年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在世界领先。到本世纪中叶（2049年），建成代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经济特区，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着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

　　与之配套呼应的是中共之前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即要把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珠海、江门和肇庆纳入“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涉及7000-9000万人口。据中共预计，五年内粤港澳大湾区的产值将达两万一千亿美元，会超越东京湾区、纽约大都会区和三藩市湾区三大湾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湾区。

　　在中美贸易战、香港抗议浪潮、全球施压的外部重重压力下，以及经济萎靡GDP创27年新低的内部经济危机之下，中共不得已改变强硬姿态，选择将深圳作为马前卒力图“杀出一条血路”。战术改变的背后，中共在谋划什么，顾虑什么？
是


　　扶植深圳削弱香港中共转变打法的背后

　　1.中共与论战登场放卫星望梅止渴

　　我们首先看到，危局之下中共的“精神胜利法”在隆重登场：中共拿出一贯拿手的“舆论战”、“宣传战”，给14亿中国人放了一颗大“卫星”，勾画出深圳将成为“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以及打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湾区”这一空洞的蓝图，望梅止渴的意图不言自明。

　　随着8月18日宣布深圳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共马上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14亿民众洗脑：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以及各网络媒体、国际被渗透媒体齐声高歌赞美深圳的机遇无限，微信朋友圈内更是一片欢腾，似乎严峻的中国经济问题一下子随之解决了，与深圳有关的个股也纷纷涨停。与香港一江之隔的深圳人，更是沈浸在盲目的憧憬与乐观之中，纷纷转发各种利好预期，《深圳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定位》《深圳，最后的王者》《深圳涨停》这类网文吸引了大量眼球。

　　《华尔街日报》热点文章《在毗邻香港的深圳，人们对抗议者几无同情》就点出了深圳人令人痛心的冷漠与麻木：“周日，在大批香港居民冒着倾盆大雨上街游行之时，隔壁深圳人的普遍认识是，边境的另一边正在发生动乱。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里的人们支持示威者，而他们对于示威者诉求的了解也十分有限。”

　　中共的“舆论战”“宣传战”不仅针对大陆，而且在香港也展开了媒体攻势，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深圳再启大发展港人醒醒吧》这样论调的文章占据了主要版面，力图动摇和分化港人立场、削弱港人和平抗争的意志。

　　2.备胎战略启动进一步掏空香港的障眼法

　　我们同时需要清醒的看到，中共推出深圳备胎战略，摆出甩开香港扶植深圳的背后用意，实际是与武力镇压完全一致的---继续牢牢控制香港、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自由港优势，为中共的权贵家族盗取并转移资金服务；为“一带一路”的扩张战略、为大湾区的发展输送资金、输送人才、输送借壳盗取的技术而服务。深圳备胎战略，本质是进一步掏空香港的图谋，是中共维护权贵家族利益的障眼法。

　　据郭文贵的自媒体披露，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是中共22年来精心策划、对香港掺沙子、对香港优势进行稀释的国家计划。该计划早在习近平任国家主席之前就已进行。据他披露，韩正之所以管港澳，是因为在2012年南普陀会议上定下了“说法”，由韩正代表江家、上海帮的利益。此外，林郑月娥、郑若骅、卢伟聪、李家超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都是江系上海帮人马。

　　另据报导，江泽民家族在海外实质控制的“盗国财富”至少在1万亿美元以上，洗白的资金高达5000亿美元。而这些盗取的资金主要就是从香港洗白并转移到世界各地的，包括投资到美国几大基金和几大科技公司。所以，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一直亲自镇守香港，以确保江家盗取财富的通道一路畅通。

　　香港政治学者方志恒今年在香港《明报》的分析文章中指出：“中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香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外汇来源，是中国突破西方禁运，漂白投资的所在。中国希望将香港转型为“红色中国前哨”。中国要保留“一国两制”的躯壳，掏空香港自治，以确保“一国两制”的香港得到北京“充分利用”。北京强硬打压香港民主运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任何将香港推向民主的改革，都会阻碍北京建立“红色中国前哨”的计划。”

　　仔细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可以看出，中共意图通过互通互联、人口迁移、思想教育控制等方式，继续控制和掏空香港的手段：

　　其一、互联互通。包括基础设施互联，港珠澳大桥已建成通车；金融互联互通，深港通、沪港通、沪伦通已经开通；再利用深圳和大湾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优势，最终把金融平台全部打通，这样中共获取外汇资金就更加容易。其二，从1997年起至今，已有总共有约150万大陆人定居香港，给香港的财政、教育、医疗、出行等造成空前的负担和压力。未来大湾区7000万人里，香港只占750万人，可以想见香港传统优势被稀释和盗取起来将易如反掌。此外，中共正在推动从教育和思想改造港人及其后代入手，从“根子”上解决“一国两制”问题：包括提倡学简体中文、学普通话，把香港的教科书改为广东省的教科书等。

　　中共猛打深圳牌之际，一带一路计划的情形又如何呢？

　　3.“一带一路”后继乏力 中共转移公众注意力

　　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因为“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而被西方国家广为诟病和反对，又面临地缘政治与外汇断流的压力，已经面临停滞，阴影重重，大张旗鼓的宣传少了。这样，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概念，就提到了台面上，成为中共用来装饰门面的新抓手。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机构（CGIT）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海外平均投资为275亿美元，是2018年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更是2017年高峰期的四分之一。此外，作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其在第三世界国际的建筑合同也已经下降。

　　4.数字货币试验田　人民币要脱钩美元

　　除了掏空香港、转换公众注意力之外，中共选择在深圳建示范区还有一个金融战略考虑，就是推出数字货币，实现大湾区金融互通，改变人民币受制于美元的被动局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为中共下一步的野心扩张铺路。

　　8月20日，中国官媒新华网推出文章《深圳获准尝鲜数字货币试点推出宜早不宜迟》，强调中共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也就是将深圳作为中国数字货币的试验田。同时指出，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历时已久，2018年就已经在深圳成立了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率先试点。

　　最关键的意图隐藏在这几句报导中：“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推出将极大地促进跨境贸易，包括跨境贸易融资的发展。”同时，另有不少官方媒体报导，中国央行将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发行数字货币并开展正式应用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将早于FACEBOOK计划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意欲何为？

　　“深圳人先是特区人，后来是大湾区人，如今又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人。”8月18日，新闻一出，有深圳市民这样评论道。

　　确实，中共公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个名称与以往的提法明显不同，刻意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八个字。意欲何为？

　　其实，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中共挑动“城市斗城市”----深圳与香港形成暗中较量的背后，正是要进行两种制度的较量。因为中共是独裁政权，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武力镇压来维系。一旦经济出现大的问题，中共的执政基础就将不稳。设立先行示范区，实际上是拿中国目前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深圳，倾全国之力来拔高，好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来对比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向中国14亿人继续兜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谎言。

　　维护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背后的真相，则是为了保证中共权贵家族的巨额财富与特权能够在他们的官二代、黑二代们手中传下去，“千秋万代”的延续下去。中共权贵阶层实际上绑架着中国14亿人来为自己的家族利益服务。

　　江家代言人韩正重权在握

　　此外，大家不难发现，随着“先行示范区”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的不断升温，韩正越来越显示出实权在握的姿态。

　　据中共官方报导显示，韩正为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分管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等。他不仅是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而且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还是“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于韩正是中共上海帮江派利益代言人，他有如此多的重任在肩，显示出江派依然在中共幕后操控政局。有传言称，正是由于韩正的强烈反对，今年5月中美之间才没有达成贸易协议。

　　用深圳取代香港的几个不可能

　　香港拥有英国建立的西方法律制度，能够直接对接西方的法律体系、货币体系、清算结算系统；香港的信息、资金、人员的流动都是自由的；香港有成熟的民主法制体系；香港更具有与以上优势所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自由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语言生活环境。

　　香港的优势恰恰是深圳的劣势。我们相信，只要在中共的管控之下，深圳的网际网络信息不可能自由，防火墙不可能推倒，货币兑换不可能自由，外汇进出不可能自由，言论更不可能自由。即使深圳不断抛出优惠政策，若干不可能叠加在一起，国际机构的资本大量直接流入深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深圳要想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本不可能。

　　中国官方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全年所获得的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FDI）中，990亿是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80%。

港媒: 北戴河會議達成共識 顔色革命定性香港亂局(圖)

明報/多維



  
  　中共高層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休假已經結束。有香港媒體引述京城消息人士透露，在北戴河會議上，中共高層曾討論香港局勢，研判這是一次由多國和地區情報機構主導的顔色革命。此前，中國港澳辦給出的定性是“帶有明顯的‘顔色革命’特征”。

　　香港《明報》8月17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北戴河休假期間，中共現任和退休高層領導人就香港問題達成共識，一致認爲這是一次由多國和地區、傾軍政情報機構之力主導的針對中共的顔色革命，且有可能擴至金融、貿易或國家安全等領域，依香港現時能力恐難獨支，需有國家力量在背後作“戰略支撐”。消息稱，中共方面已著手准備應對香港危機。

　　消息稱，早在今年1月2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由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參加的專題研討會上，已將意識形態領域安全風險評定爲中國當下七大風險之一。

　　而在此前，中國公安部也在內部會議上提及防範“顔色革命”。“不過當時中共防範顔色革命的主要方向是在內地，沒想到香港修例問題會演變成現在的情況”，消息人士稱，至今中共高層仍希望港府和港警能憑借自身能力，在有限時間內平亂。

　　但若港府力有不逮，中央亦可提供一切法律框架下的“援助”。不過消息人士並未透露“援助”的方式和“有限時間”是什麽，但今年是新中國建立70周年，北京將有隆重紀念活動。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反修例示威造成暴力受傷後，當地政界就逐漸傳出所謂“顔色革命”的說法。例如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吳秋北稱，反對派包圍立法會、沖擊警察等行爲，與“顔色革命”如出一轍。

　　當時《香港01》亦曾引述消息報道，港府內部將事件定性爲“一場由外國策動的顔色革命”；香港行政會議成員黃國健也公開表示認同這是一場顔色革命。

　　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8月7日指出，香港的反修訂《逃犯條例》事件已經變質，帶有明顯的“顔色革命”特征，並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亦于8月13日發表題爲《香港版顔色革命，要推倒的不是政權》的社評稱，城市管理已經癱瘓，政府失去權威，警察不再有威嚴。示威不再是在法律框架下表達訴求的補充方式，而是試圖壓倒法治，重建城市的權力格局，這是典型的顔色革命。

　　“顔色革命”原指2000年代初期，20世紀80、9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獨聯體國家的以顔色命名，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有觀點認爲，美國等西方國家是“顔色革命”的贊助者和誘導者。

　　多維新聞曾有分析指出，在對事件定性的問題上，最關鍵的“變量”在于遊行示威的激進暴力傾向：其一表現在包圍和沖擊立法會，致使合法的政治議程被擱置；其二表現在暴力化，示威者使用磚頭、自制鐵矛與燃燒彈等足以致命的武器襲擊警察。這些都是明白無誤的不恰當行爲，缺乏理性。

　　但事件的關鍵“常量”則在于，香港當地人是參加此次運動的絕對主體。盡管有些人可能是被誤導、利用，更多的人應該是自發而爲。也就是說，數量衆多的香港人自身對問題的焦慮不安，包括對于修例的擔憂，對于中國內地司法體系和港府的疑慮，對于高房價、貧困等經濟民生問題的不滿，才是事件發生的決定性內因所在。而所謂的外部力量介入或者港府處理不當，並非關鍵。這是需要承認的客觀現實，不必諱莫如深、避重就輕。

　　當然，更根本的原因還在于香港的曆史和現實層面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不應該被簡而化之，更不可被忽略。尋求香港的長治久安，需要能夠觸及根本的系統的解決方案。

   　截至北京時間8月18日，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已經因爲“北戴河休假”而在公衆視野中“消失”逾半個月之久。日前，位列七大常委之一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已率先公開亮相，料近日包括習近平本人在內的中共高層將相繼現身。

　　關于此次“北戴河休假”的話題，外界已經傳言不少，但應該說多數屬于當下中國內憂外患的重重壓力之下不可避免的輿論反應。

　　正是在中共高層北戴河休假的這半月之內，香港反修例運動在延燒兩三個月之後仍然沒有收局的迹象，而且因爲形勢的急劇變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運動邊界正在被打破。這令北京備感棘手。事實上，8月初，北京對香港事態變化的認識已經有了明顯變化（更多內容參見《北京姿態驟變：香港處于顔色革命風口浪尖》）。而且，連日來，相較于前一階段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讓克制態度，北京指責激進者暴力襲警，施壓香港國際機場和國泰航空，乃至在深圳集結武警部隊舉行“亮劍行動”展示武力……在過去的半月內，北京姿態越來越積極。

　　事實上，盡管中共高層集體“失蹤”（期間露面的最高級別官員爲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但是沒有他們的授意，這些動作顯然是不可能實行的。從這種“轉變”看，應該可以判斷，中共高層對此應該在“北戴河休假”期間達成了共識。如果說此前北京還存在靜觀其變坐等示威退潮心態的話，那麽在當下中共建政70年在即的背景下，它很難再在“一國兩制”的承諾下繼續投鼠忌器，否則“顔色革命”與“恐怖主義”同樣可能對“一國兩國”造成致命的傷害，同樣會令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的神壇上跌落塵埃，那時“一國兩制”試驗會被證明徹底失敗。

　　第二，也許並不迫切但“致命”的是，北京與華盛頓的貿易和解恐怕已經遙遙無期。一些悲觀的論調甚至已經不期待在美國大選之前實現和解了。當然，不可否認，貿易戰對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都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沖擊，這的確會影響雙方決策層繼續打下去的意志。但是，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人們經曆了太多的希望和失望交織, 僅僅是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日前宣布考慮聖誕節原因而暫緩對1,8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這些消息已經很難贏得市場的樂觀反應。

　　北戴河休假前夕，中美曾經在上海舉行過一次對話，但是這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在過去的半個月中，劉鶴只是在北戴河休假即將結束的8月13日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Emmet Lighthizer）、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Terner Mnuchin）通話，但是從新華社的通稿看，這次通話並不愉快，“中方就美方擬于9月1日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問題進行了嚴正交涉”。這說明，雙方即使通話都尚有困難，更不要說面談以及取得成果了。

　　有理由相信，北戴河談判期間，中共高層曾經就這一問題有過討論。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對弈中，相信中共領導層會將重心轉移到國內經濟調整和對其他貿易夥伴的關系處理上。8月18日深圳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示範區“意見全文”的公布可能是一個信號。這個周末同時也是中國大陸31省區上半年經濟增長數據公布的時間。這對外界預期中國經濟發展形勢顯然是有心理影響的。

　　“北戴河休假”期間的話題中，第三個容易被外界忽視的是，8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有可能討論四中全會的召開。十九屆四中全會是一次被外界“期待”很久的會議。從2018年“兩會”前夕意外連續召開二中、三中全會，中共已經長達一年半時間未有召開中央全會。按照通常慣例，10月份召開一次中央全會應該是說理所應當的。

　　關于一次中央全會召開時間的敲定，通常是由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來“決定”的，從時間上可能提前兩三個月決定，最快的也可能提前兩三天，比如2018年“兩會”前的兩次中央全會分別是：當年1月12日決定了一周1月18日後召開二中全會，當年2月24日決定了兩天後的2月26日召開三中全會（這極爲少見）。因此，從經驗判斷，既然“北戴河休假”前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並沒有宣布召開中央全會的決定，那麽極有可能的情況是8月份的中央全會會宣布。

　　至于此次中央全會的主題，之前外界討論已經足夠多，而考慮中央全會通常討論的話題次序是需要提前數月准備且具有戰略性質的，因此面對當下經濟轉型困境（再加上貿易戰暴露的問題），承繼經濟改革話題做文章應該是大概率事件。另外，精准扶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盡管重要，但是從時間上距離實現目標僅一年時間，因此一次中央全會的定位肯定是更高層次的小康水平。